日期：1957-8-7 作者：杨克成
杨克成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已经是站在大家面前的一个罪人，我只有老实认罪，由于我的错误言行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年一贯相承的，想不周到，批判不深刻的地方希望帮助。
检查思想根源，从：
(1)家庭出身经济基础来看 我的原始思想就是近来对地主资本家的深厚的阶级共鸣和感情，由于我就是四十年来以资本家地主的身份剥削工农的，一旦接触到具体的人，感情浓厚，甚至到个人利害置之度外的程度。我曾屡次检查过也批判过，1955年在北京听到章乃器发言，他说要资产阶级的人不要有阶级感情是不合理的，阶级感情应当有，我又同意他这种说法了。
去年到芒市，如果我有时间回喜州“问亲访友”一番，我相信这一次鸣放当中我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土地改革我没有亲身向大理农民认罪，这就是我受教育不够的说明。阶级感情牵动本质思想发展而为反动言论。
(2)个人政治历史和对待共产党的过程分析来看：抗日战争胜利以前，我就是不希望共产党成功的，而且我还有改良主义的一套办法对待共产党。具体地说，就是农村合作事业，我也说过国民党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和办合作事业才能战胜共产党。反共的根根就在这里。旧政协以后，我的政治态度很明显就是第三条路线。1946—48几年中的文章如经济民主学苏联，政治民主学英、美，当时就是我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有一半是反共思想。对旧政协会议，赞扬军队国家化，即是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从理论思想上检查，就是反对阶级斗争。若不是1948年淮海战役以后，解放战争形势摆明了，我不会站在共产党一边的。这个时期我的行动是观望大势，在安全范围内向共产党表示同情，并没有做积极行动；同时还有共产党对自己不利或怕扣上红帽子自己受到损害的心理。在49年12月起义后自己反而跑到高峣温泉躲避，说明这一思想情况。解放以来，五反运动中表现的抵触怀疑，就是这个政治态度的延续。整风期间反动言论也就是这个态度的本能表现。
现在我补充交代几件事情：
(1)解放前后反苏反共的思想言论：(一)1947年“内政欤外交欤”的文章；(二)1950年在天津问李烛尘关于东北机器问题。
解放前后崇美恐美思想言论：(一)曾写文章经济平等学苏联，政治民主学美国。(二)抗美援朝1959年前7、8月间座谈会上发言说，和美国在大陆上打，我们占优势，海面上占劣势；并说，原子弹不是好玩的。(三)50年10月参观期间，我志愿军出击时，思想上波动是怕建设受影响。(四)今年在政校讲座上说，罗斯福在历史环境上是进步的，因而在捐献工作上不是劲头十足，我是没有什么贡献的，相反起了阻挠破坏的作用。
(2)解放前何绍周有多次见面，例如在厉德寅宴会，多次晚会及跳舞会上和他们夫妇都有交际应酬，李弥和他的老婆也有一次到我大哥家里见过一次面。凭这些关系，最近写了一篇“芒市视察见闻录”，说国民党第八军松山纪念碑上前后任军长的何绍周、李弥夫妇都是常见面的朋友(这篇文稿在六月上旬由湘成带到政治学校内交对台办公室交乐韶成或陆铿)。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李宗黄、王政、杨家麟等都有来往。我在解放前和这些人来往也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当时就是第三条路线的政治态度，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并没有断然拒绝，和他们交往的思想有时还要借他们来增加自己的地位。
关于丁中江逃到缅甸的事，我在1949年云南起义以前没有答应他拿钱办报，但写了缅甸永昌祥地址给他，起义后大军入城以前(49年12月到50年4月)之间在福照街看见他，也并不做检举他的念头，使他从容漏网，到缅甸后继续办报，破坏华侨和祖国的团结，这都说明我当时对解放事业并不是热诚拥护，充分表现了对革命的投机性。丁中江今天继续为害人民，和我的错误思想分不开，我应当负这种后果的责任。
(3)划拨资金事件。1950年7月、8月间我参加永昌祥计划，划拨国外资金100万卢比的措施内容是：一、改统一核算的统帐制为国内外分别核算；二、决定国外资金为100万卢比；三、准备分开国内外资金向工商局登记。
1950年8月以后我北上发生了变化为：一、工商局登记只74亿，国外不报；二、除百万卢比外，还准备以多报成本、少报售价的方式多隐瞒资金；三、使国内报税不实在。
1951年准备改组永昌祥为股份有限公司，那时我等待公司法的颁布，这又是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
我的错误是，这一段时间没有向领导上报告永昌祥资金情况，请示处理办法，怕税收算不清楚，不信任工商政策，向资方传播了对税收政策的怀疑态度，思想实质还是两面性的表现。
(4)镇反土改当中所犯的错误——在清匪反霸期间，我家内包庇宾川恶霸阎德成，永昌祥和他儿子阎元鼎有经济往来，代他隐藏家具，阎元鼎还向永昌祥借了欵跑出国外，官僚地主自杀我还散布同情，并去吊丧，在思想上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以为杀人过多，压力反应力也大。这种言论及行动都是破坏镇反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这个时期我对党的领导土改的同志都是心怀仇恨，我的二哥在大理罪恶滔天，农民要带他回去，我还到处奔走设法替他解脱。在缴减租退押欵时，我一再要求延期，并不立刻处理封建财产，还动用了工商业资金。这个时候，我的和平土改思想也就特别浓厚。
(5)五反运动开始，我把进出口业的斗争场面看成人间地狱，对交代永昌祥的违法行为，起初不肯直接负责，还拿领导上不要由我交代来吓唬群众，在交代当中又以假乱真，当时我不信任党，不信任共同纲领，怀疑五反运动是否符合共同纲领，五反运动结束后，党对我特别宽大，而我认为五反偏差很大，否定五反成绩。
(6)对私改造上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及言行：㈠五种经济平行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私营搞轻工业和茶叶内销，事实上是发展资本主义；㈡有利可得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基础；㈢以四大朋友自居，说国营有困难，不应当乘人之危，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㈣国营发展，说私营检漏沟水，对社会主义阵地扩大有敌视情绪；㈤自查补报时，认为五反后只有印花税的偷漏，自己也拿出15万印花税带头，引导工商业者从印花税上去检查，使自查补报工作受到阻碍，这些都是对私改政策的曲解，因而一贯的持抵触不满之态度，在工作上就强调代表合法利益，经常做了代表非法利益的反映，夸大偏差，使爱国守法教育受到损害。我是昆明民建负责人，民建工作自然遭受到损失；㈥1955年，部份私营工商业户在经济改组中受到了困难，我就对资本家的改造问题和对地主改造问题在生产资料上去看地主分得一份土地，以为进行劳动改造比较好办，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积累了三十年经验，在这方面做得有条有理。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土地，共产党在这方面是没有现成经验的，搞得不好会死很多人，我举了尹嘉成家庭30多口人的例子，说他有一个侄子已经因医药不济死了，还和尹嘉成谈到这件事，他也不满意；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我以兴奋的心情学习，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有残余，在发言中屡次强调对党监督是“纠偏”，而很少说在党的领导下互相监督。章乃器说，既说互相监督，又马上礼尚往来的回敬一句“加强党的领导”，这就起了对消作用。我对章的这种说法口头无表示，心里也同意他。在统战部提互相监督的具体办法时，我提过一条是：检查视察提案的执行效果的常设机构，意思是代替省人委、省政协的视察办公室所做的检查督促工作，由民主党派参加。这个建议的性质就是以民主党派去代替党领导下的视察办公室，是错误的建议，实质上和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一种类型。照我那种建议实行，国家监察机关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省人委的监督作用又怎样进行！这就等于以民主党派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了；㈧今年五月下旬在政协学委会上我发言时，对学习计划提到的自由和纪律的提法，表示怀疑，说，“毛主席没有这样提过，是不是有根据”？我还说，“蒋介石就是拿‘纪律’来对待‘自由’的”。我对社会主义的纪律认识不清，也说明我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还十分严重；㈨对工人阶级领导，我的错误思想具体地表现在对永昌祥职工的态度上，我抓住产业工人最进步这点把工人阶级分割开来，思想上看不起店员工人，特别在五反开始以后，工人揭发资本家五毒行为，我抵触很厉害，对我自己的揭发材料，我不从思想上去检查，而从情节不符上去一概否定，并从思想上形成了积极分子工人是拿资方做踏脚石往上爬的概念，因而抵触情绪长期的保留下来。对永昌祥职工存欵问题，一直坚持己见，不同意严湘成写借条，都是这个根子上出发的，今年我在市工商联代表会议上发言，有一段说到昆明工商界对工人阶级领导，是从理性认识上接受，而没有从感性认识上接受，是因为昆明解放前大工业不多的关系。这个话是有毒素的，增加了资方接受工人领导的思想障碍。
以上就是我在整风以前从历史上到最近的一些思想言行，解放后这七年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并不是毫无收获的，历次运动都有思想改造的成果，经常学习，从理论认识上也有些明确，参观、视察、生活体验实践也有些作用。但是由于过去所受的资本主义思想教育从哲学政治经济各方面形成了顽固的体系，思想根子潜伏很深，受到一次批判暂时压服下来，一有机会就重新抬起头来，这时候接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被挤掉或变成次要因素，资本主义思想又成为主导思想，在鸣放当中，我得意忘形地发生了以下荒谬言论。
1．6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了我的谈话，我个人判断说：“工商界在五反中吃了苦头”和“不让他们吐苦水，为害很大，不能解决思想问题”。接着在座谈会上，我对私改总结工作发言说，不说缺点，是不是怕五反翻案？这些言论，事实上是在工商界“点火”，起了挑拨、煽动工商业者对党和政府不满的作用。目前人民内部还有阶级斗争，这个“火”是“点”不得的，可以使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要不是反批评迅速展开，我的反动言论受到反击，其结果可能引起算倒帐，使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
我的谈话暴露了我一贯对五反不满的情绪，又一次否定五反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我提出“茂恒补结三千多万卢比外汇是不是阴消掉了”的意见是夹杂了很深的私人怨恨在内的，我知道所有的补结外汇案都经宽大了结，但茂恒的数字最大，只是没有公开宣布过，我忌恨这一点，我希望“有错必纠”的原则引用到过时已久的五反处理上来，以满足我个人的报复意愿，我所主张的解决思想疙瘩就是以自己的事例推想别人，把这件事作为工商界的是非典型。
从解决思想问题的问题上检查，我是考虑过的，我当时以为㈠有不满意的把话说出来后，气就消了；㈡必要时领导上加以解释；㈢谈的不合理可以进行帮助说服。在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我碰到民建会员赵家祯，问到他五反判案内容，我还告诉他可以在会内小组上说，我还替他反映，这就是要领导上加以解释的问题，和补结外汇问题一样是需要解释运动中的偏差的，事实上就是要求党向资本家承认错误，把肃反中被斗错的事和五反当中的缺点混为一谈，对党是一种反攻，是反党的言行。多少人都承认五反是吃了甜浆，而我却说“苦头”“苦水”，我应当毫无保留地承认我是最落后的右派分子；
2．我在谈话中又引用了有的人说“税收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况一样”，还引证了李镜天的不确实的材料，我是认为税收已经起了“剥夺”的效果的。这个看法根本是不符实际的，因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还有二十二亿，在这以前，有个别行业和批发商业，当中资金变化很大，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把个别行业的现象看成是税收剥夺的结果，有根本错误，我的谈话不唯证实了这种论点，还把范围扩大。我故意这样喧染和叫嚣，其后果是在工商界中重新挑起对税收的不满情绪，甚至有行商要求退税的行动，使靠拢党的人又和党拉开了，这就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向党进攻。从思想深处检查这个言论行动，就是对党的深怀不满和以自己能代表工商界大胆发言的强烈自我表现愿望，实质上已脱离了在党的领导下做工商工作的立场，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对抗言行。
3．我对大理白族自治州执行对工商业者的统一战线政策提了意见。在说白族大资本家一颗种子不留和州人委没有代表性的白族资本家的那些言论中，不惟言过其实，而且在动机上是不纯的。我只看到喜州帮的小圈子，是留恋旧社会的思想感情，还对土改发泄不满情绪，企图对我二哥那样罪大恶极的人开脱罪行，达到要求释放他的目的。我自己是白族，初解放时，我以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不承认自己是白族，以后经常的以少数民族的政策作为保护自己的防空洞，此次又借白族资本家的地位企图达到私人目的。白族劳动人民重新激起愤怒，揭发了我一家人的罪行，这是完全应该的。我家土改任务未能完成，已得到农民的宽大，我此时又借题发挥的破坏民族团结，我应当接受教育，痛改前非。
4．由龚自知一篇发言中国家体制和党的领导问题引起共鸣，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又加以补充。我曲解宪法上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并以为国家体制行政会议不能突出，和党的领导随时有矛盾。而我所讲的“党委会不是直接领导，要通过行政会议来体现领导，”意思也就是嫌党的领导太直接，太琐碎了，要更间接些，更少些。这和党是领导的坚强核心，党必须领导一切工作，这一意义是不能相容的。我这样主张实质上就和禄国藩主张要求党退到幕后没有什么不同。我受过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学说的教育，我所经常感到党的领导和国家体制有矛盾，就是资产阶级法理学所支配的思想所造成的，归根还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思想体系表达成为言论罢了。我和龚自知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的一致性，就形成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在5月29日晚上省人委宴会后支持他对党的不满的发言，在政治上就起到对党配合进攻的作用。在鸣放中的破坏性是很大的。
5．我提出赎买政策的解释说：赎买在我国还不能就解释为赎买生产资料”，又说“赎买的对象应该是资本家的本领”，我这种提法是不符合列宁在1918年对苏联情况的意思的，又说“今天资本家在业务技术上的确是先生”，这样就使资产阶级分子以财富自居，骄傲自满，可以不必再学习改造，我的思想实质是和章乃器竭力美化资产阶级一个类型。
6．我发言批评农业工作中的缺点时，提到三定评产量和生猪派购派养那样说法不只夸大了党在农业工作上的缺点，而且否定了党在农业工作上执行政策的正确性。说农民反感的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党的领导下，一切政策措施农民都是拥护的，所谓反感实际上是反映地富阶级的情绪。关于生猪饲料问题在宜良没有困难我是知道的，我在发言中就不提，生猪派购派养也有的委员在云南省人委上发言说，亲自看了农民拥护情绪很高，而我自己却在思想上仍然感觉不放心，这说明我对党的领导，对工作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是怎样的不信任。我对社会主义措施不习惯不满意，思想上就否定了党在农村工作上的正确措施。
在发表以上言论的同时，我在行动上也有错误。
一、我向亲属朋友和民建干部都探问过社会上对我发言的反映和不同意见。
二、对民建会员赵家桢，探问他的五反判案内容，并对他说，他的问题可以在民建会内小组上谈，可以替他反映。
三、在民建宣教会上鼓励会员继续鸣放，说“别人怕我们不怕”，我在这时候只认为自己发言已有错误，自己修正就完事，实际上我这样的鼓励继续鸣放，只有挑拨起更多的右派言论行动，使工商界一部份人的思想一时扭转不过来，继续对我表同情。
四、我发言以后，杨卓然在6月15日晚上来找我说，工商界有很多人替我不平，想要联名向各方面递报告。并说，他们准备起稿子，至少有四五十个人。我听清楚了他的话以后，即坚决地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并请他对这些人说，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好意，但这种作法不是爱护我的做法。到了月初，杨卓然又由同乡杨丽东的家里传达告诉我说，现在有些人已经不敢同情我了，话语也改变了，他也不敢来找我了，希望我说话小心些。7月19日晚，他又叫萧文周送条子给我说，我的问题已经宣布为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叫我安心些。这件事说明我在鸣放中的代表落后的右派思想，对工商界所起的煽动性作用是多么严重。而我在谈话发表后，还在一段时间内以这样的心情陶醉着自己，说，暂时代表落后一步再赶上前去，实际上，自己放了火，若不是反批评展开及时，我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以估计了。
从以上言行看，我已经不是站在要把社会主义改造继续推进的立场，而是站在指引工商界回头看的立场，所以我丧失了社会主义立场是肯定的了。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这种思想既不是带动工商业者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一方面走，而是要他们发泄对过去五反税收当中的怨恨，把改造事业向后转(不肯定五反成绩，反而否定五反成绩)，所以是属于右派思想，也是无疑的了。
把我的家庭出身政治经历及一贯的反动言行和当前的荒谬言行联系起来看，我的思想本质已经很明显的是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党的领导是居于对立地位，也就是和历史进步的车轮方向倒逆的。我自己的觉悟水平是很低的，八年来受党的教育培养，经过多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动思想根本没有彻底受到批判，在过去多次思想改造中我检讨错误总是从我接受党的领导的态度着手，总是原因属于不能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和自己和党有距离等等，实际上这不是根本原因，从这次错误看，根本原因是属于反动思想随时作怪，对党的不满，没有从根子上消除，借机就发泄，而个人骄傲自满和狂妄自大、力求表现，一方面是借机会把自己积怨发泄出来，一方面也就表示别人怕说而我不怕说的心情，二者相结合，既使看到对党的威信有损失，又想竭力否定这种损失，对工商界来说，还一味认为是代表了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这样就造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学习马列主义也是以资产阶级思想情感去看待，没有把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建立起来，就容易走上修正主教的道路上去。
我承认这一次的错误是很严重的，由于我的工作关系是昆明市民建负责人，我的错误影响是极为恶劣的，我承认我的错误，更应负错误后果的责任。
我的错误性质更严重的是：我已经屡次受到教育而所得很少，特别在经常把代表工商界落后层的思想情绪当作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这一点是“屡戒不改”，这一次再不彻底改正过来，我是没有前途了。我决心悔过，今天我所交代的并不认为满足，我还要继续检查，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能把过去的罪恶言行彻底洗清，勤勤恳恳的对待工作和学习，我相信我是可以得救的。
我一再痛悔，我在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照顾培养教育，还保存了我一家人不遭到人口损失，对我自身的困难不断予以帮助解决，而我竟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一样，劣性没有根除，随时以怨报德，到现在还对党如此不忠诚，发了这样多的荒谬言行，起了这么大的坏作用，如果再不诚心悔改，以后不会再有挽回机会，因此我衷心要求大家继续帮助。
来源：《批判杨克成反社会主义思想专辑（第二册）》中国民主建国会昆明市委员会宣教处、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宣传科1957年8月15日编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