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9 作者：中央党校校部办公室
中央党校校部办公室（按：赵节同志是普通班第22支部第3组学员。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学习讨论中，赵节同志在不少原则问题上暴露了很多错误思想。党委会和领导小组同意第22支部的同志们对赵节同志的错误思想所进行的批判，并决定将第22支部整理的材料印发，提请全校学员讨论批判。）
6月3日，小组同志到清华大学去参观大字报，当时看到一篇署名“诺兰”和其它几篇替胡风喊冤翻案的文章。主要内容是：一、认为胡风只是在文艺政策上和我们有分歧，他当时反对的是“教条主义”，现在我们的鸣放政策，正符合胡风的观点，所似他不是反革命；二、认为对胡风问题三批材料的编者按，是“断章取义”；三、认为把胡风抓起来好几年没有审判，不合乎法律。小组其他同志看了后，都感到这是一篇很恶毒、带有煽动性的反动文章。可是赵节同志一出清华园就主动的向同志们说：“写大字报的学生是学法律的，懂得法律，他们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三批材料是不充分的，如果中央没有掌握更多的重要材料，胡风是不够反革命的。捕了几年了不公开审判是不够妥当的。”当时其他同志曾加反驳，但赵节同志仍坚持自已的观点。
在6月6日小组会上，他说：“胡风不到逮捕的程度，从三批材料上看，还不够反革命集团。现在呢？逮捕两三年了，还没有拿出来公开审判，照国家法制，应该逮捕后就审讯，抓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也应当公开审讯。”
他说“不审判不对，因这不合乎法律程序。”当同志们提出是不是一定得经过审判程序时，他说“一定得经过！”又说：“人家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逮捕后经过一定时间（是24小时或28小时我记不得了）必须审判的民主和法制，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有吗？不但应该有，而且应该超过它们。”他认为如果对胡风不进行公开审判，就没法向群众交代，群众就会有怀疑有意见。同志们问他，政治犯是否一定都要有限定时间进行审判？如我们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押了十多年才进行审判，溥仪和康泽，我们也已逮捕了好多年了，还没有审判，这些难道也不合乎法律程序吗？他说：胡风与日本战犯及康泽等人不同，日本战犯和康泽等的罪恶，人民很清楚，不审判群众也没有什么怀疑，胡风就不同，群众知道他逮捕了，但是否够死罪，光凭三批材料来看，是不够的，因此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审判，群众就一定会产生怀疑。
还说：“我站在党员身份上来看，中央可能掌握了更重要的材料，但就三批材料来说，根据是不充足的。”
当时同志们向他提出：“胡风集团通过钻进党内来的分子盗窃我们党内机密文件，不是反革命行为是什么？”他说：“他们盗窃文件是为了针对我们在文艺上对他的批评，采取反批评的对策，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比如资本家盗窃经济情报，他们是为了发财，而不是为了反革命。”
有的同志提出：“胡风集团中，就有原来的蒋匪特务，，难道这还不是反革命集团吗？”赵节同志则说：“是的，他们集团中有原蒋匪特务，如阿珑、绿原，但不能说有几个特务就是反革命集团。”
经过几次小组会的争论后，赵节同志说法上有了某些改变，但没有根本改变他的错误观点。他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说：“最近我又看了胡风三批材料，肯定他是历史反革命。但历史反革命活动和现在的活动不一样，历史的反革命活动是具体的政治、组织活动，现在的活动是文艺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是不承认胡风是现行反革命。他又说：“公布的三批材料，是否可以服人呢？看从哪方面看。胡风有历史反革命活动不交代，就可以逮捕，我是同意的。但逮捕了三年，没有公审，从法制上看是有问题的。3年没有公审也应将原因向人民交代一下，比如说我们还没有侦察好。”当时同志问他：胡风到底是不是现行反革命呢？他说：“也可以说是现行反革命，但是，他不是政治方面的现行反革命，而是文艺方面的现行反革命，如果说是政治现行反革命的话，只是在文艺方面包含着政治性。”
彭真同志给我们作报告时，提到胡风只要公审人民就会要求杀头。赵节同志听后在小组会上说：“我看胡风光从三批材料看不出公审就能判杀头的罪，彭真同志那末说，是否中央还掌握更重要的未公开的材料？
在7月7日小组会上他说：“我认为整风运动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都不够，具体表现在：①毛主席2月报告后，很久才提出来，说“整风实际上从主席报告时就开始了”，这叫做事后追认。②由于具体准备不够，所以这次大学搞的很被动，领导上惊惶失措”同志们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又说“‘上边主动，下边被动’的提法，可以不完全同意，但不能不认为被动是事实。”
他又说：“整风准备够不够应从效果上看，毛主席报告传达下去以后，引起了一些问题，毛主席说的‘闹事让他闹够”，起了促使闹事的作用。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就不同了，作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后来他改口说：‘我只说在某些问题上作了原则性的修改’），如果不承认有缺点（指传达毛主席报告）就是‘一点论’。”他又说：“闹事问题，据我了解，上海、南京比北京还严重。这些闹事不能完全说是右派进攻的缘故，我们党内也有官僚主义，否则也是‘一点论’。”
在6月6日小组会上他说：“政协会上梁漱溟提出农民问题，不管梁的论点怎样，毛主席对他大发脾气，我很长时间闹不通。一个领袖不应这样，应考虑考虑。”
在以前他对小组一同志说：“人民日报有很多问题，是教条主义，没甚么看头。我就喜欢看‘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毛主席也说‘光明日报’办的好”
当社会上大鸣、大放，右派分子趁机向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小组其他同志对报纸上揭露出来的我们某些部门和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感到痛心；对“二十年定息”、“取消党委制”、“撤出公方代表”和其它辱骂我们党的言论都很气愤。可是赵节同志却在5月17日小组会上说：“我看了报纸上揭发的一些问题，感到很痛快，认为这一次大鸣大放很解决问题。”这证明右派分子的一些谬论，跟他的情感和认识是相投的。同志们认为要求学校取消党委制的意见，实质上是把党从学校赶出去。他不同意，他认为学校党委的成员，都是些老干部，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他们这些意见值得考虑。他说：“人家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不要党委制这种形式。”别的同志说：“他们表面上不好不那样讲，实际上还是要取消党的领导的”他坚持说：“不能那样认识”。他这种情感，在他后来7月11日的自我检查中也得到了证明，他那时说：“我对费孝通的两篇文章，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真实思想的流露，没有看到他的阴谋。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提出不要党委会，自己搞一套学校组织的文章，当时自己很欣赏它。对‘草木篇’也只当作不健康的东西去对待。”从他对林希翎的看法上，也暴露了他对右派分子并不痛恨。他向一个同志说：“林希翎很有才干，她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她有许多新的观点。”又说：“林希翎有文学才能，如‘苍白无力’这个措词，用的很有力量。”（按：指林希翎说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苍白无力”)
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发表以后，小组开会进行座谈，当时小组其他同志对反击右派一致表示感到很兴奋，认为人民日报社论和工人农民的发言很有力量，很解决问题。可是当时赵节同志没有这种表示，却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如：
①认为点陈铭枢的名值得考虑。他说：“仅就陈铭枢提出的取消党委制和帮助党整风应只提缺点不提优点这两个问题，点他的名是不妥当的。”还说：“如果要点他的名，应该先把他的大批材料揭发出来，否则群众难以理解，会发生怀疑的。”
②认为储安平的言论“没有什么了不起。”同志们批判这种看法不对，他反驳说：“这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也是允许的。”还说：“难道我们的民主不应该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③对章伯钧是不是右派表示怀疑。他说：“过去我们一直把章伯钧当作左派，而且他还参加过共产党，如果他是右派，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掌握更重事的材料”。
④认为工人、农民的发言没有说服力。他说：“工人、农民的意见，有些简单化，没有说服力，也有不对的地方。”
⑤他从“内部参考”上看到有人攻击卢郁文“品质不好”便信以为真，认为“卢郁文当过国民党的厅长，品质有问题。”
总之，赵节同志对反击右派是有疑虑的，正如他在7月11日小组会上讲的：“6 月8日反击右派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觉，一方面，感觉很痛快。另一方面有顾虑，我顾虑的是对右派是否会打击过重了，怀疑这样会产生副作用，怕右派分子不敢讲话了。”并强调说：“后面那种感觉是我当时的主要思想。”
在讨论学校整风参考资料和中央三个指示及小平同志报告的几次小组会上，小组其他同志纷纷检查自己的右倾思想，可是他却认为他对右派分子言论的看法“既不是立场观点问题，也不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一种‘技术性’的问题，是对问题的一种自然的认识过程”。在7月8日小组会上他坚持说：“仅就取消党委制和帮助党整风只提缺点不提优点这两点，点陈铭枢的名，我是搞不通的。我过去的这个看法是对的。”还说：“仅从储安平所提的‘大和尚小和尚’和‘党天下’这两句话来看，是看不出他反动的，就是说毛主席是个大和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又说：“章罗问题，在没揭发他联盟材料之前，单从字面上去看（按系指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7月8日小组会上，他说：“对右派分子的言论，应该采取这祥的态度：一方面考虑这些言论是右派分子提的，另一方面应作独立思考，特别是对触到了我们最痛处的言论，更要进行独立思考。”
在讨论反右派斗争性质时，小组其他同志一致认为是敌我矛盾，而赵节同志却认为同志们的说法不够严密，他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过渡性的矛盾。有同志问：“是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矛盾之间的矛盾呢？”他说不是。但赵节同志着重解释了不是敌我矛盾的理由。为什么不能说是敌我矛盾呢？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些人过去不是反革命。有的同志说：“过去不是反革命，是否可以转化呢？如高饶问题，过去并不是反革命”。他说：“高岗是自杀后才成为对抗性矛的”。赵节同志继续提出的理由是：这些人现在还是人大的代表、政协副主席，这些职务没有去掉以前，还是人民内部问题。
赵节同志到校一年来，从未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大家针对他的上述问题进行批评时，他不但不接受，反而发脾气，说“小组的气氛不对”，说大家的发言“不公平”,说讨论问题“不能用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说“你们是围剿我”是“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右派老虎来”，是“想一棍子打死我”等。当他否定自己的一些言论，同志们找出他的发言记录予以查对时，他说：“这是你们不相信我”，是“强奸我的意见”。同志们见他明明刚说过的话，转眼就不承认，笑了一声，他便大发雷霆，说这是对他的‘讽刺’。在争论问题中，当同志们驳得他无话可说时，他便说：“我不说话了，反正你们没有说服我，我有保留意见的权利。”
当小组把他作为帮助检查的重点，将他的错误思想系统的加以分析和归纳后，他感到“大吃一惊”！但他并不是认识到错误的严重，而是认为同志们把他的问题“扩大化”了。他说：“你们对我有个‘框框’，你们是用片面性的观点，将我一些零碎的话，牵强附会地提到原则上来了。”认为小组对他是“以左倾反右倾”，是“六个人对一个人”。他说：“你们不该光和我争论，你们之间也应该争论，难道你们的意见就没有不对的吗？为什么不互相批评呢，真不公平。”因此要求发言“有平等机会”（即要求每次只有一个人和他对讲）。当他作自我检查时，首先就对同志们声明说：“就这一次，多一次我也不干了。”同志们帮助他分析错误，他专门挑岔子，抓住个别的话（如有的同志说：“现在不是一般的争论问题，而是帮助你检查错误”，“这些问题如在小组会上解决不了，可拿到支部大会上去”等），说这样“不符合中央整风指示‘和风细雨’的精神”，是对他“进行组织压力”。会后他对支部书记说：“支部应该干涉小组对我的这种行动。”支书说：“支部已经知道了。”他说：“那我要求支部转告校党委来干涉他们这种行动。”支委会确定把他的问题提到支部大会上讨论，他知道后很不高兴，说：“你们开支部大会，我不参加，我弃权。”大家在支部大会上对他的错误思想展开批判后，他认为大家对他是“栽诬”，是把他“当成肃反问题搞”，把他“拖死了”等。
开始一个阶段，他不承认他的上述问题是右倾思想，而认为是认识的自然发展过程，所以不作检查，一直到7月18日小组长找他个别谈话时，他还说：“要挑战我应战，要讨论我奉陪，你们说是大是、大非，我说不是，没什么了不起。你们说我有右倾思想，我是有，但不表现在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上。说我自我批评精神差，原则上我同意，但不表现在你们所说的那些争论上，因为我有我的看法。”
经过小组和支部的数次批判后，他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右倾思想”，但只是扣一个空帽子，一讲到具体问题，不是强调“自然的理性认识过程”，就是强调“习惯于从反面提问题”、“独立思考”的方法。他几次发言，都是拼命的辩解，没有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刻的检查。
当同志们批判他“储安平的言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说法时，他感到问题严重，便改口说：“我当时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是说它不反动，而是区别他无心说的还是有心说的。”后来他又辩解说:“我当时是与葛佩琦、王德周等更反动的言论比较而说的，并不是说它不反动。”同志们批判他认为储安平的言论“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也是允许的”这－错误论点，他硬说他这句话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好。”
对胡风问题，他本来是站在胡风立场上替胡风辩护，可是他现在硬说他那时是：“怀疑动摇不定”,是“特意从反面提问题”。对清华关于胡风问题的反动大字报，他明明是“同情”“共鸣”，采取了“支持”态度，可是他硬说是“基本上是反对的”。
在争论问题中，他说与小组其他同志“没有共同语言”。为什么没有共同语言？他认为原因不是立场观点不同，而是经历、业务特点和思想方法不同。他认为他对上述问题所以与大家有严重的分歧，是因为他善于“全面考虑问题”,别人看问题“片面”,他习惯于研究材料，习惯于从反面提问题，喜欢“独立思考”，而小组其他同志“都是工农干部，上边说什么，听什么，盲从，人云亦云，不‘独立思考’”。他所持的“不应点陈铭枢的名”，“工人、农民发言没力量”等等看法，在他来讲，没有什么错误，因为他都是从“业务（新闻）角度出发”。
有些错误事实，赵节同志虽不否认，但不检查思想，或者说是“忘了”，或者说：“我一定是在一个什么具体情况下说的，要不我怎么会说那样的话呢？”或者说：“我说是说了，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有一次他对小组一个同志讲：“比如我手里拿着铅笔，可是我嘴里却说给你剪刀，你有没有这个时候？”那个同志说：“我没有。”他拍拍那个同志的背说：“你小伙子身体棒！”意思是说，他有些言论，并不是思想错误，而是由于身体不好，讲错了。
来源：《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10号，1957年8月9日校部办公室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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