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2 作者：费孝通
费孝通复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章罗联盟复辟资本主义社会阴谋的一部分，我是一个主要的鼓吹者和组织者。
1．1949年高等教育委员会（即后来的教育部）颁布了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方案，其中没有社会学系的课程。当时北京的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社会学的教师有各种猜测。我就主张由三校社会系推了代表一起商量。我记得在三校都开过会。最后搞出了一个“共同意见”。这个意见中我的主张是很多的。主要是提出了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暂时不要取消，等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以社会学系的课程为基础，另设重点专业，如民族、劳动等。后来各校就开始分民族组、劳动组等。我又根据这个“共同意见”写了一篇“社会学系怎样改造”，在新建设杂志发表。
这种活动实在是煽动群众抗拒领导，而且进行组织，提出和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方案。这是反党的活动。但以解放不久，没有追究，但事实上，拖迟了社会学系的取消。这件事发生在我反对院系调整之前，所采取的方法是一贯的。说明了从解放开始，我就已经进行了这一类的反党活动。对于自己切身利益有抵触时，我不但既有反抗情绪，而且进行鼓动和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这个所谓共同意见暴露了我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由于大势所趋知道要全部保持原样是不成了，所以提出所谓“改造”的口号，而且在上述那篇文章里说：社会学中有一部分“好像儿童福利、工厂检查等并不是直接维持反动统治的。”这类课程还有相当用处。而且还有一些认为是已经“夹带了马列主义的课程，如社会发展史，社会调查研究，主要问题是在淘汰非马列主义的部分，把它发展起来。”而且怕要求改造得太快，又说：“观点和方法的改造是要逐步的，不能过分急躁。”还说“社会学系在本质上是较其他社会科学学系更接近于科学的社会学，至少他们传统的包袱比较轻些。”这些是欺骗人的托辞。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用来和马列主义斗争的工具，也是最反动和最腐朽的一种，而我给它披上一张画皮，想托名改造来保持它的存在，因之也阻碍了原来社会学教师的改造，还招了不少学生去学习这些腐朽的糟粕。
还可以从此看出，这一年来复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阴谋，在思想上看和当初是一样的。过去几年，我只是把这个反动的思想包藏了起来，并没有消除。
2．1951年我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离开清华，我心里是不满意的。但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道大势所趋，所以在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社会学系，我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对于许多原来是社会学的教师在改行或改教别课时所逢到的困难却常常心怀不平。认为他们受了委曲。
我这种对党不满的情绪，到了1955年在民盟开始搞知识分子问题时，就表现了出来。在北京，我特别对李景汉表示同情。我找他开座谈会，把他的情况反映和宣传。1955年12月29日盟中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第一次汇报会上罗隆基就用这个材料，更加以夸大，他说：“如人大李景汉原学社会学，现在改学机械，前后共调五六次之多，据我所知道的还不只他一个人。”所谓五六次之多是夸大之词。
1955年12月我到江苏视察，在南京又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找了原来教社会学的柯象峯、朱约庵谈了话。今年我再去江苏时又约他们谈话，并且想请他们到民族学院来。
在1955年的视察中，我不但关心旧社会学教师的安排问题，而且扩大到其他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问题。我经过上海时听到上海的财经学院有很多教师“有业无务”，在北京民盟一次会上遇到上海财经学院的副院长（教院长？）吴承禧，又进一步追问他这个情况。1956年上半年，大约是5月，听到盟市支部反映北大经济系小组中有所谓“社会科学无用论、潜力枯燥论和国际水平不定论”的怪论，很感兴趣，要市支部到北大召集座谈会，我亲自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在陈振汉家里召开的。老教师到得很少，而且有人对这些怪论作了批判。但是我还是要求他们为旧经济学前途作一个怎么办的建议。后来我去了西南，没有继续。
3．我从西南回来，1957年2月，向专家局和统战部汇报时，都强调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人员的安排问题。同时我提出了一个主张，认为这些人一个一个安排是不胜其烦，必须学工商业改造，一行一行想个办法。我这个主张表示已经从旧人员的安排问题走入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本身问题了。我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工商业相比是错误的。工商业有物质基础，生产关系改变后，物质基础还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改变了，这些上层建筑就只有反动性了。作为一门学术系统是无可利用的。作为一个这些科学的工作者才谈得到改造。而我是在想对这些学术打算改造，所以是错误的。专家局和统战部要我对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并提出一些情况和建议来。这是可以的，但是我却又错误地体会了领导上的指示，认为支持我的看法。记得在统战部我还提出要大规模地调查一下，但当时就否定了。实际上我早已动了所谓“社会科学改造”，其实是复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打算。经过了这两次汇报，我劲头就大了，胆子也大了。
4．在我西南回来之前，吴景超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学的一得之见（今年1月号）。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问题。我回到北京又听吴文藻、吴景超说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集了一个座谈会，（这个会我没有参加）而且据说，可以考虑恢复社会学的问题。我就信以为真。
2月中旬，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来找我，要我发表关于社会学的意见：我同意他写一篇文章。就是2月20日在文汇报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
3月初我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我听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之后，又有一种想法，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我在文汇报上所提出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和人的关系”，我认为主要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我认为社会学有了新的内容了。所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就作了一次发言。由于上列我一系列的错误认识和对党的政策的错误体会，我原来对取消社会学的不满情绪到此就不加压制地暴露了出来。这是基本的动机。我在宣传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在子民堂开会的那一次）就发表了这种议论，认为院系调整时把社会学取消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当改造而不是取消的话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公开地说了出来。在大会上的发言是这次议论的重复。在发言中，我又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当按行改造，使旧人员能归队，作全面安排。这样公开地向党提出了复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反动要求，鼓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人员归队来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向党进攻。
5．3月20日左右，雷洁琼、严景耀请广东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他是来参加政协的）吃饭，邀请了老的社会学同行，原是社交性质，有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景超、潘光旦、吴泽霖（刚在京开民族调查汇报会）、林耀华和我。我利用这个场合，引导大家谈到社会学的事。并且约定过一个时间，由我约请大家再谈。
新建设杂志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给我，说中宣部要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多做些工作。因此可以由他们邀请吃饭，并座谈社会学问题。座谈记录由他们发表。我同意了。为了便于座谈，我约胡广钧（也是回京参加民族调查汇报的）袁方（劳动干校，陈达的秘书）先准备一个发言稿，胡写出后，我没有修改交给新建设打印，用胡的名义，发给大家。
这个座谈会是4月10日召开的，出席的有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袁方、张之毅、胡庆钧、金慰天、王康、王庆成、张绪生、沈家驹等20余人。各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一部分记录在新建设7月号发表。我当时并没有发言，新建设所发表的是在6月中补写的。那时新建设要发稿，催得很急，我在开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开会时写的。那时已看到人民日报反右派的社论，所以所说的话已经和过去不同。
在那个会上造成了一种空气，就是领导上已经同意要恢复社会学，要讨论的是怎样搞法。讨论中实际上是有分歧的，一种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一种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当然后一种口头上是不这样说的。我就主张不妨先不讨论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没有区别的问题，我甚至说要不要社会学这个名称都不关重要；只要从实际的社会调查入手，就可以积累许多资料，有了资料再作计较。这是用方法来代替理论，在表面上看不出它的反动性，但是调查些什么？怎样调查？记录些什么资料？这些资料作什么用？这些问题上就有立场、观点、方法的差别。我不提这些，只提出人口、家庭、儿童、犯罪等问题来，就是想掩盖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面貌。最好的证据就是我在江苏农村的调查，由于立场错误，没有从阶级分析，结果提出的结论是反社会主义的。我当时心理所要做的正是这一类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从那些和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现象入手来调查，和我所做的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一样，结果必然是出现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料。所以关键问题是在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不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调查，而我却主张避开这个关键问题，实质上无疑的是出于要隐蔽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
6．就在这个时候，4月10日左右，民盟召开关于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我因病没有出席，但是根据座谈会所提出的问题我书面发表了意见，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社会科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发表了露骨的反党言论。
我提出了怎样发挥许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问题，而归咎于党对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而且说“这个态度问题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发挥不出来的。”这种提法很明显的把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完全避开了。而事实上旧人员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所发挥出来的就只有反动的力量罢了。
我又诬蔑党轻视科学遗产，不去批判接受旧社会科学。但是问题是作为一种学术，必须有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旧社会科学这一套理论是不是人民可以利用的遗产呢？显然不是的，这些是旧社会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不可能接受下来，用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阶级要消灭，阶级的上层建筑也只有消灭。但是我却说：“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有错误有缺点的，因为它受到阶级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资产阶级要用它来解决它社会里的问题，虽则它不能解决这种社会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实，这一部分知识还是应当有用的。”这是实用主义的说法，否定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那就充分暴露了要复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真面目了。更进一步鼓动这些旧人员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地位。我说：“如果社会科学被人轻视，我想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队伍里自己没有团结，没有发挥力量的结果，怪不得别人。”又说，必须先改变了对旧社会科学的态度，就是承认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合法地位，“才谈得到真正对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这是极为荒谬的，因为既然承认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合法地位，那就谈不到改造的问题了。
这个露骨的反党言论却在章罗制定科学纲领时被采纳进去。当我看到那个纲领的草稿时，（6月20日）我还觉得说得不明白，所以在曾昭抡要我修改时，我就动笔在这一段话的下面，更明确的提出，“应恢复的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重视的即重视起来。”这样肯定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口号。
7．我在江苏视察时，大约在五月中旬，看到文汇报上发表的消息科学院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其他是陈达、吴景超、吴文藻、雷洁琼、袁方。我从江苏回到北京吴文藻告诉我，中宣部科学处约了在京的社会学家又开过一次会，拟定这些人筹备。袁方又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就主张开个会商量。但事实上，我并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通知和交待我任何具体任务。我又信以为真，积极的进行筹备工作。
6月9日在陈达家里开会，又邀请了李景汉参加。那一天谈4个问题。第一是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陈达已经准备了一个人口问题调查计划，现以河北省的一个县作试验。我支持了这个计划，并建议首先以这个计划向科学院提出。科学院已经答应的经费和编制划归这个计划。我支持这个计划的原因是认为人口问题是已经有了把握的。最初在2月里劳动干部学校已经邀请我们开个座谈会，我想一定是经过党的领导上批准了的。后来又在听国家领导人报告中也提到了人口也应当有计划，要组织研究机构，我认为那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在新建设4月号我还发表了一篇“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的短文，（也就是劳动干校座谈会上的发言）。随后，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一系人口问题的文章。这样造成了错觉认为恢复社会学首先可以从人口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我支持了陈达的人口问题计划，并且鼓励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另请专款，来实现他人口调查实验县的计划；6月9日开会之前，袁方（陈达的秘书）几次和我通电话。我因为知道科学规划委员会就要开会，我曾打算在会上提出社会调查的计划来，所以催促他，在6月10日前召集一次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
关于人口问题研究机构，陈达是主张建立在科学院里，我也支持。建议可先成立一个规模较小的研究室，直属社会科学部领导，嗣后发展成社会调查研究所，包括其他的农村，城市等研究室。
我心里的打算是人口研究归陈达去主持，我自己的兴趣是在再开辟几个社会调查的园地。因为听李景汉和吴景超说，人民大学已经成立了调查研究室，进行农村和城市的社会调查。我鼓励他们搞出一个全面计划来，以北京为中心，调查市区和郊区的各项社会问题。我在开科学规划委员会时遇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李续刚，还和他谈起怎样来开展北京市的社会调查，那是因为在1949年，解放初期，我曾和清华社会学系的一部分年青教师，在北京调查过手工艺的问题。我曾经想在北京搞一个社会调查的中心。后来因为参加工作的同志对我的领导不满意，我灰心了草草结束。现在又提出了城市调查研究，我的兴趣又来了。因此支持李景汉，吴景超在人大先搞起来。然后集合一部分原来搞社会学的人，在北京市开展调查；最后并入科学院的社会调查研究所。
我鼓励和支持并且企图扩大这些调查研究的动机是在先从积累社会调查资料作起，有了这些资料才进一步恢复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以达到恢复社会的目的。我自己可以通过成为一个主要组织者的地位，在这方面取得领导权，一方面得到学术地位，一方面是我的政治资本，有一批知识分子来支持我。
第二个是关于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认为条件没有成熟，一时还谈不到。但是陈达转述了陶孟和的意见，认为要恢复社会学必须在各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培养一批学生。记得有一次在北京饭店欢迎外宾时，我遇见陶孟和，他也很简短的向我表示过这个意见。（有人揭发我常和陶来往并非事实。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找陶谈过话。）在6月9日的会上，对成立社会学系最积极的是吴文藻。他主张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先成立起来。在北京最好是挑北京大学。他愿意担任系主任。
经过讨论之后，多数认为建系可以作为一个目标，但首先要把教学计划和教材搞出来，大家研究同意时，再考虑在哪个学校设系。
我曾主张集中一些人到北京来起草教学大纲。后来大家觉得有困难，不如先由在北京的人起草，然后拿到外地去讨论。当时推定吴文藻、潘光旦、雷洁琼、林耀华负责。
在讨论教学大纲问题时，有过一些争论，就是吴景超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作基础课，吴文藻不同意，认为社会学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最后大家同意由吴文藻提出他的社会学基础课的大纲来再讨论。吴文藻所设想的社会学基础课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应当交代。实际上是很明显的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社会学。
第三是关于社会学会。这是大家同意的。我是主张建立全国性的学会，但是多数认为还没有条件，不如先建立各地的学会。
建立社会学会将起“团结和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的作用，那也就是对恢复社会学的主张有个进行宣传的机构，建立一个群众基础。
第四是帮助旧社会学的人员归队和安排。我对这个问题最为积极。理由和动机上面已经说过。我几年来就在注意这个问题。1956年年底到南京视察时就见了柯象峯和朱约庵。今年去南京前就向民族学院透露可以找几个社会学的人到民族学院来，并且具体提出了柯和朱。到南京后主动地找柯和朱谈了话。又向南京大学李副校长谈了。他同意柯可以调动。朱因有病，所以没有具体谈。我打算集中五至六个这样的人到民族学院，先搞世界民族志教研室，翻译有关世界民族志的专刊。将来有建立社会学系可能时，他们可以调去工作。我从江苏回来后，又向民族学院负责同志表示过这个意见，而且要历史系提名。我又考虑到调人不容易，所以想利用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向科学院和中宣部提出，帮助解决。因此在6月9日的会上，我提出了我这个意见。当时雷洁琼是反对的。她不同意先谈人事调动。但是由于我的影响。在会议记录中还是写下了一条：“拟请中宣部协助民族学院调集原来社会学教授五至六人而现在安排不当者，经原机关同意，请高教部批准”。我这样做，在事前并没有正式在民族学院的任何会议上提出过，没有正式得到民族学院领导上的批准，擅自出这个主意，那是错误的，是越权的行为，也是不接受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
8．6月中旬，我参加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那时人民日报已经开始揭发章罗联盟的阴谋，我已开始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在会上，我没有发言。陈达要提人口问题研究计划，我还是支持他。我还看了他所拟出的计划。但是他最后提出没有，我不知道，我向他说，先和潘梓年谈一谈。
那时，新建设把4月10日座谈会的记录交我作最后审阅，并要我补写一篇发言。我没有制止他们发表，而且同意审阅和补写了发言，最后还是把许多不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放出去毒害人民。
9．在以上所交代的活动中，可以看出：我在院系调整前就为维持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进行了反党活动。取消社会学系心怀不满。同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旧人员中一些没有改造过来的人出苦闷和困难，而不是帮助他们去改造，反而代表他们的落后要求，向党政进攻。利用党对这些人的关心，委托我了解情况的机会，向党提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要求，而且通过合法组织，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进行了宣传和提出了具体计划，又在民盟所提出的反动科学纲领里增加了恢复旧社会科学的条文。这些都是违背党的政策，而且是进行反党反社会生义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和章罗联盟的阴谋是分不开的。我具体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纲领，在文教界进行了反动组织和宣传，那些都是应由我负责的罪行。
来源于《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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