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2 作者：[待确定]
感谢各位同志对我的帮助，今天愿意交待三方面的问题。
我被教育部去年调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工作，参加了音乐周几次音乐教育座谈会后，感觉问题很多，认为普通艺术教育即无系统的民族遗产可以继承，又无成套的苏联先进经验可供参考，我遂以音乐周中几个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及教授在人民音乐1956年9月号发表的意见作基础，利用去年下期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所召集的一系列座谈会，武汉艺师、安徽师院及北京艺师本身搜集来的毕业生调查资料，经过初步分析研究，逐步形成自己对於普通艺术教育师资培养的看法，怎样培养小学艺术教师、中学艺术教师等与我个人对於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的建设纲领，我曾把这一套看法概括地发表在民盟中央刊物争鸣月刊今年6月号第8期上。我这一套看法，对外我还想通过光明日报教师报发表来影响社会及个人，结果退稿未用。
对上级我曾寄高师司陈司长请提意见或转教师报发表，最后他没有提意见把稿转教师报退我了。在校内我这套看法，估计到先生们不会完全同意，我想借重民盟及党来予我支持，在反右斗争中那次学制座谈会的召开就是这样思想促成的，但由於盟的力量薄弱，目前发展也有客观困难，所以我主要还是想靠党的支持。党领导支持我就自以为是，不支持我觉得党领导不懂业务、不接受自己意见。尤其是五年制教学计划中党团员的青年教师意见分歧时，我更感觉到党领导不能在组织内说服党团员，以便在会议时比较易於求得一致看法。我还在整风期中公开提出党组讨论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时要请老教师参加，请党领导多听音乐会看展览会，并且还主观地要求党适当批准老教师申请入党，我自己也许有攒进党的希望，我就是以这些想法同作法来夺取党的领导，以实现我对於普通艺术教育师资培养的想法。
对於教育部方面，希望高师司有艺术教育的专职干部，集思广益组织艺术教育委员会(去年音乐周提出)，或正式委托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负责研究计划全国普通学校中的艺术教学问题，特别是后面两点，使我对於全国普通艺术教育事业都有过问的机会。
我把这些意见，曾经在不同程度不同场合提出，以期扩大自己的影响，教育部党组召开的座谈会，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民盟支部召开的艺术师范教学计划及学制座谈会，而以完整的轮廓发表於争鸣月刊。
另外我力争自己的威信，怕教学行政干部与党领导直接解决问题，我向教务科提出抄后路的诬蔑来巩固我的职权，另外又向教务科说党领导不重视高教部对图书馆会议文件的讨论，来挑拨对党领导的不满。
在人事方面，利用建校期间人事制度上某些疏忽造成偶然的个别错误，如唱片室林邦光事，如要人事科向院行政汇报用人经过，如自己也想利用机会适当调动个别旧日学生来方便自己的工作，事实上并未成功，但这些事与我夺取党的领导，实现自己看法一事，在思想深处都有一定的联系。
我是1951年在无锡市文教学院担任艺术系主任时入盟的，初先是我作无锡市政协委员，那时政协副秘书长一位姓唐的四川人，屡次动员我入盟，过后由文教学院盟支部主委朱彤同志正式介绍，朱在说服我入盟时，曾提到党要退出高等学校，民盟以上中层知识分子为发展对象，争取一些进步及中间的教学骨干进来，前途大有可为，朱这种说法与唐的并不一样，当时我是不相信，由於认识不够，没有意识到这话的严重毒素。入盟以后争取教学骨干，在思想上很明确，因为这样是加强了民盟组织的地位，也提高了个人的声誉，与个人自私的想法一致。真正大量发展组织活动是在华东师大音乐系，肃反以后，当时华东师大区分部主委许杰及上海盟市委组织部王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说音乐系先生肃反以后，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你应该争取系中教学骨干，发展成一个小组，以便你今后不必参加中文系盟小组生活，工作也易於推动些(因为以前音乐系只有我一人是盟员，编在中文系盟小组)，在他们一再的指示督促下，利用我代系主任的方便，於是发展了理论教研组王允功先生，钢琴教研组曹淑媛、沈颂蔚先生及声乐教研组高思聪先生，还联系过钱仁康、朱起东先生。如果那时上海盟沈志远、许杰已在积极贯澈章、罗联盟扩大组织的指示的话，我已经是右派分子发展组织的急先锋了。
来北京以后，在盟内是两个阶段的生活，三月以前以盟员身份参加小组，小组长张安治提出建院后盟可以在原来七人的基础发展至九人以上即可成立支部，我当时带着华东发展组织的观点完全赞同。在交换意见联系对象时，谈到院部领导同志老主任，卫主任及两系教师，美术系方面我不熟，未管，因卫主任是美术系的，所以我对他并未作过多的希望；音乐系方面我主动争取老志诚同志参加，因为老同志是今天院领导，又是过去的系领导，且因工作关系与我非常接近，是名牌，还可以影响音乐系其他先生，又已经为杨大钧先生及其他同志联系过，过后了解九三学社也在积极请他填表，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半劝半拉地把老主任争取过来，他只填了一张表，另外一张表是小组长张安治替他填了上报的。
支部成立后盟员已经有十二位，盟市委宣布我担任主委，在林传鼎、王麦初同志的指示下，还希望我们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过后我们在支委会上对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宣委张安治同志觉得美术系已无适当对象可发展，组委陶佩霞同志觉得应以巩固教育，我思想上是觉得把入盟的要求提得过高，我是不十分同意，但陶是组织委员又是党员，这方面我是知道应该尊重他的意见，所以过后盟秘书高冠华同志虽然另给我联系了两位，也因组委未同意，支委小组都未提出讨论，整风一开始发展工作即告停顿，使我在学院盟组织发展受了制止，当时我想停一停，以后还是可以发展。
在盟组织中我与曾昭伦同陈仁炳的关系，曾昭伦我同他还没有点头之交，四月份盟中央沈钧儒主席名义约我们晚上在沈主席家谈学制问题，餐后由曾昭伦主持会议，要大家发挥对中国当前大中小学学制的意见，会到十一时许结束。沈主席因年高，早已先去休息。发言的人非常踊跃，时间不够，很多人未发言，我也是其中之一。曾要求未发言的同志提出书面意见，在六月份争鸣月刊发表。当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起，这些意见还要送国务院第二办公厅参考，去后我把自己对普通艺术教育的意见概括地写了出来，寄给争鸣月刊社，他们是按期替我刊出，而且在每位意见的发表者姓名前都替加上自己的行政职衔及学衔。虽然我们并没有互相介绍，但在这次会议上已达到一个相互利用的结果。根据他这次检讨的材料来看，他可能在篡夺高教育领导权外，还想尽可能插足到中央教育部，这次会议的召开，很可能把我们这些人的意见作为向国务院第二办公厅讹诈的政治资本，而我也乐於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对普通艺术教育学制的意见发表，来争取领导的同意及个人的支持。
陈仁炳与我是1938年在武汉合唱团认识的，他从南洋回国后，曾在1944—46年来壁山社会教育学院兼课，他住在重庆，我们往还较密。1945年他替我指挥过作品演奏会的合唱曲，在1946年初曾通过他弟弟邀我参加民盟，我没有答应。解放后1951年我入盟，他在上海，我在无锡苏州，大致在1952或53年他来苏州江苏师范学院传达慰问朝鲜及志愿军情况，会后我们一起随便谈谈，我已知道他被选为盟中委，问及盟中央情况，他口气中很不满意胡愈之等人，我想到我在抗战初期认识的一位朋友闵刚侯也是盟中委，我问他的态度怎样?陈说不是个人的问题，他接着就不再继续谈下去了。以后我们在上海见过几面，吃过两次饭，私人生活的事提过，盟务从未再提起。是不是他当时还不是市付主委，而我又不过是一个普通盟员，或者怕我与闵刚侯有什么关系，或者我当时在华东比较是左的姿态，对我有所戒备，我从去年七月底离开上海，一直到现在未同他通信。这件事情，我相信党的，一定会通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终久会水落石出，把我们的关系搞清楚。
我除了两次参加国民党组织而外，在一九四五年重庆军乐学校校长洪潘被扣期间，我还通过朱彤介绍过去陈诚的秘书陈东原及原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秘书何联奎的关系想活动那一个反动职位未获成功。其次在白俄作曲家齐而品把我介绍给郭有守后1947年他从巴黎回国时，先介绍我去上海与中英文化委员会联系，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让我到伦敦研究一两年的音乐也未获成功，他最后介绍我替联合国文教组织编写中国古典音乐唱片目录。在1950年我向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党领导及文教处坦白交待以后，才把国民党郭有守及联合国文教组织的关系一刀两断。
在创作上我要补充交待的是1933年继航校校歌所写的军歌十曲，是当时航校政训处处长蒋坚忍要我写了由他转交蒋匪介石的，我在他指示之下，内容十分反动，过后他们了解我是音专学生，不必予以重视，所以未给我什么具体答复，前后没有什么下落，我才把这些曲子主要的选入“卫我中华”在中华书局出版。1939年中国文艺社文化特务张道荫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征求抗战歌曲，八首词我写了三首或四首。除“民族至上”而外，还有两三首我忘记了名字。还写了一首合唱空军驱逐曲许建吾作词。李抱忱还把一首陈果夫作词的儿歌要我替他谱曲。1945年国民党兵败独山，号召青年从军，我还为顾一樵谱女青年从军及十万青年。1947年我为周至柔写空军歌曲五首，有“空军军歌”、“永生的八一四”、“西子姑娘”等；其中西子姑娘是黄色午曲，我不仅为他作曲还为他在上海百代公司灌唱片发行，扩大反动影响。为熊乐忱在伪国防部的军歌集用“流莺”笔名写了“空军”、“海军”、“上前线”三首，与陈德义共得具名作曲的由桂永清作词的“海军军歌”。
黄色歌曲最早的有“双双燕”、“弹性女儿”、“早行乐”、“满园春色”、“花开花落”、“如此繁华”、“何日君再来”，1946年复员来苏还为一个小公司写了一首华尔兹舞曲，连同“西子姑娘”将近十首以上。
根据我今天的补充交待及同志们几天来对我的揭露分析与批判，我自己的丑陋凶恶，远远超出我过去任何时期的认识。特别是解放以前，我一贯地坚决站在反动立场硬性地用音符作炮弹去武装国民党反动派的海陆空军，向革命的人民军队攻击，我的军歌真不知染上人民多少鲜血。另一方面软性的用音符作麻醉剂写“双双燕”、“何日君再来”等广泛流行来麻醉人民革命的意识，消沉人民前进的雄心，毒害人民的灵魂与思想。我的黄色歌曲与我的反动军歌，相辅而行，等於两把毒钳，对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起了不可估计的破坏作用。再加上我还写了几首进步歌曲，更容易迷糊一部份认识我不清楚的人，一定是因为尊重我的进步歌曲，减轻了对我反动歌曲的警惕，而受毒害。我今天看来不谈到这些歌曲以进步自夸而是这些东西加深我的罪行。我除了创作软硬兼施敌视革命力量外，我还为培养反革命的音乐干部机构建议计划，来扩充壮大反革命的音乐势力。一方面在有机可乘的情况下，阻止黄自先生向左接近。另一方面在座谈会上或刊物上公开排挤星海为首的新音乐运动领导者；事实上我那时是与星海同志的个人对立，完全是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与革命音乐工作者立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已在我身上具体表现出一个坚决反动的面目。这还不够，还要借反动派的关系，进一步与英帝对外文化协会勾搭及联合国文教组织发生关系，我这种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行为，在音乐界中从解放前来看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比我的罪行更大更多。
解放以后，党同人民不念旧恶，不咎既往，教育我信任我，不管文化部门教育部门的领导，给我的任务同荣誉都多都大。我既非草木，又非禽兽，为什么还不好好埋头苦干来为党为人民服务。反而借整风机会，捏造是非，颠倒黑白，反对党领导，破坏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事业，想把资产阶级音乐文化来代替毛主席工农兵方向的音乐文化。还想夺取普通艺术教育的领导。在今天同志们帮助我揭露分析批判以后，我完全认识到这种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言行，完全由於自己解放前多年的反动立场及思想根子没有彻底清除，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肃反运动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把自己的脓恶瘤割尽。以致在大鸣大放期中，光明日报右派分子的言论从四月份起的不断煽动下，不自觉地就跟他们的言行一致起来，造成这次的严重错误。我痛恨自己过去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及资产阶级右派思想、言论的影响，在这次文化部、中国音协及各位发言的同志大力的帮助同挽救下，使我从已临死亡的边缘中苏醒过来。我感谢党感谢同志们，我一定把自己思想言行方面一切脏东西坦白交代，严厉批判，从资产阶级右派泥潭中挣扎出来，革面洗心，重新做人。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一)》，(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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