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2 作者：[待确定]
本报讯罗隆基在１２日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对自己一贯的反动活动事实作了一些交代。现摘要报道如下：
罗隆基在检讨中承认了他从三十年前开始的一贯的罪恶活动。但是他的检讨偏重于解放以前的历史事实，而对解放后的反动言行则交代得很少。
罗隆基首先谈到他从１９２８年从国外回来到１９３２年离开上海，到天津做天津益世报主笔的时期的活动。他说，在这个时期我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回到上海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就拉我加入了“新月”杂志，并且不久我还做了新月的主编人。我开始在这个杂志上写政治文章。那时候我的政治思想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是英国拉斯基教授的学生，他是反苏反共的反动的政治学者，他并且有一套反苏反共的理论。我就贩运了拉斯基一套腐朽的理论在新月广为推销。我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共产”的长文章，那是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它的荒谬的程度远在我其它反动文章之上的。我在二十八九年前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就散布了许多反共的毒素。
１９２７年是南昌起义解放军建军的伟大的纪念日期，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刚开始。蒋介石以武力进行所谓的“剿共”。我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认为武力解决不了共产主义，要在思想上进攻。我就贩卖了拉斯基一套，做中国思想上反共的先锋，配合蒋的武力剿共，这是多么大的罪恶。
罗隆基又说，二十八年前，我不止思想上是反共，我的政治活动亦是反共的。我回国以后在上海就认识了国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张东荪，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我同这一批人当时气味相投，成了政治上的朋友。这两个党，大家都知道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我不久就加入了国社党。青年党同国社党是当时密切合作的两个所谓的在野党，实际上都与蒋介石政权有关系的，特别是青年党是公开参加蒋介石的反共战争的，在二万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经过四川，青年党的李璜就动员四川全部青年党员帮助“剿共”。在政治行动上我参加了张君劢的国社党，在政治思想上我为胡适主编新月杂志，这是我回国初期的丑恶历史。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这个时期他的活动。这个时期，他一直是益世报的主笔。罗隆基说，益世报为什么请我做主笔，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我不是天主教徒。主要原因是我有一套腐朽的反共理论。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罗隆基说他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仍是反共、反苏，但又说他在对日抗战这个问题上是主张“联共抗日的”。他说蒋介石当时还是要对日投降的，他的政策是：“安内而后攘外”，又说“攘外必先安内”。他说胡适是拥护这个政策的。而他则主张“枪口对外”，“攘外而后安内”。罗隆基接着说：当然，我必须特别声明，我的思想还是反共、反苏，只就“攘外而后安内”这句话就清楚了。“安内”是什么呢？还不是蒋介石安内的意义。我是劝他等到抗日胜利之后，再来进行反共。
罗隆基承认他在这个时期是一个两面派。他一方面同进步人士联系，另一方面又同反动力量国社党青年党勾结。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他在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时期的活动。他说这个时期是他坚持中间路线的时期。他说，抗日战争所以能够发动，坚持，并且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共产党的力量，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１９４１年，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的许多党派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是发起人之一。组织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外造成一个第三种力量，以贯彻第三条路线。我参加起草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以及起草几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很明显地表示要采用英美的民主，要走第三条路线。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军队国家化就是要红军停止武力革命。政治民主化就是英美的民主。罗隆基谈到他在民主政团同盟中的政治倾向时说，青年党、国社党是拥蒋的，左派和进步人士是拥护共产党的，我在１９４１年就脱离了国社党，我是始终坚持中间路线的。那时候，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这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缪云台是官僚资本家，是美国留学生，他同我的思想是一路的，他反苏反共走美国路，他现在还在美国。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实力。
这时候我同在云南的美国领事和在云南的美军高级军官是有勾结的。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会增加。我在外交路线上是亲美、崇美的，我这种半殖民的思想到今天想来是十分可耻的。罗隆基说他当时在西南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在表面上做得很左，内心却是中间路线。这还是在讨好知识青年，争取青年做我政治的资本。要抢青年同盟就是个例子，是准备第三条路线的实力。
罗隆基说，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到了重庆，我到重庆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同毛主席见面。我受到很深的感召。我同周总理董老等人亦在重庆经常见面了，这对我那个时期对民盟的工作曾有了很大的影响，而没有陷入泥坑。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民主同盟举行第一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那时正酝酿着要举行旧政协。民主同盟到底站在国民党方面，还是站在共产党方面，这是民主同盟内部激烈斗争的一个问题。在当时我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以为旧政协以后，蒋介石会实行旧政协的协定，中国可能有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民主同盟可以左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并且中国可以实现亲美政策。我还想在议会中大显我这个个人主义的身手，可以多出风头。罗隆基又说：在重庆时，我同美国的马歇尔的确有了很多勾结。马歇尔并不赞成民盟过分的亲共，我在这点上作了解释工作。我告诉他今后中国是实行英美式的宪政，民主同盟是亲美路线的。
罗隆基说，１９４６年，南京的再度和谈破裂，蒋介石要召开伪国大。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成了一个民盟内部的激烈斗争。国社党决定要参加。蒋介石知道救国会第三党不会参加的。蒋介石希望黄炎培、梁漱溟和我参加，这样仍然可以盗用民主同盟的名义来做欺骗的号召。这时候蒋介石派段浩徐、雷震向我私人接洽过，只要我参加，我可以在经济部长或交通部长两个原来预定给共产党的部长中挑选一个，并且可以在民盟内部我的朋友中提三、四十个伪国大代表。罗隆基说他当时是“拒绝参加”伪国大的。他说，他之所以拒绝参加，是因为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共产党不参加伪国大，国家不会和平，不可能有议会政治，而我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不能起左右于国共之间的作用。他说，这时候，我的确还在做第三条路线、英美民主、买办外交的可耻的迷梦。后来蒋介石又发动内战，我的确看不出解放军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蒋介石会在这样快的时间内垮台。我住在南京的周总理的住宅，一方面为共产党照顾留下来的财产，一方面却经常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勾结。我以为内战还是“打打停停打打停”，还会恢复和谈的。我还在幻想扩大民盟组织准备将来第三个大政党的力量。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威迫解散民盟总部，那时候沈衡老、章伯钧在上海秘密地逃到香港去了。我在南京被捕。蒋介石要把我送到牯岭去。经过司徒雷登向蒋介石的交涉，才把我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时候国民党的雷震每个月总要到上海来看我一次同时交医院费。美国大使馆和上海美国领事馆亦经常派人到医院来联系。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三中全会我是赞成的。但三中全会一边倒的政策我的确不同意。我托吴晗带到北京来给沈衡老的信，要保留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这个条件是有的。这件事今天可以顺便说明一句，这是张主席、黄任老几个人在我病房里商量好的，由我执笔写的。这一切事都说明我坚持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罗隆基然后谈到他从１９４９年解放到现在的活动。他说，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我同表老到了北京。在离开上海前，我在上海还同司徒雷登见过一次面。他向我提出，假使共产党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可以分期借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的建设，他要我向周总理转这个口信，这是事实。我当时是很同意美国这种意见的。我当时以为象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没有经济外援是建设不起来的。要提外援，只有美国。这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要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要使中国半殖民的地位再往下走，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多么可耻的思想。我到了北京，看形势不对，我没有把消息转告周总理，并且在张东荪的儿子家里转告美国在北京的领事要他转电司徒雷登，说这个口信我不能转达。
罗隆基接着又简单地交代了几件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他说，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说：“你不要在盟内清党。”这件事是有的。这说明我到北京来后，思想中根本没有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概念。
罗隆基又说，政协开会后，我自己虽然做了政务委员，但我得到党的待遇比较起来是冷淡的。我本来是个往上爬的人，是个名利观念很重的人。我对党就亦有了不满情绪。李维汉部长、邢西萍副部长为了我的不满情绪曾到我住的地方谈过好几次。我当时并不完全怨党，我很埋怨章伯钧、史良做了挑拨离间的工作。因此张东荪同我就邀集了这一批民盟有情绪不满的人成立了当时所谓的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当时是经常碰头的。有时并且在张澜主席的地方碰头，在他面前发许多怨言。到了四中全会，就完全成了一个派系斗争。四中全会开了两个月不能结束，就是这个缘故。罗隆基又说，为要争取政治上更好的地位，主要应该扩大民主同盟的实际力量，而我自己的无形组织应争取民盟的领导地位。我对无形组织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当时我要布置民盟中央和地方的力量，主要就是这个目的。这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放弃了第三条路线，而开始做分庭抗礼的梦了。我对无形组织始终是积极的。这是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这个时期的情况。后来三反运动发动了，张东荪勾结特务案件发觉了。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深怕牵涉在内。三反的时候，无形组织中象刘王立明、潘光旦都做了被斗争的对象。我的确胆战心惊。后来由于党的主持公道，张东荪案件没有牵涉到我，而三反时我又被保护过关，我对党是十分感谢的。
罗隆基说他从那时以后，就不搞“无形组织”，不过，罗隆基又说：外地的朋友到北京来了，总要见面谈谈的，但都是分别谈话，从没有约集在一块谈过，为的是避免宗派嫌疑。
罗隆基重申他的三点声明。他说：
第一、最近两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
第二、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与无形组织中写过信件指示或商讨有关政治或盟务的阴谋活动。
第三、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托任何人带口信给无形组织中任何人指示政治或盟务的活动。他说他所以这样声明，为的是，他犯的罪过不应当牵涉到任何人，别人所犯的罪过亦绝对不应当牵涉到他。
罗隆基接着又否认章罗联盟，他说，他绝对没有什么事只是章伯钧同他秘密商谈后就执行的。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今年５月间成立的党委制等四个委员会是例外。罗隆基又说，当然，在民盟政策上，我支持了章伯钧某些主张因而使民盟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罗隆基拒绝交代章罗联盟的内幕，他说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件来交代。
罗隆基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是他犯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民主同盟应该代表落后知识分子所谓的合法利益，应由民主同盟这个合法机关来代为呼吁，于是民盟就采取了鼓励旧知识分子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来大放大鸣。于是民盟就在政策上走错了道路，走偏了方向。
罗隆基说，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目的是什么，还不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讨好，想抬高自己的声望，扩大盟的组织，拿这些旧知识分子来做我的政治资本，使民盟能够与领导党分庭抗礼。我５月间在统战部的几次发言更具体表明了我这种狂妄的可耻的野心。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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