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5 作者：[待确定]
现在我提出第二个检查报告，来进一步交代我在过去一年中所发表的错误言论。
如我在第一个检查报告中所说的，我曾与之在谈话中发表过现在看起来有错误的言论的同志有梁再冰（去年一两次，整风开始后一次，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一次），吴晋（去年编挪共、英共材料时一两次），张辛民（主要在去年），丁德润（主要在整风前），万光（整风前，似是今年三四月间有一次），姚云（整风开始时），于谷（整风刚开始时）。另曾在党外与曹德谦、刘家杰、乐清（后两人合一次、赵仲强在整风开始后作过谈话，其中均有些毛病。整风前后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初步检查，还不觉得有较大的毛病。
另外，整风初期在国际部墙报上发表过一篇有错的文章《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解决问题》。五月中旬为《新闻业务》写过一篇有错误的短文《试揭一个矛盾》。现在把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去年夏季，我曾试行组织国际部的力量阅读法共、美共报刊，整理两党内部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发生的思想问题，刊在内参上，据反映，颇得各方好评，因此接着我又请梁再冰、吴晋两同志阅读英共发报刊与挪共的材料来整理同样的材料。当时英共、挪共内部发生许多问题，我在同他们研究这材料如何写法的时候，提出要活泼思想、大胆考虑问题，研究人家提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些问题，不要一概以为不成问题或荒诞不经。同时，就发挥发挥我以为的“新见解”，但是具体的是记不起来了，吴晋同志在整风前党内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次小组会后，提出我曾说过“斯大林与希特勒也差不多”这句话，我是讲过的。但是，我相信，吴晋同志也了解，我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斯大林，因此，在上述的那次小组会后，吴晋在我同陈佩明、陈季瑜等同志聚谈的时候提出这句话来，说“李慎之这样的话就不能向党外讲”。我们那次会讨论的是党内外讲话在鸣放方面应否有界限，我是主张要有界限，有的同志主张不必有，吴晋也是主张有的，会后仍然聚讼纷纭。如果我理解不错，吴晋提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夸张的话在党内大家了解其实际意义的时候，还可以说说，到党外就不行了。如我在第一个报告里所说，斯大林的粗暴与杀人是我极为不满的，所以有此偏激之言，至于真的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等同起来，我还不至于的。至于说他们两人“表面上都是为党为国，实际上争权夺利”，我记忆中并没有过这样的思想，可能是一个什么别的思想附会变化了。
梁再冰同志是我最熟的一个同志，因为对建筑有同好，五二年在一起工作时，常作长谈，五二年以后来往很少了，去年才又谈过一两次。整风一开始，我就想约她谈，一直未得时间，她先找王飞同志谈了，对我提出一点意见：“思想太自由化”（这个意见是十分中肯的，但我当时正是思想最“自由化”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接受），后来又听说她在一次整风会上表示对新华社整风没有信心，成为当时国际部情绪最低沉的人之一。而我觉得她一贯是积极分子，有此情绪大可怪异，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大概确是不小。自恃跟她特别熟，很想探明一个究竟。几天后，我到办公室上晚班的路上碰到她和于中干，于是就站在路上谈了半个多钟头。大家的态度确实是十分轻松的。我还记得一上来就问她为何如此悲观，她说新华社确实有许多事情令她失望。讲来讲去，她大概讲到了新华社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而我在那时刚好发展了一种新想法，觉得机关政治思想教育如何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跟她说到，有许多事情就是不该管（这个思想是有错误的，我在批判思想中再细说，但也并非说一切都不管），领导人管干部工作主要要办三件事。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件是正确地识别与选拔干部，一件是抓业务思想，还有一件现在竟想不起来了。至于生活方面，我认为现在机关是管得多了，如果房子托儿所都收归社会来办也许可以省许多问题，我这思想也并不是偶然而发，里面肯定有错误的地方，当在以后全面批判，现在先说明一下，谈时的情况是有点想到就说，新看法大家研究研究，当时实非一种成型的主张。
梁再冰同志在六月份转党，我因为值夜班没有去参加讨论她转正的小组会。她约我专门谈一谈，大概是迁延到六月下旬的一个礼拜一的晚上，谈了有好几个钟头。谈话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我跟她提意见。第二段是我请她提点意见，因为我知道了她认为我思想“自由化”的意见，同时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我也感到自己的思想是有些问题。但是我当时对自己的错误思想的认识批判是很不够的，因此也有若干地方为自己解释。例如她认为我曾以为“运动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是过分了。我就说副作用总是有的，彭真不是说“骇破了胆”吗？（当时彭真报告的录音已放过），这不是极严格的检查而是多少为自己解释。后来不知她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我就说到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要发展的。这时，由于一种自我辩护的心理作祟，我就提到，在帮助总理起草十一国之行的报告中，我们（当时实情是我与张彦）曾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是要发展的，总理是同意这个意见的，而在总理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三提到我们国家制度的“改进和发展是经常需要的”。近几年来，我随总理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一般干部中绝没有一言谈到总理如何如何。这一次在与梁再冰谈话中，由于想为自己辩护，竟抬出了总理这样一个帽子，是我现在一想起来就痛心的。我大可不必如此说，但是我敢负责保证，我所说的就是如此。至于传闻所说，说我曾向总理建议过采纳什么西方民主制度遭到总理拒绝云云，实是子虚乌有之说，我想党会相信，我纵然十分幼稚无知，也决不至于做这种事，说这种话的，何况“被拒绝”是决无任何光采可为自己贴金的。而且，那天因为是思想谈话，整个是在一种比较严肃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在同梁再冰同志谈话的时候，曾说到我们的专政是“最仁慈的专政”，这话我倒常说，听见的不乏其人，我现在觉得这话也没有错，我的意思是我们用不杀人流血的方法完成了土地改革与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大事，在世界历史上是最仁慈的专政。
同张辛民同志的谈话多在去年，他是支部书记，我们曾谈到在阶级消灭以后党的作用与活动方式的问题，党的地位问题。曾设想到党应当随着阶级斗争的消灭而逐渐消亡，但是也可能还是要长久保留这样一个办“众人之事”的团体或工具。在这方面固然谈得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是有点带空想性的，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我或张辛民同志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或主张。在这些交谈中留给我的一个思想是，如第一个报告中所提到的，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党的消亡的理论。至于这个理论应当是如何的，就认为自己无法设想了。
丁德润同志是国际部秘书，又管国外分社，我也负责国外分社，因此我们比较接近，一年多以来，常常谈到各色各样的问题，我肯定曾在政治思想上给了他若干不好的影响，但是突出地专门谈我的一些想法的谈话我记不得有过。
整风初期，我记得曾有一次同于谷同志站在楼梯口前头讲了一段“人民内部矛盾”之我观的话，他似乎有些同意也有些不以为然，内容到底是什么，已想不起来。只记得有一段是慨叹“现在大学生懂事少，业务水平不行的话。
姚云同志从巴黎回来后曾送我一些礼物，这次我回国以后也预备了一点东西送他，但迁延了一两个月，一直到四五月间（可能整风还未开始），我在买晚饭时碰到他请他到我家看一看我所收罗到的一些画册，送了他一个锡兰的银碟子，从西洋画谈起，一直吹到我对人民内部矛盾与群众路线的看法。其内容同于我后来同曹德谦谈到过的引起甚大误会的“两条路线通天”之论相同。几年来，我向他发抒一点所见倒是常事，有时也争论一番，这次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这次谈话似是在三四月间（肯定是在整风以前）。去年秋天万光出国前我曾约他作一长谈，不料他动身事忙，临时只谈了几句。一别半年，我回国后一直想找他谈谈都没有找到机会，四月间的一天，我是值夜班，稿子发完了，下楼跟他谈了一通，除一般的交换意见外，也从那时听到的许多传达谈起，想听听他的意见。我认为他是较多考虑政治问题的，应当会有些好的意见，但是他跟我说很少想这类问题。我大概也曾谈到个人崇拜到底应当如何看等等。具体的话已记不起来，我在这方面总的思想当在下一报告交代。
曹德谦到国际部一年来，我基本上未同他作过个别谈话，整风开始后，感到对非党同志没有来往很不好，是“不关心人”，而解决的办法又似乎只要“一杯茶、一支烟”谈几句心就可以了。我当时就想抽时间有计划地“接触”一下过去太少往来的非党同志。那天刚好曹德谦送了我一本他编的揭露美国黑幕的小册子，我在办公室桌子上拿到了，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是纪念亡友李肇基的（李死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与曹与我都是同学），不禁一阵伤感。接着在饭厅买饭的时候就邀曹到我家里坐一会儿，我是吃晚饭，曹则是“一杯茶，一支烟”，边吃边聊了一阵。我记得就是我讲到了“两条线通天”之说，解释已见第一个报告。（我还记得“两条线通天”的话是我把筷子在空中比划着比划着脱口说出来的）但是我决没有说到“专家政治”，我想从我以后对我自己的思想的剖析中可以看到“专家政治”的概念是我所从来没有，而且决不会有的，既然据曹德谦自己说他对我的话也没有了解，这应当是出于他的附会。另外，我好像谈到了对民主集中制的若干议论（关于我这方面的思想当在以后全面说明并批判），也似乎谈到了社会主义下政党不一定只有一个，也曾谈到他去年曾建议在翻译部建立政委制，从部队调一个政治干部（不必懂业务）专做政治工作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我同曹这次谈话很短，不会超过半小时，因为吃完晚饭我就又赶着要开会去了。但是，这是我在这次整风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因为后来的发展证明曹是右派，而我的言论却曾有助于他形成自己的右派思想。而我当时却是狂言乱语，毫无警惕。现在我不但记不清我自己到底讲了些什么，而且完全记忆不起他讲了些什么。简直是在一阵乱哄哄之中就犯了绝大的错误。后来当我看到曹在墙报和前进报上表现出其右派言行以后，感到痛悔无已，然而错误已铸成了。
也是在整风刚一开始，我有意找刘家杰谈一谈，谈了一阵，乐清也特地到国际部办公室来一起谈。这次谈话，大致可分三部分，一部分是解释新华社领导基本正确，出国记者应当派党员等等。我还记得那次所以想找刘家杰谈，是因为他对当时墙报上出现的歪风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反感，认为当时的风气是只许说坏话，不许说好话，我认为他的这种情绪是好的，我并且鼓励他写东西反对这股歪风，不要像他在小组会上表示的那样“不敢说”。第二部分是他自己的问题，如对工作、信任、级别等，他们一般表示满意，我也又作了些解释说明，第三部分就成了政治思想上的自由谈了。我也已记不得许多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我确实曾说了一句“西方议会民主制是不是也有民主集中？”（或“为什么不是民主集中”已记不真切）我这种思想除在上次报告中已说到者外，这个报告中还将进一步交代。由于我的言论也曾给予了乐清的右派言论以若干根据，这是我在这次整风中在发言方面犯的又一个最大的错误。
这是一次主要谈赵个人问题的谈话，一共是三个问题：①级别问题，②领导对赵的看法问题，③入党问题。我就三个问题都作了解释，现在总的看来还没有大的问题，赵当时也表示比较满意。不过有一句话是可能有问题的，即赵提出要求看内参，认为是新华社出的，党员能看为什么他不能看。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内参是一种党内高级干部看的刊物，限制极严。新华社是因为自己出的，工作需要，才发得如此宽。内参过去绝大部分是国内问题，我们国际部的同志本来也不必看的，国际部实际上是因为国内部而沾了光，对你这样一个老同志，我可以说，新华社出的刊物，作为党内刊物，只给党员看，我觉得也是有些不完全合理，但是希望你谅解。”这一段话，我在讲了以后就曾向王飞和言彪汇报。我相信这也许就是所传我曾说“党员不能看党刊”的来源。我负责地说，我上面记的一段话，基本上是确切的。此外，我也是有过这样的想法：国家情报基本应按级职供应阅读，党员有太多的特殊条件在道理上不大说得过去。这样的话可能在一次调干同志座谈会上谈过，但是我也认为目前这样做也是必要的。从这一点说，我的想法倒是“党员只应当看党的系统发的刊物”而不是“党员不该看党刊”。
我还曾同何疆经常在西方组小组会开完以后，扯上一段，因为不是专门谈话，就更记不清楚内容了。
“人事制度应当开放”，我相信我任何时候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不过是曾重复了人民日报上登的李维汉同志的一句话，“工商联的人事干部可以用党外人士”（情况已在上次报告中交代过），我想他认为可以这样开放，总是可以开放，开放总是表示着新的作风，新的进展，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从来没有用过脑筋的。而在国外记者的问题上，我是一贯主张人事审查应当照章办事，不能松口的。
“党管的事太多了”，“党要削弱”，“党领导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没有说过党领导一切”。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具体场合说过这种话，但是这样的思想是肯定有的，我将全盘说明并检讨。我不敢说这些话都是确切的，我想这中间也可能已有若干简单化，我还相信我决不会讲过“党要削弱”这样的具体的话，这个概念是我在开始检讨以后才认为自己的想法实际上有此倾向。
“下班以后不应还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区别”，也已记不得在哪里讲的了（可能是同梁再冰同志谈的）。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在工作上应当有严格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工作以外的东西，就不必完全统死，在工作上，一般应当是领导是先进，被领导是后进，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完全可以倒过来，如，文学哲学的见解可以被领导比领导者高。这个思想也是与我许多别的思想有联系的，当在后面全面说明检查。
“新社会里也有不平等”，这也是我所不能回忆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到底是如何讲的。我认为主席说分配不公平也可以发生问题是完全可能的。我又觉得目前的级别制度过于严格有时可以造成不平等的感觉。另外，我认为我们按照级别而来的特权照顾还是多了一些，也可以造成不平等的感觉。我怀疑我曾以全称命题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党本身就是一个大宗派”，我已记不起来在什么场合说过这句话。近似的思想倒不是没有。早在整风以前很久，我就曾一再同王飞、言彪等同志研究，整“宗派主义”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以为，就新华社而言，小宗派主义是没有的，除非就全党范围来说，但是我以为这一点不能随便作断语。鸣放以后，随着“以党代政”之类的思想有所发展，我对党的宗派主义是看得过分了，因而也是可能在有加上某种但书的情况下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想我的前提是：既然有党、有党与群众的差别，那么某种程度的宗派主义的情况会存在就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至于其危害性有多大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国际部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下，我是很明确地认为对宣谛之同志的工作的安排和对国外记者的任用上是没有什么宗派主义的。
“百家争鸣盼到了，现在要改革制度”。我曾在整风开始后的一次支部大会上说过类似的话，现有记录可以查明。但原话并不就是如此，至于在别的地方是否也说过就不记得了。我那次的说法与意思是这样的：“整风必须和风细雨，企图以狂风暴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办不到的，不对的。但是和风细雨不等于原封不动，结果必须有制度的改变与人员的调整。”关于人员的调整的思想是渊源于乔木同志在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说整风后要有人事调整，与主席所说的“争鸣不能领导争鸣”，“将校尉都要换班”等。关于制度的变革我以为是必有的，实际上当时已提出了许多方案（从政协要成为全国性系统，地方人代会要设常委会唱对台戏这样大的制度到开演禁戏，作家办同人杂志等等）。我记得在会上似乎有丁永宁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看起来，觉得还并没有严重的错误。
“干部应当开放自由市场”。我完全可能说过这样的话。应当说这是我所愿望的一种思想而并非我已经想通了的一种思想。这个问题的提起是一年前与穆之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提起的。无论从我个人的一种自由主义情绪（不必有具体目的），或者从本单位工作的现实利益来看，我是十分欢迎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却以为实际上办不到。一是怕有的工作无人做，没有一点强制不行，二是觉得我们有一套人事制度，如审查等，自由招收、自由退职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曾几次同人谈到过这个问题，颇有一些人认为不必杞忧，开放自由市场后，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可以找到自然的常数，因此我就倾向于此事也许可行。整风前后，又听到冷西同志说过一句“两三年后干部自由市场也许会开放了”。我心目中以为他的话必有根据，因此更加强了这种想法。因此在墙报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一定不能提供个人自由选择职业的机会，就一定不许用人者有挑选、提拔、黜免干部的权利（力）呢？”但是，应当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将信将疑，而且认为是完全可能否定的。类似的问题如整风期间国际部有同志说可以考虑办同人报，我以为不行。其实我从去年以来就想过办同人报，同人刊物也可能是活泼民主生活的一种形式，但是往深里一想，这要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因此我也就把它否定了，也没有同人谈过这样的问题。直到今年看到周扬说可办同人刊物（后来据说又是误传），才感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此事也许还可以适当安排。然而总感觉得难以想得通，在我脑子里只作为一个存疑的问题而存在着。
“整风整来整去要整到中央”，很可能说过这话。按照我的想法我倒以为这可能是我们这次整风的特点，整风开始时本有人提出何不中央先作一个提纲或检查，我也觉得这意见不错（我现在才懂得这样做在实际政治上可能是极大的错误，但当时想如能像十大关系一样出些点子也不错，考虑问题能更集中）。后来听到主席说整风“挖根将来总是要挖到中央的”，我觉得也对，我那时以为这次整风的特点是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在主席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伟大的理论创造以后，一定会总结出几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来。因此，在当时，我毫不觉得这样讲有什么问题。
“苏联有人把我们看作修正主义”，苏联是有人有这样的错误看法。我很可能是把内参上的材料，在不知什么场合当作吹牛的材料了。
除了个别谈话以外，我曾在“鸣放”初期有一两次在晚饭后到南亚组去吹牛，谈了一些Check and Balance的见解，可能包括上面的许多意见，我记得有一句话，是从参考上得到灵感的，即苏联当年如不消灭工人反对派也许更好。此话所以到现在还记得是因为我说完以后就有些后悔，理由倒不是因为自己觉得错了，而是觉得自己并不懂得这一段历史就胡说，太浮夸了。但是总的说来，这个思想是同我想象中的留反对派唱对台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于Check and Balance可能我在南亚组讲得最多，我模糊地感到可能说过：“按照资产阶级政治学，只有两党制，最能收制约之效，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能实行两党制？”如果我说过这些话，那就是我在这次整风中发言错误最严重的一次了。我承认，这个思想是在我脑子里转过的，但是我是把他作为最遥远的一种可能性来想的。
在第一期墙报要出版的时候，我到杜运燮那里请他原谅我文章缴不了卷，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知道他写的文章是关于工会的，他告诉我，对外部有人说工会费是人头税，我对工会费之大是有意见的，我说工会费一点效用不见，如作保险费，那应有很大的报酬，我表示支持他在这方面提意见。我回忆起来，这可能是我在整风中说话最激烈的一次。
在交代上面这些情况的时候，我感到特别为难，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痛苦的一点是，我跟许多人的谈话，内容到底有什么，到底是在什么条件，什么逻辑下讲的，对我已经到了基本上记不得的程度，我可以说连我在五月初写的墙报的具体内容我在五月底以后也基本上记不起来了，我也深知，这在别人看来这简直是可以称为荒唐的事情。而在我却确是搜索枯肠都难以回忆。照我自己的看法，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我的错误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有一个总的思路，对我相熟的人有的真是不知讲了多少遍，我都是自以为是正确的，甚至离“正统”不远的，因此，有一种“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感觉，因此并不觉得所说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二、在我自己的思想基础上，我吸收一个与我接近的新的观念或者吸收一个不是自己很拿得住的观念又是很快的，有时是变化很大的，这样，特别在鸣放期间，受外界的影响，自己或则添油添酱，或则牵强附会说上一通，事后自己也不复经意了。但是有许多观念是同我的想法断然不同的，如果我也说了，那只可能是引述或者是批判。
三、上述谈话大部分是极不正式的。而这些谈话中，属于我有目的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我都能记得概况，而恰恰谈这些政治思想问题的话，现在看起来是最关紧要的，在我当时看来，却不过是属于谈天性质，表示“有些思想是我们大家都可以重新考虑的”意思，在当时的鸣放气氛下，我既不考虑自己的话里有无香花毒草之分，也不考虑别人的话里有什么香花毒草之分。我还记得与刘家杰乐清谈的那天晚上，我还曾同景勿吾、吴士嘉谈过，内容是说明国外分社发展基本正确的一席话，我现在还可以比较清楚地记得景勿吾同意而吴士嘉不同意我的意见的情景，而同刘家杰、乐清的谈话（长得多也多得多）却反而印象十分模糊了。
四、自从整风开始之时起，就有一种强烈的不能在整风中犯错误，一定要守住立场，决不哗众取宠的感情。在我主观上把发表上述错误的政治思想看成是谈了不会犯错误的理论探讨。在我主观上说，这根线是一直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因此自以为我所谈的都无大问题（即使可能有错，也没有政治立场问题 ）而不放在心上，另一方面，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是在整风中受攻的一面，因此那种自以为守住阵脚，经受考验的感情远为强烈。对自己右的政治思想言论十分缺乏自觉。
五、虽然在鸣放中，我自以为曾有相当高明的敌情观念，但是对国际部却是认为没有什么。我特别欣赏刘家杰那种对翻译部、对外部墙报的反感，认为国际部的人都比较识大体，可靠，可以坐而论道。可以说我对我的言论错误的第一个知觉是开始于曹德谦在墙报上发表了一些疯狂的文章与作出了一些“不合作”的行为以后，（当时还没有看成是“反党”，我才大吃一惊，心想“糟了”，真不该同这种人讲我讲过的话。
现在看起来，我在整风中犯错误最严重、最集中的无过于5月10日左右国际部“春雷”墙报第二期上所发表的我的一篇文章《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现在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就感到十分痛心。
这篇文章推出了许多错误的论点，反动的论点。对所有这些东西，我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而且要一一逐条在今后的检查中加以批判。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个事实背景。
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开头就说国际部“虽然是‘春雷’早报春消息，然而却还远没有到‘红杏枝条春意闹’的境界”，接着就鼓励大家不要有顾虑，尾巴是这样结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中国人民固有的骨气。这些都应当成为勉励我们的箴言。”
这样的题目，这样的头尾，再加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险论的中段。在我今天看来，也只能说，实在像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放火文章。但是，为了让党更好地了解我的思想实际，我不能不说明一下，在这篇文章后面，我另外一面的实际思想情感。虽然在我现在这样写的时候，也感到也许这是过于奇怪而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可以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从开始起，我就下定了决心，决不哗众取宠，决不能做纳吉，决不能说不负责任的、无原则的话。我曾不断与国际部的几位领导同志以此自励，而且也曾因为看到已有某些不良现象露头，而在扩大编委会上如此大声疾呼过，我一直也以为自己基本上是守住了原则的，然而在重新检查这篇墙报的时候，我才羞耻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守住”。
整风一开始，国际部就要出墙报，要有一位部主任出一篇文章，因为原来在整风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是由我领导的，而大家也觉得似乎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我的意见比较多，因此就推我来写这第一篇，我也就轻松地、欣然地答应了。不料一动笔，我就遭到可称是莫大的困难。第一，我自己正是满脑袋问题热烘烘，写一篇发刊贺电之类空空洞洞的东西，我自己不愿意，而且当时群众要求领导鸣放的呼声很高，我也觉得难以应付。第二，如果写有内容的东西，我又想来想去都觉得不合适，都可能犯错误（如当时墙报文章有许多是攻击吴冷西的动员报告的，我认为是决不能这样写的）。因此本来以为是一篇稀松平淡的应景文章，我竟开了几个夜车改了几个题材，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第一期墙报出版了，我写了半篇稿子（内容已记不得，但题材完全不同）只好赖掉了。约稿的编委同志对我很不满意，我去请求杜运燮同志允许我下期交卷的时候，南亚组办公室别的同志就说，墙报应该开个大天窗，上写部主任稿子未到。言彪同志也奇怪地说我：“你的文章怎么这样难写？”我就说：“你写你就知道了，比什么文章都难写。”这种情况在我的文章中倒也提到了：“这就是阻碍我大声鸣放的顾虑，这种顾虑使我每执一论就感到未必通透而又立刻收起，正是因为如此，第一期《春雷》出版时，虽然我匆匆地同意了墙报编委的要求，然而当一拿起笔的时候竟是踌躇累日不着一字。
实实在在我是一贯主张鸣放而不主张大鸣大放的，为什么到头又写了这么一篇大鸣大放的墙报呢？原因就是在这篇文章在我脑袋中打转的十天之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我一向主张整风要发现问题不容易，必须静静地、细细地、慢慢地去进行专门的研究分析。上面已经谈过的我五月十日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主张和风细雨然而要反本求源，正本清源的发言就是证明。我以为整风要经三个阶段：①研究，②从上而下的改革，③见效。这个思想在我的墙报文章中倒也有了反映：“思之再思之，给我造成的一种观念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群众运动所难于找出来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最好是有一批专家（或者中央负责同志）像毛主席形容马克思研究商品的办法那样，来反复研究这些问题也许才能得出接近于解决问题的答案来。”这也就是说我认为大鸣大放，可能徒乱人意，而难以解决问题。
就在那个时候，我与几位同志在一起胡吹，就发表了我的这个看法，即“强调重视具体的改革，而认为鸣放的意义不大”。这个看法受到了一些同志的反驳，说这是书生之见，什么法律，什么制度如果没有一种活生生的社会风气都不过是空的。（这话我也曾在人代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听过刘少奇同志讲过）是风气先行于制度，而不是制度决定于风气，我们今天消灭贪污不是靠三反、五反造成了一股社会风气吗？这一席话对我长期以来的思想是一个大启发。我想，主席发起整风，还要“打铁趁热”，还要“内外夹攻”，深意大概在此，我这种只好“坐而论道”的人大概是太书生气了。这一个思想变化是我在整风运动中最突出的一项。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了一次传达，说是（陆）定一同志说的主席的意见：“现在许多观念都要从根本上考虑，大学党委制可以改变，党章也可以修改。”同时，高教部对留学生考选制度也作了改变（那时还未听说有错，只觉得既然是上面说的，就不会错），出版界座谈会上，许多党员负责干部都在要求改革体制（包括曾彦修、蓝钰），看来简直是已有定案。这几个情况使我认为，鸣放果然是好，照我的想法也许慢吞吞多少年才能有一些改变（不过我一直以为，慢并不坏），现在群众一动起来解决是又快又彻底。正因为如此，我在墙报中写了下面的一段：“几天来形势的发展证明，群众的实践抵得上少数人长期的沉思（虽然我一直都相信，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是不能由群众运动所代替的），许多昨天还视为固然的观念，在今天已经为新提出的而且看来是更为符合于实际生活的要求的观念所代替。就我个人的私见来说，对大学党委制的讨论和新华书店体制的讨论给了我最大的鼓舞。我以为刚刚开始不久的整风运动已经是在沿着解决问题的道路前进，许多问题和方案的提出是要感谢那些勇敢的率先鸣放的同志们，而我们的责任是急起直追，同他一样勇敢的鸣放。”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在几天之内形成了一种对我说来是新的“风气论——鸣放论”。这就是我在墙报上写的：“几天来的形势的发展，打破了我的思想。全国范围内热烈的鸣放，已经不仅在提出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首先，目前造成的风气就是一种最深刻的变革，仅仅是这种风气本身就已经宣布了许多旧的观念的失效和新的生活的开始，我过去常寄过多的希望于制度的变革，然而目前的形势却告诉我风气的转换是制度的变革的先决条件。只有千百万群众实实在在的经验，只有他们的强烈要求，才能赋与任何更完善的制度以生命力。每一个人如果真正希望我们社会上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人民内部的矛盾能够解决，那么，他首先应该做的而且必须做的，就是大胆地、无顾虑地鸣放，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提出问题。”
我必须要批判我在墙报里所提出的“问题”中许多现在看起来是荒谬的思想。但是，我必须说明，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解决问题”，于我却确实有一种暂时性。我的文章写得极其艰难，最后一个标题，一个尾巴是改了又改才硬安上去的。这篇原定在《春雷》第一期发表的文章，是拖到第二期已经出了一版之后才硬着头皮缴卷的。我原意是要王飞、言彪同志看一看再送的，但是因为实在拖得太晚，没有这样做，这样失去了在最后一刻纠正我的错误的机会。而且文章虽然是如此写了，我心里就是在当时也还不是完全认为必须大鸣大放。当时，为了一再拖延缴稿，我曾一再同丁德润同志（他是墙报编委）谈到我的文章的主题思想的变换和难写，请求他原谅。而他在最后看到了我的文章以后，曾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勉强”（具体的就是指题目与头尾有些硬安），我也就直说，“实在是十分勉强”。一两天以后，丁德润同志又一次谈到我的文章（好像是说反映不佳，读者认为空洞，不解决问题，我还记得于谷同志的评语是“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解决具体问题”。黄祖民同志的评语是“除才华而外别无其他”），我就向他说，我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文章了，还是不应该如此写。为什么我的文章一贴出来，就立刻后悔了呢？就我当时的思想水平而言，我倒还没有觉得自己的论点有什么大错误，但是那几天的“形势”发展得实在是迅速惊人。使我很快就放弃了新获得的”风气论”，而又恢复了原来的“不能与奚瑞森同放论”。如果我记忆得不错，我记得内参上较早刊登的上海一单位（不知是人艺还是新闻报）有人提出，“我们只管放火，不管救火”。这对我实在是第一个最大的刺激。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促使我在向丁德润谈话的时候表示很后悔。这些事实，请党调查，我相信，言彪同志和丁德润同志是可以证明的。
我举出这样一些背景事实决不是想要为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实质性错误作什么辩解。不过想说明我在写这在篇文章时的实际心情。从最主要的方面来说,这篇文章是我在当时的大风大浪中间政治上发昏以至动摇的证明。我脑子里原来就十分严重的右倾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在内部的压力（指群众的批评，如说李慎之不肯鸣放，李慎之不把群众看成是平等的等等）和外部的煽惑（指报上的右派言论，如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是我提出的若干问题的错误所在）下，发展到使自己在政治上失掉了立场。做了恰恰是我最坚决不愿意做的“哗众取宠”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党在经过调查以后会相信，我写这样一篇文章的目的，还不是想要点火，在中间起了作用的是我自以为揣摩中央精神而错误地理解和发展了的“风气论”，以及对当时群众压力的若干敷衍。（有同志问我是不是要以“大问题”来反对群众提出的“小问题”，我想整个说来，我也并不会希望群众真个会来研究我提出的这种问题。我自己把自己的文章看做是一种“墙报政论”，一方面想表现一下自己在所提出的问题上的见识，好像说“问题得那么细细地去想”。一方面是想在“鸣放”方面迎合一下群众的要求，好像说，“我也是主张鸣放的”，而且还能给鸣放说出一套理论根据来。此外，我确实自以为好像我那样“鸣放”是不会引起危险的。
回想起来，这篇墙报以及在此前后与一些同志（以及一些现在已判定的右派分子）的谈话，是一种政治上丧失原则立场的政治动摇。我深深为此感到痛心和羞耻。发生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他是我思想上长期存在着大量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当实际政治斗争的锋芒渐渐逼近来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憬悟，能够懂得转变的。
在同一期墙报上，我还推荐了一篇在五月初刊于人民日报八版，卜无忌所写的“废弃庸人政治”。我在文前加了几行推荐的话，说他提出的问题“似乎正说中了今天社会的毛病”，希望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对，如果对，应该如何开药方来诊我们自己的病。当然，这篇文章也不是每一句话都错了。但是，他强调少做一些政治工作却正是投合了我自己长时期想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同梁再冰谈过的领导工作的方法应考虑改变。关于其思想实质容后说明批判。
由此可以联系到我的是，我在那一个时期确实受到了外面右派的极大影响（当然这是证明我本身思想有可以受影响的右的因素）。比如，我在前述文章中所提到的“以党代政”的问题，我是考虑过的，我觉得我们有些党政不分的现象，但不知如何来看，如何来说？后来在报上看到“以党代政”的说法，觉得有些道理，但还未见妥当，后来看这样的说法几乎成十次地出现，就觉得这是大概可以这样提了。就这方面说，我在某些方面提问题看问题并没有鲜明的原则立场而是听多了就可以跟着走，这当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现象。
这也是一篇有错误的文章。大家都看到了，我也不想在这里再作介绍批判了。只想说明一点是：这篇文章确也是硬逼出来的。我记得清楚是方言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是穆之同志看了我在墙报上写的文章认为讲新闻的那一段很好，要我也给新闻业务“笔谈新华社的矛盾”一栏内写一段，他甚至还说本来还想把那篇文章转载，因为问题太多不合适（我倒确实觉得太不合适了）。当然，现在查明穆之同志根本没有看我写的墙报，方言同志也说还没有假托穆之同志的意见。但我确实记得当时说是这样说的，还说国际部非得出一篇不可。这一席话给了我很大压力，但是我还是坚决拒绝了。不过后来“新闻业务编辑室”又一再来电话，我迫于无奈，又把我在新闻工作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发挥了那么一段供应交稿，日期已经快过截稿日期了。
以上就是我在过去一年中特别是整风运动中所犯过的错误的基本事实，我不敢说是全部事实，因为我在当时的思想情况下，把许多政治性的问题都看成了可以争鸣的学术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又不辨香花毒草地随便放。同时在我自己原有的一些修正主义的右倾思想上，又常常不断受到社会上的右派右论的影响，因此在有的场合讲话的时候，又发表过一句两句的错误言论是完全可能的。我将尽可能地继续思索，不过目前由于上面说到过的几点困难，只能作到如此的交代。
虽然如此，我相信，上面所说的可能已无大的遗漏。就我现在所已知的关于我的一些错误言论的传闻，我以为大体是准确的，但也误传的，也有不是我的原意的，个别也有完全不合乎事实的。我希望党能够就这些问题以及我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确切的调查和核对。当然，因为许多话都是在两人谈话中出现的，调查会有困难，但是我想至少有许多特出的问题是可以澄清的。
我以为我的思想是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的，有一些话，传闻各异，但是，我其实是从不向亲近的同志们隐蔽的，加以核对，就可以了解其确切的意思。例如所谓“两条线通天”的话，乍听实在是十分奇怪，但是，以我谈过的同志很多完全可以弄清楚我到底的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像我在上次报告里所解释的那样。这样将能有助于帮助我深刻地、彻底地批判我的思想。
我以为，除了一些个别问题而外，我所发表过的错误言论主要是：
1、加强制约以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其中又分：
（1）群众路线与专家路线。
（2）一党与多小党，党政关系，党管多少。
（3）民主与集中的安排等问题。
2、开放一点出气洞以调节社会矛盾的问题，其中包括：
（4）减少或改变思想工作的做法。
（5）放松一点级别制度等问题。
我将把所有这些思想“和盘托出”，我相信，从对我的思想的全面分析出发，可以发现，分清楚哪些是我的思想，哪些不是，哪些是不完全错误的，哪些又错误到什么程度。
如果有可能和需要的话，党也可以调查一下，我的那些话到底是在什么情况、气氛、条件下，以什么态度、口气说的，这样也许能有助于判断我发表这些错误言论的动机、目的和效果。
我在整风中犯了错误，这是肯定的。我已经在上面作了交代。但是我自以为在整风中还有另外一面的表现。照我以前的看法，我是在思想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或者说是投降主义的错误，然而在实际政治斗争中还是站稳了立场的。
我自以为从鸣放开始之时起，就注意到了要以严守立场自励的。在讨论鸣放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我就不同意一些同志认为党内党外可以不分界限地一起鸣放的意见而认为应当有所区别。在讨论整风的第一次支部大会上也继续强调了这一点，我曾说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可以保证，但是是否准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敢说了，我觉得看对象时间地点还是一个真理。另外在扩大编委会上，我也曾说过对于国家大事，我是有看法可以谈的，但是决不能同奚瑞森这样的人一起放。这些都是可以有记录可以复查的。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我在实际上很不注意看对象、时间、地点说话，然而我还是想提出这一点来说明我在主观上确曾一直注意不要破坏团结，不要产生不良影响，然而思想上的模糊使我没有能免于犯错误。
我自以为从鸣放开始之时起，我就注意坚守和风细雨的方针的，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从理论上认清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而且只能用和风细雨的办法的，我特别赞成整风指示中所说，少开大会，多开小会或谈心会的话，特别赞成指示中所说一般不处分人的话（虽然我认为人员应有变动，但不应是处分）。关于这一点，我记得有相当多的同志不大赞成我的意见，认为三害严重，既要搞群众运动，就免不了要来点狂风暴雨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动摇过。我曾在五月十日的支部大会上说过企图以狂风暴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办不到的。只有用和风细雨才是正确的。也许许多同志还记得，当许多人认为国际部墙报“提问题不尖锐，鸣放不起劲”时，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有什么不好？”
现在看起来，我基本上是守住了和风细雨的方针的。错误的是，我把同一些同志以至个别右派分子在一起胡吹各种海阔天空的错误言论也当成了是和风细雨的谈心会。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
我自以为我对在整风一开始就在党内出现的一点哗众取宠的情绪和积极分子的反水现象有所警惕的，可以说，我对肃反运动也是有一些错误的意见与看法的，然而看到雷君嫦在翻译部墙报上痛悔当年是受党之逼迫违背良心行事时，我是十分反感的。我相信我当时对墙报上以及党内一些动态的评论意见如何，许多同志是知道的。
我自以为对在整风运动中间出现的敌情，我也是有警惕的。对社会上（如大学）我认为实际已经是狂风暴雨，已近于闹事（不过当时由于大部分同志反对这种看法，我只是同王飞言彪等同志表示这种看法），我曾经非常奇怪，主席自己说他那报告中关于闹事的部分不要传达，为什么到处都传开了。如上所述，内参上所载上海某单位有人说“我们只管放火，不管救火”的话是给我敲起了警钟的。左叶事件在发生以后，在我还没有得知任何客观材料以前，我就凭经验认为是一种极可疑与危险的行动。对袁水拍写的“官僚主义滚开”，以及文汇报上要“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的论调，我是认识到危险的，的确这种话我当时并不敢与下级的同志讲，因为几乎很少人赞成，而且还要求我们避嫌疑，但是在我心里这种感觉是十分强烈的，也是一再与平级和上级的同志们谈的。
当然，我对有一类东西，是完全没有警惕的，即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报上以心平气和的方式写的谈各种各样较大的道理的文章，我是不但看不出其错误，而且深受其影响，正是在这一面，我在这次风浪中犯了错误。但是，我也没有受影响到使自己的思想大动摇，大怀疑以至否定一切的程度。我还记得在整风刚一开始的时候，国际部由我主持召开了一个党内负责干部和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的会议，会上莫如俭提出社会主义有先天性的缺点，我后来批驳了这一点，虽然这曾使我被称为卫道者，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基本态度在整风中是没有改变的。我同意了或者接受了若干右派的思想或者和他们共鸣，但是更多的右派思想我是断然拒斥的。我觉得我的错误思想的出发点和右派思想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不同的。
我自以为我对新华社的具体敌情是更加警惕的。翻译部与对外部的墙报，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忧心。虽然我曾同许多人在谈话中发挥了不少错误的言论，但是我也在不少谈话中为肯定党对新华社的领导而作解释，而且我相信也不是没有发生了效果（如对景勿吾、刘家杰、乐清、赵仲强、李正凌等的谈话），我也还在不少谈话中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新华社特殊论（包括认为新华社整风特别无希望与认为新华社鸣放绝不会出问题两种论调）。右派分子（当时尚无此概念，但是他们是我所不相信的人）企图篡夺前进报和各部门墙报领导权和知识分子委员会的领导权的阴谋使我愤慨。我曾经为此在扩大编委会上要求确保党的领导，也曾专门为此给党委书记（有时通过支部书记言彪同志）提过意见。一些党员中的麻痹情绪使我慨叹。正因为如此，除了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些有错误的谈话而外，也还有起了完全另外一面的作用的谈话，比如我同殷新程同志的谈话，他认为大鸣大放“非常痛快”，我就问他为什么那么痛快，并且告诉他那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暗示他不要为坏分子所乘，虽然我谈了之后也有一丝担心，怕话传出去会落一个“阻碍鸣放”的帽子。又比如我同王伟同志的谈话，主要都是谈应当警惕，应当有点“忧党忧国”之心。我同张潍冷同志谈的内容也相仿。又比如丁德润同志，我记得也曾不止一次地同他谈到不要以为天下还是和风细雨，或者以为外面虽有狂风暴雨而社内完全是和风细雨。在当时，要说服一些同志提高警惕也甚至是有些困难的。
“主张改，反对乱”是我一贯的思想，所以对敌情有警惕也许是与此有关（这个思想容后和盘托出），但是，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我还没有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最低限度的政治责任感。当我听到陈龙同志说对外部有一个共青团员说他现在才知道共产党如此卑鄙，当我看到翻译部墙报上要求撤换汪家桦的时候，我是感到太平观念是一种罪过。
对于国际部外一些较大的右派分子的出现如戴煌、董乐山，我觉得自己的注意还是比较早，也是及时反映了情况和意见的。不论我自己有什么错误，我自己觉得，我是分辨得清楚谁在政治上仇恨我们的党，在向我们党发动进攻的。对于反右派斗争尚未很好展开以前，一些同志在斗争中思想模棱，旗帜不鲜明的做法，我是提出了意见的。
对右派的反击在全国开始以后，我立刻感到过去一年间发展的许多自以为是左的思想其实是右了，是不对头了。然而我自己觉得政治形势的发展我是看得分明的，是跟得上的。在我看来，主席的历次讲话是好心好意诚心诚意地发动民主人士（包括右派）来帮助我们整风，为中国为世界“开万世之太平”（借我当时欣赏的方辉盛语），然而居然有一批人以狼子野心乘机捣乱，那我们是不能不反击的。六月八号的社论，我自己并没有感到粗暴或者突兀，相反，我自以为还能够懂得在实际斗争中间应当以什么样的力量同火候来展开反击才能奏效。在五月初旬，我曾在南亚组吹过不少现在看起来是有问题的言论。然而在反右派开始以后，我也曾在晚上去东亚组，去同同志们解释过为何要如此反击的政治形势，并且再次否定了新华社例外论。在苏联东欧组和分社管理组的整风会上，当大部分同志还有些思想不通，在研究葛佩琦与储安平有无异同，反击的作用与副作用各有多少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帮助大家澄清了一些问题的。特别是在一次支部大会上，以后就正式展开了以反对邹震和其他在国外分社问题上寻衅的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之战。
我知道我思想有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的观念薄弱，但是我觉得地平线上出现了章罗联盟，“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我是不感到多少困难就可以分辨清楚的，虽然我有错误，我也还是可以为党战斗的。
我相信不少同志还记得我那一个时期的表现和心情。虽然后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渐渐暴露，我思想上是有了包袱，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勇猛地同大家一起战斗了。我的心情是痛苦的，但是我也没有忘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共产党员至少不应该妨碍战斗的进行。我向领导上一再表白的心情，我相信领导上是了解的。
我举出了我在整风运动中必须的另一面的一些事实。如果党认为需要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加以调查，以求更确切地了解我的。
我确实是在许多场合（包括两次墙报，多次个别谈话）发表了大量在政治上有错误的言论，其目的何在？是放火还是走火？
我可以说,我既然谈了一些意见,当然是希望人家欣赏它们,认为它们不错的。但是我再三考虑,基于我在这个以及上一个报告中说到的原因,也基于我将在下一个报告中关于我的思想全盘分析。我觉得我确是只有坐而论道之意,并无“造是生非”之心。我主观上是力图做到在政治上严守疆界，而在学术上活泼思想，然而，因为我的所谓学术思想大体上均是政治思想，因而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就大量越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走火现象。而这个火如果遇到什么“易燃物”（如曹德谦、乐清）上是可以起火的。但是我必须说，我决无希望起火之意，相反，我认为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我是反对起火的，更不用说反对放火。
有不少同志奇怪，为什么整风中我在思想上表现很右倾而在具体行动上还能表现坚定，以为是一种矛盾的现象。但是，就我的实际思想感情来说是不矛盾的。我将要全面地、细致地暴露我的思想，就中可以看出，我是一贯反对“乱”的。在我主观上，我是自以为把实际政治同理论思想“严格地”区别开来的。我以为我所考虑谈论的都是学术化的问题，以为我考虑这些问题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更好一点，谈论这些问题只是为了使我们的同志们也能一起来考虑这些问题，活泼自己的思想。我所分辨不清的是这些“学术性”问题实在是太富有政治性了。它们已经发展到了可能根本危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危害我们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主观上企图竭力避免的，恰恰在客观上形成了。至于实际政治斗争中的利害，我是能够分辨得清的，所以我没有犯错误。当然，我也有几天主张大鸣大放，那时我一时发展出来的“风气论”，如上面所说明的，确实有临时性，不过几天的工夫，它就在实际形势的面前在我的脑袋里消失了。
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我的经历，我的工作都是决定了我是对政治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如果深入地检讨，那么我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气质是造成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在政治思想上特别想入非非的根源（我将在下一报告中专门检查）。而具体来说，我在思想感情上，即使在大鸣大放期间，并没有对我们党的具体政策，新华社的具体工作有何强烈的不满，倒是那时候提出的许多看似是普遍的（其实还是个别的）问题激发了我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另外一个具体情况是，自从二十次大会以来的一年多中，我的思想一直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些想法，一些看法，曾经在实际工作中给了我帮助，使我得到一些好评，因而就更加自得自满起来，越发放肆地狂想起来。说句可笑的话，我常常自以为自己是能够揣摩领导意图的，以为自己是能够把领导上的片言只语铺陈终始，得其深意的。然而正如冷西同志所批评我的，虽然我在具体工作中还能有些准头，而现在证明，在许多根本性的大问题上，因为自己的思想未经彻底的改造，竟是大无准头，大出偏差，大犯错误。
在冷西同志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我就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假设性的惊人之论，而是认为自己应当严肃地面对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考验。
就我今天的认识来说，我可以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思想完全可能发生更大的动摇，如果在彼多菲俱乐部坐而论道起来，我可能在更多的问题上在思想上越线。这是我现在一想到就觉得寒战的。但是，我相信，党十多年来也决不是完全白教育了我。我在思想意识上的大是大非可以模糊于一时，但是政治形势上的大利大害还是能在最后分清的。我仔细思索自从我接近革命到现在的十多年间，到真正置身于敌我斗争之场，我是可以奋起的。我今年年初到过匈牙利，我在那里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同许多同志谈过的，匈牙利事件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共产党所造成的悲剧，我那时甚至还没有完全清楚纳吉的叛卖和反革命的历史和事实（当时匈牙利还有许多人视之为英雄），但是我还是明确至少是他的动摇犹豫，优柔寡断造成了反革命的猖狂得势。这番言论是有不少同志听我讲过的。整风一开始，敌情一冒头，我就说决不能为纳吉，这句话也是不少同志听我讲过的。从整风开始，一直到反右派斗争。尽管我在许多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一般准备迎接战斗的精神是一直充塞在我心里的。我以为，我应当这样严肃地来估计自己，我相信党也会是这样看我的。
就我现在的认识看来，使我犯错误的原因还是我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浓厚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没有得到改造，如果再不加改造而听任他发展下去，那前途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一直到这次整风为止，我还没有滋生别的不良动机。我考虑许多问题，尽管现在看起来是错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同“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而总是自以为是从左来看问题。即使有时与右派思想有共鸣，也以为他是他的，我是我的。我说的话如此多，涉及的问题如此广，但是我可以说很少提出一定之见（当然是有对资产阶级民主概念的强烈的倾向性），也很少对我们的缺点提出措辞强烈的意见。熟悉我的同志都会知道，这决不是由于我的本性深沉慎重使然。应当说，原因还在于我的心里并没有对党的不满或反感，更谈不上怨视或者仇恨了。我以为，我是以一个未经改造的脑袋，对中央的许多意见作了机会主义的了解，躺在误以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假设上，忘了敌我之分，大发其修正主义的空想，而在这样一场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斗争中，起了资敌助敌的作用。但是，在党提醒我，向我发出警告以后，我还是可以幡然憬悟，改造自己，继续为党战斗的。
我本来想把这个报告写成即交代事实，又批判思想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报告，但是现在已经是过于累赘了，且先写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报告里交代的事实不多（我要惭愧地说，确实大多是忘记了）而解释与说明倒不少。但是我还是写了，我想，这对于让党进一步了解我也许是有用的。我自以为，我一定还很不了解自己的思想的危险性与危害性，但是我这一阵的心理状态自己是明白的，是可以向党保证的。我将在下星期写出我的第三个报告来，其中我将和盘托出我的错误思想，并且试图加以分析批判，请求党审查，请求同志们帮助我彻底批判。我深深感到，我入党十年来早就应该做的思想改造工作一直拖延没有做，以致使我今天犯了这样痛心的错误，现在必须补课重做。当然，也许已经是晚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在现在我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病态的时候，来批判改造还是我的大幸。我决心好好地过这一关。
李慎之 1957年8月15日到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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