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1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姚北桦是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学员。在我校反对党内右倾思想和反右派的斗争中，新闻三班的同志们揭发、批判了姚北桦的很多错误思想，揭露了他在同右派分子石天河的关系上丧失党的立场的思想行为。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姚北桦的错误极为严重，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揭露和批判，特决定将他的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批判。）
姚北桦同志反对肃反运动，在大放大鸣以前，就曾对某些同志有所暴露，但不是那么系统、全面和露骨。大放大鸣以后，他对肃反运动的不满和攻击，便日甚一日，在六月一日的支部大会上和六月五日的小组会上，公开否认1955年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硬说错误和缺点是主要的（后改口说第一批肃反缺点是主要的），推翻党对肃反运动的正确结论。为此，他曾对党在这个运动中的方针、政策、路线和方法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歪曲和攻击。
（1）他歪曲事实说，肃反运动中90％的人斗错了。在讨论肃反问题的支部大会上，他说：“斗十个人九个没有问题，所以应该说90％斗错了。”接着他以反问的口气说：“如果斗错的多了，成绩是主要的如何说明呢？是用10％的成绩来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吗？”在会上他的观点被批驳后，又改口说：“成绩是基本的说法需要分析。第一阶段成绩就不是基本的，而是扩大化了。第一批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打伤了很多同志，反革命分子没有搞出多少，应该说偏差是主要的。”他还诬赖说：“说肃反扩大化可不是我发明的，是罗瑞卿同志在八大发言中说的。”
在本校右倾开始时，姚实际上仍然认为他的论点基本上是对的。在七月五日的小组会上他一方面说：“现在看来第一批肃反成绩也是基本的，”可是，接着他又说：“那时斗的面是宽了些。中央十人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中说21％捕错了，79％是不错的。罗瑞卿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说错捕是个别的，那么21％能说是个别的吗？”他说罗部长那时所以这样讲，“是为了对外宣传”。
（2）歪曲党对肃反运动的理论指导思想和方针，妄图否认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他在支部大会上说：“我看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把敌情估计错了，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喜欢蒋介石？”又说：“5％的估计是大了，学生中就有凑数现象。”在小组会上他还说：“我怀疑肃反运动选择的时机是否恰当，由文艺思想批判就转入了政治斗争。”他怀疑肃反政策的正确，批驳别人说的政策没有错时说：“有的同志说，从政策上没有错，方法上有问题，我们的方法是发动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这个方法是错的吗？”（其实他对这个方法也是不满的，请看下一段）政策为什么错了呢？他认为这是因为“肃反开始，是从斯大林的学说来的，就是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阶级斗争愈尖锐。”“斯大林的理论是影响了我们，并不是个别的。”他还说：“不能因为提高了警惕性，就谁也不信任，六亲不认。”
（3）姚对肃反运动的路綫和方法，也进行了歪曲和攻击。他在支部大会上说：“敌情估许错误，方法上也不对。我们是先发动群众斗争，后去调查研究。”又在小组会上说：“方法是一个问题，成绩也要看方法。如征粮，征来了是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成绩是主要的呢，缺点是主要的呢？”接着他说：“第一批肃反，搞的材料就很少，不能不承认是缺点。”他还诬蔑肃反运动是把文艺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了，提出要用审干的方法，来代替肃反运动。他说：“文艺思想上的批判不能和肃反混为一谈。如有的人用审干的方法搞起来，就会把问题搞清楚。可是，一斗争就牵连的多了，首先是朋友关系，一个人牵连了很多朋友。这值得我们注意，引为教训。”
（4）姚为了全面否定党对肃反运动的结论，在六月五日小组讨论会上，便搬着“八大文献”这本书，几乎逐条的批驳了罗瑞卿同志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以下是姚在这次小组会上的发言：
“罗部长的发言，总结了七年的镇反肃反经验。1951年的镇反，没有问题，1955年的肃反，就有些问题。
“罗在发言中说：‘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是不是‘某些单位’呢？说‘斗争面过宽’这是符合事实的，说‘某些单位’就不像了，我听来是普遍的。说‘斗争了少数不该斗的人’，其实不是少数而是多数。罗瑞卿同志是把缺点缩小了。
“经验中有一条说：‘肃反运动必须强调调查研究’。我看1955年开始时就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材料，是凭印象斗争。
“罗发言中说要‘把斗争面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以内’。我看中央是控制了，地方就没有控制好。
“他说：‘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与‘事实’是有差别的，我看就没有准备。
“又说：要‘区别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两者‘不能混同起来’，我们恰恰是混同起来。
“又说：‘捕反革命分子必须谨慎’，我们是不谨慎的。
“又说：‘公安武器使用得不好，就会伤害自己’。我看的确是这样”。
最后，姚说：“罗部长的报告反正说不服人”。想以此全盘否定这个报告。
（5）姚对肃反运动的善后处理工作，也是抱着与党对立的情绪。在五月二十九日小组会上，讨论到对错斗者进行赔礼道歉时，他说：“光事后拍一拍肩膀说：同志，对不起。那能行吗？”当时有的同志说：“只有这样，斗错人是难免的，抗日战争中还有错杀人的事呢！”姚说：“那不行，错杀人的当事人一定要处理”。
（6）姚对肃反运动的不满情绪，是一贯的，有历史性的。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组织上认为他的朋友中有的是反革命嫌疑，有的是历史上有问题，因而也曾把他作为怀疑的对象审查。姚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对他不信任，特别对当时报社总编辑给他指出的“你不是被他们利用，就是和他们站在一起”，更是反感仇视，说：“难道就没有第三个可能吗？”并且还对他的朋友被逮捕抱不平：“你们搞吧，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反革命。”站在与党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后来他的朋友，有的已把历史搞清，有的作了宽大处理，放了出来，他的不满情绪反而更大了，洋洋得意的说：“我说他们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吧！”去年来校学习后，和他在北京的朋友（好多是肃反审查对象）又交谈了好多对肃反不满的话，他从而作出结论说：“从南京到北京，听到了一片喊冤声”。在大放大鸣前，他又支持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汪北炜翻案（汪于1947、48年在济南王耀武的报社任总编辑、中校衔参议），对汪向组织的申诉书不但看过，据说还修改过。
在大放大鸣中，他虽然一再声明，他所以提出肃反问题叫讨论，“是从北大、清华大字报上看来的，肃反中我自己并没有被斗过”，恐怕同志们怀疑他有个情绪。但是，他的内心不满是明显的。他在小组会上说：“肃反初期形成了人人自危”。并说他那时晚上听见狗叫、汽车响就害怕，怕是逮捕他来了。把那时的情况描写得十分恐怖。他还对组织上从他爱人那里了解他的情况这一点，表示很不满。在会上他还以貌似同情“受害人”的姿态提出，叫别的人也倒倒“委屈”。由于他的煽动，另一个因对三反时被斗而长期不满的同志，也情绪激动地哭起来，好似形成了对党的“控诉”。
由于姚对历次运动的极度不满，曾想写一个以“冤狱”为名的剧本，描写那些在三反、肃反中被斗的对象被冤屈的情况，以此替他的朋友喊冤，用舞台上的形象来诬蔑和攻击三反、肃反运动。直到这次大放大鸣中，还念念不忘。据说由于找不到像况钟那样的正面人物，才没有写成。
姚北桦对知识分子现状的估计，也是与党的估计不相同的，对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和方法，是有不满和抗拒情绪的。
（1）在大放大鸣中，他和几个同志在颐和园喝茶时说：“解放八年来，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出差不多了。在德的方面，就是在政治方面，和党员相差不多了，在才的方面，即业务方面，已经超过了党员。”言下之意卽是说，知识分子不用改造了，或者像他公开说的，“改造可以慢慢来了。”
（2）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他不是分为左中右，而是笼统的分为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他说：“我总强调小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方面，最初听主席说不论大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就有些想不通。我认为小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较穷，政治上受压迫，革命性较强。”（当然，他是把自己划入这一类知识分子之中的）
（3）因此，姚对党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政策和方法是不满的。他认为历次政治运动，是这一部分人整那一部分人，把知识分子整得太凶了。他说：“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他们都是对象，可是他们肃反时又被整了，结果对我们意见很大，伤害了和他们的感情。有些人工作的并不错，可是也老被整。”他还说：“我怀疑党对知识分子是否搞得太凶，特别是1955年的肃反，把他们搞得太凶了”，“整得他们不敢抬头，整得他们自尊心都没有了。”他说他在当时曾想为此给中央写信，反映这个情况。大放大鸣中，有些党外人士提到这个问题，他便后悔没有早些把知识分子对党的意见告诉中央，以显示自己有先见之明。
（4）姚在旧社会的朋友很多，但他的这些朋友政治历史情况非常复杂，因而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常是被审查或斗争的对象，姚对此事很不满。他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去看待他的朋友，而是认为朋友高于一切，并以替他们喊冤、说话为己任。他还常抱怨说：“解放后朋友少了。”
（一）对人情的看法：
他认为：解放前一切都是靠朋友，“带着一把牙刷就可以走天下”。他平日爱引王勃的话：“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又说：“没有朋友，简直就活不下去。”他觉得“解放后有些党员干部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生活经验；对人冷若冰霜，缺乏‘人情味’，真是‘人情薄如纸’”。他对人民日报发表的杂文“六亲不认”中提的：“解放后有些人把日常谈话中随便闲谈的话，拿到会上来批制”有同感。
从他在南京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两篇杂文的论点，可以看出他对人情的看法。
（1）在题为“政治与人情”（发表于1957年5月29日）的杂文中的论点是：
事情发生在1952年，某机关有一个党员科长病了，这时有一位在他领导下的非党同志，知道他需要钱用，就赶到医院里送给他五万元（旧币）。不久后，“三反”开始了。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这位党员科长声色俱厉地责问那位非党同志说：你送钱给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拉拢我？”而另外有一位同志，在这位科长病的时候，也曾送过五万元，却被表扬为“有阶级友爱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党员。……
……有些党员干部，对于自己的不近人情的行为，还认为是“绝对正确”哩。
……有一位党员曾向我诉说过他的苦闷：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曾结识了许多朋友，得到许多朋友的掩护和帮助。解放后，在最初一两年间，他还常常去探望他们。可是后来却一天天疏远了，甚至几年不上门。原来这位党员在机关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批评，批评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批评他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来往。这位党员对这些批评当然想不通。……
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生活经验，所谓“不通人情世故”，是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之一。但更加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不少同志对政治和人情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理解。
……在有些同志的心目中，政治就是板起面孔，政治就是“公事公办”，政治就是与人情绝对不调和的东西。好象讲政治，就不能讲人情；讲了人情，就不能讲政治。
……但政治又必须合乎人情；不近人情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政治，是行不通的政治。不近人情，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犯“左”倾错误的危险。……
（2）在一篇“关心人”（发表于1956年10月11日）的杂文中，他的论点是：
……解放后不少人都会有那种感觉：同志之间很少往来，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上、思想上很少接触，当然也就很少了解……
……忙不能说不是原因，人们之间缺少一根把友谊串连起来的红绳，缺乏一种推动着相互之间加强接触的力量，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吧？如果没有这根红绳，这种力量，即使勉强凑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恐怕也很难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
在和平的环境中，在城市的生活中，很容易蒙上这样一种灰尘：除了自己，对任何人也不再发生兴趣；小家庭就是他的世界；同志与同志除了办公室与小组上见面以外，仿佛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什么力量能够推动着我们来改变这种冷漠的情况呢？……重要的不是喝茶，而是关心人！关心人，便是把友谊串连起来的红绳。因为只有关心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有了相互之间的关心，便有了接触，有了了解，有了友谊。
（二）对领导干部的看法：
他认为：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负责干部大多很不近人情。他们的这种不近人情不仅用以律己，而且还要别人都来师法。谁要不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那末就被扣帽子，甚至有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危险。他觉得领导干部和被领导同志间虽然没有摆着一根有形的棍子，但无形的障碍却不知凡几。他甚至认为我们领导干部和被领导同志的关系和清朝的官员和下属的关系有相似之处。
这里引证他在新华副刊上发表的杂文的论点，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攻击我们的领导干部。
（1）在“政治与人情”（发表于1957年5月29日）一文中写着：
这样的党员负责干部，如果仅仅是以此律己，到也罢了。他们偏偏还要以自己的不近人情为“楷模”，要别人都来师法他们。谁要是不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瞧吧，一连串的“帽子”就会雪片般飞来。同志们的关系亲密一些，就被说成是“小圈子”，“拉拉扯扯”；星期天偶尔在一起吃次饭，喝两杯酒，就被斥为“吃吃喝喝”“生活庸俗”；大家相处合得来一些，就有“臭味相投”“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嫌疑；……再严重一些，就成了“小集团活动”，有反革命的危险了。
这种不加区别的“棍子”式的批评，把不少人吓住了。于是人们只好向那些不近人情的人看齐——除了工作以外，谢绝一切私人往来。……
这些自以为自己处处从政治、原则出发的同志，其实最不懂得政治。什么是政治，归根结底就是争取、团结最广大的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可是你整天板起面孔，冷冰冰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末谁还愿意团结在你的周围呢？……你的所谓“政治”，岂不是一句空话了吗？
（2）在“客客气气的官僚主义”（发表于1957年1月18日）一文中，他的论点是：
有位领导干部常常抱怨同志们的关系太疏远了，常说：我的门口并没有棍子，你们为什么不常到我的办公室或家里来找我谈谈心呢？……
奇怪，尽管这位领导干部表现得如此礼贤下士，和蔼可亲，……可是自动到他府上或办公室里促膝谈心的却一个也没有。
原来，人们从亲身经验中知道，在这位领导同志的室内，虽然的确没有摆着一根有形的棍子，但无形的障碍却不知凡几。
譬如，有人曾经鼓起最大的勇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怯生生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可是，这位亲亲热热、客客气气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听你说上三言两语，他的眼睛却早已瞟到堆在自己面前的那一叠公文上。再听几句，他就要微皱眉头，捂起口打上几个哈欠。……这样，就是一个再不知“察言观色”的人，在这副漠然的面孔和倦怠的眼光之前，也会自动地把要说的话打住，赶快托词告退出来。
这只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官僚主义之一态。……我以为，这种貌似和易近人、而实质上却冷冰冰的态度，也许比张牙舞爪，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官僚主义更可怕、更可厌些。……
据说，清朝的官员在接见下属的时候，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不论下属们正在谈着多么重要的事情，也不管谈完或没有谈完，只要上司大人慢吞吞地端起了茶碗，说了声“请”字，门外的听差们就马上高喊“送客”，于是下属们只好诺诺告退。
这两件事情也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在客客气气、不得罪人却又官气十足这一点上，却有某些相似处。对于这种类型的官僚主义，就姑且称之为“客客气气的官僚主义”吧。
（三）用宗派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党内同志关系：
他说：“党内有两种人：一种是整人的，另一种是被整的。”
他认为党内有种整人的人，这些人工作疲蹋，就是历史清楚，资格也老一些。可是这些人在每次运动中就成了积极分子，甚至因为运动中表现“积极”，就连升三级。他很看不惯这种人，觉得党为什么不对他们要求得严格一些呢？他很欣赏徐中玉在文艺报上写的“有一种好像永远都是正确的人”的题目。他把这种人叫做“一贯正确的人”。
另外有一种是每次运动都被整的人。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改造，他们都是改造对象，肃反时他们又被整了。其中有些人，八年来工作得不错，结果这些人越整越疲蹋，对他们是否可以缓和一下呢？他为他们鸣不平，对他们被整牢骚满腹。他说过：“我对这些人很同情。要热情待人，对人冷淡最易伤人。哪怕对极普通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都要热情相待，热情给人以力量。”
他把整人的人看成是解放区的党员，把被整的人看成是地下党的党员。他自认在地下党工作“有功”，解放后老区来的党员压了他们。他说：“落时的凤凰不如鸡”。他觉得党对不起他，对他不重用，他对自己的职位不满足，对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感到受委屈。他认为这些运动实际上是老区党整地下党，思想深处是严重的对党不满。
（四）对新社会的看法：
他认为在新社会不如在旧社会敢说话了。
大放大鸣中，他说：“十五贯”里有一个况钟，我们现在敢不敢当况钟。比一比，人是在解放前敢讲话呢？还是在解放后敢讲话？在旧社会里讲了话，坐牢杀头有光荣感，社会上也同情。解放后就不同了。现在为什么不敢讲话呢？说了话：坐上了共产党的监牢，就会抬不起头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后不如解放前敢说话了。
他认为新社会的阶级斗争来势太猛了。历次运动把人斗得太凶了。他说：三反、肃反搞得太猛了，害怕。担心这样搞副作用太大。运动把人身体搞坏了。南京有个精神病院，他曾去过，虽然没有调查解放前得精神病的有多少，但总觉得解放后得精神病的人多了，都是三反、五反整的。有些人被冤枉了，斗得成精神病，他很表同情。
他对新社会的工资制度不满意。他说：干部的工资制度，从毛主席到勤工人员只有六、七级就行了，这有什么不容易。他一再提出：“一切官吏的薪俸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没有这样做，是背叛了马克思的这个指示。
他觉得新社会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分配干部是“乱点鸳鸯谱”，应该有点干部的自由市场。（详见办同人报部分）
他听见人说到波列伏依写的通讯中说美国已消灭了失业时，便说：“若说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好，可是为什么没有失业呢？”又对别人说：“我们报纸上都是宣传美国失业，是不是对？
（一）主张摆脱党的领导，办“同人报”：
大放大鸣中，右派分子提出办“同人报”后，他表示欢迎，并且表现很积极。他说：“若要办同人报，即使我的工资此现在少一半，工作不分昼夜也干。”（也说过“十小时以上也干”）
他为什么对办“同人报”如此积极呢？他说：“我觉得办同人报痛快，”“在党报工作不能随心所欲，约束太多。”“写一篇社论还要审改几次。”还嫌总编室对他领导的副刊“抓得太死，太具体。”
当他听到有人要搞“同人通讯社”时，也表示愿意搞。有人问他要不要党的领导时，在支部会上，他先说：“这个通讯社不要共产党员，我没有这样的看法。仍是党领导的，但不能像党领导党报那样具体，总是要自由些吧！”他还说他和右派主张不同：“我还要党员，还要党的支部组织，……”但他也觉得这种说法自相矛盾。当有人指出：同人报又要党领导是矛盾的。他后来才承认：“实质上是想摆脱党的领导。”
他这种办同人报，同人刊物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绝不是偶而说说。在八月七日支部大会上他曾说过：“对同人报的看法，参加革命前就有。”同时他还说到，今年右派分子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他作了若干具体考虑，如干部问题，工作制度，工作方法问题。——所有这些，都想搞一套和党报完全不同的作法。
他认为党报的人太多。无论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都听说人太多，可以分出部分人来。这些人既然是搞过新闻工作的，不能再办党报，一个省不能有两个党报，如另办同人报的话，有两家报纸可以通过互相比较，互相影响，有些党报不便讲的，通过同人报请、这样，同人报也可以起党报的辅助作用。”
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支部大会上，他说：“对做文化工作的人，应该恢复过去那样有找职业的自由。”“应该开放一部分干部的自由市场，对文化教育界过去称为自由职业的人，采取聘请制，理由是：①这样可以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解决某些单位某些人想进进不去，想出出不来的现象，改善现在乱点鸳鸯谱的情况；②刺激干部的积极性和上进心，解决一些人的‘铁饭碗’、‘银饭碗’等不求上进的思想。”
在大鸣大放时，他向同志们宣扬：“解放以前的编辑、记者业务上有一套，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工作有效率，每天写稿。”“几天报上不登稿子，记者就没法去见同业，现在几天没稿见报的就很普遍。”他还说：过去干部是有竞争的。又说我们“包下来”的政策不好，“特别是新闻干部”，还嫌“我们培养干部没有旧报快”。
关于工作制度问题，他在大放大鸣时就说过：“我们报社，可以不必要某些制度，比如解放以前，报社记者可以工作一个月，另一个月什么也不写。现在也可以一个礼拜工作，一个礼拜休息。”对于工作方法，他很欣赏新民晚报赵超构的那一套。他说：“赵超构每天早上起来就坐茶馆，不慌不忙，下午写一篇‘随笔’，每天保持头脑清醒。”
（二）不满省委对报纸的领导，不满报社的领导，轻视党报：
江苏省委决定取消新华日报的小品文“刺蝟”专栏，他说：“广大群众欢迎这个专栏，但我们只凭一两个人的意见就取消了，太轻率了。”
他说：“目前各报的面目都差不多，没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一份就行了。”他说：“我们报纸考虑群众需要少了一些，考虑领导需要多了一些。”说我们的报纸是“在楼上说话”。他说：“现在是自费订报，群众自己要出五分钱，他便要进行选择了，如果我们不适合群众的需要，报纸很难办下去。”
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指责报社的领导人：这个是“拼命主义”，“头脑容易发热”；那个是“单凭聪明领导报纸是不行的”。对他报社的总编辑不服，认为其“才”不配。说他办报是“外行”。
他还说过，他的想法是：“将来能够这样就好了：总编辑有决定副刊方针路綫及稿件取舍之权；副刊组主编与总编辑的意见严重不合时，也可以提出辞职。”
他领导副刊时，提出方针是：“百花齐放，雅俗共赏”（具体要求是有兴趣，有感情，有知识），但在实际执行中是只有“雅”而没有“俗”的。在他的思想深处，对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所以他主张副刊“要有固定的基本作者，要团结一批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为副刊写稿”。
他还提出过：“副刊要文艺性强些，要把副刊办成新华日报的特色。”
（三）对资产阶级的报纸赞扬备至：
鸣放初期，对文汇报有好感，说“现在文汇这些报倒有意思，党报不好搞。”听到小广播说中央批评了文汇报，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中央对文汇报提出批评，去阅览室看了一下，并没有看出大问题来。”
鸣放初期，他认为大公报劲头不大。他说：“这样一张有传统的报纸，今天编排内容枯燥无味，业务性强，气魄太小，很可惜。”
他很欣赏新民晚报的三个口号——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些、软些软些再软些。
他强调旧报的优点，主张恢复旧报优点，如生动、活泼、抢时间等，在去年学习哲学时期，要报纸来个“否定之否定”。他说：“解放后，对解放前的新闻工作是一个否定，这个否定是必要的，也有坏的结果，有些好的东西也否定掉了，如副刊、消息多、国际宣传等，现在又一个否定，恢复了副刊，消息少的问题也重视了，国际新闻也重视了。”
（四）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他在报社时，是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可是他对于我们的文艺理论和解放后的文艺作品，是不感兴趣的，是否定的。
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不懂，对文艺理论不感兴趣，……有位朋友说，他们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我说讨论这有什么用？‘能捉到耗子才算是好猫’，拿出作品来嘛！”
检查中，他还谈到，新出版的文艺书刊很少看，如“三里湾”、“铜墙铁壁”等都没有看，“保卫延安”看了半本就放下，苏联的“青年近卫军”就没看过。
他认为演员的艺术水平不如老演员，京戏也是如此。
别人说文艺工作在解放后的成绩是伟大的。他说：“但我不知道伟大在哪里。”他还说：“作为一个党员，有很多文艺作品是拥护的，但作为读者，就有自己的看法。”
（一）与右派分子石天河的关系
〔石天河，又名周天哲，是四川省文联“星星”诗刊——发表“草木篇”和“吻”的刊物的执行编辑（实际负责），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四川省文联反党小集团的首脑分手，这一次向党进攻中是“坐地使法、深藏不露”的幕后人物。曾在“中美合作所息烽分班”受特务训练一年另两个月，1948年在南京由姚北桦介绍参加我党，1953年整党时被开除出党。〕
1．姚北桦与石天河关系密切，石因在“星星”上发表了“草木篇”和“吻”等反动作品抗拒检讨而被停职。姚接石信知道这一情况后，到处奔走呼告，说对石的处理粗暴，不符合中央鸣放精神，并说：“这件事反映到中央，四川就吃不消。”还去信支持石向组织上“申诉”。助长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凶焰。有一次，周扬同志在某处作讲演，新华日报副刊组组长刘洛（当时在北京学习）把对石天河所谓处理粗暴一事写给周扬同志。刘就是从姚处听到的。
姚北桦开始不认为“草木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只认为其中“白杨”一节有孤傲情绪。支部有一位同志曾两次对他说：“‘草木篇’作者流沙河对社会主义是有敌对情绪。”姚回答他仅说：“观点上有问题。”又说：“‘草木篇’中的‘藤’，我们党内不是没有这种人的。”（“藤”是讽刺攻击积极分子的）
2．石天河在四川的反动面貌日益暴露、无法藏身之后，四、五月间来信要姚介绍去南京工作，姚就非常积极为他找出路。曾向江苏省文联负责人极力推荐说：石天河“近为流沙河事件，受了批评，精神上遭到压抑……他爱好文艺，善于写诗，……此人现在四川呆不下去，想来南京工作。希望这里文艺领导部门纳贤招士。”姚并提出要江苏文联考虑两个具体安插途径：①去‘雨花’（省文联刊物）编辑部当文艺编辑；②在江苏省文联搞专业创作。（原信已失，大意如此）江苏文联负责人复信给姚，希望石能通过当地组织关系转来为好。
石天河本人信中并未奢望去“雨花”编辑部工作，姚北桦在“稿费恐怕不足以谋生”（姚给石信中语）的关怀下，还非常周到地为他筹划去“雨花”编辑部工作。姚在检讨时还说这种活动是按“组织手续”办事的。石天河对姚北桦的为他安排十分感激，复信中说：“你为我东下后的‘安身之计’作了努力，足见故人情深。”
石天河为了利用姚北桦解决“安身之计”，曾对姚采用了感情拉拢和胁迫兼施的手段。石在四月二日信中说：“如果你认为在这方面可给我设法，盼来一封信，如果你因不了解情况，怕麻烦，怕拖累，也就算了。……如果你真已感到此人之不可信，如果你也认为对我已经隔漠得很深了，那么，这封信，就算是我们的绝交书。……”看来，姚北桦对于这样一个仇恨党仇恨一切并受过特务训练的右派分子，还不愿意“绝交”。就立即尽力替石筹划安排，四月十日就给石复了信。
3.从今年三月十日到六月一日，石天河给姚北桦的五封信中看出，石天河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是刻骨仇恨的，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姚不仅未予反驳，而且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一直未把这些反动信件交给组织。直到石天河右派分子面貌在报纸上完全暴露，他才向支委会说明信件来往及为石天河找出路的情况。（原来支部个别同志也知道一些情况。）
石天河在信中，对党的领导肆意谩駡，一个略有政治嗅觉和维护党的利益的人，是一看就会发觉的。但姚北桦却认为没有什么。连石天河信中说：“真的，这一次，我几乎想亲手宰掉几个卑鄙的家伙”，姚还说：“我只当他是个疯子，说疯话”而一笑置之。这里为了看出姚北桦如何严重的认敌为友，特将石天河的来信摘引几段如下：
“……毛主席的这次报告（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是在党与知识分子的革命联盟濒于破裂危险边缘上，挽转了局势。作一个党员，必须从大局着眼，所以，这次的整风，无论意见多么尖锐，甚至刻毒，都应倾听，反省自己，不可有抵触情绪。”
“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欠缺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与客观理解，往往因为自己是党员，只片面地强调党的功劳（包括自己的功劳），不承认非党的民主人士、一般干部，也曾有过各种不同程度的牺牲，也曾有过一定的功绩，超过一定的作用。这样，便形成‘墙’和‘沟’，造成自己的孤立。有的机关，明明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人，只因为他是党员，便摆在领导地位，明明能力很强的人，屈压在极低的地位。这虽然不是极普遍现象，但在宗派主义严重的地方，一般都有。而且，作领导工作的党员，都把这种不合理、不正常的状况，看成是‘当然’‘必须’的事情。”
“作领导工作的党员，一旦沾染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在干部政策、统战工作上，便会出现两个极瑞：一是化友为敌；一是认贼作父。从前与共产党同艰苦共患难的人，一旦因为某些事，意见不一致了，便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从前一贯是党与人民的敌人，仅仅因为解放后，他要靠共产党吃饭，多方献媚，百般奉承，便相信他是真心真意，弄成‘人民代表’‘协商委员’，这些人其实谁也不能代表。（也许能代表他老婆孩子）这样的结果，是使得党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假积极分子，而真诚的朋友，同路人，则离心离德了。”
“……现在，眼看着一些地主少爷、官家小姐都入了党，我还被关在党外；一些从前满手血腥的刽子手，现在高坐在“人民代表”“政协代表”的位子上，喝花酒，吃海味，高谈阔论，得意洋洋；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僚，一些作威作福的小人，他们都非常得志……我们党，才爬上统治地位，不过几年，已经有不少人在开始腐朽了，逐渐和人民对立起来了！特别是，我遇到的人中，有不少的市侩，投机分子，一些不学无术，毫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现在都一步步往上爬，而且爬上去了……”
“这一回，我实在没有一点错，‘草木篇’和‘吻’，……我同意发，是觉得‘草木篇’在反官僚主义方面，反庸俗方面，有一种积极情绪。……一个刊物，作品受批评，编者本可以袖手旁观的，本可以不牵扯上我的，但他们这回是故意肆虐，我不得不反抗。而且，我早就知道，这儿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刀尖，首先是指着我的，一开刀，即无论我作的什么事，那怕我写的是：“马克思主义万岁”这几个字，他们也要从这几个字中找出问题来。你看见“红岩”上对我那首诗“你们的刀”的歪曲吗？这些人，我无法用别的字眼来形容他们，只好用达两个比较恰当的字：‘卑鄙’！”
“对于省委宣传部的几个大官僚，对于文联的宗派主义，暗害分子，我只要力所能及，一定要把他们从虎皮交椅子上拉下来！……”
“这一次的事件，因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点头认可”过的，所以揭露是否能彻底，处理是否能使人心大快，一下子还未可乐观。……”
“文联的主任，……这次事件，虽然开会是由他主持，但是下面有宗派主义分子的要挟，上面有省委宣传部官僚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作不得主……”
“……人们不了解我，不信任我，作任何事情都成到不痛快，最使人难堪的，是这儿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使人感得冷，感到寂寞。”
信中还充满着“宗派主义分子”，“教条主义份子”、“卑鄙”、“非常憎恶那些以謟谀逢迎取媚于上的人”、“政治陷害”等等恶毒字句。
对于这些仇恨人民事业和谩駡党的领导和高级干部的言词，姚北桦没有引起丝毫愤恨。检讨中还说：“我对石天河还是有警惕的。”别人反问他：“这样就叫做有警惕，那什么叫做没有警惕呢？”他才说：“我对他生活品质方面是有警惕的，对他政治上一点警惕也没有。”
直到现在，姚北桦还没有检查自己给石天河信中谈了些什么丧失立场没有原则的话。
上面五封信直到文汇报上登出流沙河交出的一批石天河给他的反党信件之后，支委会对姚北桦说：“你应该把石天河给你的信交给组织，来帮助领导审查石天河的问题。”他才交给支委会。
（二）大放大鸣中又一些表现：
1．在右派活动极为猖狂时，姚说：“我现在感到忧虑，因为看了报纸没有什么，看了‘内部参考’就觉得大事不好，不止是知识分子闹，工人也闹”。他看了北大大字报回来后，没有激愤的情绪，还摆头点脑的复诵：“……党运兴衰，且看今朝！”（仿“沁园春”词）的大字报。（他唸了一段，听的人只记得这两句了）“关于大字报问题在支部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不好，他在会后说：“你们在解放区自然没有这一套，就不习惯。过些时候你们就会习惯的。”
2．当“左叶事件”在报上公布后，姚在新闻班找人开座谈会，准备发消息表示支持和抗议，后因无人响应而作罢。当听了杨校长说“左叶事件”经过调查是报导失实时，他不但不后悔险些使党的利益遭受损失，反而说：“我们新闻工作达碗饭难吃，不报导不好，报导了又不好。”
3．对右派分子浦熙修、彭子冈这些人被斗，流露出一些抵触情绪。当发现报上点了子冈的名字时，他说：“斗浦熙修怎么又搞上子冈，想不通！想不通！”
4．整风开始后，姚不安于在学校整风，急于回去。反右倾思想提出后，情绪很紧张，怕把他整成右派，怕当典型，怕别人“误解”他的意思，怕“围剿”，因此竭力企图把支部每人的右倾思想说成半斤与八两之分。强调方法上要个别交谈和自我批评。并说“现在有摆开架子专门整人的人”，进而怀疑这些人“品质有问题”。想以此法来达到以攻为守。
听了杨尚昆同志的报告后，第二天小组会进行讨论，他第一个发言：“这次大放大鸣，右派进攻对我们都是一个考试，我自己也被考过了，考的还是及格。”想避重就轻，自园其说。
姚北桦经过三次小组会和两次支部大会的检讨，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行动的严重性还认识很差，态度也不十分老实，企图蒙混过关。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13期，195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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