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1 作者：徐光蘧
徐光蘧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犯了严重罪行的人，今天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全体代表和全市人民低头认罪。我现在担任市教育局副局长、民主同盟温州市委副主委，因而我的罪行，更其令人不可容忍和不可饶恕，我现在对自己的主要罪行，作以下的坦白交代：
首先是我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煽动放火，向党猖狂进攻。我先后曾在温四中校庆座谈会上，在市教育局学习会上，在盟机关小组盟群座谈会上，在盟业余教育讨论会上，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全面散布毒素，向党进攻。而特别恶劣的是6月4日晚上，在参加政协盟员动员会议上，我以传达为名，贩卖右派分子沈志运放火报告，对其中对党侮蔑的词句，如“人事部门，做起事来鬼鬼祟祟”“对党外人士大材小用，对党团员小材大用”等，由于“正中我怀”，曾经有意识地重念几遍，无非企图使大家对毒素影响更为深些，企图把上海的火种，通过盟员在本市政协会上也燃烧起来。而更其严重的，则在传达之外，我自己还加油加醋地作了积尽煽动之能事的发言，说什么“官僚主义不大反反不了”，“党委决心虽大，还要我们内外夹攻”，“要逼上梁山”，还大肆吹嘘右派分子刘景晨在前一天人委会座谈会上对党的辱骂，甚至形象地描述刘景晨当时敲桌、脱帽、蛮横、狂妄的丑态，号召参加会议的盟员学习刘的大胆、硬骨头精神。在这次发言中，我还进行对党和政府的挑拨，说什么“根据盟内回报，教师对郑书记总结认为不干脆不虚心，大家有意见，还可以再提”，还说“粮食报告我过去■了也不满意，大家可以注意他们的统计数字，是否可靠。”最后我还要求盟员在政协会上带头，胆子要大，不要怕报复，而且更狂妄地擅自代表盟市委，支持大家大放大鸣，企图使盟员成为向党猖狂进攻的急先锋。此外我在温四中校庆座谈会、教育局座谈会、在业余教育盟讨论会上都曾经以类似内容进行放火。在业余教育支部会上，还支持他们可以到盟市委来召开座谈会，企图把火焰在工农教育事业中蔓延开来，在会上对徐国光等还作了支持和鼓励。在教育局还对张楷作了个别动员。当市政协要求盟机关提出出席政协会议的教育界参考名单时，我还提出提名原则应该是“有意见，能说能讲的人”，还亲自打电话给教育局初教科，请他们提出一位对巽山小学案件处理不满的人去参加政协，为他们“伸冤”（其实巽山事件的处理情况，我自己也不了解），在市委召开小学和业余校教师座谈会前，我知道五马第一小学叶■仪对领导有意见，曾经设法请求增加名额，让她到会上“一吐衷情”（但本人不愿，未到）。
党的整风指示，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整风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和风细雨地进行，可是我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打乱整风步骤，公开叫嚣，向党猖狂进攻，而且还胡说八道地讲过：“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和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过来的。解放以来，前几年又是共产党一家独鸣，所以不大声疾呼是鸣不起来的”。正因为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歪曲整风指示，有意夸大知识分子在放鸣中的顾虑，所以当章罗联盟的指示（主要是民盟中央工作简报）每次寄到时，我原来存之已久的反党思想，便更被勾引起来，上下串连，到处引用反党词句，说什么“文汇报火烧官僚主义烧得好”“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其妙无穷”“党的整风运动不得不提前开始”，以加强煽动力量，达到呼风唤雨的目的。我还公开提出放鸣不应限于学术思想，一切方针政策都可以鸣，企图扩大放鸣范围，唯恐天下不乱。我也曾经主张放鸣是长期的事，应该有一个经常性的专门机构。为了实现我向党猖狂进攻的野心，我除了在盟内外煽动点火外，还公开叫嚣：“温州日报肚量不大”“定息20年结论太早，影响放鸣积极性”，当该报以“大放大鸣”为标题推动放鸣时，我又讽刺“鸣则鸣矣，大还未必”，企图把党报也逼上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总之，我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帮助党整风，而是坚持自己反动立场，披着“进步”“积极”的外衣，忠实贯彻章罗联盟的反党政治路线，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性的谬论，到处放火，目的便是通过政协等合法组织，使盟员大放反党厥词把火焰蔓延开来，达到推翻党，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把民盟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我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可是我始终坚持自己一贯的反动立场，当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时，我还说什么“人民日报的社论会影响今后放鸣，会影响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右派分子宋云彬向浙江日报进攻，大放厥词时，我还说他言之有理。当统战部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把我从泥坑中挽救出来的时候，我还狂妄地表示：“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高级知识分子这样开展斗争，代价是否太大了”，还怀疑党中央对“三害”严重性是否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进步是否估计过高。民盟温州市委开始学习时，我还认为温州情况不同，不能硬搬硬套，还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他过去的‘中国货币制度往那里去’一书曾经使我五体投地，后来同志们看我在斗争中软弱无力，初步揭发我在放鸣中的点火事实，我知道自己阴谋被揭露，便企图蒙混过关。一度还企图争夺盟内学习领导权掩瞒隐蔽。盟整风小组成立后，我自称对民盟工作“忠心耿耿”，还表示“8年来一贯拥护党，如果由市委书记处审查没有问题”，“如果把我当作最右的知识分子我是不通的”。后来当报上揭发了郑伯永的反党言论，却又幸灾乐祸地说“郑伯永也有反党言行”。当右派分子张楷、郑钟声在交代罪行时，点名要党与同志们抢救我的时候，我还写信给党报企图抵赖。直到本次人代会召开之前，我才初步承认自己的放火罪行，表示愿意向民盟和人代会认错，但还企图检讨了事，混过关，通过这次人代会上大家对我的严厉斥责和全市教工大会对我的声讨和揭发，铁证具在，使我理屈词穷，愧无容身之地，我现在低头认罪，希望人民给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机会。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我对于“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用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歪曲，离开了国家宪法和社会主义一致性的基础，把这一新方针和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对立起来。抽去党和民主党派不同的阶级基础，取消党和民主党派的原则性的区别。在去年教育局一次学习会上，不经过组织手续，“断章取义”地离开了新方针提出的客观依据和贯彻的总则、前提，以传达为名，说什么“认识到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便有政治自由，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建筑在这个基础上”，“接受不接受党的政治路线都有他们的自由”。我的目的是企图使民主党派在组织上脱离党的领导，和党“平起平坐”，在政治上可以自作主张，和党“分庭抗礼”。由于我有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所以民盟学习新方针的时候，我便公开叫嚣“民主党派过去贯彻意图多，独立思考不够，今后必须强调独立思考”，“过去统战部管得太多是干涉内政”。相反地我对于贯彻章罗联盟的反党路线则不遗余力，民盟中央工作简报来温州时，总是再三精读，领会其精神实质，正是“如获至宝”。今年4、5月间的两本简报，我还曾经藏起来，打算作为民盟性质、任务报告的主要根据。上项简报，中央规定传阅到市委委员一级为止，我却自作主张向全体盟员传达，甚至扩大到盟外，还公开表示：“只要大家欢迎，我将来检讨也愿意”。费孝通在成都等地搜集一小撮后来揭发为右派分子的意见，经他们“综合、分析”后，以回报形式向当地党委进攻，我认为是贯彻“互相监督”的成熟经验。所以本市温二初右派分子向盟市委会挑拨党盟关系，要求转达党委撤换二初党员干部时，我虽然口头上不敢公然同意，可是在思想上，我还是支持他们的，而且还表示二初问题暗流在于领导，民盟要站出来监督一下，同时还表示过二初问题可以作为民主党派贯彻“互相监督”的典型事实。所以就在我的同意下，盟内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专门搜集对党不满的意见，以便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会后盟市委办公室还把两次会议记录，印送有关部门。我自己也非常赏识座谈会上一位教师说的“我们学校只见党员，不见党政策”认为“一语道破”。在市人委总党组座谈会上，我还提出4条“分庭抗礼”的建议：（1）请市委组织检查组去二初调查；（2）向书记处回报；（3）党内盟内分别对成员教育；（4）向全体教师报告，企图取消党对学校的领导。
我一向夸耀“盟员是文教界知名人士，盟所能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一般工农群众所不能提出的”。我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盟来迷惑和拉拢一部分知识分子脱离党对他们的领导。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以后，我认为民盟今后在国家文教建设中将“大有可为”了，我曾经公开说过：“党委政策水平高，民盟科学知识多”。今年中共省委宣传会议时，我在杭州民盟省委听到右派分子王若水传达民盟中央4月工作会议，把“这次会议在没有统战部具体帮助下召开”，作为三大特点来肯定后，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所谓“独立思考”，又进一步滋长起来，回到温州后，到处宣扬，我还吹嘘过：“浙江大学名教授讲师都是盟员，去年工资改革时，一、二级教师评不下来，民盟几次组织生活，把问题解决了”，大有“舍我其谁”之概。对于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去年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贯彻后，我便离开了社会主义高潮后新形势的要求，强调“发挥潜力”，企图以钻研业务来代替政治学习。妄言民盟最懂知识分子的脉搏，抽象地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根本变化。今年上半年民盟省委举行向科学进军展览会后，我也曾经企图在温州市翻版，显示民盟的成绩，提高盟在人民群众中“威信”，以便向党“讨价还价”，作为“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政治资本。
公开表示，匈牙利之所以闹事是由于盖子盖得太紧，中国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上两个揭盖子的好办法。我还错误地估计目前本市教师怕这个，怕那个，言不由衷的大有人在，因而极力主张民盟组织生活要起“茶壶嘴”作用，让大家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畅所欲言。我还说过：“知识分子最适宜于二三知己，促膝谈心”。当温一中领导告诉我，他们学校有部分教师在一定时间聚餐一次，有一种“微妙关系”时，我就企图把这种“微妙关系”运用起来，作为章罗联盟所谓“串联”的工具，民盟机关小组便在我的直接影响下，一年来逐步发展到“只有暴露，没有批判”。今年5月下旬一次盟群座谈会，实质上已经发展成为向党进攻的组织生活了。
这是我在忠实贯彻执行章罗联盟政治路线的反动言行，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痛改前非。
几年来，我在对待工作、对待人的关系上，一贯施展卑鄙的两面手法，主要是：
早在商校工作时，个别教师因工作调动而对学校领导表示不满时，我就装作人事调动主要是党员校长意见，使教师对他心怀不满。去年调到教育局后，这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经常玩弄，特别碰到有关人事、财政和比较困难的问题，往往有意识地流露自己是有职无权的情绪。今年5月在四中校庆座谈会上教师对教育局提了许多批评和意见，我就公开表示：“我是跟郑书记来记录的”“个人很同情，但我也不了解”，使人感到我对他们是关心，但我在局内是有职无权的人。甚至我还对一位盟员同志说：“我这局长在局里布置工作是推不开的”，“党员校长对我客气些而已”。事实上我在局里不是有职无权，而是有权失职。我所以这样散布毒素，其目的便是企图推卸责任，加罪于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非党中学校长面前表示，他们的转正问题，我们早已提过，可是市里没有批下来。还对一中副校长说：“金市长为什么一定要兼你们校长”。有时我装着假糊涂进行挑拨。譬如去年工资改革时，二初任士樑来找我提出6个有关计算教龄的界线问题（如解放前小学教务主任是否计作教龄等），我知道他对学校领导有意见，这些问题他也清楚，他来问我的目的不过表示学校掌握不好，而我就假装糊涂，叫他向何校长请示一下便可解决，他说他已经问过，但他还是搞不清楚。而我回到局里后，便以此为例，认为二初现在计算教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企图打击何校长，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在金副市长面前我也进行过挑拨，我曾经对他说过：“你需要一个秘书，可是人事局决心不大”。
去年在杭州开知识分子会议时，有个晚上我与四初叶正中同志谈到四初今后领导问题，他很谦虚，也很担心领导水平不能满足要求，我当时以校长训练班某些水平较低的校长为例来鼓励他（其实也是对人侮蔑），还说他可以当校长没有问题，可是去年政协视察报告上，看到以叶正中作为提拔不当的例子，我又随风转舵奚落一番。另外，象徐则中提升问题，我曾经提过意见，可是当教育局决定叫他去四初时，我又背后说，四初不欢迎他去。甚至对金副市长我当面很尊重他，背后也侮蔑他“年龄大了”“吃不消”，“没有魄力”。
总之，我所以一贯施展这种卑鄙、可耻的两面派手法，是和我的政治野心不可分割的。我在前几年曾经担任教育工会主席，去年调教育局后，在工代会协商新委员会名单时，我为了不愿意放弃工会地盘，企图在工会拉拢一些人，竟然可耻地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担任“不管部”，要保留委员职务，民盟市委会，今年为了工作需要曾经有意将我改选为副主委同时调任专职干部，可是我对副主委“却之不恭”地接受下来，而专任民盟工作又推三阻四，此外当盟主委办公会议研究在科技人员中暂不发展组织，部分原来发展对象改由九三学社发展时，我竟然企图让胡显钦副主委与九三学社交参。在教育局内，我除了利用机关盟小组企图发展组织、拉拢一些人外，也曾经对个别干部进行挑拨和打击。我的居心就是企图以民盟为中心，通过民盟、教育局、教育工会三个据点逐步在教育界建立个人“威信”，全面夺取整个教育界的领导权。首先企图在民盟内夺取“实际领导权”，以章罗对待马叙伦手法对待金主委，我曾经伪装好心地对金主委说：“你年龄大了，民盟工作我可以多搞一些”。无非“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最终政治野心则是金副市长“继承人”。
工农干部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力量，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说，我应该和他们亲密无间，可是由于我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受过长时期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解放后，又没有认真改造过自己，对工农干部还存剥削阶级的阶级成见。当我前年在杭州校长训练班学习时，我对于工农干部的小组长始终不服气，认为他文化水平低，不能领导小组，小组讨论是浪费时间。杭州回来后，还继续散布他领导小组幼稚可笑。今年上半年省委宣传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位县长提起他们县里教育干部，自己扫盲不久，工作困难，准备配置副职后，回到温州便先后在教育局和民盟干部中散布，认为县里教育工作糟，这样的人如何领导中学。对本市领导干部，我同样表示过不满，对去年文教部负责同志我曾经表示：“他情况不了解，向他请示，一篇大道理，回来翻翻笔记，一无用处”。对另一位负责同志，我听说他扫盲不久，便大放厥词：“如果革命功劳大，应该给他工资，让他养老，何必一定做官”。我还侮蔑刘书记报告是灌马列主义。我对工农干部如此仇视，可是对右派分子王若水，今年在杭州听了他一次传达，便认为他有“才干”，而且还说：“这样的传达，在温州市给别人讲一天，也未必那么好”。对市里个别党员，我说他“矮人装长人”，我还恶意地讽刺过：“过去我们往往从党员的优良品质，认识到党的伟大，近来则往往从党的伟大来原谅这些党员”。在杭州学习时，一位党员校长，由于作风有缺点，曾经与炊事员打架，我就侮蔑他：“这些党员，简直是草包”。由于我对干部的衡量是“唯文化论”，所以认为“工农干部不能领导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因而对他们无限忠诚、久经锻炼的高贵品质，也便熟视无睹，对他们几年来领导国家建设中的成就，和不断提高文化的客观事实，也一笔抹煞了。这种仇视工农干部、丑化党员，在思想上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地主阶级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你们不行，我们来”“取而代之”的政治态度。
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影响国家政权的原则问题。党的干部政策一贯坚持以德才兼备为选拔标准，可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极尽侮蔑之能事，说什么“人事问题最伤脑筋。现在人事制度，过份强调保密，已经形成了群众无法监督”，还说什么“人事档案只有政治历史材料，没有业务资料，是非马列主义的”，在市人委总党组座谈会上，我还提出对教师的所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国家有计划统一调配人事的社会主义人事制度的破坏，也是我的资产阶级复辟思想在人事工作上的反映。如果按照我的主张实施起来，党和人事工作便会分家，许多旧社会自由找职业的痛苦日子，便会卷土重来，我自己在解放后在高商滥用私人的勾当，又会滋长起来，破坏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了。据说我这一主张也曾经暂时迷惑过一些人，造成某些不良影响，更说明我的谬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我应该严肃对待自己的错误，向人民认罪。
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宪法早有明文规定，可是我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在市人委总党组座谈会上提出：“市委管得太多了，应该闲起来，多让下面做，市委只要看看那些做得对，那些做得不对”。在另一次座谈会上还提出：“市人委党员委员最好不要事先都知道”，去年教育局党组研究调教研室林玉琦去学校工作，我却蛮横地要求重新研究。去年暑期招生时，某军事学校有不同政审标准，市委宣传部同志来找我传达市委接获中央意见时，我却以傲慢态度抗拒指示。今年市委宣传部研究学校实施校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我又表示“这些事情，应该由教育行政先研究，再请市委审批”。然而相反地当我在盟市委看到盟中央假传达中讲到“学校取消党委制”时我却津津乐道，还曾经想到中学是否要考虑。所有这些谬论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包含着：一方面企图从政治上取消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另方面在组织上取消党对行政工作的领导，显然是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在市人委总党组座谈会上我曾经以个别党员的宗派情绪为例，得出“党的宗派主义已经形成社会意识形态”的结论。这种政治态度的思想实质，便是企图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挑拨党和非党的关系，其实共产党从来就反对宗派主义，党承认个别党员思想作风上存在某些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党决定用严肃的态度进行整风。我由于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处处找毛病，夸大缺点，已成的条件反射，所以得出这样的谬论。
其次关于1955年巩固反胡风学习成绩的翻案问题，当时我在四初领导这一斗争，也确实取得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承认当时存在某些“虚假”现象。去年知识分子问题贯彻后，由于我思想上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直存在不满，历届运动又都是蒙混过关。因而去年会议上，我曾公开叫嚣：“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总的政策是对的，可是具体贯彻执行，还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实际上是怀疑“党对知识分子是否改造太多了”。在政协会议之前，当时部分同志有过争论，而我当时认为“时机已到”。一方面企图翻案，把当时某些缺点加以夸大，说二初人人检查反党情绪，是对知识分子估计太低，把责任全盘推给党委，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另方面则在小组会上，施展两面派手法，对个别被斗教师的反党言行，表示宽恕，甚至于对他们的被斗，表示惋惜和同情。因而在政协大会发言时，便夸大缺点，一概否定当时成绩，还把它说成是“惨痛教训”。据说这一次的发言，竟引起了部分教师的思想混乱，现在揭发的一小撮右派分子，竟以此为据，制造混乱，我应该完全负责。
此外，在教育局工作期间，由于教育行政领导教学研究和视导工作，尚缺完整和实践的经验，因而使个别教研员、视导员感到苦闷，我没有从正面加强教育，却随声附和，夸大个别缺点，甚至认为教育行政脱离教学，不能领导教学，散布灰色情绪，不仅在工作上影响干部积极性，而且严重地否定了国家政权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否定了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
我对政治学习一向停留在卖弄知识，装璜门面上，从来没有真正把它作为自我改造的武器。知识分子问题贯彻以后，更恬不知耻地自夸“非党知识分子，不一定比党员水平低”，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低了。甚至还公开说：“刘书记硬灌马列主义”。还认为知识分子改造过去靠社会改革运动，今后主要是通过教学，改变教学观点，企图把知识分子引向脱离政治脱离党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
由于几年来一直没有通过学习、认真改造，所以在接受党的领导问题，表现特为严重，突出地表现在对当时商校副校长沈文海的关系上。虽然我在1954年和1956年曾经作过检查，可是在思想上，我确实没有真正承认错误，两次检查，都是“检查自己错误，也暴露别人缺点”。事实上，现在想来很明白，我是坚持把商校作为“独立王国”，企图独揽大权的人，必然反对党，通过沈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因而不论对教师的估计，对教学的领导，对学生的教育，以至对行政事务的管理上处处不相容。仅仅这一事实，说明我几年来一直披着“进步”外衣，而实质上是剥削阶级思想原封未动，因而当中国天空乌云乱翻的日子里，我就掉了队，几乎从社会主义的车厢里被丢出来。
这是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的第四点罪行。
首先，由于我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是清末举人，伪乡民代表，开过当铺进行高利贷剥削，是一个绰号“细铇头”，杀人不见血的恶霸地主，哥哥和姪子都是堕落腐化的鸦片鬼和土匪。中学时代，我接受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大学里所学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工商管理系。解放以前没有接受过进步教育，却相反地在读书时代崇拜过易卜生的“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相信过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学毕业后。由于和国民党当权派没有直接关系，先在温岭中学教了两年书。1943年伪浙江税务局招考税务员，我便应征并受短期训练，当时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税训班结束后，除了暂调伪省税务局经济研究室几十天外，从此即在教育工作岗位上（主要是建国高商），为当时的张淼集团忠心服务，虽未当上税吏，却长期兼职兼薪，挂空名额“亦教，亦官”，当时还自夸名利双收，进可以为官，退可以教书。解放以后，我虽然也参加了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但都是应付过关，教育不透，在情绪上和思想上，还是抗拒改造的。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于我父亲在家乡被镇压，我曾经说：“共产党气魄不大，六七十岁的老头，也不放过”，表示不满；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我表示：“国家百废待兴，小不忍则乱大谋”，反对援朝；三反和思想改造中，我曾向全校师生，带头检讨，事后却叫嚣：“我倒下，让你们过去”，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慨。总之，几年来我的反动思想，确实没有很好震动过它。由于我有深厚的反动阶级根源，所以我仇视工农，丑化党员，处处夸大缺点，找漏洞，对社会主义不满，在一切问题的观点上都与人民群众有根本的分歧，所以时机到来，我那潜伏已久的反动思想，便企图复辟。放鸣以来的反党言行，仅仅大暴露而已。
其次，由于我长期接受资本主义教育，因而存在着极度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野心。远在中学时代，我就有过“独裁也可以救中国”的反动思想。解放以前，自称“中国路线靠左走”，实际则忠诚为国民党当权派在教育工作上效劳。1946年张淼遣派■屠白麔这个政客奸商、流氓■而有之的家伙来高商任校长后，我更是直接成为他们有用的工具了。解放以后，由于民主革命■在继续进行，勉强应付过去，到了社会主义高潮，思想没有■又不坚决接受改造，以致人虽然进入社会主义，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热衷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便以为民主党派今后将和共产党唱对台戏了。于是企图利用民盟组织，对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使知识分子脱离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相反的道路。企图扩大民盟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而个人则更施展卑鄙的两面手法，企图逐步夺取教育界的领导权，成为金副市长继承人。
除上述主要的“内因”之外，章罗联盟和他们集团的指示、■论也助长了我自己储存已久、日积月累的反党情绪。如果没有党的及时抢救，我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徐光蘧这篇交代故弄玄虚 希读者鉴别莫让他滑过去
（文中的【 】小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来源：《温州日报》1957年8月21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