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2 作者：徐铸成
徐铸成文汇报编辑部按：右派分子徐铸成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本报全体职工曾于8月14日举行座谈会，责成他全面交代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并由他写成书面，现在发表如下（其中小标题是编者加的）。从这个交代中可以看出徐铸成比过去的交代已经进了一步，但还不够彻底，特别对他罪行的批判还很不深刻。本报全体职工一致要他作进一步的深刻批判。
我是文汇报的罪人，是人民的罪人。今天我再在同志们面前向人民低头认罪。
从1946年文汇报走上进步的道路后，党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支持文汇报，过去和现在的绝大多数职工同志，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把文汇报办好，对人民事业做出贡献。但是我却一贯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抗拒党的领导，拉住文汇报的后腿。使得十年来文汇报走了许多弯路，为报纸、为人民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特别在这次复刊以后，我独断专行，把文汇报拉上了资产阶级方向，在大鸣大放和党开始整风期间，变成了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
我对党、对人民、对文汇报都犯了大罪。
去年，我以右倾反党的思想筹备文汇报的复刊，在复刊以前，和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右派野心家见了几次面，接受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指示。我重用浦熙修，不断加强她的职权，便利章罗集团通过浦熙修来控制文汇报；我自己按照章罗集团的指示行事，并抗拒党的领导，利用民盟组织巩固我的专横的权力，鼓励和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人民日报所指出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民盟右派系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在去年复刊之初，根据我的右倾思想，并接受了章罗的指示，提出了一些复刊后的方针，如尽量少登新华社消息，基本上不转载人民日报的社论，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多反映知识分子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新闻采访根据“人弃我取”的原则，后来，报纸上放了“电影的锣鼓”这把火以后，张春桥同志和市委其他负责同志曾提醒我注意，钦本立同志从北京回来，也带来夏衍、姚溱同志的警告，但我不仅不接受这些劝告，反而认为后来的反批评是打击批评，并提出了反对两点论、反对批评与反批评不应等价而应高价征求批评等荒谬主张。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发表后，我认为他在光明日报这样唱反调，将是文汇报的劲敌，因此紧急召开编委会，提出了四点言论编辑方针。1、不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2、不写应时文章；3、不登经验总结；4、不登地方性的文告指示。要把文汇报拉到更反动的方向去，和储安平的光明日报竞赛。
要和党报唱对台戏
这些越来越反动的方针，是和党中央对文汇报的指示和希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中央希望文汇报在人民报纸的共性基础上发挥特点，希望文汇报鼓励知识分子在学术文化上展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要“鸣”也要“争”，从争鸣中明辨是非，宣传马列主义，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但我提出的不登人民日报的社论，不做人民日报的应声虫，少登新华社消息，以及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等等，是完全否定了人民报纸的共性，要把文汇报办成和人民报纸内容完全不同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故意把“百家争鸣”的重点放在知识分子的具体工作问题方面，鼓励读者提出对工作，对党的领导不满的意见，而又反对两点论，反对反批评，这显然不是帮助党来宣传马列主义，改造知识分子，而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向党泼污水，动摇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的新闻纲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办报纲领。我提出这些反动纲领，还对同志们说是体现了中央的方针，这真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污蔑党员企图独立为王
我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发表的“墙是可以拆掉的”这篇发言，也充分暴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说明我对党是展开了如何恶毒的进攻。在这篇发言中，我对张树人、孙葵君同志造谣中伤，恶意污蔑，尤其严重的，1、全部否定了人民报纸8年来的巨大成就，我表面上只是毁谤过去的文汇报，实际是以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骂尽了所有的党报和其他人民报纸，我还无耻地说，我以30年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不忍看这种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我是什么良心呢？今天我自己剖开来看，就是30年来一直站在右派立场上的良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良心。我和人民站在相反的立场，当然把人民所喜爱的都看作是毒草，因此，就把反对教条主义，重视传统经验作为幌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报纸，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2、我排挤了张树人、孙葵君同志，还把我这种反党行为当作“拆墙经验”到处推广。党派孙葵君、张树人同志参加文汇报，把文汇报救活。而且对我政治上经常进行帮助，只是因为我自己不肯好好改造，不老老实实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就反对他们，利用文汇报复刊的机会，把他们排挤出去；不仅如此，还向赵超构同志质问为什么新民报要用孙葵君，对教师报同志赞扬张树人同志，就恶意诽谤说教师报其他领导同志的宗派主义更严重；在党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我还公然要求党组对张、孙两位同志的问题做出决定。我和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把他们这样一棍子打死呢？不要说平常他们对我是帮助的尊重的，前年我父亲死的时候，他们还为我向党向工会反映，帮助我几百块钱，解决了我的困难。我的良心又到那里去了呢？我这样昧着良心反对他们排挤他们，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我要在报社独立为王，要放手撒开我的一套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对过去几年党的加强领导不舒服，一有机会就从消极抗拒变成积极抵抗。所以，在复刊以后，我一贯地不尊重党的领导；在大鸣大放以后，钦本立同志和唐海同志不同意我的做法，我就诬蔑他们“以党代政”，千方百计削弱他们的职权，使他们无法在文汇报贯彻党的意图。我把这种反党罪行，当作是我的得意杰作，到处宣扬，不仅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把它当作经验来推广，而且当时就对陆诒说是对新闻日报有启发的。按照我的“经验”，凡是有所谓墙的地方，只有把党员“拆”掉就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削弱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这种荒谬的意见，是和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中提出的各单位不要党的领导是一样反动透顶的。我的这些反动言行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罪证之一。
除此以外，我还犯了以下的严重罪行：
坚决抗拒市委指示排挤党团员和进步同志
一、抗拒市委的领导，在2月间上海新闻工作会议上，宣传部负责同志对新闻界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敲起警钟。我不仅不接受，反而说教条主义又要抬头了。5月中，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后，柯老找我们谈话，详细的解释为什么整风要从上到下有步骤进行的道理，分析当时的形势，希望文汇报注意，多做些工作，解释为什么基层暂时不放的道理，解释和风细雨的精神，石部长也和我恳切地谈过。我对市委领导同志这些意见，不仅不尊重，反而诬蔑市委在“收”，而在布置工作时，还要千方百计到基层到各地去点火；不仅自己坚决不按照市委的意图写文章，而且把钦本立同志已经组织好的这方面的社论稿压下来不发，坚决抗拒市委的指示。
不仅如此，我还在编委会提出要市委改变对文汇报的领导方法，要管理部不要机械地按照新闻出版处的意见办事。实际上就是不要市委的领导，不要出版处的领导。
二、抗拒党委党组的领导，排挤党团员。我过去一贯地抗拒党的领导，这次复刊后，党委从各方面照顾我，尊重我的意见，但我还常常不接受党委的指示，5月中回上海后，态度更粗暴专横，时常干涉钦本立同志和唐海同志的工作，后来更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职权，要钦本立同志只管二版。在党组成立时，我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是假的，因为我要独断专横，党加强领导，对我的野心当然是妨碍的，我攻击党“以党代政”，实际是暴露自己的“以政代党”的反党思想。
过去，我就一贯以独裁的作风领导工作，不接近群众，不虚心倾听干部的意见，排挤进步的同志。这次复刊后，态度更加专横，对党团员和进步同志的工作，更时常加以干涉和打击。因为我坚决要贯彻我的反动方针，凡是不顺从我的我都加以打击，并限制他们的工作条件，使他们不能发挥力量。
三、挑拨党群关系，最严重的例子是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肃反时党委错捕了人而不肯认错，还说我自己在思想改造中根本没有受到教育，这些恶毒的话，根本否定肃反、思想改造的巨大成就，而且挑拨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
四、利用民盟组织。自从文汇报盟小组成立后，我经常在盟内把行政上的工作计划透露，并讨论，造成“以盟代政”的局面，筹备复刊时，更利用盟支部对抗教师报党组。复刊以后，更抓紧盟支部，并企图进一步发展盟员与党组对抗，并公开在盟支部会上提出要独立思考、不接受党的领导。
破坏编委会集体领导调兵遣将到处点火
五、坚决主张到处点火，在北京时，要办事处同志到教育部去点火，回上海后，要派记者到各地去点火，还亲自对容正昌等面授机宜，到浙江去点火，要宦邦显去四川继续点火，对吕文等的反党行为，一再加以表扬和鼓励，还要徐凤吾在“教育生活”上向教育部攻击，在基层点火。
六、在编委会一意孤行，对大多数编委的正确意见不接受，粗暴干涉编辑的发稿，报上登了正面的文章和平稳的标题我就提出批评和指摘。我还坚决主张发“北大民主墙”等挑拨性的新闻，并对储安平等反动文章，亲自处理，对记者的稿件，把正确的部分任意删削。这些独断独行、粗暴干涉，使得编委会无法执行集体领导，整个编辑部的工作陷于混乱。
七、在文汇报已经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时刻，我不仅不听党组和其他编委同志的劝告，公开宣称我决不检查认错。反而召开两次编委会，一次编管两部联席会议，提出所谓今后的做法问题，就是要把文汇报拉到更右更反动的道路上去。在那几次会上，我的反动意见得不到支持，公然宣布要到中央去解决，一方面是坚决不认错，要向党中央申诉，同时，章伯钧、罗隆基曾指示我不要听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找他们反映，我就依靠他们的撑腰。
八、人民日报8日的社论发表后，我思想上还抗拒，在编辑部公开发表谬论，说人民日报这样做将妨害知识分子继续鸣放，说文汇报不要像蛇尾巴一样跟着转弯。9日以后，经钦本立、唐海同志一再帮助挽救，我才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柯老和石部长接见我时，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直到在北京开会时，还不老实地检查交代，企图蒙混过关。
以上是交代我最严重的罪行，其他错误的言行当然还有不少。这些罪行，有些我已在北京交代，而且大部分已经编辑部揭发，我今天交代，是向党、向人民请罪。这些罪行，说明文汇报这次走上资产阶级方向，我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我有纲领，有计划地贯彻我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把文汇报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我不仅猖狂地向党进攻，而且首先打开党在新闻事业中的缺口，不少报刊和有右倾思想的人受我的影响也犯了错误。我在北京一个半月，看到各方面的揭发、批判、检查，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
我是小职员家庭出身，我的父亲先当小学教师，后来在京汉铁路当低级职员，他在旧社会是受压迫的人，我自己的生活在解放以后才得到安定的保障，党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工作安排上多方的照顾我，给我很高的政治待遇。为什么我这样对党忘恩负义，这样一贯地反抗党的领导，干出这样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呢？
我解放前在大公报工作18年，在大公报时，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勾结；就是右派。我最丑恶的一段历史是1940年到太平洋大战爆发在香港的一段时期，那时，上海文汇报被敌伪封闭。我到香港大公报当编辑主任，那时，张季鸾经常到香港去，名为养病，实际是代表蒋介石向日本人求和妥协。他时常找我谈话，把他那一套对时局的看法和他的反动办报、写文章的经验传授给我。在那一段时期，我在香港大公报写了不少反动的社论。
和反动派交往密切恶毒污蔑人民革命事业
同时，我和国民党在香港的反动头目，交往很密，特别是邓友德，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香港进步力量和反动派的斗争很尖锐，我坚决站在反动派一边，用笔名在大公报发表“所谓张学良问题”的文章，在“国民日报”发表“论新汉奸”的谬论，有力地支持反动派，污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我还和成舍我、程沧波等一起参加邓友德主办的“中国评论”，我实际担任主编的责任，这个刊物，虽然没有出几期，但它对反共、反人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可以说，我那时的立场比反动的胡政之还要反动，我是完全向国民党卖身投靠，而那时正是在新四军事件以后，党和解放区人民正在为革命事业进行最艰苦奋斗的时候，我却在干这种反人民的勾当。
香港沦陷，我到桂林大公报当总编辑，42年底到重庆勾留一个多月，邓友德和陈训畬引我去见陈布雷，陈布雷对我大加赏识，一定要介绍我入国民党，显然，那时，我没有参加国民党，并不是思想上和国民党有距离，而是自己还要保持所谓无党无派的假面具，思想上是早已参加国民党了。
抗战胜利后，脱离大公报参加文汇报，目的只是要把文汇报办成所谓“中立”报纸，和大公报竞争。后来文汇报所以走上进步的道路，是由于党和进步力量的全力支持，和宦乡、陈虞孙同志及其他同志努力的结果，当时，周总理到上海时曾找我单独谈话，长江等同志也不断鼓励过我，可见党是这样不咎既往，希望我进步，但我不仅辜负党的厚意，反而竭力拖住文汇报的后腿，不让它前进。
我那时虽然口头上也反蒋，实际思想上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幻想国民党民主一点，不要那么独裁。对党，我完全没有认识，从来没有认真阅读党的文件。我那时的政治路线，是中间偏右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路线，所以，那时就和傅雷最接近，因为他也是既反蒋也反共的，他和施复亮都鼓励我坚持文汇报走“中间”路线，他们都是在文汇报发表反苏反共文章的主将。我是支持他们在报上发表那些反动文章的。
在上海文汇报期间，国民党曾几度想收买文汇报，停刊以后，我也曾到南京去活动复刊，企图妥协，经过情形，我已在北京作了书面交代。文汇报停刊后，吴绍澍曾拉我参加正言报，我没有参加，我为它写过两三篇社论，我和吴绍澍的关系，也已作了书面交代，我没有参加正言报，是因为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以我的投机取巧，是不会去参加这个残席的。
正当我在上海徬徨、堕落的时候，党又来挽救我。后来我到香港去办报。那时，革命的形势已有很大的发展，香港是民主斗争的主要场所，那时，文汇报的态度，应该而且有可能进一步鲜明，但是，我还以卑鄙的手段，排斥宦乡和孟秋江同志，并且拒绝萨空了同志当经理。我独揽大权，把持文汇报，一方面利用进步力量来支持报纸，另一方面却和反动派及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勾勾搭搭。我自己严格控制版面，竭力把报纸的面目保持灰色、“中立”。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势已去，全国解放已在眼前，我所以这样的做法，以为许多旧报纸今后都站不住了，只有文汇报可以拿本来面目在新中国出版，我梦想在新中国造成文汇报的托辣斯，以“民间报”的姿态，和党的报纸对抗。
我那时结识了两个资产阶级分子，一个是詹励吾，一个是朱光华。后者是他自己到香港找我的。詹励吾说他可以拿出几万美金来投资文汇报，朱光华也说愿意全力支持我。我想依靠他们作为大搞文汇报的后台，我那时还和他们合谋，如果和严宝礼合作不好，就另外办一张报纸。结果，这些阴谋都失败了，主要是新中国当然不能容许我们这样猖狂，同时，事实证明这两个坏蛋并不真是支持我，而是利用我，詹励吾原来和伪中美日报有关系，解放后，以文汇报董事的名义，混到北京和上海，等到我要他向文汇报投资时，就溜到海外去了，朱光华利用我的名义，在无锡隐蔽了伪锡报的机器，使当时的苏南日报出版发生困难，五反时，党因为我事先举发，没有追查我的责任。这事的经过，我在五反时向苏南作了检查和交代。
无耻地以“进步人士”自居争地位，闹情绪
解放以前的长期历史，证明我过去不仅没有做一件好事，反而顽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霸持文汇报，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我就以这样龌龊的面目，进入解放区，而且无耻地以“进步人士”自居，向党争地位，闹情绪。
1949年3月我到北京，党对文汇报已经作了很好的安排，宦乡同志告诉我，党决定在北方支持进步日报，在上海支持文汇报，作为党外的重点报纸，但我为着要贯彻我把持文汇报的野心，拒绝了党对文汇报这样大力的支持，李维汉部长示意我宦乡同志可以回文汇报工作，但我采取排挤的态度，因此使文汇报复刊初期，奄奄一息，我还在里面闹人事纠纷，排挤进步的同志。尽管我这样忘恩负义、拒绝文汇报走光明大道，党还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文汇报，为文汇报解决纸张的困难，并不断给予文汇报以贷款，对我个人，也是始终爱护照顾，在政治上给我名誉和地位。人民政协的召开，是党和全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果，能参加这个会议，是多么千古难逢的荣誉，党给我这份荣誉，我不感激党，不因此而对自己的过去羞愧，决心改悔，反而因为是候补代表而闹情绪，对报馆采取消极态度，听任其自生自灭。
贯彻自己反动意图对党恩将仇报
52年思想改造后，党再一次大力来挽救文汇报，改变经营性质，并先后派孙葵君、张树人、叶夫等同志参加工作，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以中小教师等五类读者为主要对象，从此文汇报绝处逢生，发行从一两万份逐步上升到二三十万份，内部组织和制度也逐渐上轨道，我在这一段时期，不好好工作，不努力自我改造，反而抱怨自己“有职无权”，总之，我是不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而是要自己独断独行，要出资产阶级办报的一套手法，和党报分庭抗礼，这样才叫“有职有权”，简单说，就是要我有权，党无权。这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反党思想么！
在教师报时代，教师报党组对我真是万分优待，给我很高的地位，生活上给我最好的照顾，工作上给我最大的信任，但我还和浦熙修等一起发牢骚，说怪话，扩大个别党员工作的缺点，在群众中散布不满情绪，甚至在和教师报分家时，和教师报党组对立，硬把干部一批批抽出来，想拆掉教师报的台。
文汇报去年的复刊，是党中央的决定，希望文汇报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中起一些作用，党对文汇报这样重视，我不知感激，反而向党讨价还价，诬蔑党报是大路货，把文汇报比作酸梅汤，而要我做酸梅汤，就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排斥孙葵君、张树人这两位党员同志。到上海时，白彦副部长和我商量是否可以把孙葵君同志留下来工作，我还一口拒绝，可见我狂妄到什么程度，除此以外，我要干部，要房子，要种种条件，所有这些，中央和市委都尽可能满足我的要求。但我做的酸梅汤怎么样呢？开始还有些甜味，后来因为我一步步贯彻自己的反动意图，就完全变成了人民事业的毒药，变成了章罗联盟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我这个自称30年的老报人，是以这样的“良心”来报答党对我的无微不至的爱护、照顾和信任的。
在文汇报复刊以前，党中央和市委负责同志曾一再接见我，对我恳谈对文汇报的希望，并指示很多宝贵的意见，但我却在那时投奔了章罗之门，听他们的反党宣传，接受了他们的反动指示。
接受章伯钧罗隆基指示订出反党宣传纲领
我和罗隆基是48年在上海认识的，和章伯钧是到香港筹备文汇报时才第一次交往。解放以前，因为职业的关系，在民主人士中交往的范围很广，后来，自己不好好改造，始终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和一些进步的朋友关系越来越疏远，而和章罗则臭味相投，比较接近。去年文随报复刊以前，和他们见几次面，因为我有一贯的右倾思想和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他们就乘机灌输给我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从各方面揭发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两个无耻的右派野心家，是惯于利用别人的弱点，从思想上俘虏别人的，我就是这样被他们俘虏作为他们反党的工具。我向罗隆基发牢骚，说我有职无权，罗隆基就对我说，党员的水平不一定高，要自己把职权抓起来；我说，像文汇报这样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在上海不好办；他就说，“中央的政策到地方就变样了，不要听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们是经常和中央负责同志见面的。”我在章伯钧面前批评解放后的报纸一般化，教条主义，章伯钧就说，党外报纸应该多登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可以自己多采访党报不登的消息，而且说，今后几家非党报纸应该保持联系，对发行和配纸问题采取一致态度。我对他说，“百家争鸣”在报纸上很难贯彻，章伯钧就说，党提出“百家争鸣”实际是“广开言路”，要知识分子发挥力量，必须让他们把牢骚发出来。他这些话，是故意歪曲“百家争鸣”的方针，阴谋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关系。章罗都指示我，文汇报要在知识分子中打开销路，必须多反映知识分子的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们还建议，像文字改革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最感兴趣，可以首先提出讨论。所有他们对我的恶毒的宣传，我已在北京揭发，他们的话不是一次说的，看来是片断的，但合起来却是一整套的反党宣传纲领。他们的有些意见，有些是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的，有些是我本来不敢这样设想经他们一说欣然接受的，我后来就根据他们那些指示，订出了我在报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所以，尽管我在去年8月底以后没有再和他们接触，但因为去年我已经接受了他们这些原则性的指示，罗隆基又通过浦熙修直接控制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他们是很有把握把文汇报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的。今年3月我到北京开宣传工作会议时，浦熙修就对我说，邓初民那篇听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体会，民盟中央都认为是教条主义，文汇报登这篇文章影响很不好，她说，曾请罗隆基写篇反驳的文章，罗对她说没有空。“徐铸成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一定有体会，可以自己写一篇反驳邓初民的文章”。浦熙修对我转达了罗这些话，而且一再催我写这篇文章。我没有写是因为一直没有时间，但我的确相信了这些话，把邓初民先生的文章当作教条，以后看到他的文章就不主张登载。可见我是怎样相信他们的话，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指示。
勾结民盟市委右派头目向三家党外报纸进攻
我是51年秋参加民盟的，51年春赴朝慰问时，和彭文应在一个团内，他曾拉我入盟，我没有答应，后来回到上海，苏延宾又邀我参加，说民盟市支部快要改选，我那时入盟，可以当选市委，我就由苏延宾、彭文应介绍参加了盟，马上就被选为市委和宣传部副主任，我除了参加一些会议外，那时主要是担任了几次抗美援朝的时事报告。
53年民盟市支部改选，我担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是负责新闻界盟务工作，文艺界由副主任熊佛西、王西彦负责，中小教由副主任翁曙冠负责。
去年从北京回来，沈志远到报馆找我，要我担任宣传部主任委员，我说没有时间，他说工作主要由孙斯鸣负责，只要我每星期参加一次常委碰头会。开会的时间原来是每星期一上午，我没法参加，后来改在下午二时，因为和报社编委会的时间有冲突，我因此也很少参加。今年5月中到6月初，我参加了一次常委碰头会，那次讨论如何动员中小学盟员鸣放的问题，我提出意见，认为应该动员盟员向教育局和文教科提意见，对这问题民盟市委应该独立思考。这和陈仁炳等主张到基层点火互相呼应。在那次会上，孙斯鸣和覃汉川都问我文汇报为什么对王均事件登前后矛盾的消息，我说，是我们记者根据协商会调查报告写的，他们说，协商会的调查意见是一致的，是你们故意帮助王均开脱。我回到报馆，曾向唐海同志和采访部反映这意见，我也认为我们的新闻是偏袒了王均，我对王均事件并没有深入了解，连前后两个新闻都没有看，但听到孙斯鸣这样说，就相信他的话，而且肯定是后来的新闻袒护了王均同志，凡是污蔑党员，硬给党员扣上三大主义帽子的我都不分黑白，信以为真。我就以这样严重的反党情绪看待鸣放问题，看待党的整风，而我在过去的检查中还说我是好心犯错误，本意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这是多么可耻的谎言。
我和陈仁炳、孙斯鸣、彭文应等只在会上见面，从来没有私人的来往。赵文璧住在虹口，有时在开会后搭我的车子到圆明园路，除此以外，也没有交往。
我担任民盟市委宣传部主委后，去年11月曾参加一次宣传会议，讨论通过宣传工作计划，计划是孙斯鸣、刘子正他们拟好的，主要是列一些项目，如举行时事报告，学习辅导报告等等。我还提名徐凤吾、吕文等当宣传委员。我上次在上海新闻工作会上交代上海民盟右派分子如何进攻文汇报，进攻上海的三家党外报纸，我和他们是勾结一起的，我提名吕文等为宣传委员，就便利民盟右派分子向文汇报进攻。除此以外，我没有问过宣传部的工作，孙斯鸣也没有和我谈过。因为宣传部一直是由陈仁炳，孙斯鸣把持的。他们只是要我挂个名，实际工作全部由他们掌握。
同宋云彬沆瀣一气借龙泉塔事件大做文章
几年来，我接近的朋友很少，因为我自己的思想右倾，对进步的朋友都不接近，和我比较接近的，去年以前只有一个宋云彬，我认为他是学者，而且彼此的小资产阶级趣味都很浓厚，主要是在北京开会时常常碰头，见面时有时对报刊咬文嚼字，有时对党员干部批评一番，说他们对业务是外行。去年文汇报筹备复刊时，他曾到过上海，我和他谈起文汇报的计划，他对解放日报批评张孟闻也认为过火，我请他写文章，他回杭后寄来一篇“韩愈的师说”，我非常赞赏，而且写信向他道谢。去年冬天我到杭州去看他，他说要到四川去视察，我也约他写稿。今年6月12日，他经过上海到北京开会，我约他到家里吃饭，他说在浙江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讲话，批评人民日报8日的社论，怕报纸点名，又说，他今年和叶圣陶先生一起视察浙江教育时，的确看到区乡干部的水平很低，对拆毁龙泉塔的干部，认为处分太轻。今年5月，他曾写信给我，说到了解浙江的情况，可以派记者找省协商会的某某人，后来容正昌等第二次去杭州时，我就指示他们先去找宋云彬。我和宋云彬这样接近，因为我们思想上有共同点，我们都对自己工作中的党的领导不满，都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有一套，都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基层干部，都喜欢夸大党在某些工作小的缺点，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反党情绪。去年回沪后，给我反动影响最深的是傅雷。
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
解放以前，认识傅雷后，我的思想右倾，其中有许多就是受傅雷的影响。当时的文汇报上曾刊登过傅雷反苏的文章，他总是要我走中间路线。在我到香港办文汇报时，傅雷等曾嘱咐我不要受共产党利用。在香港时（解放前夕）又曾突然接到傅从昆明寄来的信，要我寄英美报刊。解放后，有好几年不敢和他接近，——怕受他的坏影响。1955年傅雷到市政协活动之后，表面上进步起来了，对文汇报的复刊也很热心，于是我们又恢复了往来，以至于遇事都向他请教。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期间，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傅雷就打电话给我，责问我为什么把金仲华这样空洞的发言登得这样显著？他赞赏陆诒和吕文的发言，并一再责怪文汇报把吕文的发言压缩得很小；还介绍我和右派分子庞薰琴联系，要我派记者去访问。在6月初，傅雷曾亲自到我家，问我柯庆施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和我谈了些什么？我告诉说，柯庆施同志说：党的整风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层层下放。傅雷说，可见他们早就要收了。傅雷还告诉我说上海作协的问题是党内有宗派，应该派记者去深入了解，不要把重点放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在我这次回上海后，傅雷主动和我的联系特别密切，谈的大部分是各学校三大主义如何严重等等，而且在我回上海以前，他就到处为我们拉所谓拆墙填沟的稿子，因为我有右倾思想所以和傅雷这样投机。
妄想成为舆论界权威推翻党的领导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来一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我灵魂的丑恶。我痛恨自己，尤其痛恨过去我还冒充进步，卖弄我有老经验，是老报人。
我有一套什么本事呢？彻头彻尾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经验。我过去把它像宝贝一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卖弄，这次文汇报复刊，我又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把它全部搬出来，结果是把文汇报变成右派报纸，对人民新闻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损害，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从自己这次所犯的罪行中认识，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真理，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思想上一贯右倾反动的人，如果不痛下决心，努力改造，改变立场，那只有自趋末路，更不要说做一个教育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了。
我起先在北京检查时，虽然知道犯了大罪，但自己还没有认识自己有什么政治野心，认为我没有想把天下搞乱，从中取利，所以我和章罗等右派政治野心家有所不同。但我细细检查，我这样甘心跟着章罗走，把文汇报拉到资产阶级方向，究竟是什么政治目的？我不仅在文汇报首先打开人民新闻事业的缺口，而且希望和鼓励其他党外报纸也走上这条资产阶级的道路，一起挖党的墙脚，所以，在我从苏联回来以后，看到光明日报被储安平篡夺后，也已经走上文汇报一样的道路，就要在大鸣大放中一马当先，和光明日报比赛，我这样热心和党报唱对台戏，政治目的何在，挖到思想深处，看到我的政治野心，就是要造成自己在舆论界的权威，和党报分庭抗礼，这种政治野心，比想当什么局长、部长之类的野心更毒，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性更大。
我起先也没有认识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但检查我的罪行，我坚决把文汇报变成章罗集团的工具，而且执行章罗的指示，企图在文汇报推翻党的领导，企图向党夺取新闻工作的领导权；这和其他右派分子在学校内，在科学机关等等单位里推翻党的领导一样，从各方面动摇党的领导。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和社会主义的基础难道还不是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么？
回想我从有知识的时候起，就希望国家富强，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现在，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翻了身，社会主义的前途光芒万丈。而我却在此时干出了这样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痛恨自己，我认识犯这样大罪的主要根源是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反抗党的领导。
党一再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一个怙恶不改，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鼓励我彻底交代检查，把我从泥坑里救出来。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涕零。
我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请求党给我处分，我决心彻底悔改，重新做人，从此永远老老实实跟着党走。我决心在同志们的督促帮助下，努力改造，做好工作，向人民赎罪。
---- 原载1957年8月22日《文汇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