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3 作者：[待确定]
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年多以来，我曾发生了许多混乱的思想，发表了一些驳杂的言论。特别严重的是，在今年四月展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和继之以展开整风运动以来，我在一种盲目的拆墙填沟，推心置腹的思想推动之下，甚至还在和若干党外的同志（其中有的人现在已断定为右派分子）作谈话的时候，继续发表了或者附和了一些右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但是极端错误的，而且出之于我之口，已经在党内外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现在特向党提出初步的检查，请党严格地加以审查，并且作出必要的处理。
苏共二十次大会揭发了斯大林生前错误的事件，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兹南事件、波兰十月事件、匈牙利事件，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不断的震动，并且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是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就可能酿成斯大林晚年那样的错误，而且甚至在他生前还十分难于纠正。
由于我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几乎一直不停地接触着从四面八方来的各种角度的无数材料，而且我事实上有很长一个时间负责着收集和编辑这些材料的工作，我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被吸引到思索下面的问题上：（1）、为什么会发生“个人崇拜”这样的问题？（2）怎么样才能保证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在我所接触到的材料中提出，也不断在我脑子里提出。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解决在它面前提出的新课题，而自己也就狂妄地想来研究这些问题。在匈牙利事件以后，我特别感到必须要避免这样的悲剧。而决不能听其重演。我还记得我在第一次读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对末一段特别感动，而在同别的同志讨论的时候，又特别强调我们决不能像资产阶级专政那样来几个反复才获得巩固。整风前夕我又以极大的感动听到了关于乔木同志所说的一段话的传达：“斯大林问题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黑暗的东西，并不亚于历史上某些专制的统治，如果这类问题不加以解决，社会主义是不会千秋万世的，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它千秋万世。”我自以为这也就是我心底里的话，是使我去思索许多问题的动机。
当然，现在看起来，由于我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根子未除，我实际上是循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思路提出了一堆问题，如果真的不加辨别地去做，那么，最后得到的也许不是社会主义的巩固，而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一年多以来盘旋在我脑子里的问题，比较集中一点说是一个制约的问题。我认为斯大林发展了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制度，锻炼了一个强有力的党，形成了一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力量，能够藉以打败内外敌人，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使我感到有问题的是：这种力量发展的结果，在苏联竟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领导脱离控制的力量，以致斯大林晚年犯了那样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而长期不能得到纠正。而在他死后所发生的一些领导集团内部的冲突，我也总认为是解决得不够理想，甚至不无危险。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加强制约。应当在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力量的同时，加上种种制约，使它的领导人永远也不会握有过大的权力而走到严重脱离控制的地步。
这个问题首先来到我的脑子里，是二十大刚过，十大关系尚未下达。有一次不知道国际部哪位值班主任在汇报会上传达总理对“十五贯”的评论，说我们社会也需要制约。我当时在会议桌上就脱口而出，说了一句Check and Balance。虽然会后言彪同志就向我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而我却还是从那时起就无分别地把这种概念和我们社会需要的制约的概念混到了一起，由于我对这个概念的知识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政治学那里来的，因此就越想越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相混同，开头还多些警惕，后来就有点生套硬搬，越想越像，渐渐地香臭不分了。
我想的“制约”到底是哪些东西呢？
我还懂得，在一个社会中，经济上生产、分配、管理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但是我个人对经济问题懂得很少，兴趣不大，我只是朦胧地感到像苏联把工业管理权下放这样的做法可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我这方面并没有多费思索，我所感兴趣去想的是政治方面。
我以为，我们的国家是最强有力，最集中的国家，对于中国，毫无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建国才七年，阶级斗争尚未结束，只有如此才能最快、最顺利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应当是一个能够改造社会的无可抗拒的强制力量。在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问题上不容引起争论，否则只能增加新社会诞生的痛苦。但是，在我看来，在建设了四十年社会主义的苏联情况就好像应当不同了。那里已经消灭了利益冲突的敌对阶级。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像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这类同志之间的意见不同的争论能够有适当的场合公开进行，也许更有利于解决矛盾。这样就可以产生相互制约的关系，得胜者不至于产生个人崇拜，失败者也不至被一棍子打死。我确实已经想到了两党制的边缘，可是我又觉得这太近乎危险的空想而始终没有敢在自己的思想上肯定地提出来。但是在听到像“中国的多党制比苏联的一党制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唱对台戏”，“两党制也可以批判采用”这样一些传达以后，觉得也许将来会出现也未可知。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曾在和一位同志谈话的时候说到“马克思也没有说过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有一个政党”。应当指出，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曾想，如果真的出现了平行的两党，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领导党领导若干民主党派的话，那时的党也已经一定不应该再是原来意义上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政党了。它们已经不再代表社会阶级的利益，顶多也不过是代表两种不同办事方法的团体而已。至于这样的团体（或者仍然沿用政党的名字）到底是不是会出现，我设想也可能也未必。虽然如此，我仍然常常想到这些观念，那可以说是中了所谓只有两党才能实现最有效的制约的资产阶级政治学之迷。正是因为如此，我曾同人家谈到过这个概念，但是却从来没有敢明确地提出过。
同这个概念可以联系起来的是党和国家消亡的问题。南斯拉夫特别宣传它在这方面的“创造”，我对他的做法是不了解的，不过总觉得这个问题是摆到了共产主义的日程上的，而苏联经过四十年的经营却还没有看到向这个目标过渡的迹象，反而出现了斯大林这样过多的集中。在我看来，也许正是在这方面缺乏理论准备，因而未能及早地防止个人崇拜的错误。当然我觉得南斯拉夫的个人崇拜也不轻，因此也并不怎么相信它的一套。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说来，这终是一个极有趣味的命题，因此不但时常想到，也偶尔与人谈到（同张辛民[支书]、丁德润[支委]）。不过，在这方面，我毫无任何具体的、确定的意见。我只是设想党和国家决不会是在发展到极强大之后突然宣布取消的，而应当是随着阶级斗争的任务的一步步完成而一步步消失其机能。在我看来，如果能在理论上比较具体地阐明国家和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归于消亡的道路，不但将是一项最有兴趣的理论工作，而且也可能是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有实际意义的。
从制约也想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我认为确是具体历史条件下所可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但是从上述对于苏联的发展的疑虑出发，我又觉得，代表的产生有过多的照顾与分配不宜延续过长，否则代表将会不尊重选民的监督和控制，我总认为如果能够更快地过渡到直接选举，候选人能够向选民亲自竞选，选民能够经常监督代表的活动，而这些又都能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习惯，那么我们的政权就可以更稳固，更不容易出差错。
从制约也想到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是孪生的一对概念，这对我从来是明确的。但是我认为如何实行民主和如何实行集中，可以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有所调整与改变。我认为在阶级斗争中需要有高度的集中，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过去，权力就需要作适当的分散，如果权力过于集中，那么在万一握有这种大权的个人或者少数人犯错误的时候，错误就可以成为全国性的甚至历史性的。如果权力分散一些，就是犯错误也可以少严重一些。我曾经想过，在这方面是否有些更好的办法，我想不出来，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根子很深，我就不免想到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内部也是有民主、有集中的，有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我觉得像保留少数派和反对派唱对台戏这样的做法也许不无可取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和两位同志（刘家杰、乐清）闲谈的时候提出，“议会制度有没有民主集中？”这样的问题的原因。应当说明，我还没有把议会制和民主集中制混为一谈，不过觉得在制度的运用上是可以考虑人家的经验。
法制也是我认为的一种制约力量，我笼统地认为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严密，应当尽速健全起来，但是，在这方面并没有发展更多的想法。
此外，我还错误地把在文化、艺术、科学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也看成是符合我所设想的制约的一道。我以为仅仅依靠我们的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还未见得能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能全部反映出来，总结出来。我想到，有一个问题为人口问题如果能够利用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也许可以发现得更早一些，而这个问题由于中国人习惯于以多子多孙为福气的想法，是比较难于从群众中直接反映出来的。因此，如果除了国家机构之外，还能利用学术（有时是会分成不同学派的）的发现与发明（指理论和学说）来发现和解决我们的问题，则中央的政策将能更加全面，更容易防止国家机构可能发生的缺漏和偏差。这就是我同曹德谦谈到所谓“两条线通天”的概念的原因。在我看来，广义的群众路线，应当包括狭义的群众路线（直接从群众中来，并且经过直接领导直接总结其意见）与专家路线的结合亦即是群众的经验与科学的理论相结合。按照我的理解，这本来应当就是我党所说的群众路线，我的偏向是错误地认为我们把领导专家和科学的一面说得不够（我自以为是认为苏联同志对我们的“群众路线”的误解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而过分地要求强调这一面。在我看来，“制约”问题也是需要专家去研究的问题，我个人曾经狂妄地想像如果能够有机会做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倒是极有兴趣的事。现在看来，如果脱离了群众而根据一些片面的材料，在书斋里冥想，其结果也许会是不堪设想的。
除“制约”而外，我还有一种所谓“出气洞”的概念，这也是从资产阶级所谓安全活门Safety Value的观念来的。我以为我们生活中是有不少矛盾的，其中主要的矛盾是必须解决的，但是次要的不管也可以，留些出气洞也许反而可以防止矛盾的激化。
我在一九五三年到过波兰和匈牙利，在两个国家在过去都只能算是欧洲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解放以后在国民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我亲自看见而且深信不疑的。一九五七年我又到了波兰和匈牙利，了解到在去年闹事的时候，群众对领导的不满曾一度发展到很普遍、很激烈。这是为什么呢？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根据一些片面的材料（包括波兰的一些文章）认为原因之一是那里的领导管得太多太死，说话绷得太死，以致宣传的东西人们不信，政府办了好事，群众还有意见（我曾在回国后的一次汇报会上发表过这一论点），因而认为许多事情还不如不要管，让群众多知道一些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艰苦性，也许反而可以少怨一点党和政府。因此，我就设想是不是干部生活不要由机关包干，职业也不要由国家包死，干部最好能开放自由市场，甚至认为思想工作也不必抓那么紧。这些在当时看似乎还有些道理，现在分析起来，这里头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观念，是与社会主义的生活不能相容的。
事到现在，我的这些谬论看来已经不要什么理论的分析已经足以看出是完全错误的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证明生活的一切方面没有党的强有力的干预和领导是不行的。这一段政治经验使我认识到匈牙利拉科西政府之所以很快垮台，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的僵硬性，而是没有建立真正强有力的专政，特别是在十月事件之事足有近半年时间在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面前惊慌失措、软弱无能。而矛盾是决不能用放任或者调和解决的。我在以前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实，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蒙蔽了我，使我不能对之作出明确的、正确的分析。相反，我听了“小小民主”“毛毛雨下个不停”的说法，就觉得这正是一种有适当的“出气洞”的境界，听了“知识分子同我们的关系本来很紧张，鸣放开始后已大为缓和”的说法，就觉得出出气确能解决些矛盾，完全偏到危险的一面去了。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我脑子里所发生过的有问题的思想集中起来说就是以上所述。当然，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没有彻底改造，还有其他一些对今天社会大变动以后的社会生活有不适应，不习惯的方面，随着“鸣放”期间社会上一些右派言论的出现，而使我有一时的共鸣，也还有一些大抵不是成系统的想法，我准备在以后另写报告，逐一深入检查。
我的上述思想一般是并不向领导我的同志隐蔽的，当然因为未必如此系统也没有受到什么太重的批判，因而自己并不感到有多大的问题，对下级，特别是对党外的同志，我一般是不谈的，因为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想法与资产阶级思想太混同（实际上已经是一样的了），说出去很可能引起不好的影响。但是由于种种自己思想上站不稳立场的原因，还是说了一些，这是我的极为严重的错误。
现在检查起来，一年多以来我谈的错误言论主要是在整风以前。而其中谈得较多的个人是梁再冰同志。客观原因之一是当时我要整理一些各国共产党思想情况分析的材料，有些材料因为多少涉及机密，因此要找党员，因此就找了她和吴晋同志负责。他们两位对于西欧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感到莫名其妙，我就不免要向他们作些“启发”来活泼思想。又因为他们是党员，因此有些说话也就无所顾忌，随口说去。其中又因为梁再冰同志是我所最熟的，五二年以前所常常无话不谈的。而近三四年来，因为我常常不在家，跟她来往很少，去年既然有了这一段工作关系，又就像过去的老样子胡吹起来，我认为她政治上是纯洁可靠的，说话走了板也没有关系。当然梁再冰同志政治上是明确的，虽然我的话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却并没有产生不好的影响，然而从我自己方面来讲，却失去了一个领导人政治上的严肃性。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我完全接受梁再冰同志和吴晋同志对我的批评。
加重了我的错误的是：在四月间开始讨论人民内部矛盾以后（在国际部这次学习还是由我领导的），我大大发展了探讨内部矛盾的兴趣，我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的政治的一面，而耽溺于所谓学术讨论，又在当时“大鸣大放”的外界气氛的影响下，不但和党内的同志谈得多了，而且还同党外的同志也谈起这种话来（现在就我记忆所及，党外就是同刘家杰、乐清、曹德谦三人谈过这类话，而后二人已判定为右派分子）。此外在党内外群众均有地方（如南亚组也曾去谈过几次天），留下了极不好的影响，这是我想起来就极为痛心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五月中旬社内外右派言行渐趋猖狂的时候，我才感到不能为右派应和（当时还没有右派的观念，不过我认为他们是坏分子）。
在党内的下级同志中，我在过去一年中除了同梁再冰、吴晋两位同志谈到过我的一些言论而外，还曾同张辛民、丁德润、姚云、万光这几个组长一级的同志和于谷同志在闲谈中发表过我的一些意见。我以为，他们可能没有批判我的观点，却也未必受到我的影响。以不成熟的意见同这一类同志交谈是我一个经常的习惯，我的这些谈话可能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我准备在党的指示下，向他们征求意见接受批判。
我的上述言论曾经在去年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地向冷西同志谈过，跟别人谈的都是比较零碎的片段。
在整风前后的历次会议上，我没有发表过什么突出的错误言论。可能有个别发言不妥当的地方，当即在下一个检查报告中再行提出。
整风期间，我曾写了一篇墙报，其中提出一些问题，想供大家考虑，现在看起来大多是错误的。这些问题有：造成新闻的八股气与学生腔的原因在哪里？可否开放干部自由市场？如何改善党群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附和了当时报纸上大量出现的“以党代政”，“人事等级制度”等错误说法，而希望别人来研究。据事后反映，读者都认为它空洞、不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感兴趣。其实，中间有许多错误观念应当批判。我也准备在墙报上发表自我批判。
整风期间，新闻业务六月号笔谈新华社矛盾栏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试揭一个矛盾》的短文。应当说我原来并不打算写这样的东西，是新闻业务的编者硬逼我写出来的。然而，这是一篇有错误的短文，它把报道与宣传，新闻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夸大，而把两者对立了起来，虽然它只以几百字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把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是不妥当的。我准备在党的同意下，在新闻业务上发表我的检讨。
以上就是我在整风前后所犯的错误言行的情况。我保证在行为方面这里所列举的基本上已无遗漏，至于言论和思想方面，我一定大力回忆思索，深入批判，继续向党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报告，同时也请党对我作严格的彻底的审查。
另外，我的上述错误言论发表得比较集中，比较不谨慎的几乎是集中在五月十号前后“烧到九十度以上”的一个时期，与我交谈过的同志大多知道我是赞成逐步的自上而下一步一步的改进而有点怀疑大鸣大放的，但是在整风开始后，有一次与几个同志谈话，有人说什么制度都是死的，有一种社会风气最重要，许多问题多谈谈才能解决，所以要以群众运动来整风，原因就在于此。现在看来这种思想未必全错，但是却有片面性，然而它却竟片面地在我脑筋里盘踞了几天。虽然我很快就又否定了这种想法，但是严重的错误已经铸成了。
我曾经长期不认识我上面那些思想的错误。我曾经自以为能提出一些问题是“高瞻远瞩”，是“思想活泼”。我听到了一些中央同志的言论传达，自以为自己的想法大多是有根据的。整风开始到右派向我们猖狂进攻以后，我以为我的有些说法足以为他们张目，是有缺点、有错误，但是自己决不愿把自己的思想同右派的思想联系起来看，以为形式虽有相似，立场却是不同，并且觉得自己还能够分清自己同右派的界限。我觉得自己是有许多雷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观点，但是认为这与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要学习从右来看问题”一样，实际上是左不是右。
直到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对右派的思想及其实质揭发得愈来愈多以后，我才感到，我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思想上已经走到了多么危险的远的地步。
首先，我现在认识到，我的言论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违反了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实际上会造成削弱党的领导的后果。
如上所述，我的思想的中心是要设置种种制约，实际实行起来就要妨碍或者束缚党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自如地领导群众进行战斗。
其次，我的思想和言论尽管自以为动机是好的，是“忧党忧国”，但是其中夹杂着大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我所设想的“加强制约”，很容易一转就说成是“没有民主”，“无法无天”，要加以区别是很困难的，而后者却正是右派分子对我党发动进攻的疯狂口号。因此，我的言论实际上已经成了掩护右派向我党进攻的烟幕（乐清、曹德谦在为自己辩护时，都曾引用了我的话），而且也已经松懈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警惕性（我长久不能认清思想上的右派分子）。
再次，我是一个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又因为工作的关系得以知道一些机密。党内外群众都常常自然地以我的言论来看领导的意图。我却竟然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虽然因为整个国际部干部的政治质量较高，没有被野心分子利用煽动。然而这已经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事情。我深深感到自己丧失了一个领导人应有的政治严肃性。我深深辜负了党和上级对我的信任，辜负了群众对我的期望。
我还应当初步地在这里检查一下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
首先，这次的错误暴露了我对阶级斗争的观念十分薄弱。
确实，一年多以来，引起我思索许多问题的契机是斯大林问题。一直到今年三月以前，我在作种种设想的时候一直摆着一个前提，我想的是苏联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我以实验室里的学究的精神认为我想的是许多不在阶级斗争范畴以内的问题，而且认为这样还更有理论意味一些。至于中国的情形，我认为中国党没有犯什么错误，而且现在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我自己立的标识是，资本家还拿定息，农业合作化还没有完成，国家还太年轻），决不能把我设想的东西去硬套，不过重要的是应当对将来在理论上有预见，在实际上有准备，以防止将来永远不会发生类似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我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还是有警惕的，因此，除了向领导同志或者如上面所说的极个别的党员以外，我没有同任何非党同志乱扯过这些话。
但是，一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及在宣传会议上人们纷纷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多过于敌我矛盾的时候，谈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多过于阶级矛盾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把握不住了。我觉得我的这些论点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而放出来了。
当然，客观原因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主观原因。我并不是像一个勇猛的阶级斗争战士一样，随时主动地在搜索着敌情，而是表现为一个贪图轻松的知识分子，一听说阶级斗争过去就满不在乎起来。即使照我自己的解释，我的许多论点也只能在像苏联那样，国内阶级斗争熄灭后的情况下去考虑，现在，右派的疯狂进攻证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在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会严重地存在，然而我在事前却竟然没有看到。
其次，这次错误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远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
我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比较“完全”，同时由于自己习惯于广事涉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极深。而我虽然也受了不少党的教育，我的无产阶级思想却还远没有到能彻底批判以至消灭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程度。在我入党的时候，党就责成我一定要改变两种思想在脑子里和平共处的现象，一定要不倦地进行思想改造。然而我一直没有认真地执行这个指示。虽然从那时以来经历了不少运动，但是都因为错误不突出，没有受到很多的批判。而几年来因为做的是国际工作，又大量地接触着资产阶级思想，这样，老根未除，新枝又长。这次犯错误就是一个明证。
我特别沉痛地感到，这几年来，我同党的关系是好的，党常常给予我特殊的信任，而我却误用了这种信任。前几年，我还有时警惕自己的一些思想问题，近几年却越来越自以为没有什么严重的思想问题而纵容起自己来了。结果竟至于在这一次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的关头，向右派分子发了几通谬论。在客观上等于向党放了两枝冷箭。这实在是我始料不及抑且后悔莫及。
正是因为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根子，而对阶级斗争的观念又十分薄弱，我在过去几个月中，凡听到中央同志的一些意见，就不能全面的领会，而总是听到放的一面就特别听得进，听到另一面就轻轻放过。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有同志说我主张开放人事制度，这是出于误解，我虽然想得很多，却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上去，而在像驻外记者必须用党员，必须政治上可靠这一点，我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但是有一次，在西方组开会的时候，有人主张人事干部可以用非党员，我当时正在看报，看到李维汉同志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工商联人事处干部可以用非党员，就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李维汉同志也说可以嘛！”现在看来，李维汉同志的话未必对，而我却表示了一种不问所以，倾心于“放”的态度。
现在想起来，有一个时期“听话”之偏向真是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
听说“有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不通”，就希望自己能属于那百分之十。但是听说有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不懂马列主义，却就不想扪心自问警惕一下了。
听说阶级斗争结束，就色然而喜，牢记心中，而对于下面那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就几乎抛到了九天云外了。
听说“唯物论者无所畏惧”。“拼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就以为思想可以自由奔驰，而很少想到真正的英雄气概应当是表现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上。
在确实是已经从“右”面来看问题了。这些事实说明，我的错误首先是立场性的错误。虽然受了党多年的教育，脑子里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很多，马列主义还是太少，在大风大浪之中，外有所铄，内有所应，没有能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
在立场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的片面的思想方法也加重了我的错误。
谈问题好为高论，发危言，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是我思想方法上一贯的毛病，这一次更是一次充分的暴露。
我往往好想远事，一般来说考虑有切身经验的事还能把握得住，越远就越缺少原则。
我还往往好立险论，我自以为思想开放不妨狂放，只要到紧要关头能收得住，这样才能思想活泼丰富。殊不知，站不稳立场也就很难收得住思想。
诚然，我所有发表的错误言论，不论是见诸于文字还是出诸于言语，都是以提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在我自己当时大可以以为自己并非定见，不为错误，然而许多问题的提法就是不对头的，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臭味的，就有可能使听者误入歧途的。它们实质上反映着错误的思想，是决不容自己原谅自己的。
现在检查起来，个人崇拜问题所引起的我的一系列的想法，就是架空的。中国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联的生活我又不熟悉，却希图去设想这种那种制约的方案，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空想，这是其一。发生个人崇拜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我能不能实事求是地了解清楚？消除个人崇拜的办法应当如何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相结合？这些我都没有把握，却一脑袋钻到“制约”的设想中，这本身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这是其二。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而且在经济上、军事上以及其他不少方面仍然还强过于我们的时候，却要去设想一种纯粹是，或者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而且还要去研究党和国家的消亡，这种想法本身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这是其三。至于这一年多以来，看了外国无数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文章，抓住其中一个两个论点，脱离阶级斗争的实际，而罗织出一些想法来的，那就更多了。毛主席要我们“力戒空疏”，我却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也是加重我的错误的一个因素。这于我也是一个老毛病，近年来因为负了一些领导责任，在行政工作方面，是学得比过去严谨了一些，但是在同志间的个人关系上却比过去更随便了一些。一年来，特别是整风以来，对一些同志的胡说，是决不能饶恕的错误，是同我作为一个党员，特别是一个领导人的身份不能相容的。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感到十分痛心。我准备在任何场合向党和群众作检讨。但是我也坚定地相信，我的错误是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中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我愿意作一点说明的是，我的错误还不是有意犯的，我相信所有认识我的同志都可以证实，我个人同党的关系是好的，我的错误主要是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以后思想认识上发生混乱的结果。我在理论上也许已经有了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决没有否定一切。
现在已经揭发的错误言论，一部分发表在整风以前，一部分发表在整风开始到五月中旬，其动机和认识大致是相同的。不过在整风开始以后，我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受到了批评，而我过去是曾有过好与干部谈心的习惯与名誉的，我急于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因此，硬挤了一些时间来做这“拆墙填沟、推心置腹”的工作。结果反而更多地发出了如上一些错误的政治性言论。
我在整风以后作这些谈话的时候，应当说主要的目的是检查自己平常工作中一些官僚主义的错误，征求一些意见，作一些解释并且企图说服交谈者认识整风中出现的歪风，肯定新华社党的领导，肯定出国记者派党员之必要。改善一下上下关系，动机上并无意要宣传我的错误言论。事实上整风后我曾同相当多的人作过个别谈话，其中只是同刘家杰、乐清、曹德谦的谈话中才较多地谈到了上述那些错误言论。现在判定乐、曹是右派分子，因此我的错误也就格外严重，但是我可以说，所以谈到这些也并非完全出于我的主动，客观上也正是由于他们对这方面特别有兴趣才谈得多了一些。还可以说一点，我同乐、曹的谈话是带有偶然性的，乐清是我同刘家杰在办公室谈话的时候中途插进来。曹德谦和我曾是同学，但他到国际部一年后，我未同他谈过话，那天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的书，扉页上写着纪念我们的一个同学，在亚非会议时候殉难的李肇基，一时触动了我的悲感。就趁他已吃完晚饭，而我还未吃的时候，海阔天空谈了不到半个钟头。
我所以提这些是想说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积极性，想宣传什么主张，不过是想轻松轻松关系，活泼活泼思想。当然我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没有批评他们的右派思想，反而失去立场地随和了一番）包括我自己主动吹了一番），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极严重的错误。
我必须承认，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主要地是因为在那一段时期内，也正是我在思想认识上最混乱、最模糊的时候。特别是在听到“不要条件反射”，“许多观念要从根本上考虑，连党委制、党组制都可以考虑”的传达以后，我错把许多原则性的问题都看成了可以讨论的学术性问题，并不感到要像对新华社工作的否定那样必须去进行反驳、说服或者解释的。特别是当别人提出当时报上正在大量登载的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只要对方的态度是好的，我的答复就常常是“可以考虑”，“也许可能”或者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发挥。我主观地认为，我的这种说法是有所本的，好像我只是在不泄露党的机密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可以容许研究的问题来供人活泼思想。我已经糊涂到了不认识有些问题是牵涉到党的领导原则的问题，是决不容许争论的。
应当说明，对于对党不满的分子或者坏分子，我是有警惕性的。我还记得我在整风初期的一个扩大编委会曾表示我对许多大问题是有些意见想谈，但是决不愿跟奚瑞森这样的人在一起谈。在党的会议上我也一再强调并且自勉一定要守住党员的界限，但是在和曹、乐两人谈话的时候，却因为他们当时还并未表现任何右派行为，而平常同党的关系还比较好，而丧失了警惕性，恰恰没有守住党员的界限。
在我检讨我在整风中在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上丧失立场的同时，我也要向党保证，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大是大非的立场我还是守得住、分得清的。几乎从整风一开始，我就明确地警惕自己一定要站稳立场，并且与一些同志互相勉励决不哗众取宠，决不因为躲避群众中来的某些指责而逃避党要我们负担的责任或者放弃党要我们捍卫的原则。由于我坚主整风必须和风细雨而引起的攻击，右派分子和若干群众要求我“开口”的进逼是没有使我动摇的。对于整风一开始就出现的某些积极分子的反水和某些党员以发表一些反领导的言论来博取群众欢心的行为，我是愤慨的。对于右派分子企图篡夺墙报、前进报以至整风领导权的阴谋，我是较早看出，并且力促领导注意了的。在右派分子的矛头集中到攻击国外记者问题的时候，我是参与了领导国际部的党员和群众组织了反击，扭转了大字报攻势的。在整风期间在新华社发生的一场斗争中，我相信我自己没有丧失过警惕，没有动摇过立场。虽然我个人曾两度成为攻击的目标，但是我的心情始终是开朗的、坚定的。
我上面检查过我那些发表了错误言论的谈话，但是我可以说，我也进行过相当多的谈话，其中并没有发表错误言论，而只是鼓励人起来反对歪风，或者参加反右派斗争的。
一直到将近一个月以来，我才感到了一项负担，使我难于前进。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右派思想越来越多的暴露，照见了我所有过的一些思想和发过的一些言论也是右的。同志们已经对这些言论感到怀疑，我自己也感到了怀疑。我必须先彻底地检查自己才能继续前进。
我并不是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有错误，应当说在右派反动理论大作的时候，就已有所自觉因而注意检点了。但是我一直把自己的思想看成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内的学术思想。错误只在于它同某些右派言论相似而容易为敌张目。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刚一开始，我就在党的小组会上作了一次检查，以为就算作了批判了。但是反右派斗争越来越深入，我才感到这种所谓“学术思想”具有严重的政治性质。才决心准备进一步作彻底的批判。
我现在向编委会和党委会提出我的问题，请组织予以处理。我准备接受一切必要的检查、批评以至处分。我只希望能够纠正我的错误，挽回我对党的威信所造成的损失。
我坚定地相信，不论我的错误有多大，但是在党的帮助下是一定可以得到纠正的。我可以保证的是，我自己知道，不论我的思想可能已经发展到如何荒谬的程度，但是我的动机是善良的。我相信自己还有探索真理的精神而决不会拒绝纠正错误。近一个月来，一些同志对我提出的批判以及我的自我检查已经使我的认识获得了新的提高。不论党对我提出任何严厉的批评，我决不会有抵触的情绪。我相信，纵然我的思想里有毒草，在党的帮助下也一定可以把它锄出来使它成为肥料。我是一定要继续前进的。请党相信，在这一场社会主义的生死大决斗中间，我是决不会辜负党十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培养的。
最后，为了帮助我克服自己的错误，为了教育其他党员和群众，请求党给我以处分。我特别感到我的错误言论是有负于党给于一个负责干部的信任，请求党首先考虑撤掉我在行政工作和整风中间的领导职务。
李慎之 1957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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