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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致赵文壁的信(未刊稿摘要)

日期:1957-9-0 作者:罗隆基

罗隆基

(此信约写于1957年九月下旬)

自从反右派斗争发动以后,不知道什么人提出了“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章伯钧立即抓紧机会,枉挠伙伴,造出种种谣言,承认“章罗联盟”确有其事,而盟内可能亦有人认为有此名义,则民盟有罪,罪在“联盟”都可以摆脱错误关系。你这个所谓的我的“亲信”也就制造这样一句话,“我同伯钧很要好”来证实确有“章罗联盟”。这应该吗?即令有这样一句话单靠“我同伯钧很要好”就够证明是“章罗联盟”吗?你知道吗,所谓的“章罗联盟”不是像你所说我个人同章伯钧很要好,而是指章伯钧同“原来的罗隆基反共阴谋集团勾结而形成了章罗联盟”(见史良的民盟整风会议报告),那末,你是不是“原来的反共阴谋集团”中的分子呢?章伯钧同你“勾结”了没有呢?你应该交代出来呀!

……

你捏造事实企图证明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原稿。这对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出国期中。章伯钧造谣,向史良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史良、马叙伦竟公开发表谈话,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要我回国后交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端的。我回到北京的那一天,你告诉我,储安平在六月十五日在光明日报社社务紧急会议中已经否认了这件事。后来我知道在社务会会议上章伯钧还向储安平认了错。我亦告诉过你,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治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在电话中否认他向史良说过这样的话。事件本来清楚了。八月十号你到民盟整风座谈会中来发言,你却挺身而出来证明我的确看了储的发言稿。你的证明事实是这样:六月二日早晨你来看我,我告诉你说:“整风出了问题了,储安平的错误言论也出来了。”于是你根据假造的事实做推论说:“当时报纸未出,根据后来调查证明罗隆基六月一日并未出席统战部的整风座谈会。罗何以事先知道储安平的发言内容呢?他说他事先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这显然是个矛盾。”(见《大公报》八月十一日刊登你的发言全文)

你这段话说得像煞有介事,并且说“根据后来调查证明”。我倒要问你,你真调查过吗?这一句话恰恰证明你造谣。事实是我不止出席了六月一号的统战部的座谈会。并且在会上做了报告。你再看看六月二号的《光明日报》,报上说得清清楚楚(两条消息)“九人小组召集人罗隆基在昨天会上报告了起草经过和其它问题”(见《光明日报》六月二号第一版)你竟有这样大的胆子张开眼睛说瞎话,来做揭露。这不是造谣是什么?那天会的中途我出去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是事实,但后来我又回到了座谈会。我六月一号就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这是奇怪吗?真像你所说有“矛盾”吗?最妙是邵慈云,她竟根据你这谎言,引而伸之,到民盟座谈会上再来做第二次揭发。她造谣的胆子比你更大。我的日程都是由她掌握的。她竟利用我的秘书身份,说得像煞有介事,说我六月一号上午接见富尔,下午在部办公。六月一号夜间在政协大礼堂开支持科伦坡和平会的大会,日程排得满满地、第二天早晨不看报就同赵文璧谈储安平的发言。这就是我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稿内容的证明。她既掌握我的日程,她就故意隐瞒我六月一号上午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一项。她竟敢一手遮天地说我没有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她还捏造说我六月一号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以便一口咬定我没有到座谈会。从早上八点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有这样接见外宾的道理吗?不让外宾吃午饭吗?她一心一意想到造谣,而不分析自己假造的证据是“见金不见人”的拙劣技术。好吧,姑假定像邵慈云所说,我六月一号没有到座谈会,她用头脑想过没有,六月一号晚上政协礼堂到大会的是些什么人。到大会的人中就有许多是参加上午座谈会的人。许多人就在会上议论储安平荒谬发言这件事。我是聋子吗?邵慈云可以禁止我听见吗?难道我六月二号早晨不看报而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真是奇怪,是矛盾,是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的证明吗?进一步来说,六月一号储安平发言是这样一个惊人的错误,并且储把他的发言自己印好在会上分发,因此会后一传十,十传百,当日已经传开了。没有到上午座谈会而知道这件事的人总有好几百了。难道你同邵慈云就要诬陷这一切人都是事先看了储的发言稿吗?否则,他们没有到座谈会,怎样知道这件事呢?我在补充交代中说得明明白白,我说六月二日浦熙修首先告诉我储安平发言太胆大了,我即向浦批评储安平我并没有说是浦熙修“首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意思是说,我首先对浦熙修,后来对钱端升批评储安平。交代中写得明明白白。而邵慈云竟在揭发中故为其词地说,罗没有看报,又不可能在早晨遇到了浦熙修,怎能知道储安平发言内容呢?事实真是这样吗?你们真有这样简单的逻辑吗?那真太可笑了。

……

我绝对不埋怨你们对我的错误尽情揭发。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使错误的人彻底改造。有了错误,就应该承认,别人揭发是帮助自己改造。我认为我们今天因为犯了错误,以后更应该好好做人。我自己要做人,我希望我所认识的朋友都好好地做人。那末,我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捏造事实,诬陷别人了。

你在座谈会上凭空捏造说,在抗战期间我从昆明到四川,在公路上掉了一个小皮箱,要你赔了伍千元。这是你最荒唐的捏造。这种捏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与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捏造时却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二年前的时候,伍千元还不是个小数。你那时候拿得出伍千元吗?无怪乎你说这话时全场大笑。我掉了皮箱后,问你赔过五毛钱,五分钱吗?你这段话,报上亦没有发表,因为捏造得太不近情理。不过,以此一端,就可以推想你的所谓一切揭露的真实性了。这不是你自己证明你自己做假揭露吗?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对我来说,你的捏造虽然不算最多的,却是最严重的。第一,别人捏造的大概都是一些历史往事,你所捏造的是指现在的行动。换句话说,是现行的事;第二,别人捏造的有些是关于私人生活的,例如捏造周佛海的老婆到过我家并且说我介绍她为“我最好的朋友的太太”等,你所捏造的是政治性的东西,例如说我指示你,要取消森工部党的领导以为示范等等;第三,别人与我的关系不同,而你却是社会上所谓我的“亲信”。“亲信”揭发难道还会假造,还会冤枉吗?由于这三个理由,所以你的捏造就更严重,对我危害就更大了。

来源: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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