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31 作者：山东大学, 陆侃如
山东大学、陆侃如几天来，我听取了首长们的报告，和代表们在小组会上与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我现在怀着十分痛悔的心情，向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解放后，我受着人民的委托，担任了山东大学的付校长，负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责任。同时，由于人民的信任，我又当选为全国政协的委员和本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我竟恩将仇报，完全辜负了人民的好意，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
我这些错误是有历史根源的。我出身于剥削阶级，长期受着资本主义的教育。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就做了胡适的信徒：无论在学术问题上，或政治问题上，都受了他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几个大学里教书，和国民党反动派也有勾结，例如向反动刊物“文化先锋”投稿，等等。解放后，没有进行认真的自我改造，所以资产阶级的立场很坚定，对新社会的新制度有抵触，对“三反”、“肃反”等政策怀疑不满，反党的思想情绪是一贯的。在这个反党思想指导下，我近来不但发表了不少反党反人民的荒谬言论，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罪恶活动，这都会给社会主义带来根本性的危害。
在去年各民主党派大发展时期，我的反党思想就更加露骨。我去夏以来的言行，都是在下列四条纲领的指导下进行的：第一，利用九三学社的组织，扩大个人的权势；第二，乱拉社员，做个人的政治资本；第三，依靠落后，拉拢中间，排斥进步；第四，借口“组织独立”，摆脱党的领导。其中第一条是总纲，其他三条是为总纲服务的。青岛九三社员，截至去年春天为止，不到三十人；到去年冬天，就超过了一百人，现在就接近二百人了。这些新社员中许多人是山大教师中思想落后的，对党不满的，肃反中有问题的。我利用他们，在各系里安插据点，争夺各系的领导权。他们利用我，我也利用他们，目的是在进一步夺取全校的领导权。这时候我的反党小集团已初步形成，如中文系有殷焕先、赵省之等，外文系有吴恩照、徐杏贞等，物理系有刘鸿宾、陈继述等，生物系有陈机、李冠国等。但是很显然我这些自私自利的勾当和党的原则是不相容的，所以我极力摆脱党的领导。虽然那时青岛九三社员多半是山大的教师，但是当山大党委要和我谈社员问题时，我就借口我是市一级的，学校党委只能跟山大支社谈问题。可是当青岛市委和我谈九三问题时，我又借口事情忙，总是派秘书长或别的同志去谈。主要是我不乐意向党请教。
以上是去年的情况，到今年我的罪恶又加深了一层。今年3月，九三学社在北京举行二中全会。那时在中央委员中，以储安平、高觉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右派集团。我和储安平虽然在去年才认识，但和高觉敷却已认识有十八年了。我在北京饭店的高觉敷房间里，参加了这集团的几次会议。这集团的成员的意见，在细节上虽不完全一致，但总的企图是一样的，就是要利用九三学社的组织，来篡夺党在文教科学方面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个反党的目的，竟想在学校里搞匈牙利式的大民主，来推翻党在学校里的领导。临别时，高觉敷一再嘱咐我要保密，他回南京后，还写信给我，说“切勿与任何人谈及”。我回青岛后，就暗中执行起来了。
我是怎样执行这个集团的阴谋诡计的呢?首先，扩大我的反党小集团成员，例如青岛医学院的吕运明、徐振东，商品检验局的童素秋等。其次，到5、6月大鸣大放的时候，我错误地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为自己的言行增加了四条纲领：第一，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第二，借口讨论党委制，推翻党在学校里的领导；第三，在九三分社及支社内成立核心小组，到各单位点火，支持社员乱鸣乱放；第四，举行座谈会，或通过文字，广泛宣传反党谬论。这个时候我的野心不仅仅为山东大学一霸，成为青岛市文教科学界一霸，而且妄想成为全省的文教科学界一霸了。我不但在青岛积极发展社员，还在本省各大城市乱拉社员，积极筹备成立省级组织。我自己虽然不可能到济南来专搞社务，但我是中央委员，我可以拿这个身分来控制全省社务，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省级组织来控制全省的文教科学界。最后，我就把山东大学，以及全省市的，乃至全省的文教科学界，都(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到资本主义的绝路上去，这是储安平、高觉敷反党集团的政治阴谋，也是全国右派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这个阴谋，我极力宣传撤销学校里的党委负责制。我利用章伯钧所歪曲的毛主席4月30日讲话的传达稿，到处造谣说毛主席主张撤销党委制。为了骗取更多人相信，我故意说党委制与党的领导是两回事；因为如果明目张胆说取消党的领导，那是没有人肯接受的。为了污蔑党委制，我故意这个制度与三害互为因果，它能使党群间的墙与沟加高加深，它会损害老教授与老专家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等等。其实这些全是我的捏造，毫无事实根据，目的无非在推翻党在学校里的领导。因为我在社内和学校内都处于领导地位，所以我这样胡说乱道的结果，就使不少社员与师生也跟着胡说乱道起来。我还把那歪曲的传达稿寄给济南分社，把反党的火点到济南，毒素是极大的。
在我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我的党羽在山东大学闹得最凶。物理系九三小组在5月底首先创办大字报，攻击党委，煽动学生。接着又把一个小组的大字报扩大成为整个支社的油印报，攻击党委制，攻击三反肃反，支持学生闹报社，宣扬资本主义法制，等等。在我的指使下，山大支社不但办了这个充满反动言论的右派刊物，还在6月初和青岛医学院支社合办了一个向党进攻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表面上是讨论所谓“民主办校”，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歪风邪气，向党、向积极分子开火的誓师大会。在右派学生叫嚣停课的时候，山大有不多社员赞成停课。幸而有晁校长坚决主张不停课，否则后果是不会好的。
就在这5月底6月初的混乱时期，山大的右派社员在各系里争权夺利也很厉害。在我的指使下，中文系的社员要赶走系主任，安排付主任与教研组主任的人选，外文系的社员要争夺系付主任与教研组付主任的位置。生物系成立鸣放委员会，要代替党来领导整风。海洋系学生成立鸣放委员会，我还替他们写信介绍和科学院毕业同学联系，结果使这些毕业人在科学院里也叫嚣得最凶。本来我在校内的分工是领导全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但是我放弃不管，却热心于人事纠纷与人事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安插亲信，争夺各系的领导权，最后来夺取全校的领导权，把学校带到旧中国的旧大学的绝路上去。
在山大以外，右派社员闹得也不轻。如在青岛医学院里，利用工会组织，鼓动停课，妄想夺取医学院的领导权。又如商品检验局里，五个社员中有四个右派，猖狂向党进攻，也想夺取局的领导权。在别的单位如纺织管理局等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必然是要失败的，我和我的党羽们的猖狂进攻，终于受到人民有力的反击。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几篇反右派的社论以后，我为了掩护自己，就用伪装反右派的方式，暂时退却。当时的退却并不是投降，只是为了保持实力，等待机会，再行进攻。因为我以为反右派的运动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民主党派内部整风也不过是和风细雨，搪塞一下就是了。但是人民斗争的力量越来越壮大，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我的罪恶的幻想一一破灭，同志们也不辞劳苦地日夜教育我，才使我的头脑逐渐清醒，才使我逐渐走上向人民缴械投降，低头认罪的光明大道上来。
很明显，我不但有思想上的严重错误，而且有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我不但有极端荒谬的言论，而且有极端荒谬的行动。“言者无罪”对我是不适用的，我对人民是有罪的。我向党进攻是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从开始进攻到暂时退却，都有周密的考虑与打算的。我的罪恶的主要事实，我已经写了书面交代，在这里不必重复了。我决心用坦白交代，来争取人民的饶恕，也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我悔过的真心。
现在我的头脑清醒了一点，再回想一下过去的罪恶，的确严重到万分。平心而论，不管就全国人民说，或是就我个人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的恩人。我竟想推翻它的领导，实在是毫无理由的。我今后一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但全心全意接受党的一切方针政策，而且全心全意靠拢党的基层组织，接受基层组织的全面领导。我决心向党员干部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打成一片，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才配在社会主义的大学里工作。
代表们，我实在没有脸在这里说更多的话，我只有拿今后改过的实际行动来替自己赎罪。
来源：山东大学《新山大》，195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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