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0 作者：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编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编李德家的几次自我检讨和交代，基本态度是企图狡赖，避重就轻，不承认是章罗联盟在云南的代理人，把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联盟集团说成是“朋友间的私谊”，把一切阴谋活动说成是“由于个人情绪的指使”，以至于在其检查交代中弄得矛盾百出，藏头露尾。今将其自我检讨和交代的问题分列如次：
李德家说：“此次我列名为章罗联盟的代理人，固非偶然”，“我必须尽情的揭发罗隆基、潘大逵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同时彻底清楚的交代批判我自己”。于是他便检查交代道：“我的错误思想是难以尽言。问题不在乎那些话我说过或没有说过，那些事我做过或没有做过，而是在于我的
李德家说：“我同罗隆基是在入盟后经潘大逵的介绍而认识的。在此之前，只听说他在留学时期不从事科学研究；任教时期不务正业，专搞政治活动，是一个一贯以捣乱为能事的极不安份的政治野心家。经潘大逵的多方解释，竭力拉拢，罗隆基对我也投其所好，大施其牢笼伎俩。由于都是学英美政治的人，思想意识相同，见解相同，过去对罗的一些行为上的成见，也就逐渐消失，转而乐与之接近了。”又说：“1950年秋我到北京与罗隆基曾见面四、五次，他请我吃过一次饭。在座的有潘光旦、曾昭抡、刘王立明、彭文应、张志和等十余人，其他的我不认识。饭后大家到刘王明家里去吃咖啡（座谈），当时我并未意识到那就是罗隆基等的宗派集团活动。……所谓集团在我是完全无此印象，这次北京的揭发，我才知道这些人是有个小集团”。然而却又说道：“在座谈中，罗隆基肆意诋毁周新民（民盟中的中共党员）同志，并蓄意排挤。这说明他想推翻党在民盟中央的具体领导，另搞一套，企图把民盟拖向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至于他在北京市、清华、北大以及上海等地布置篡夺领导权，不过是他的步骤而已。在西南，由于楚图南同志的正确领导，他鞭长莫及，天机可乘，他固然希望我能主持云南盟务，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够，只好暂不作考虑，……我参与了他们的那次集会是事实，但我并未提出对云南民盟的任何愿望，罗等也未对我作任何指使。由于我的政治水平低，思想意识落后，仅以为他们是在盟内搞宗派活动，还希望他们支持我在云南提高我的政治地位，使我在盟内不受打击。”又说：“罗隆基提出清华、北大两校的盟的领导权必须拿到手，北大方面有曾昭抡不成问题，清华方面要潘光旦多负责。调兵遣将，进行活动，其余的布置，我不知道人的名字，过后就忘了。对于上海，要彭文应同孙大雨多联系负责；云南方面他们问了我一些情况，希望我在中常会列席汇报一下。”又说：“罗隆基的集团是以清华分子为主要核心。”那么他自己既非“清华分子”，就自然不是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了。于是李德家便俨然以局外人或“进步者”的身份来“批判”罗隆基了。
李德家交代罗隆基出国参加科伦坡世界和平会议经昆明时与他见面联系的情况说道：“罗问我云南盟员，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对盟中央组织有什么意见？”我说：“听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中，中央领导都表示很积极，这倒是值得高兴的事，今后你们几位付主席应分一下工，加强领导工作，确乎是最重要的问题。”罗说中央的工作也不好搞。史大姐有些蹩扭，高崇民不大管事，马老经常病。总之，我现在是伯钧搞，我就搞，伯钧不搞，我也不搞，我总跟着他走，谁也不能退却。从这句话中很可以看出章罗的反党联盟，不仅在思想上一致，而且在行动上也是一致的……。
李德家交代章罗联盟被揭穿后，罗隆基回国复经昆明时与李之联系活动，仍然是不老实而藏头露尾的，而且把自己渲染成是要帮助罗隆基改正错误。其实却是在公开地为罗隆基作辩护，他无形中却把尾巴露了出来。他还替罗隆基策划回京后的计谋哩！李德家说：“罗隆基第二度经过昆明，他也曾同我见面，头一句话对我说：‘我来看你，有没有妨碍？’我说：‘这倒没有关系。’”罗说：“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回来后才知道一切，真想不到。”又说：“我已经和伯钧通了电话，质问他关于他说我曾经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子，我没有看过，储安平发言时我也不在场。我同浦熙修也通了电话，她叫我立刻回京去再说。”并问我：“你看情况会怎样？”我说：“这就难说了！不过我认为关键不在于你是否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子，而在于你的思想体系是否和他的有共同之点。你没有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恐怕要从思想体系方面来深入检查批判才行。我从人民日报所登载的前后发言来看，章、储等的发言，味道真是不对头，这些人物，真有点地位冲昏头脑，飘飘欲仙。”罗说：“把我的骨头烧成灰，里面也检查不出我有反党的思想。”我说：“如果回忆你过去在昆明的生活情况，真也不应该有。”罗说：“我回去后到部不到部？又没有免职，不能不去，去了，报上这样的大登特登，也有点不好处。还有更重要的是人大就要开会，我报到不报到呢？这真是件难事。”我说：“你回去后，最好先去看沈老，他自然会指示给你的。”同时我建议他先看沈老，不要忙于找太多的人……。罗又说：“这一点我就很不了解，伯钧很得到党领导的重视，我才当了一年的部长，他自解放后就当部长，而且现在还兼全国政协付主席，为什么忽然又会这样呢？”我说：“章伯钧、储安平、张云川等的发言，贯串着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党天下’、‘设计院’，那不等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吗？”罗说：“其实各部都设有设计部门，那也不是章伯钧空想出来的。”又说：“潘大逵在四川也有人提意见了。”我说：“我不知道。”罗说：“钱端升告诉我，可能是要收了，拿出几个大的来搞一下子，团里的朋友建议我回京后弄楚真象再说。”
李德家的检查交代是通过与罗对话的方式为罗辩护，经同志们批评揭露之后，他在另一次的检查交代中又说道：“在全国向右派分子章罗集团反击的时候，罗隆基由锡兰回国，经过昆明来看我，他犯了这样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全国人民对他已经高举起申罪致讨的旗帜，我见了他，还请他吃饭，我当时认为我同他既是同志，又属朋友，应当尽我的责任对他进行帮助，使他回京后能于很好的交代自己的问题。自以为处心无愧，尽朋友之谊，并未体会到罗隆基是全国人民所共愤的右派主脑人物，对他的‘温情’，就是丧失人民的立场。”
李德家虽然狡赖，不承认、不交代与章罗联盟的关系，但也露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他说：“1956年开盟代会时，我向罗隆基说：‘肃反时如果出问题，我们都下去了！’”罗隆基说：“是呀！一个都出不得问题。”这话的下面是有丰富的内容的，而李德家就是在这些地方不作具体的检查和交代。
1950年李德家去北京，曾阴谋夺取云大校长的职位，以便把云大作为章罗的据点。因为李德家谋取云大校长的活动是通过罗隆基来进行的，但李德家在其自我检查和交代中却尽量在此事件上避开章罗关系而不谈。他说：“在京时，罗未给我计划如何夺取云大校长及盟领导的事，因主客观条件……。”纵然也承认想夺取云大领导权，但不承认是一个政治上的阴谋，而说成是与秦瓒之间个人的意气倾轧，他以为秦瓒也是个右派分子，这样一来，问题便简单了。他说：“50年与秦瓒的事件，是解放后犯错误的开端。我是在反动势力向革命进攻时进入云大担任文法学院院长，解放后还图争权夺位。……我是一有机会就想往上爬的。云大发动倒秦签名运动时，事先我不知道，是经济系教授萧子风发起的。由于对秦仇恨，我就变成积极支持者、主谋者之一。为签名序言修改内容，说服刘文典签第一个，目的是打垮秦好出气，提议周保中当校长，这样做才能得到支持、便于打垮秦瓒，这种手法也说明资产阶级的丑恶。后作过谋取云大校长的打算，自己条件不够，但也未支持陈复光。但秦瓒、陈复光二者相择，还是陈出来后我可以支配他。但如何谋夺云大主委给陈复光的工作，我未参加，倒秦时陈复光不愿签名，要打电话给龚自知（不知内容）。后仍不签，只想到如果要当主委，最好不签。”我说：“秦瓒不倒，如何当主委？”最后他签了，找刘文典签名是他（指陈）派民革干部去签的。由此可知，我不是没有野心的人，是因条件不够，别人出来，我在幕后指使。那个时候，陈曾到京与罗接头，希望曾昭抡支持他。
李德家不承认夺取云大校长职位活动中与罗隆基的关系，甚而在谈支持陈复光夺取校长职位时，也是忽而承认，忽而否认。这里自我检讨是最矛盾不过的了。陈复光也是章罗联盟在云南的代理人之一，且看陈复光的交代，陈复光说：“1950年11月（？）李德家交给我罗隆基的信时曾说：‘罗努生希望我们好好合作，因为我两人都是楚图南打击的对象和秦瓒排挤的对象！’”李德家之所以支持陈复光是由于同为章罗联盟集团中的人，然而李德家却避而不检查交代。
李德家阴谋夺取云南民盟的领导权是在罗隆基支持之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李也是忽而似乎承认；但到具体行动上又加以否定，而且力图说明只是盟内的宗派斗争，不是向党进攻的准备。李德家说：“1950年，我根据混入民盟的不良分子（反革命分子）王庄等对云南民盟领导肆意诬蔑，极为恶意的反映，不辨真伪，竟写信给罗隆基。当时正是罗隆基等在北京搞小宗派活动最为积极的时候，他得信后，到处喧嚷散布云南民盟的谰言，作为攻击楚图南同志的有力证件，并将此信交给张澜主席，造成盟中央对云南盟务在一个时期内不了解。更严重的是影响了云南民盟内部的不团结，影响了当时盟在云南的发展。尤有甚者，王庄等企图推翻民盟领导杨维骏等同志，声称想推我出来作领导，曾发起签名运动，我当时并未怂恿他们，可是也未加阻止，说明我当时也有意做民盟的领导，作为我在解放后的政治资本，达到在政治上更高的待遇。”在另一次的自我检查中又说：“50年的王庄事件，我要想在盟内得到较高地位，王庄等人以盟员关系来看我，过去并不认识。……他歪曲了很多事实，诬蔑了盟的领导。由于我有要求较高地位的思想指使，就不辨真伪，加以渲染，攻击云南盟的领导，写信给罗隆基，企图达到篡夺领导的目的……他的阴谋与我的思想企图吻合了，所以我很满意。但我与王庄事先是没有联系的，我认为我搞云南盟的领导有北京的支持，……我没有与王庄勾结，因为我写信反映到北京，成功了是北京方面的力量，王庄也帮不了我，我认为与他搅在一起不大恰当。总之，王庄推领导拥我是事实，同意他们搞也是事实，这种违反组织纪律篡夺领导权的责任我要负。”
又说：“50年做了西南区委员，政治地位提高了，很高兴，但不等于满意云南领导人，曾与潘大逵谈过。苏老问过我：‘你看我怎样辨？这大年纪！’当时我说：‘你年纪大，只能原则领导，具体工作让年轻人搞，反正你不能负实际责任，他们只是抬出你来做幌子。’我没有逼过苏老辞职，但这种错误是大的。……会开完后，我要坚持到北京，其目的是：（1）虽然把云大问题在渝根据个人偏见反映给楚图南，希他回滇视察，慎重考虑云大主委，但他不接受，我想到北京去高教部告他；（2）云南盟务，在重庆不可能解决，潘作不了主，整个西南区在楚的领导下，企图到京反映后，打击当时云南盟的领导，达到我来领导的目的；20多年未到过北京，想去看看，并与昆明的老同事罗隆基等联系联系。”李德家到了北京后，即亲自参与了罗隆基“调兵遣将”夺取各地区盟领导的阴谋会议，然而点派云南的将时，奇怪的是既未点李德家，也未派遣任何人，李德家的这种自我检查交代，不是欺人自欺吗？
以上是李德家检查交代问题的大概，我们可以显然看出，其中到处是矛盾，连他自己也很难自圆其说，这有待予他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检查交代。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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