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0 作者：昆明师范学院, 杨春洲
昆明师范学院、杨春洲我由于一贯投机取巧，解放初期，窃据了中央教育部中教司副司长的高位，但不到3个月，被人揭发而下台，我不自反省，而一味埋怨党，并滋长了反党情绪。
解放前，我的投机取巧，与一些进步人士及领导党个别领导同志搭上关系，解放后这些进步人士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始终是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事业而努力，不像我是一个可耻的投机政客。但我始终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未改变政治野心家的狰狞面目，爱和这些进步人士比高低，庸俗到万分，说他们幸运而我倒霉。显然有浓厚的反党情绪，以为党对我不照顾。
解放七、八年来，直到反右派斗争之前，我无时无刻不在生方设法地作自我吹嘘。远的不谈，今年春天到丽江等地拍云南风光，途中确实说了不少自我吹嘘的话，把我说成是一个对革命有功，非常进步的民主人士。3月里我到北京开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一位负责同志同住一个房间，相处半月多，我又卖弄我的老一套，把我说成是又进步，又有学问，又是教育家，又是艺术家。7月里到玉溪招生，玉溪地委书记请吃饭，我也吹嘘一台，说我参加过大革命，说成我是一贯进步的“民主人士”，真是肉麻恶心，恬不知耻。
自我吹嘘有什么好处呢？其目的，一方面是在扩大政治资本，争取人；另一方面，也是以党的一种罪恶活动，给人一个印象，说党有偏向，激起人们对党不满。
在民革我被选为候补中委还不满意，而埋怨宗派斗争中被其他同志整了，也埋怨省委统战部不支持我，所以没有爬上中委的地位。这又是反党情绪的另一暴露。在云南没有得当上民革的主任委员或付主任委员，对民革就带着突出的作客思想。有会我到，有利我享，对民主党派应起的作用，应担当的责任，只是在表面上敷衍一番，实际就是很少关心。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由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漠视党的领导，强调互相监督，实质上就是与党分庭抗礼。具体表现在挑拨领导党及党员同志的缺点，而无视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的伟大成绩。至于到北京开会，我表示积极，是因为对个人有利，可以逛首都，可以作政客式的活动。比如这次我就找了柳湜付部长及孙起孟同志，活动调职。对师院民革支部，也因是我篡夺师院领导权的政治资本的一部份，所以我比较热心。
民革发展组织，龚自知要发展250人，而我则主张发展到300。虽然我未掌握民革的实权，但我的政治野心家的一贯作风，要与友党民盟比高低，同时民革是我的政治资本，我担任省政协委员，市人委委员等等，都是民革的关系，于我有利时，我对民革不会冷淡的。
由于我解放前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野心家，解放后尽管党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与照顾，小才大用，职衔多，待遇高，但我的反动政治野心家的劣根性丝毫未改，欲壑难填，反党情绪反而越积越深，因此藉着党这次整风的机会，就毫无忌惮地向党进攻，妄图篡夺党的领导权，这说明我反党的阴谋蓄谋已久，自1950年起，即已有了根苗。
今年春天我到北京开会，学习了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我由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来歪曲这一伟大报告，我就想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趁混水摸鱼，可以大捞一把，妄图实现一贯的反动政治野心，篡夺党的领导权，夺取社会主义阵地，使资本主义复辟。
5月里省政协开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帮助党整风。我认为机会难得，我就处心竭虑地要利用人民庄严的议坛，来放我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
这把火的目的，想煽动昆明师院全体师生及云南教育界教师们对党不满，打击党的各级领导，来抬高我自己在群众中树立我的声望，为我阴谋篡夺党的领导准备条件。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首先必须施展伎俩，使人们误以为党不能领导高等师范教育，甚至也不能领导整个文教事业。谁能领导呢？当然只有像我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才能领导。
我选择了两个迎合人心的论点，故意歪曲说党的各级领导对高等师范教育重视不够，对人民教师也尊重不够。我到处搜集材料，把有关这两个论点的正确材料加以歪曲，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加以渲染，把右派分子顾正容秦淑贞等的荒谬言论加以利用，甚至不惜造谣，硬要说成党的文教政策不对，党的干部政策也不对。总的说，党不能领导高等师范教育，也不能领导整个文教事业。
例如我说结合性大学师资及设备比高师如何优越来污蔑党的高等教育政策错了。固然，综合性大学的师资和设备，一般是较高师稍好一些；但这是有原因的：①综合性大学历史都比较长久，规模原来也大一些。②高师的发展速度，由于人民的需要，大过综合性大学的发展速度，因而高师的师资设备，与发展速度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也正说明党重视高师，而我偏偏说党不重视高师。③综合性大学的任务我造谣说比高师轻得多，实际并不比高师轻，综合性大学每个系还分若干专业，就需要特别的师资和设备。我歪曲事实的目的，在于讨好广大的师院学生，他们都是热情的青年，但他们对国家文教事业中的具体情况，了解得不够，容易受骗，这样来动摇他们对党的信任。
我提出录取落第生的问题，污蔑党轻视高等师范教育。实际，去年大发展，有其历史的客观依据；换言之，是符合当时国家的迫切需要。因为农业及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随着生产力的获得解放，相应地人民有迫切需要文化的要求。正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党无时无地不代表6亿人民的利益，因而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党扩大高师招生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落第生三字固然提得不恰当，引起教师们的不满，但当时即纠正了。我还把它提出来，充分说明我别有用心，而且是泄露了国家机密，简直是犯罪的行为。我以此来煽动学生对党不满，来达到我争取人，拉拢人的可耻愿望。结果，在大鸣大放中，学生们等于中了邪魔，闹起大民主来。对昆明师院极端不满，对师范专业极端失望。右派分子乘机鼓动，进攻党团员干部及同学，不择任何手段，右派分子等于在师院实行了好几天的专政，而我暗中得意，以为收拾残局，捨我其谁或至少有我一分了。
我污蔑党不能领导高师，说党不知高师的重要性，因而轻视师院，轻视师院的教师。于是我举出请客、稿费、学生不能进机场，学校名字排老三老四等这些资产阶级的腐朽私欲，来责难党，来蛊惑一般比较落后，尤其是右派分子的师生，来争取并扩大反党的队伍。
我又故意把语文系有5个付教授说成只有1个付教授，于是占师院学生人数最多的语文系学生又被我鼓动起来了。他们词严义正地要求要教授，否则要求并校。火上加油，学校越乱越好。越乱越显得党不能领导高师，党就得下台，右派分子就可以上台。
我也通过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来否定党不能领导高师，我特别集中地攻击方院长，企图说明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不行，其他的党团干部那更不行了。这一点，我留在后面再说明。
我不仅污蔑党不能领导高师，对其他文教事业我也加以污蔑，以为同样不能领导。此/比如教育厅领导全省教育（包括高师在内），我污蔑说是科员当家。我污蔑了张克成副厅长是搞新闻的，不懂教育。我对云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起同志说：“出版社是靠各类作家吃饭，应尊重各类作家的意见”。我把党的领导置于脑后。
我在省政协的发言中，公开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夸大事实，有意造谣，把昆明师院的教师们说成生活像牛马般辛苦，精神上也很不舒服。我说昆明师院的老师们被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或少有余力进行科学研究，学问提不高，书也要逐渐教不好。我施展挑拨伎俩，使师院教师对党更加不满。我说教综合性大学的进步较快，教高师的逐渐落在后面，然后造谣说：“所以各地高师的教师们思想上很有抵触”。
我把解放七、八年来，党对高师的教师们也和对其他类型的大学教师们一样，无论在政治待遇上，物质待遇上，业务提高上，教学设备及环境改进上，种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一笔抹煞。而且我还说毛主席的报告出来以后，500万知识份子兴奋无此，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这等于说解放七、八年来知识分子好像都是处在暗无天日的境地里。这与右派份子费孝通臭名远扬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一鼻孔出气。
我有意夸大思想改造和肃反的缺点，否定各项运动的巨大成绩。我说：“思改和肃反以后，产生一种不健康的思想……怕犯错误，遇事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未能树立当家作主精神。”又说：“各项巨大运动，在知识分子中确也起了一定的付作用”，肃反中“难免在好人头上也要追查造查，因此就滋长了消极情绪，怕这、怕那，明哲保身”我到处同情反革命分子董庶，把他的畏罪自杀说成是领导帮助不够。今年3月我在北京参加民革的二中全会，学习毛主席的报告，讨论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小组里曾有人扯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我回到昆明竟和刘惕造谣说：北京已在讨论胡风是否反革命的问题。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对反革命分子胡风还寄与同情。
对土地改革运动，我本人受到党的特别照顾及农民兄弟的宽大，对农民的剥削未加深究。但我的反动阶级本质是和地主阶级站在一个反动立场，因而我对地主阶级仇恨不起来，对劳动人民还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流露出剥削者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我对陆万美同志描述斗争地主的场面非常可怕，而且丧失立场地说我未被农民迫害。把农民斗争地主说成迫害，正反映了我的反动阶级的本能。我到龙头村拍攝茶花，见到过去认识的地主表示很亲切。我在鸡足山，对招呼我的赶马同志，还剥削了他们的草鞋。
三反运动，我也一直抵触。那时我在民革犯了严重错误，但我只承认我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我坚决不承认有篡夺民革领导权的野心。因此，我一直污蔑民革的三反搞得不对头，以至推论到全省全国的三反都搞得糟。我埋怨统战部，说他们有偏向，直到这次反右派斗争，接受了教育，我才清醒过来。我这样一个反动的政治野心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么抬高自己干什么呢？机会成熟，我为什么不篡夺领导权呢？
全国右派分子对五大运动及三大改造的成绩均加以否认，我也没有例外。
我在省政协的发言，也恶毒地攻击党的各级领导。由高教部，教育部，一直到省里的省委，省人委，教育厅，我都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事实，污蔑他们都不重视高等师范教育，把他们说成官僚主义透顶。比如云大，昆明工学院及师院的校址问题，牵连到整个昆明市的远景规划，牵扯的方面广，不是草率处理得好的。但我故意挑拨三个大学的师生对党不满，说成是党对这个问题不加重视，我说：“假如省委或高教党委抓一抓，几个学校及其他有关方面坐下来通过协商的方式，不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我进一步挑拨说：“由于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基建就受到影响，学校的长远规划决定不下来，房子盖得不是地方”。
我继政协第一把火之后，又利用统战部邀请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机会，放第二把大火，集中地恶毒地攻击方院长，否定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则作自我吹嘘。目的在诬蔑方院长不行，只有我行。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阴谋要方院长下台下轿，我来上台上轿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方院长是位老干部，是代表党认真严肃地执行党的政策，在领导着昆明师院前进。我集中攻击他，就是在攻击党；我尽力丑化他，就是在丑化党。我有意夸大有意造谣，杜撰出方院长的10大罪状：①说方院长外行，用部队办法办学，而我是内行，我有二、三十年办学经验。谁都知道，我的所谓二、三十年办学经验，是挂羊头卖狗肉，藉办学为名，进行我的政治投机的勾当。②说方院长低估了旧知识分子，像我有两钱，而方院长以为只有五分。事实恰恰相反，我的才能到不五分，而党信任我，给我担当不止两钱的责任，但我不肯好好工作，不尽职责。③说方院长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的领导艺术应再提高。其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不可闻的所谓特点，方院长很清楚，方院长掌握原则，未予迁就，所以右派分子在学校的阴谋不能得逞，正说明了这一点。④说方院长不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造谣说学校外表是相安无事，实际师生员工的心情并不正常。诚然，有一撮右派份子的心情确不正常。⑤说方院长生活拘谨，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谈正经，与群众生活很少接触。我在希望方院长走资产阶级的群众路线，讨好学生，拉拢干部。讲客送礼，互相吹捧。⑥说方院长有宗派主义，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看不起非党人士。其实不了解统一战线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方院长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⑦说方院长缺乏民主精神，我把师院的民主生活，说成是：流于形式，走过场，表表态而已。事实上学校任何重大事情，没有不要我预闻，不征询我的意见的。而且是认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⑧说方院长不敢向上级反映意见，缺乏斗争性。我简直在污蔑党的民主生活及纪律性，要方院长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颠倒黑白，夸大事实，危言耸听，欺骗领导，向领导争吵，向领导要挟。⑨说方院长不重视附中，挑拨附中与领导间的关系，要附中脱离党内领导。⑩我狂妄到极点，竟至攻击到方院长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说他不能带头吃苦，要好办公室，要好住宅。
除方院长外，其他的党员干部，我照样不满，照样攻击。我曾说党委书记刘御同志来校一年多，对我的工作及思想毫无帮助。我还举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里出现困难，那里就出现党委书记”来挖苦我们的党委书记不行。对梁圃同志李志宏同志，我也附合着右派分子顾正容说他们有特权，位置，爱人到化学系及领福利补助金等。
总的说，我和全国右派分子一样，都在丑化党的干部，说他们外行，不行，也就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不能领导文教事业。我这样露骨地在反党，妄想搞垮方院长，好让我这个右派分子上台，使资本主义复辟。
我和顾正容、刘惕，一向有反党情绪。在帮助党整风前，我们谈起话来就很投机，我越来越引他们为知己，我有意拉拢他们。我请顾正容父子吃饭有三、四回，还送了他一份印得很精美的日历。端阳节那天，在我家巷口遇到刘惕，就邀请他进家，招待了他吃粽子喝酒。平时我和他们所谈，多半摆我的臭历史，如如何参加大革命，如何在昆明搞民主运动，如何到教育部任付司长而因与大贪污分子李子厚斗争，被他污告而下台等等。当然，这些自我吹嘘都是掩盖着见不得人的一面。同时又夸张宣染所谓进步的一面，好达到我争取人的不可告人的企图。这目的是达到了的，鸣放期间，他们对我的吹嘘就是明证。
在我们的交往中，除罢臭历史外，我也发过对领导不满的牢骚，暴露过反党的言论。如我对顾正容表示对加薪晋级的不满，他是非常支持我的。他说：“很奇怪，别的地方是排外，昆明师院是排内。”我和刘扬谈过反革命分子董蔗的自杀，我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对反革命分子董蔗寄以同情，污蔑领导对他帮助不够，否则不会自杀。我和刘惕摆过，有一次我有事找方院长，方院长正与于家乐谈话，方院长请我退出。我错怪方院长，在刘惕面前愤慨地说：“方院长就是这样的看不起我。作为付教务长也是一个高级干部，起码事后方院长应和我打个招呼。从此，方院长办公室里有人，我就不再进去。”去年到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师范会议，我和顾正容说过：“方院长向教育部汇报工作，并没约我一同去。”又对刘惕说：“方院长不敢向上级领导提意见，不敢据理力争。因此昆明师院的师资及基建设备等，很难得到特别的照顾。”
平时我们既有浓厚的反党情绪，鸣放开始，我们就以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兴奋高兴，扬扬自得。分别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唯恐天下不乱。天下乱了，我们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所以在鸣放期间，我们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反党的宗派小集团。彼此心心相映，互通声息，互起配合作用，互相吹捧。目的在于要党下台，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上台。
这个反党小集团，是有纲领，有计划，有办法的。
我在省政协的发言，报上登出来后，他们两人就大为喝彩，大为捧场。刘杨说：“这炮放得太好了，非常响亮。”顾正容说：“假如云南日报给你搞费，你得分我一半，因为里面的内容，不少是我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纲领性的反党宣言，是代表了他们心坎里想要说的话，是我们三人的共同语言，共同要求，共同愿望，也就是我们三人反党的共同纲领。我们三人总的目的就是要污蔑党不能领导高等师范教育，要党下台，要右派分子上台。
我们的办法是尽量利用合法为掩护，叫人不易看出破绽。尽量采取隐蔽的办法，才不致惹人注意。我们采用个别联系的办法。我们的碰头也无必要规定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因为住是毗邻，食在一个饭厅，每天见面的机会有的是。见面讲几句，既了解了情况，也交换了意见。
例如我在谢富治书记参加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我送到顾正容寢室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后送回我寢室，表示完全同意。顾正容赞成储安平所说十二位付总理不应该都是党员，就在宿舍楼口和我讲的。鸣放期间，我们真是得意忘形，见面就要扯几句，一扯就是骂领导，诋毁党，顾正容说师院归教育厅领导，方院长比教育厅长低一级，他又比方院长低一级。我就愤慨地讲：“你比方院长低一级，我比方院长不知低了多少级！”我对方院长十分不满，以为我的薪水比系主任低，对我是莫大耻辱。在饭厅里顾正容谈到李庆元同志如何不好，就问我：“你在化学系，对他的问题为什么不管？”我就气冲冲地说：“我管他！他不管我就是好的！”事实上，李庆元同志虽有弱点，系上的事无论大小他都向我请示报告。我对党员的鄙视就在这个生活细节上完全暴露出来了。反批评开始以后，报上登卢郁文接到匿名恐吓信，顾正容就对我讲卢郁文如何丑恶，他说卢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会捧当权派，做到河南省的粮政局长，今天他又满口马列主义的词汇来捧当权派，他是最会吹捧的”。报上展开对龚自知的批评，在饭厅里我对刘惕发牢骚。我说：“要我们大鸣大放，放了又被批评，民主人士真难当。”顾正容就随和说：“此之所谓民主人士也”。
在鸣放那些时日里，刘惕的兴奋也是人人皆知的。我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加以利用。端阳节在我家巷口遇到他，我殷勤地约他到家里坐，一面请他吃粽子喝酒，一面就和他大摆其如何离开教育部，受到委曲，让他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个目的果然达到了，他捧我做正教务长，付厅长是那样的积极。我们每见面都要拉扯几句，彼此交换情况。比如一天上饭厅的途中他就对我讲他如何提了方院长6条意见。我也告诉他我也提了方院长的意见，说方院长看不起非党人士，说方院长严重地脱离群众。刘惕拥护我做教育厅付厅长，也是在宿舍楼梯上告诉我的。隔了几天又在下楼吃饭时同路，他又告诉我民盟丁维铎同志和其他另一同志来看他，他和他们提出拥护我做付厅长。丁维铎同志说我历史上有污点，怕通不过。我还无耻地告诉刘惕！“不错，过去是有些误会。”
他们两人那样热忱地吹捧我，要我上台，我也衷心地感谢他们，内心里也希望他们一同上台。6月28号我曾向刘惕试探，问他愿不愿搞行政工作，心里想推荐他做图书馆付馆长。同时也想推荐顾正容做研究部主任。这仅是初步的打算。假若能篡夺到整个学院的领导权，那就会有进一步的考虑和安排了。
我除了在省政协及省委统战部放了两把大火外，我又在谢富治书记参加的教师座谈会上放了第三把大火。
这次座谈会上，我除了将省政惕反党的发言作了翻版及补充，再一次对党的各级领导污蔑为不重视高等师范教育外，我又钻了学校党委书记刘御同志的空子。他和我随便谈到建议请谢书记兼我院院长。我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来利用这个谈话。我急忙找顾正容商量，想用民主党派名义提出。我们提出的动机是可耻的，是有阴谋的。顾正容就在会上坦白说出，只要谢书记挂个名，每学期来校一、二次，具体工作方院长和我们大家做。我们的阴谋正是我们不满意方院长的露骨表示。因为我们三人配合起来，已经在各方面恶毒地攻击方院长。我们的主观想法，谢书记不会不注意我们对方院长的那些意见。因此，他来挂名院长，第一步就可以削弱方院长的领导，亦即削弱党的领导权。再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取方院长而代之，篡夺党的整个领导权。
除三把大火之外，在校内校外，只要有机会，我还随时随地放些大火。尤其在校内，希望大火与小火结合起来，形成燎原之势，使得天下大乱然后收拾残局，虽不一定是舍我其谁，至少也必有我一份。
比如在刘惕头上我就放了好多把火。前面已经提到一些，这里再谈几件。他曾和我讲过，因党的宗派主义不让他教政治课，把他调到外语教研室。我就附和他，说我也遭遇同样待遇，并说外面许多学校非党人士照样可教政治课。我把非党人士中有左中右之分，加以抺杀，来挑动刘惕更加反党。让右派分子教政治课，不等于说让资本主义复辟吗？刘惕对党不满，想不干工作了，要回家闭门读书。我又火上加油，助长他的落后情绪，说我也不想干了，我想调职。他对肃反不满，我又推波助澜，除同情反革命分子董蔗外，我说我因做化学系的团结工作，对谢庆郊同志说了一句“大势所趋”李庆元同志等就怀疑我是反革命。实际并非如此，李同志等仅叫我检查说这句话是什么立场，我则故意夸大，兴风作浪。
帮助党整风一开始，我在化学系小组鼓励谢良铎同志以打美国兵的精神向党进攻。他说提了意见党老不改，我就鼓励他说：“领导上官僚主义透顶，你可以起来闹大民主，我杨春洲支持你。”我还错误地估计容应沂同志对党一定不满，因肃反中他是重点，我就煽动他起来大鸣大放，向党进攻。
在教学助理员的座谈会上，我鼓励大家发牢骚，等于说要大家向党吐苦水。我还挑拨邓松年同志说她有才干，她的薪水太低，并进一步地挑拨说：“我也有牢骚，连你父亲（指邓付院长）也有牢骚。”
在学生方面，我更是讨好卖乖，学生提出无理要求，我竟表示支持。比如生物科一年级要求到河口实习，明明科上不赞成，明明违背教学计划，我仍积极支持他们，说：“只要火车修通，我一定站在学生一方面争取到河口实习。”最后我甚至于空口许愿，说有80％以上的把握。化三学生要求到四川参观工厂，我有意挑拨地说，“我个人是赞成的，但领导上是否能通过？”我还向领导上建议，让本届全体毕业生到箇旧参观，企图讨好学生。有一次我在办公室和一位同志谈到（这个同志直到现在尚未想起来了），我说解放前入党是冒着生命危险，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解放后入党，是在太平盛世，一点没有危险，因此解放后入党的党员，品质就不一定都是那么优良。这样来污蔑党员中占最大多数的新党员。据说有一个叫陈文寿的学生在大宇报上登出污蔑党员的诗，内容和我上面所谈的，精神完全一致，而且说是我告诉他的。陈文寿这个学生我不记得，但无论如何，我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行，与这个学生的反动诗是如出一辄是肯定的。此外我还鼓励学生用拍掉子打板凳的方式向党进攻，我之别有用心，可以想见。
在校外我也放过若干火。今年春天到北京，教向孙起孟同志污蔑方院长，说方院长不重视统一战线政策，对非党人士不重视等等。我对陆万美同志及黄铁同志也放过火，在陆面前同情反革命分子董蔗，在黄面前散播学校里右派分子们攻击党的许多材料如党员有特权等。对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表示过同情反革命分子董蔗。对民革云南省委会晋梅夫同志也污蔑过方院长有宗派主义，对民主人士不重视，西仓坡七号是党员之家，是禁区等。
我所放的三把大火，在师院学生们的心灵里燃烧得最厉害。鸣放期间，学校里贴满攻击党，攻击领导，丑化领导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漫画，对联等，主要内容几乎都是我的发言所煽动起来的。学生们打锣打鼓，把学校闹得乌烟瘴气，右派分子的学生已经掌握了整个学校的统治权，他们已经在对党实行专政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心中窃喜，以为真的天下大乱了，方院长和我在学生中的比重发生变化了，收拾残局，虽不一定舍我其谁，但至少必有我一份了。
我的反党的罪恶言行，已经在人民教育事业当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假如不是党的英明领导及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不及时把我这样的右派分子彻底揭露，彻底粉碎，那么我将会更加猖狂地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给党带来更大的灾难。今天我已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简直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分子。我衷心地感谢党还在拯救我，我必须彻底缴械，在这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斗争中，必须把旧我彻底粉碎，新我才有建立的希望。我以至诚向党低头认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革面洗心，重新做人。（1957年9月）
来源：《右派分子杨春洲反动言行材料》昆明师范学院编印,195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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