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 作者：丁玲
丁玲今天我的交代分五个部份：
第一部份：南京问题
(1)在南京的错误；
(2)对错误的态度；
(3)离开南京的经过。
第二部份：在延安的错误
(1)支持反党分子萧军及其他一些有反党情绪的人；
(2)篡改了党报文艺栏的编辑方针；
(3)我的严重的反党的文章。
第三部份：1949年到前年党组扩大会议
(1)做工作时期(独立王国，小集团，制造个人崇拜……)
(2)不做工作时期(不合作，分裂，反党，一本书主义)
第四部份：最近一年来的反党活动
(1)反党小集团问题；
(2)退出作协，分裂文艺界；
(3)和右派关系。
第五部份：我的初步认识。
我于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随即押在南京特务机关的秘密看守所，七月间特务头子徐恩曾自己出面来进行欺骗，大意说：这次把我弄到南京完全是误会，我又不是共产党员，顶多写几篇文章，暴露暴露社会黑暗，他们可以封闭刊物，可以禁止出书，抓来没有一点好处，又说一时不能放我，因为抓我是在租界，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现在如果放了我，记者一访问，就更将增加这方面的纠纷。他又说南京我也有朋友。他说彭学沛就同他们说过，愿意保我，并且愿出钱送我到外国去住几年，又问我要不要给家里寄钱，或者写信，等等。九月间，叛徒冯达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软化自首政策，在大叛徒、大特务顾顺章的阴谋指使下，利用我急于想出去的念头，欺骗我说：“国民党不愿意老关着你，只要你答应出去了不做社会活动就可以放你。”(大意)又说：“只要不承认是共产党，不说脱离共产党的话，就不是自首的，将来还是可以回去的。”在这不久之前，我看到过国民党在报纸上捏造的关于我的种种下流恶毒的谣言。正因为如此，这时我考虑到个人的名誉、前途，我忘记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忘记了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节操，忘记了革命先烈在这种斗争关键上所表现的忠贞不屈的光荣榜样，我动摇了，同意了，也就是说我向国民党，向敌人屈服了，投降了。我写了声明书，内容大致是：“因误会被捕，未受虐待，愿回家养母，不做社会活动。”这就是自首书，这就是自首行为。这正是敌人所需要的，而我做了，我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关头，经不起考验，我叛变了党，叛变了革命阶级，损害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党是严重的罪恶，对自己也是终身的耻辱。
冯达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但被捕后即刻叛变了革命，供出了地址，出卖了同志。对这样一个叛徒，人人都会切齿痛恨的，可是我对出卖自己和同志的叛徒，却没有阶级仇恨，甚至也没有个人的仇恨，最初虽曾骂他，要求和他分开，但很快我就相信了他的欺骗，说地址不是他供的。随后他承认了地址是他供出的，但我又轻易相信了他的假意的忏悔，由于我个人的软弱、温情、没有立场，不能从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关系上来看人看事，我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党的立场来对待冯达的叛变。反而原谅他，相信他，以为他还可以给我一些必要的好意的帮助。因此我们继续生活在一起。更严重的是，敌人就利用这种关系，通过他来实现软化我，动摇我，使我自首，结果我写了自首书，我叛了党，冯达完成了敌人给他的任务。这明明是他和敌人勾结，受敌人指使，共谋陷害我的犯罪行为。我没有识破，没有仇恨，反而看做是他对我的帮助，这不只是敌我不分，而且是认贼作父，回想到这一错误，这一时期的屈辱生活，我感到做为一个普通人都难以忍受的羞耻。
1934年4、5月间，冯达去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几天，他告诉我填表的事，说是自首表，我始终没有看见过，很明显，这时冯达已经不只是党的叛徒，而且是职业特务了。我当时没有阻止他，没有和他斗争，反而听信了他的话无耻到想利用他同敌人的这种关系(也想利用姚蓬子和敌人的关系)来松懈敌人对我的注意。我自首了，又继续和做了特务的冯达维持着原来的关系。这说明了我在继续向敌人屈服，说明我在政治上堕落到可怕的地步!
在南京之事，除了上述的主要错误之外，还有其他的错误，(如发表文章……)因时间关系，不能在这里仔细谈了。现在谈面对这种严重错误的、我的一贯的错误的态度。
我在南京所犯的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也是很明显的，但由于我的极端的个人主义，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在党和同志们面前，我一直隐瞒自己的错误，当错误不能隐瞒的时候，便千方百计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主观动机，企图减轻自己的错误，这实际是狡赖，是继续隐瞒，是向党进攻。
1933年在南京自首的错误，我一直向党隐瞒了七年。1936年在上海会见冯雪峰同志，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代表党的，十一月到保安中央所在地，1937年恢复组织关系，1940年中央组织部对我的历史进行审查，在这几个重要的关头，我都对党隐瞒，对党欺骗，而在这一段长时间里，党始终对我是爱护的，宽大的，信任的，但我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和一些领导同志给我的教育。我没有对党忠诚，坦白交代，而是继续隐瞒，直到1943年延安审干时，才向党校一部的党组织做了交代，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仍然没有正视事实，明确的彻底的认识，前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中宣部党委会审查我这一段历史。我重新写了材料，也做了检讨，在检讨中承认了写声明书是变节性的行为，是自首。这主要是前年会议对我教育影响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的名誉、面子，经常袭击着我，因此在检讨中字里行间仍有为自己开脱的地方，总想侥幸，希望组织上的结论能宽大一些。因此虽然检讨了，却仍是不彻底的，不忠实的。
去年八月间，宣传部党委会根据查证的结果，给我做了初步的结论。结论中只说我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今天在我自己看来，这个结论是过于宽大了。(按：这里说的结论，是中宣部党委给丁玲做的结论草案，这一草案已为中央组织部退回，现正继续审查中，因此丁玲南京被捕的这段历史，现在并没有正式结论。)但在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个人主义者，却反利用了党对我的宽大，得寸进尺，妄图把自己犯过的严重错误缩到极小极小，把自己从个人出发曾有过的对敌人的一点点斗争，扩充到极大极大，我去年十二月一日所写的对结论的保留意见，以及十二月九日所写的辩证材料中有关历史的一段，都是错误的，这些集中地表现了我的无耻的狡赖，和无止境的向党进攻，特别是三条保留意见：
1．虽说我在最初一个时期内，对敌人有过斗争，但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事实是从我自首以后，在南京三年内都过着屈辱的政治上堕落的可耻的生活，根本谈不上斗争。
2．我写自首书，主要是自己的动摇，另方面是冯达死心塌地执行国民党的软化政策，和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共同勾结、阴谋诱骗的结果，我说不知道特务们会直接参加对我的诱骗，完全是颠倒事实，这不但不能减轻我错误的性质，反倒说明，我在写保留意见的时候，还想为叛徒冯达开脱。
3．1934年4月到11月间，冯达在中统特务机关内工作，当时我的确糊涂，不明了那就是特务机关，但去年结论上既然指出了，我就该明白了，但仍说不知道那是特务机关，这就是一种狡赖。实际冯达已堕落为特务，而我要保留那样一条意见，只是想为自己减轻罪恶，实际这种狡赖是想骗党。只有更增加了自己的罪恶的。
我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并不是向党忠诚的向党承认它，改正它，而是长期隐瞒，狡赖，同志们，特别是林默涵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批评，指责，我是完全同意的。
1936年5月间我到北平，想找党，或左翼的关系，帮助我离开南京。临走前告诉冯达、姚蓬子说去北平看李达太太王会悟，住李达的家，约一星期可回。并把李达在北平的地址告诉了他们。在去车站路上遇到韩侍桁，我骗他是到下关接朋友，他不相信，一直送我到车站，我只好告诉他去北平看李达太太，请他不要告诉人。在月台上遇到王昆仑。在火车上王昆仑告诉我火车上有晨报记者认识我，我请王叫他无论如何不要发消息。我离开北京后，晨报发了一条简短消息，我只听说，未见到。
到北京住在李达家，没有找到党的关系，我找到王一知，但王一知这时已不是党员。我便又找曹靖华。在王一知同曹靖华面前，我都表示希望离开南京。他们都表示同情，但都没有说可以直接帮助我，这样我五月底回到南京。在北京由于李达的意见去看了谢冰心一次。
回南京不久，六月间有一天张天翼同志来看我，交给我一张条子，说是史沫特莱给我的。我一看，条子是雪峰写的，说你如想离开南京，张天翼可以帮助你。后来即由张天翼同志外甥女送我到上海。两三天后冯雪峰来，他很简短的问了我几句南京情况。我没有向他交代我在南京的错误。雪峰同志那时很忙，来我这里可能只有三次。我第一次就向雪峰同志要求到西北去，雪峰同志答复去西北路不好走。后来他说同潘汉年商量了。上海救亡工作需要人，要做章乃器等人的工作。他们要我回南京争取公开来上海，如不能先去北京再由北京转到上海也可以。我问怎么公开法，他说如象能到上海来编杂志，你现在这样，就不能公开活动，不能在上海长住下去。雪峰还说过潘汉年意见如不能去陕北，还可去外国，先到香港住一个时期，李济深可以帮忙。(经香港到外国去这话，我记不清楚是第一次到上海时或是第二次到上海时说的，总之说过，而我表示不愿。)原来约定我如不能争取公开便再回上海。他给了我一个通讯地址。我的通讯地址放在方令孺同志家里。
这次在上海约两星期。事前我未告诉姚、冯，回南京后姚蓬子问我，并说国民党有人问到我，他只好说我在家里。他的意思对我有埋怨。我说我是去上海苏州玩了一趟。姚蓬子不会相信，但他并未追问。
冯达这时也怀疑我找到了党的关系，看见我回来了，怀疑我是做党的交通或情报等等工作，他对我说过：“你是不适宜做旁的什么工作的，你是一个作家，你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去苏联，要么去陕北。”
我要离开南京的想法，冯达向来就知道，我在设法送走母亲孩子，去北平，这些事都没有瞒他。我只没有告诉他见到了冯雪峰，找到了党。
回南京不久我同姚蓬子商量，说想去上海，并邀他同去合编刊物。姚蓬子说国民党可能会同意你去编，不过是替他们编。但我说我们可以找书店，自己编，他也想去了。我就要他去活动，后来他说徐恩曾找他同我去谈话。我就同他去了。(是家里是机关记不清楚。)徐恩曾说听说我想到上海编刊物，他觉得可以，他问我要编什么样的刊物，并表示可以帮助。我当时感到他的意思是可以答应我去上海办刊物，但刊物不会由我自由的去编的，所以我就没有说下去，只说没有想好就回来了。回来后我向姚表示，如果不能全由我们自主，不编就算了。
公开到上海既不可能，我又依照冯雪峰的意见设法到北京找事。我找到谭惕吾，她说顾颉刚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可以去，可是有一个条件，任何社会活动都不能参加。这样去北京又不行了。于是我写信给冯雪峰要求赶快去上海。冯雪峰来信同意，并约定动身日期，车次。他派人去车站接我。这已是九月初。到车站接我的是周文的妻子郑玉墀。我又要求去陕北，雪峰答应去西安住一时再说，(他说路仍不好走)九月半离开上海到西安。见到潘汉年，潘要我仍回上海，要我到外国去做救济工作。我不同意。这样，住西安约一月多一点才动身到陕北。
第二次走，冯达是知道的，但具体时间、关系，我没有告诉他。因为过去我们曾谈过几次，我离开后，他回原籍广东。对姚蓬子我没有明说过。
我走后，国民党查问没有，他们怎么答复，我至今一点不知道。因为此后我同他们没有关系。38年西战团在西安时，我收到冯达从广州的一封来信，说怕广州沦陷，想去香港，要我为他介绍香港的文化人。我没有回信。此事当时在一道工作的陈明、王玉清都知道，后来也汇报过了。49年见到姚蓬子，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往事。52年或53年雪峰同我闲谈中，问到我女儿，我说幸而冯达死了，我想大约这人已死。雪峰就说他在重庆看见冯达。在上海也看到。并且说现在他还在台湾。这次谈话，前年已写了材料。请组织上查对。
我离开南京的经过，大略就是这样，请同志们审查。
肖军于1940年6月到延安。明显的就是不愿同文抗合作，不愿接受党的领导，而要另立山头。文抗那时请他和舒群作理事，他们不做，要自己成立文艺月会，出版文艺月报，我当时是文抗负责人，我不站在党的立场、我的工作岗位上，不去同他的反党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反而站在反党的立场、同情他们，支持了他的文艺月会的成立和文艺月报的出版，文艺月报上所登载的文章，大部分是有问题的。虽然我从第三期以后就离开文艺月报，下乡了。但肖军能那样猖狂，能造成那样一个局面，后来并继续的猛烈的向党进攻，公开同情王实味，污蔑整风，狂妄的给党写备忘录，是同我前一个阶段的支持有关系的。
除了肖军以外，还有不少有反党情绪的人，或曾引我为知己，或说我好话，或要找我发泄点牢骚。那时文抗有同志批评过我，说丁玲这个人好象不怪，但是延安的怪人都同他很好。所谓怪人，就是在延安而同延安的生活不能协调、觉得怀才不遇、而具有严重的反党思想的人。如当时的肖军、舒群、塞克、胡考、李又然等人。我既成为这些人的知己、或朋友、或是可以谈谈的人，可见我是了解他们而且同情他们，也就是支持了他们的。为什么支持他们，正是因为我自己的反党的思想比他们更厉害，他们的那些反党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和我的反党是一致的。如果说过去我有分裂活动，实际我在文抗，尽管我自己是负责人，但在支持肖军等的活动中起了分裂作用。在支持其他一些人的反党思想中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
“解放日报”文艺栏是党报的一部分。它的方针自然是党的文艺的方针，主要是团结各方面的作家，培养新作家，反映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及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鼓励人民与教育人民，繁荣解放区的文化生活。我是文艺栏的主编，开始就没有认真的很好的讨论、研究、体会和实现党的方针和任务，而只是用过去的资产阶级的办付刊的办法登载一些文艺作品。而选择这些作品又不首先从政治标准出发。因此不久就登载了一些思想上不健康、和思想贫乏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博古同志转告了我们。但我不特不虚心研究、改正方向，反以为拘束太多，编辑困难。后来和陈企霞，还有刘雪苇等一再谈到，借口使刊物活泼，号召写杂文，就更逐渐的篡改了文艺栏的方针，而讽刺、诬蔑、谩骂的对象，实际就是边区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机关生活。矛头都是指向党的。发表了不少有反党思想和错误的杂文和小说。其中最严重的，最恶毒的攻击了边区的生活和党，就是反革命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我写的“三八节有感”。
很多同志对“三八节有感”的批评是正确的，我过去不承认这是反党的文章完全是狡辩。
“解放日报”整风时，曾经提到文艺栏有闹独立性的倾向。当时检查工作我已离开报社，但乔木同志曾经把上述的批评告诉我，并且要我好好想一想。但当时，我听不进这些话。我说文章都是经过杨松同志、博古同志审查的而根本没有去想，这也就是拒绝党的批评，现在回想起来，我主编时期的文艺栏不特闹独立性，而且由我同当时作为我的助手的陈企霞一同篡改了文艺栏的编辑方针，使党报的文艺栏成为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文艺方针的副刊，成为一个反党的诬蔑人民生活的阵地。(当然其中也还有一部份比较好的文章。)
前两篇文章，为了节省时间，现在不多谈。“风雨中忆肖红”，因为没有底稿，不可能多谈，主要谈“在医院中时”。这篇文章发表在1941年11月15日的“谷雨”创刊号。1942年重庆“文艺阵地”转载过。整风时“解放日报”上登过王燎荧同志的批评文章。我自己就这篇文章也写了一篇检讨文章，没有写完，草稿仍在。是很不深刻的。
这篇文章，我认为比“三八节有感”更坏。“三八节有感”是我在延安几年中的一切从窃窃私语、小广播，酝酿起来对延安的许多制度和人事关系的阴暗心里的集中的爆发与嚷叫，那么，“在医院中时”就更集中的表现了我在边区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被歪曲了的对边区生活、对一切人的不喜欢、讨厌，甚至仇视。因为它是用的文艺笔法，最近也一同看了，那当然因此就更具体形象集中更深文周纳。这篇小说中除了主人公一个完全没有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是正面的英雄人物外，其它的人不管是党员非党员，男的，女的，技术专家和外行，大干部，小干部，甚至老百姓都是可笑的，可鄙的，可怜的，可厌的和可恨的。
这个“英雄”人物，安琪儿似的人物产科助产师，在这样一群人所组成的一个乌七八糟医院环境中，东碰西碰，碰不出一个明堂来。更坏的是在小说结尾的地方好象是一个老党员，一个残废军人，用正确的观点给了她鼓励与力量。但这个所谓老党员实在也是阴暗的人物，而我借他的口说出这个环境糟糕的原因，这就攻击了边区的党领导下的生活制度，也直接攻击了党。更因为是把他处理为一个正确的老党员，这种攻击就更为有力。这个党员怎么来开导这个知识分子?他说：同志!现在，现在简直太幸福了，你看，我身上虱子很少，早先我为这双腿住在医院里，几乎把我整个人都喂了虱子呢。我知道的，什么事都得慢来，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现在总算不错了吧，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也就是这一套。……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侭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用处。”
前天我自己找出这篇文章，我越读下去，越觉得可怕，我透视着我的那种阴森森的心情，只有阶级敌人、最可恶的人才会那样阴险的窥伺着，默察着人民生活中的某些空隙而用最阴暗的心情、最刻毒的字句来进行诬蔑歪曲。这文章是我写的，我想正因为我有这种谋暗心情和极端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才会发展到近年来的一系列的疯狂的反党小集团活动的。这都是根子。这些可怕的根子一定要彻底挖掉。
“风雨中忆肖红”这篇文章我找不到底稿了。我自己记忆里是用非常不愉快的心情来抒写的。因为是篇散文，当然不会象上边的文章露骨。文章也很短，但问题严重的是在整风中写的。我那时一边整风，也做了一些检讨，但我对很多机关对我的“三八节有感”的批评是怀着烦燥和敌视的态度的。我就是在种种不快的心情中写的这篇文章。尽管很隐晦，但自己心里却是很明白的，我放了一些什么样的毒汁浸透着看起来只是一些纪念的文字。
总之，在延安一个时期我所犯的反党错误是很严重的，这些错误发生在革命处于艰苦的时代，斗争最尖锐的时代，我的错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刚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动摇，反映了少数反党分子对党的不满和仇视。而且同时也大大助长了这种动摇，不满和仇视。这不但给敌人以进攻的口实，而且实际上是从革命内部、配合了武装敌人和不拿武装的敌人，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这里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我负责工作的时期，一个是我不负责工作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今天讲得少些，因为前年会议揭露比较多，问题实质正如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所指出，解放以后，我不但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到教训，兢兢业业，作好工作，而是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和期望，(这一时期党曾分配我担任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各种重要职务。)相反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把党的工作单位作为扩大个人影响的地盘，把个人放在党的上面。报告中指出来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的四个方面，第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都是对的。前年会议中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绝大部分都是事实，我现在只补充同陈企霞的关系，前年会议上及报告中都指出丁玲以陈企霞作打手，陈企霞以丁玲做靠山。这是对的。1949年文代会后陈企霞因不满意当时领导未重视他，他自己觉得第一次文代会他做了不少工作，而文联秘书长是沙可夫，副秘书长却是不能实际负责的周巍峙同志。这时他心情很坏，情绪很低，想到上海去打天下。他把这个意思告诉我。他是不是真这样想我不知道，但我一边是挑拨的说，上海那边领导的人可能都是华东干部，了解他的人少，上海海派作风又很多，他不一定能处好人事关系，一边又劝他还是留在北京好，这里究竟还有几个人比较了解他。正因为我既要做工作，就得有干部。就需要他。这样他就留下来了。这就是我想利用他。我们就在这样的关系下一同编辑“文艺报”。把“文艺报”当做个人的地盘。他搞独立王国，我放纵他，他支持我，并且他极力帮助我能达到另外的野心，给我时间写作。党对陈企霞的看法和批评我是知道的。我甚至也不得不批评他。但我总是同情他和袒护他的。就是因为陈企霞是我的干部，是我的得力助手。从我个人看来，陈企霞有九十九条不对，但有一条对，就是他不反对我，而且支持我。我们的关系实际很简单，很明显，在一块工作的时候过从多些，平日也少来往。他的许多事我不知道，我的事他也不知道，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圈子。但是我们只要一接触，谈话大半离不开对文艺领导的意见。我们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反对党的文艺的领导。几年来的反党的关系把我们联系得很紧。
检查“文艺报”，我知道是中央的意思，但我是不满意的，是抗拒的。我觉得“文艺报”倒霉了。我认为不只要检查“文艺报”，也应该检查领导，我同情雪峰，同情陈企霞，因此，我开始是包庇陈企霞，后来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两年了，还得挨整，心里更不痛快。就想马虎过关了事。当时党是保护我的，对我批评很少。在文联的会上，周扬同志还一再说了我的长处和成绩，我在文联扩大会上的检讨也是党组帮助了我的。“文艺报”要发表我的检讨我拒绝了，我说那个检讨又不深刻，有什么发表的。实际就是不愿发表。康濯同志向我提过一个他个人建议，问我是不是写一个检讨给中央。我的答复是“不写”。我的意思是向中央写了检讨就是承认是错定了，将来就不好翻悔。实际就是我的那个不深刻的检讨也不准备为凭的。是虚伪的。
我现在主要讲第二个时期：从消极到不合作，到分裂党，不要党的领导。一本书主义。
过去许多同志指出说我一到党要插手了，我就埋怨，对文研所是丢包袱。实际我的丢包袱的想法，老早就有了。在文艺整风后，我的工作加多，而又困难时，我就有这个思想。觉得工作妨碍了创作。妨碍了我的个人事业。
举两个例子，1952年送巴金同志等去朝鲜。我在欢送会上讲话时哭了。我那时心里不平，觉得党不看重我的创作，没有答应我去朝鲜。
我曾经设法物色人来代替我的工作过，过去我把这解释为我不是要搞独立王国，但实际那时就想抽身，我同陈企霞不同，他是需要刊物作为阵地的。而我却有我的另一个独立王国，我对一本书感到更有兴趣些。我对自己的看法是进可以攻，办刊物等，退可以守，写作。
但这里所说的消极只是一面，是极小的一面，很多的时候还只是一种假相，而实际是不合作，制造分裂，反对党的领导。讲几件具体的事情。
文研所改为讲习所后，作协成立普及工作部，领导文讲所及“文艺学习”等普及工作，乔木同志向我谈过两次，要我负责。我都拒绝了。二次文代会中，乔木同志特别到我家里来，要我多管些创作委员会的工作。我也不答应，只同乔木同志谈我个人的创作。文代会后，周扬同志找我谈过希望我做创委会付主任，实际由我负责，我不同意。说要下去搞创作。表面上我是不愿管工作，但我对荃麟同志来领导是采取不合作，而且采取反对的态度，是唱对台戏的。
以“三千里江山”为例。
创委会讨论“三千里江山”，中间我回来了。我不去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的情况，都有人来告诉我，我在东北读“三千里江山”时，是不很满意的，曾把我的意见同马加、草明、白朗都说过，他们认为我的要求太高。但我一到北京，听到讨论“三千里江山”的情况，也只是不完全的情况，却摆出一付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样子，反对座谈会某些批评。我对座谈会的某些意见是可以反对的，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谈的，但我不把这些意见拿到会上去谈，也不同荃麟同志个人去谈，(我那时还是党组成员，)只在一部分同志中散播对领导的不满。后来我就更直接的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表了我的反对的意见。我的动机也不是诚恳的来讨论文艺问题，只是为的达到唱对台戏，博得一部分人拥护我，而觉得荃麟同志不如我的一些阴暗的分裂企图。
“到群众中去落户”这篇讲话，我的动机里也藏得有反对领导的企图。我抓住了要到生活中去这一点，是对的，本来这就是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指示，党也历次阐明了到生活中去的重要。这也并不是我的发现。但我那时好象可以拿这个幌子在会上去招摇一番。博得一些人对我个人的鼓掌。而且其中还暗藏得有一些反对党的领导，取消文艺党组织的领导的作用的说法。譬如我在讲话中说：“一切理论，政策，技巧，创作方法，文学作品，凡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东西，都是公开的，它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只要我们决心去获得它，它是既不秘密地藏在什么地方，也不在某一个人的口袋里，也不拒绝我们去获得它的，所以我向大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们，我的亲爱的弟弟妹妹们发出这样的号召。”这就公开号召他们不必要党的领导，只要到生活中去，只要个人奋斗，只要写出一本书来。这篇讲话的后边就更攻击文艺部门的党的领导，就是说它只有妨碍创作：“我并不反对我们现有创作组这一类组织，但我认为一个创作者时刻也离不开领导是不对的，作家并不象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因为创作无论怎样领导，作品是通过个人来创作的，集体主义并不是意味着永远要集体创作。创作组很有重要的作用，它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工作方式我不能在这里多谈。但决不应该是紧紧抓住几个人。要采取多种多样的社会方式，而不是采取家长制度。作家并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培养出来的，作家要在群众中生长”。这一段的话也是很巧妙的。创作组这种形式本来可以讨论。好象我的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指责，但我的中心的意思，是在反对领导的家长制度，说作家不是某一个人可以培养出来的。这是有所指的，就是说不要相信文艺部门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只会妨碍作家的创作。这些话都是一种离心的，破坏团结，而且是驱使着作家们脱离党，脱离马列主义，只要生活，只要写出一本书来的道路上去的。我在文学研究所，是强调应该培养作家，作家也可以培养，而且也网罗一些作家搞创作，反对冯雪峰的说作家应该自由生长，但到我一不负责工作的时候，我又立刻转变了方向，这不只是唱对台戏，而且是拆台。
1954年春天我去湖南，在武汉向文艺干部也讲过一次话。我就更直接说可以改行，做几年区上工作。本来一个文艺工作者是可以，而且也应该作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工厂或农村，这对思想改造，积累经验都有好处。可是我的这种号召都是掩藏着我自己的另一方面的阴暗的想法的，就是说这些文艺机关对写作没有什么用，就是要否定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的作用，实际是一些分裂的活动。
我口头上说要“到群众中去落户”，可是我并不是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有去落户。我对于长期落户下去也是很踌躇的，也有许多顾虑，从这里来看，我的那篇讲话也说明我的虚伪，说明我只是借题发挥了一些我的不合作，我的另有一套，我的分裂活动，反对当时的党的领导。自然，我的这些都是掩藏得很巧妙的，不是一下为许多人识破。一本书主义，过去我是不承认的，我否认我说过只要有一本书，就可以向党闹名誉闹地位，我欢迎调查组去调查，我相信不只调查不出来，而且还会有人替我否认。我曾经同一些同情我的人说“文艺报”发表那末多文章，斥一本书主义，我看将来只好登报招领。但事实不是这样。周扬同志说得好，修正主义也不会说他是修正主义。我闹宗派，搞小集团，还说是反宗派主义。我反党，向党进攻，我也还在说我是保卫党，为真理而斗争。实质上我的思想就是一本书主义。
我的思想既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脑子里就充满着个人的名誉地位，我是一个写文章的，因此我很看重一本书，或几本书。书就是我的资本，就是我的财产。许广平同志举的我在49年同她说的话，说是“写书是自己的”，“我一定说过，因为这正是我的想法。书既然是当着我的财产，和资本，当然就可以拿这个资本向党要名誉要地位，要特殊照顾。为什么象我这样的人总是胆大妄为，越批评反倒越厉害，就是因为自己觉得有书，有资本，有名誉，有地位，党会照顾我的。会特殊的照顾我。
一本书主义是很可怕的思想。我过去因为相信我自己还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所以就骄傲，目空一切，不接受批评，不改正错误。而且以为只要我能再写出一本书来，我就有读者，有群众，党还会看重我，我就无所惧怕，我是打不倒的。我就还可以向党要求这样，要求那样。正因为我有这种可耻的思想，我才会继续地犯错误，继续反党，一直发展到今天。
一本书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初期，我还说点思想改造，文艺要为工农兵等等，其实这都是幌子，我的骨子里是书。我只鼓励人写书，有些人对我好，同情我，也是因为我对他既鼓励又提出些创作上的意见。但后来，第二次文代会后，我自己不做工作，我的幻想的殿堂是我的书，我就再也不谈思想改造，也不谈学习，而只谈到生活中去，以为到生活中去就可以写出伟大的书来。“到群众中去落户”的这篇讲话，就是狂妄的吹嘘一本书主义：“在这样英雄的时代里，我们也应该具备着理想，也就是具备着英雄的心。我们应该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写出一本书，不是马马虎虎的书，是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不是只被自己欣赏，或几个朋友赞美，而是要为千千万万的读者爱不释手，反复推敲，永远印在人心上，为人所乐于引用的书，不只是风行一时，而还要留之后代的。它是既能教育今天的人民，也能启示后代的书。我们要从“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中学习，并且还要向着这些伟大名著的水平前进，向着鲁迅的水平前进。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写作都当着习作，从今天开始起，为着将来的，最好的一本书而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吧。”
一本书思想使人离开党，离开群众，陷入到个人主义里去，是一种最有毒素的思想，我有这个思想，可是我还有许多伪装，因此才能迷惑人。当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曾把这种思想在各种好的名词掩饰之下输送出去，毒害了不少青年作家。想着一本书，把写文章当着个人事业，不特要脱离党，反党，其实也写不出一本书来的。要真正能写出书来，只有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依靠党的领导，虚心的为人民服务才行。
前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进行了揭露，对我们的反党活动，进行了斗争。会上很多同志的发言是诚恳的，严正的，的确是对我的挽救，是教育我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且党还是很保护了我的。可是由于我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没有接受教训，没有改悔的决心，没有老老实实的靠拢党从新做人。反而增加了我对党的不满，和反感。随着时间的发展，反党思想和反党活动更变本加厉的猖狂起来。前几次的发言中，已经交代了一部分事实，如企图蒙蔽和利用党委会的同志们不十分清楚我的错误的情形，欺骗他们，妄想争取他们的同情，并从中挑拨党委会与作协党组的关系。散播反党言论，利用肖三同志刺探党组会议情况等，现在不重复，特别是去年给党委的信，和十二月的全部推翻的辩证材料，对肃反所提出的七个问题，以及今年支部大会上的发言，第三次党组扩大会的发言，这些都是一些恶毒的进攻，会议上同志们对这些所作的驳斥都是对的，今天为时间限制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文字俱在，是无法抵赖的。现在只谈几个问题。
我拥护很多同志的意见，一定要在这次彻底打垮小集团，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一定要彻底粉碎它。而为了挽救反党小集团的每一个人，也只有彻底粉碎，不给他留一点点后路才行。我深切感到一定要斩断这些心上的连系，无形的逆流。使它永远也没有死灰复燃、重新勾结的丝毫可能。因为我是小集团的首要分子，而且这个小集团主要由于我的活动而形成的，我觉得我的罪恶太大，我为着赎罪，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党搞清楚，打垮这个反党的小集团。我不敢再有一丝隐瞒，但我也决不丝毫夸大，我要尽量的揭露我自己和小集团的人们，我希望凡是小集团的人们和比较接近的人们也尽量的揭露我，我现在只就我的角度，初步的提供一些小集团的情况。
(一)这个反党小集团里的人，有着共同一致的思想基础和认识基础。这就是极端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长期以来，对党的文艺领导，有着严重的不满和反感，对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对丁玲的斗争，对舒、罗、白的斗争，不认为是严正的教育，而认为是领导上的宗派，打击，排斥。
我自己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认识，陈明也跟我一样。
冯雪峰、陈企霞、李又然也都是这样的思想认识。
罗烽、白朗是不是这样的呢?我想也是的。
(二)小集团里的人，利害一致，休戚相关，这里说的利害，是小集团里的个人利害，是对党的关系上的利害，是共同反党的利害，决不仅仅是互相同情的问题。而能够产生同情，也正因为利害的一致。对陈企霞、李又然，前年会议以来，我的确是躲开他们，不愿和他们再来往，怕把问题沾在一起，但是为什么偏偏在大鸣大放时期，我又主动的去找了他们。这不止是因为我对他们的被斗争有同情，主要就是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利害，大家的问题关连在一块，本来关连在一块，也没有什么，党会按着不同的个人的情况来解决的，但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党的，而是反党的，那末，我们就从个人的希望，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解决得好些，从而也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就自然站在一起，一同反党。我和雪峰前年会议上，雪峰虽受到很少的批评，也没有把他弄成小集团，我们甚至还有一些隔膜，但更重要是历史的，长期的反对党的领导也有利害关连着。对罗烽、白朗，在斗争舒、罗、白的会议之后，我本来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我在会上还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表示同情我，而我了解到他们对党也有意见时，我们就把我们问题的解决放在一致的利害上了。我希望他们的问题在处理时能解决得好，希望从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揭露一部分作协领导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宗派主义。罗烽、白朗对斗争我的问题，是否也有同样的看法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对党攻击的目标，——并不存在的宗派主义——是一致的?因之，我们在个人的利害关系上是互相一致。仅仅把这说成同情，是不能够掩盖我们反党的结合的，也不合乎事实。
(三)交换情况，密谋策划。
一年来，我和陈企霞、李又然、冯雪峰来往次数并不多，很少，但就在有数的来往中，也明显看得出，这种来往，不是正常来往，而是反党活动。(这些内容除在会上的交代外，已写了书面材料，交给组织上)如第三次扩大会的晚上，我们和陈企霞的谈话中，要他读书，研究问题准备写批评教条主义的文章。要他鼓励菡子在会上发言；第一次陈明找李又然，便谈到应该团结康濯，要他劝陈企霞不要乱得罪人，这些都是在交换情况之后的策划，是反党的密谋。
几次去(我自己只有两次，陈明三次)找雪峰，特别是整风中去找的一次，反右时去一次，实际就是去讨主意去的。而雪峰就出了主意。所以虽然次数不多，谈话也不多，但都是正在关键上的时候。
一年来，我和罗烽白朗的来往，远比和陈企霞，李又然，冯雪峰要多。不在次数多少，而在来往的内容，我讲几条主要的。
………………
罗烽当支部书记后，一次参加总支开会，后来告诉我，总支有同志在会上说，丁陈小集团的帽子可能要摘掉。
罗烽当支部书记后，和陈企霞谈过话，后来告诉我，陈企霞态度不好，使人为难，讨厌，给解决问题增加困难。(大意)
总支开会，解决他们的问题，会后他们把情况大体告诉了我，并且表示不满意会上周扬、刘白羽等同志的发言，(白朗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给我看过，罗烽发言的内容，至今不知道，………)
(以上属于交换情况一方面，我只说他们的，我自己对他们也说过很多，已经写材料交组织上了，希望罗、白尽量揭发我。)
我们之间是否有密谋策划呢？有的。
总支开会，讨论舒罗白问题，会前白朗把发言稿给我看，我提意见说，目标不集中，为什么要对几个女同志出气?白朗当然理会我的用心，说：“舒群的发言，专门对付刘白羽。”这不是密谋是什么？
整风后罗烽不止一次要我说话小心，别被坏人利用(指右派)三次会议期间，他要我发言谨慎(他不知道我要发言)，不要给别人戴帽子。党组扩大会休会期间，反右派斗争开展了，他要我写反右派的文章，这些主意，嘱咐，是为了党的利益么？不是的，是为了我丁玲，是为了我的反党，这明明告诉我，向党进攻时要稳重；时机不利了，写反右派的文章来掩护退却，这能说不是密谋策划?
(四)目的一致，行动配合。
过去我以为小集团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翻案，经过会议的批评，揭露，我认为不是的，翻案只是目的之一，或者说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要揭露所谓的作协党组是宗派主义，是要攻击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我现在越来越明确了。历史事实证明，作协党组，文艺界党的领导，一贯地是忠实执行党的路线，为着文艺界的团结，为着开展党的文艺事业而辛勤工作，而且是有成绩的。(我在这里插几句话，我过去对周扬同志有过许多污蔑，我听到许多人同我讲过上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也讲过那个时候周扬同志如何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我实际是不了解那个时候的上海情形的，可是我同周扬同志从延安到现在，我们中间也有过不少次谈天的时间的，但是我从没有听他说过一次两个口号论争的事，他也没有在我面前宣传，也没有解释。只听到过他检讨时说对鲁迅有缺点，也许那时他也有过缺点，但是他是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挨了骂的人。现在我看出这是一种什么品质，而党是须要一种什么品质的人。)但小集团的人，特别是我自己，历来就以宗派主义为借口，来攻击党，尽管长久以来，我表示过不愿做工作，只想搞创作，也不能掩饰小集团反党活动的目的实质，就是要篡夺党对文艺的领导，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代替党对文艺的领导。这是无可否认的，反党小集团在翻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以宗派主义为借口，反对党的领导，篡夺党的领导上也是一致的。
小集团里的人，既然思想认识一致，利害相关，目的一致，又经常交换情况，声气相通，那末，在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自然就有行动上的配合，我举我知道的事为例：
总支建议黄其云同志兼作家支部书记，陈企霞在会上无理吵闹，我说了一句，“谁来不是一样，”陈企霞就不做声了。
我看了陈企霞的陈诉书，就不只写了辩证材料，而且给党委会那封信，(就是不给作协党组和周扬同志看的那封信)就是配合他的。
我对作协肃反总结提出了七个问题，也是因为听到陈企霞、李又然在肃反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和那次大会的右倾情况而有的配合行动。
又如反右派斗争期间，作协作家支部开会，杨朔同志谈了对整风简报的意见，我谈了浦熙修来找我的经过，会议开得比较沉默。这时陈企霞发言了，提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应讨论何直的论现实主义一文，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这明明是保护自己转移反右派斗争目标的思想战。可是跟着艾青发言了，而常常是沉默的罗烽也跟着谈到何直的文章，响应陈企霞。
那天徐迟同志讲话，要我重视发生这个微小念头的这一刹那。他分析说：“丁玲的毁灭，开始于南京的变节，而完成于产生这可怕的念头的一个刹那。”我觉得他说得是很对的，但可惜的可恨的是，我不只是一个微小的念头，不只是一刹那，而是我许久以来，都有着这样一种情绪。从检查文艺报以来，我就常常闪过这种想法，离开文艺圈子，脱离文艺界。这种想法，根源于我对党的看法，我同党的关系。党对于我不只是抽象的，而是党对我个人有利我就有党，党批评了我，我就讨厌党，觉得党是一个紧箍咒。我虽然没有在口头上说不做党员，也没有说过后悔参加党。而且总是怕开除党籍。但我的思想里，党的一切原则是不存在的，怕开除党籍，也只是因为我明白被开除了，不只是我的政治生命完结，而且我个人也毫无出路。我想离开文艺界，实际是我想脱离党的领导。我说我想到乡下去，难道乡下没有党吗?但在我的个人的思想里，那里的党是不容易管我的。我能应付得过来。这种想法在我个人身上来讲，是最可怕的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动摇。冯雪峰同我说：“党员是要做的，共产党还要统治世界几百年”。我当时听到心里还吃惊，觉得他为什么会讲出党员可做不做的话来。在大会开始，我交代他同我说的话时，这句话也在我脑子中徘徊，我觉得他这样说太严重了。开始我不敢把这话讲出来。(后来还是交代了)但现在我看出来，他的话不过比我的思想更明确，比我更坦白些罢了。有人批评我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未入党，实际我对组织也是害怕的，想逃避的。因此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微小的念头的问题。当我看到法斯特脱党的消息的时候，我当时只为他个人惋惜，觉得他经不起考验。而我就没有认识到他是叛党，痛恨他。可见我就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立场。对叛党的分子寄与个人的惋惜。我讲这些是很痛心的。但是我愿意讲出来。
退出作家协会，不在文艺圈子里，这种思想近年来常常在我脑子中闪过，我既然有，就不会不讲。讲了就会起影响，会得到同情与支持，就是分裂的活动。我同白朗、罗烽讲过：“我是准备不当副主席，准备不当理事，准备不做人民代表”，白朗也附和我说：她也不准备当人民代表了。我向他们说过：“我准备离开作协，把家也搬了，北京顶多留一间房子”。白朗说：“他们不行，因为罗烽长期下去决心不够，她的女儿还在北京。”我同罗烽说过：“如果结论不是反党小集团，不是一本书主义，那末下次理事会我该说说话吧。”他们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我问艾青，肖三，逯斐，李纳等说过想离开作协，想脱离文艺界，退出作协一类的话。还同陈明说道，希望他就做县委工作去吧。我在县上挂挂名，在乡下二十年，参加一些会，听听汇报，住在村子里写作。这些话都是一些分裂活动。在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的起了一些消极作用。我在三四月里同葛文同志说过：“如再不解决，我就退出作协。”她问我怎么退出，我就说登报。我在讲的时候，确是冲口而出，当时脑子中并没有周密的计划，但这也恰好说明我有公开退出的思想。而且觉得登报是很厉害的一手，可以打击作协的党的领导，是一种公开的分裂活动。我后来把要退出作协的想法，告诉冯雪峰，没有说怎么退出法，冯雪峰是表示同意的，也就是支持我的。因此当六月十三日晚上陈企霞说他准备写一篇文章发表，题目叫“告别文艺界”，陈明还在说：“谁登你的文章”？而我却说，我准备退出作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表示支持他的文章，而我也将以我的行动来鼓励他和配合他。说这样话的时候已经不是去年，如果在以前说这些话还有一些只表示我的消极的想法，而这时实际已经是在三次党组扩大会后，我们以为会议情况正合我们的希望，已经将了党组的军，是党如何下台的时候。而这时正是右派猖狂向党进攻，作协内部的右派分子，作协外部的右派分子都在等“丁陈问题”向党组要揭开盖子的时候，我们这种谈话还不是阴谋想找机会闹大，公开的分裂文艺界是什么!这种阴谋，就正是如人民日报社论所严正指出是为了在文艺界制造混乱，达到分裂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
六月八日前几天，浦熙修打电话说要来，陈明接的电话，拒绝了她。(详细经过写了材料)
六月八日那天陈明上午打电话给罗烽，说你吃饭不方便，因为没有保姆，来我们家里吃午饭吧。罗烽电话中说不一定来，但过了一阵他来了。我们没有谈多久，浦熙修同姚芳藻两人就一直闯到我们的小房间来了。因为家里在修理房子，大门没有关，我们在东边小屋内。我们事先没有料到她们来，约罗烽来不是故意要他来做证的。
那天同浦熙修来我们这里的谈话已经写了详细交代。她先问文艺界的谜在那里，我说，荃麟同志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僵持了一阵，她直接提出我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谈到最后，我说我是一个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的，我也不能告诉你。她又问我今天党组开不开会，我说不知道(实际是开会)。她说那我们找党组去，我说那你们去吧。
这天谈话，我当时认为我是有警惕的。他们走后，陈明问罗烽我有无失言之处。罗烽还说拒绝是对的，又说对这些人应该小心谨慎。
我现在讲我的思想。我对于去年三月间扩大理事会在党外公布我的问题，批评我，我是怀恨在心的。因此我认为如不是反党小集团，不是一本书主义，那末这件事也应该在党外公布，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应先在党内讨论。所以我的一连串的进攻，都是采用写信，写辩证材料，在党委与作协党组中间作文章。我活动的圈子，也只是作协支部中的一些参加过前年会议的人或者有关的人。从今年五月二十几我到雪峰家里，他说了你们的问题如果拿到群众中是会好些，不过现在右派活动很厉害，怕被坏人利用。这种想法，一下就打进了我的心，我说这个，决不想把责任推到雪峰身上，我只说明这种想法是合乎我的心的。回来后就同李纳说我的问题要末通天，要末通地。向中宣传部提意见的会后，到肖三家里也说了通天通地，通地不好，只有通天。康生同志能来参加会就好。回颐和园也把这话同逯斐说了。只是没有谈到康生同志。说要是有中央的同志参加就好了。通地是我不敢的，怕坏人，但已成为我所希望的。因此如果有人，党外的人主动替我说话，只要不是坏人，不是我去找的，我心里是高兴的。因为如果党外的人也在说话，成为一种从外边来的压力，就会有助于我的翻案，也是我向党进攻的一股外力。我怕坏人，怕右派，只是怕他们利用了我使我吃亏，但他们向文艺界党的领导进行的某些攻击，却是我所希望的。如听到有人告诉我肖乾说“杀鸡吓猴”，我对这话是欣赏的。我过去不大看“文艺报”“新观察”，这时也每期必看，看到有些文章好象是内部的人写的，还有点得意。我看到“文艺报”唐因、唐达成等一连串的几篇文章，我估计到“文艺报”有一股逆流，而张光年同志好象没有什么办法的样子，我对这种现象，也有些幸灾乐祸。我只是有些担忧，怕他们搞厉害了，将来又纠缠到过去的“独立王国”上去。我对林希翎在北大的发言，我讲过我不同意她的很多意见，但对她的反动的勇敢的姿态是欣赏的。当然我不会对所有的右派都赞成，对所有的右派言论都同意。但对于其中攻击到文艺领导的，特别符合于我的思想里所谓宗派主义这一点，我是欢迎的。我听说“刺在那里”这篇文章有问题，特别找来看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写得露骨了些，听说要批评黄秋云同志，我就对他有同情。
从这一些思想来看，再来看我对浦熙修的态度，就很明白了。我拒绝了她，只是从个人的立场来警惕，这样我就不能严词警告她。象曹禺同志所指出的，告诉她“我的问题是我犯了错误了”，就什么也不谈了。我当然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不得不认为我有错，而且我还希望有人来帮我翻案，尽管我所希望的不是浦熙修，但我不会不因为文汇报来找我，而感觉得这也是对党的压力。我没有要她去找党组，她说她要去，我跟着说那你去吧。她去找党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而当我把这件事下午告诉荃麟同志，李之琏同志，后来又告诉了逯斐他们，六月十三日还告诉了陈企霞，我以为我都有两种感情，一种是这些人很厉害可怕，到处钻缝子，要提高警惕，怕个人犯错误，怕吃亏，一种也觉得党组对这事一定很辣手，这对我是有好处的。
一个人既要反党，就不可能单干，他一定要找同情，而且也支持旁人，就会搞小集团。小集团里的人大家都互相有警惕，怕来往，但还是要来往，而且当感到力量不够的时候，他就会去借外力。有的已经挺而走险去找了，有的还有顾虑，但思想却是一致的。而且你不去找外力，外力也会闻到臭味，来找你，一次不行，还要二次，二次不行，还要三次。危险的很。一个反党份子一定会被反革命看中的，你在躲着，他也嗅得到，敏感的很，堡垒是由内部来夺取，反革命份子，阶级的敌人就是注视着我们这些心怀不满，对党有二心，而且有着强烈的反党思想的人。我已经堕落到不象样子了。胡风份子说丁玲、冯雪峰可以合作。这个听起来多么刺耳，为什么我们要被胡风看中。浦熙修是什么人，她是罗隆基在文汇报的代理人，而她却看中了我，跑到我这里来要同我谈什么心。我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的反党的臭气吸引着这些人，我讲到这里能不痛心么。我有什么脸请求党宽容我!
我的几十年的道路，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走向叛党，反党，一条通向毁灭的道路。
我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没落的大地主家庭，而又寄人篱下，所以带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意识，唯我独尊，而又有着浓厚的虚无主义的孤僻的感伤的情绪。我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不满而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来的。参加革命后，思想没有丝毫改造，不久便被捕，在阶级敌人特务的囚牢中，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我没有受得住考验，我屈服了，投降了，写了声明自首书。从这里我走向了叛党。
我又重回到党的怀抱，党给我以极大的温暖和相信，给我同工农相结合的机会，委托我去做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又做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又上马列主义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协副主任，党报文艺栏主编，我应该诚恳的做好工作，以赎前愆，但，我却在革命的困难时期，对党不满，反党，发表了反革命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自己写了“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时”等文章。而“三八节有感”就被敌人特务机关利用，作为向党进攻的有力的弹药。
当革命胜利后，党委我以重任，我却滋长着骄傲，目空一切，把党的事业当着个人的地盘，扩大个人影响，制造个人崇拜。而在这样的时候，又被反革命胡风分子等，认为可以合作的对象。
前年受批评了党教育我了，而我既不决心改悔，又不警惕，反而向党进攻。在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我也加紧了反党的步调，小集团的反党的活动和阴谋是非常恶毒和疯狂的。而且我又为右派分子所看中，实际是里应外合的都想在“丁陈问题”上翻案，大闹一场，打倒文艺界党的领导，以资产阶级的文艺方式来篡夺党的文艺领导，从这一连串的叛党，反党的行为来看，我不是一个什么党员，党员的名称，只是一件骗人的外衣，在这件衣服底下，全是污脏的东西。而且可怕的是从历史上，时常，几乎一贯的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常常和敌人里应外合的向党进攻。并且屡戒不改。我懂得党对我的这样无耻的堕落的错误是痛心的。不到重病也是不愿用重病的。我现在也明白象我这样的一个顽固的个人主义者，一贯的反党，反党成为一种本性了的人，也是非置之死地而后才能复生。我如果不经过大痛苦也是不能回头的，如果不大彻大悟，彻底的暴露自己，批判自己，从根拔除腐烂的思想根源，完全抛除个人主义，也是不可能从新做人的。我现在第一步是要死去，一块肉一块肉的割去，剜骨疗毒，我要下狠心。要对自己毫无温情。从死中求生。我是一个大罪人，我没有脸，也没有理由要求人民和党给我宽大，我只请求党给我严格的处分，要求党继续拯救我，同志们继续帮助我，使我能用行动，用工作来赎回我的罪恶。
来源：《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检讨》，1957年9月（内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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