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 作者：荣毅仁
荣毅仁建国八年来，全国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不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都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单是1956年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就有139．9亿元，等于全国合营企业中的私股资本22亿的6．4倍。而且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还包括了许多我国从来没有过的现代工业项目。只就这一点而论，谁还能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可是，右派分子却要故意夸大缺点，否定成绩，别有用心地把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的新面貌说成一团漆黑，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蓄意与人民为敌，攻击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面目。
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经过八年来的具体实践，更有深刻的体会。从阶级本质来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的。可是，解放以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日益壮大、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照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落后更加暴露无遗，必然趋于灭亡。党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方针，正确地实行了赎买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在合营高潮以后，又实行了定息的办法，妥善地进行了人事安排。在各级政权机关和政治协商组织中，又安排了工商界的代表参加，一切有关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都参与了讨论。党对我们工商业者总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进行教育改造。这种和平改造的方针，不仅对国家有利，亦使我们工商业者得到唯一的光明前途，因此我们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接受改造。
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是以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为根据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正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积极的一面，所以有接受改造的可能性。又由于它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必须要改造。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决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可以改变得了的。就是在合营高潮以后，两面性还是存在的。毛主席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我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充分证明毛主席的教导是完全正确的。
我不仅在合营高潮以前有两面性，就是在合营高潮以后，也还是有两面性。我在合营高潮以前两面性的表现，这里不谈了，在合营高潮以后，我认为生产资料已经交出去了，自己已经很积极了，实际上并不如此，我的消极一面还是存在的，随时随刻都暴露出来，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得相当严重。我的消极一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总有许多不心服；一个是个人欲望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不心服是从我的阶级感情上来的。在我的思想深处，总认为资本主义一套还有可取之处，并不是那么丑恶，一钱不值，总是念念不忘。自以为我对国家政策懂得很多，理论上也有一套：还以全国最大的资本家自居，洋洋自得。甚至于认为生产资料已经交出，“唯利是图”这条小辫子已经没有了，我这种不心服的情绪更加有了滋长。
我对党的领导只是从现实的观点来认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有条件地来接受。所谓现实的观点，就是解放后在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党是领导核心，这个客观现实是不能不承认的。所谓有条件地接受，就是与我个人利益一致的时候，我愿意接受；与我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我就有抵触。我曾说过：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那是投降。当解放初期，只举一只手来接受党的领导已经是不应该的。到了合营高潮以后，就交出生产资料来说，我事实上已经举起了两只手，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只举了一只手。因此表现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有的时候也就不是那么正常。在具体接受党的领导的时候，往往有些疙瘩，有些勉强，有些抵触，甚至于坚持自己错误的意见。在对去年上海民建会员大会的估价上就有这种表现。在党发现我有错误的时候，对我耐心地进行教导，我不但不是以感激心情来接受，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党的领导偏听偏信。这就说明了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接受党的领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合营高潮以后已经失去了任何积极作用，资产阶级立场已经是完全反动的了，但是我的政治立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转变。我就必然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抵触情绪有时就必然表现得更加突出。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在新的条件下的具体反映。
个人欲望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是从我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根子上来的。合营高潮以后，政府宣布定息五厘，七年不变，在政治地位上，从中央到地方，党和政府对我都作了优厚的安排。从现状来说，名利和地位似乎已经满足了，但是由于这条根子的存在，难保今后不会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实际上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已经在个人抓权这一方面反映出来了。例如，虽然我接受了党的领导，可是却又狂妄地认为党要领导工商界非通过我不可，工商界要听我的话，照我的意图办事，目的无非是为了巩固和抬高自己的地位，为进一步实现个人欲望增加资本，这不是贪得无厌又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目的，我就同少数人搞在一起，有些人利用我来搞他自己的利益，我也利用一些人在工商界巩固和抬高自己的地位。经过这次反右斗争的揭露，发现已有少数右派分子羼杂其间，进行其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危害性是更为严重的。对于不愿和我们搞在一起的人则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手段，有问题不和大家很好商量，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独断独行，到了专横的地步，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样就必然使党对工商界的领导和国家政策的贯彻受到不利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消极的作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像我这种消极一面的表现，在工商界中虽然在程度上、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也是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现阶段还是存在的。但是，我过去没有正确的认识，虽然表面上承认有两面性，实际上却是夸大了积极的一面，低估了消极的一面。我总喜欢强调积极的一面，甚至错误地把积极的一面说成是革命的一面。我片面地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又从爱国来肯定它爱社会主义，而忽视了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根本关键，才能爱社会主义。我更没有认识到，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立场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同爱国主义的立场不相容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果不爱社会主义，就是不爱国。我又低估了消极的一面，认为企业合营以后，胎就已经脱了，只是骨还没有换好，等到没有了定息，骨自然也就换好了。实质上这就否定了资产阶级分子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的必要性。我又认为消极一面仅仅表现在违法行为上，认为是部分工商业者不争气的原故。换句话说，只要争气，也可以没有消极的一面。实际上等于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改造也可以到社会主义去。由于我对两面性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对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动言行，我就不可能警惕，不可能加以识别。相反，在思想上发生共鸣，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我对于两面性的一些看法，和章乃器所说的：“红色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没有两面性”、否定“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千方百计地鼓励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等等反动论点，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从使工商业者放松改造的后果上看，是一样的。右派分子章乃器集民族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大成，他是只有一面性的，他是别有用心的，他否定两面性是为了要我们工商业者不要接受改造。我有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一面，但同时又保持着资产阶级立场的一面。而后者是通向右派的，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争取和笼络的对象，其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对两面性的看法有错误的认识，特别对消极一面没有很好的警惕，放松了改造，就必然要犯错误，到了鸣放期间，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四明堂事件上就反映了我对工人阶级的对立情绪。这件事情是一个旧的劳资关系延续下来的公私关系问题，但是因为我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就不惜把事情夸大成为事关民主和法纪的大问题，对党对工人阶级进行攻击，造成一时的紧张情绪。我又提出小商店清产核资户可以改为经代销和外迁厂迁错了可以迁回来的错误主张，这又是为了缓和自己和中小户的矛盾，笼络群众，巩固和抬高自己在工商界的地位。作为一个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员之一，我对这些问题是可以、也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取得解决的。但是我并不是这样做，而采取了错误的办法。所造成的危害性，影响到人民内部的团结，影响到工商业者的接受改造，阻扰了支援内地建设方针的贯彻。到了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才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痛恨自己的这一个错误行动，感到万分痛苦和惭愧。同时也认识到这是我的消极一面在“五反”以后最严重的表现。
这次反右派斗争所给我的教育是无比深刻的。党的教育和启发，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曾在全国和上海的民建和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分别作了检讨。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今后一定继续努力自我改造，在实际行动中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主席曾一再教导我们：要为人民多做好事；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继续接受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是按着六亿人民的意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国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果继续站在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上，不进行自我改造，就不仅不可能为人民做什么好事，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能真正爱国，而且必然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接受改造，必须正确认识两面性，如果否认两面性的存在，或者对两面性夸大了积极一面，低估了消极一面，就会放松了自己的改造。党一贯按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对我们进行教育改造，特别是每当紧要关头，总是敲起警钟，给我们指出方向。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又向我们指出要明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劣谁优，何去何从；要我们认识工商业者还有两面性，而保持着资本主义立场是通向右派的，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否定资本主义立场，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这样的治病救人的精神，真是仁至义尽，我们工商业者除了真心诚意地接受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像我这样的人，一出娘胎就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长大以后又受着资本主义的教育，经营着资本主义的企业，资本主义的积习原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在生活习惯上和思想感情上，都是和工人阶级有距离的。如果认为企业性质一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几十年来的资本主义积习就改变了，那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回事，具体的实践又是一回事。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必须通过严肃的斗争和实践，轻易的捷径是没有的。我在这两个月中间，就深深地体会到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思想上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里边，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鲜明的立场。这个斗争深入到我思想的深处，六亿人民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就在我脑海里短兵相接，决心改正错误和原谅自己之间就有着重重的矛盾。但是只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在反右派斗争中得到教育，得到锻炼，从而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右派分子是经不起事实和真理的考验的。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采用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彻底的批判，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我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右派分子是决不会自甘灭亡的，他们还会运用更隐蔽的方法，使出各种花招，来进行他们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右派分子章乃器千方百计的破坏和平改造政策，不要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我们工商业者的危害更深。我们必须百倍警惕，坚决和右派分子章乃器以及一切右派分子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更彻底的揭穿他们的反动面貌，使他们没有藏身之处。我一定真诚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政策，全心全意接受党的领导，老老实实继续接受改造，并和全市人民一起，坚决地和这些丧尽天良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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