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6 作者：陆诒
陆诒我在政治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照六项标准来衡量，早已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我是人民的罪人，也是新闻界的罪人。
过去我对党是一贯地忘恩负义，而党对我始终是仁至义尽。这次党和人民还是对我进行及时的挽救，不让我继续沉沦下去，更是我毕生难忘的恩德。我现在首先要通过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并要求对我作出严正的处分。
此刻，我来继续交代我自己和章罗反动联盟以及上海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章罗反动联盟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有纲领、有组织和有计划的。上海右派集团就是它的一个分支机构，我参加到这个集团中去，是通过顾执中、王造时这条黑线，也通过上海民盟的右派系统另一条黑线。
今年3月，我和王造时，先后到京，分别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就由顾执中找我们一起在全聚德吃饭，密商恢复救国会问题。这时，我们自以为摸准了政治气候，想借恢复救国会为名，利用鸣放期间，争取群众，捞一笔政治资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野心。在那次密商中，对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恢复，虽未得结论，但有几件事是确定了的:(1)确定了恢复救国会后的组织路线，是以发展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为对象。(2)由王造时和顾执中出面去找前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史良等谈判。(3)根据过去救国会搞救亡运动的经验，每个成员手上尽可能要抓到报纸和刊物，这样才能造成舆论，影响群众。那次还商定，为将来救国会组织恢复后，王势必离沪入京，同顾执中一道主持这个组织的中央机构，而上海地方组织由我负责。顾还要我返沪后，多同王造时取得密切联系。我自己先有阴谋利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在新闻日报进行放火，赶走党员负责同志，并挤走金仲华社长，以便自己挂帅，篡夺党所领导的新闻阵地的罪恶动机，而顾执中和王造时，在这方面对我都加以鼓励和支持。事后，王造时就把我们那次密商的经过，分别去找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潘大逵等密商，听取他们的指示或建议，就把恢复救国会也作为章罗反动联盟阴谋活动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从此进一步搭上了章罗反动联盟的组织关系。
我始终认为上海右派集团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的开始，是从去年8月那次人代会上张孟闻发言的“一场风波”起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已经参与这个右派集团的种种密谋，堕落成为可耻的右派分子军师了。也就在那次人代会期间，陈毅副总理曾约孙大雨和复旦大学有关人士便餐谈话，孙大雨当场诬蔑好人为反革命分子，并拍桌大骂。事后，张孟闻就把那次谈话内容都告诉了我，而他的那篇既诬蔑肃反运动又攻击党领导科学事业的发言稿，事前也经我看过，并征求过我的意见。张上午发言下午检讨之后，当晚上到孙大雨家，他在交代中说是“寻找安慰”，其实不然，那晚上就有我、王造时、彭文应和赵文璧都在孙家。而所谈内容，就以孙拍桌大骂和张发言失态为中心，商量何以善其后。当时，孙大雨还抱怨张检讨得太早，沉不住气。王和彭也说像这种事在英美议会中也是常有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孙拍桌大骂方式，大家都认为不好，劝他以后同市委继续谈话时，不要太冲动。我参加这次密商是孙大雨托彭文应约我去的，我要揭发这次密商既不是“不谋而合”，更不是像张孟闻所说只是为了想“寻找安慰”。
孙大雨乱开黑名单，写信到中央诬告好人为反革命的八万多字，我没有看过，但孙大雨前后两次向我探问报馆的情况时，我竟可耻的作了内应，为他提供了报社金仲华、魏克明两位社长的情况。
孙大雨在去年政协会上诬蔑好人为反革命的发言，这的确是上海右派集团的一个共同密谋。孙大雨为什么选这个时机发言?现在我认识到这决不是像他对我们所说，因为柯庆施书记既然在报告中点了他的名，他才发言的。柯老在12月18日所作的政治报告，从国际谈到国内形势，特别着重的谈了波兰、匈牙利问题和英法侵略埃及的问题。对于去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所有蓄意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非常注意，我当然也不例外。再举两个人为例，彭文应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在文化俱乐部碰到我，他就问我有什么特别消息?为什么前几天报上的消息还特别热闹，而此刻消息又都是一边倒的?我说:“我们也不清楚真相，市委宣传部还没有找我们谈过这些问题。”他问:“你知道吗?这几天，他们党内开会开得很紧张，我们民主人士将来只有学习的份儿，现在却不让我们了解真相。”在这时期，我也找过王造时，他同样的对匈牙利事件的发展很关切。不久，又有英法侵略埃及的局部战争发生，国际形势确是一度呈现紧张，从联合国到各国共产党内部，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个高潮，也使国内右派分子蠢蠢欲动。而孙大雨就在这时下决心要在政协发言，上午会后他即分别约了我、王造时、彭文应、赵文璧、张孟闻和陈子展，当晚到他家中去密商发言稿内容。孙下午就不来开会，居家写稿。(我记得那晚上，一般都支持孙的发言，只是在提名不提名的问题上，提了不同的意见。)
孙大雨发言的当晚，这些人又聚在孙家密商，这次张孟闻来了。他说形势严重，劝孙还是检讨收场，我也附和张的意见，但是王造时和彭文应都主张要看开政协扩大常委会之后，再定第二个步骤。我出的坏主意，叫他不要提名，光谈反革命集团，这是要伪装得更隐蔽一点，不计个人恩怨，这是为了要伪装得更大公无私一点而已!动机和目的，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要借检举反革命分子为名，打击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从而破坏肃反工作，把局面搞乱，好在中国也制造匈牙利事件。
那次政协会后相隔几天，即举行政协扩大常委会，讨论组织调查组处理孙大雨的诬蔑性发言问题。会后，我、王造时、彭文应、张孟闻、赵文璧，又到孙大雨家中密商对策，同时把会上情况反映给孙大雨，他听了之后，暴跳如雷，当场表示:“不怕调查，也不怕开几千人的大会，打官司更不怕，就是上国际法庭也不怕。”王造时说:“议员在议会上讲的话，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这点是站得住的。”
王造时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约我去长谈“北京之行的收获”:(1)找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和周总理，谈清楚抗战期间救国会领袖九人上书斯大林反对日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和他在江西办报的问题，消除了误解。(2)分别找了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和潘大逵等，商谈了恢复救国会的问题。罗隆基还对他作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分析，认为国际局势仍然是很紧张的，而国内也有罢工罢课等事发生，中国会不会闹成匈牙利第二，很值得怀疑。还说和平解放台湾，可能性很少。这种看法，同我自己的看法，是基本相同的。所有右派分子都是从反动阶级的立场和主观愿望来看问题的，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形势的，才作出这种利令智昏的估计。
罗隆基对恢复救国会问题，认为恢复组织是次要问题，共产党就不喜欢我们搞组织，关键还在于要在鸣放期间，首先积极争取群众。王造时那次还谈了关于他同顾执中去同史良等谈判的经过，他说:“那次顾执中说得太露骨了，好像我们这几个人非恢复救国会不可。其实，还是罗提的主张比较好，先在鸣放期间争取群众以后再说。”我也同意王的这种看法。那次我还问过王造时:“北京之行的收获同彭文应、孙大雨谈过没有?”他说:“已经分别谈过。孙大雨对恢复救国会不赞成，认为名声太臭，如果另组新的政党，他一定参加。”孙所指的新党，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政党。
上海宣传会议以前，市委曾在3月29日上午召开座谈会，商讨筹备工作，会后我就向王造时汇报下列内容:(一)复旦副校长杨西光、同济校长薛尚实提出对大学生如何传达毛主席报告的问题，听说北京各大学对学生已进行传达，上海怎么办(都有怕放的表示)。(二)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之间的矛盾，从北京反映到上海。(三)会上，我建议要把过去在中央宣传会议所发的参考材料，如“草木篇”原文等材料，翻印发给这次参加上海宣传会议的代表。王造时听了很满意，他说:我们也要多做一点会前的准备工作。即指搜集材料，同朋友们多交换意见。
上海宣传会议之前，市委宣传部陈冰副部长为了报馆鸣放事约我谈话，我把那次谈话的内容，即党中央和市委对贯彻鸣放方针，确有决心，但基层党组织如何，那要看各个基层的具体情况而定，都去向王造时汇报，使王造时的基层放火论，有了底牌。
我还向他们分析几天来宣传会议开会的形势:1.发言是“一边倒”的，大家只鸣缺点不谈成绩。这种情况，也出乎市委意料所及。他们竟没有估计到下面的矛盾会有这样多，这样普遍。2.只有三个党员上台发了言，但是都讲得不精采，不能说服人，特别是袁文殊的发言，引起电影界不满，我特别向他们指出，陈仁炳和吴茵在会场上就向我表示过这种不满。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我为上海右派集团提供了这么一个斗争策略。我说:“过去是大家都不敢鸣放，特别是今年初人代会上由于大家学习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后，两点论盛极一时。但是今天形势毕竟不同了，大家敢鸣了。而且一揭开盖子，矛盾这么多。所以我看，唯其如此，你们的发言倒要详细考虑了。最好自己不讲，多鼓动旁人来讲，这是上策。如果你确是看准了问题，一定要自己来讲，最好措词要讲得平稳一点。这是中策。最忌是人家讲得激昂，有人连‘为民请命’的话都说出口来了，而你为了要表示自己讲得更大胆，炮放得更响，那才是最不妙的下策。”我讲完这段话后，王造时首先表示同意我的分析和贡献的意见。彭文应先念他的发言稿，王同我都劝他措词上必须加以修改。继王造时念他的发言稿，他的稿子的确下过一番工夫，措词似极缓和，却点出了整风必须以基层为重点，这是最狠毒的地方。我同意他的发言稿。继由孙大雨念他那篇八千字的发言稿，又是那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老问题。这次宣传会议上王造时的基层放火论发言、彭文应的批评新闻自由的发言和孙大雨那篇没有发表的发言，我都为他们出了坏主意，他们是根据我所提供的情报、形势分析和斗争策略，而肯定了这次宣传会上放火发言内容的。
反右派斗争展开后，我还指示我们报馆编辑部的秘书胡星原，要他利用到京采访全国人代会消息的机会，设法找章伯钧、罗隆基，摸政治气候，又要他去访顾执中和浦熙修多多请教。并到王造时家中，同王造时、彭文应密商对策，他们主张要约人到市委去解释，我反对这个建议，并提醒他们，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已经发出，这时去找市委，反弄巧成拙。他们才不实行这个建议，但是彭文应还当场提了抗拒交代的三个办法:不讲话；讲一点；大辩论。
在最近一次政协全体会议上，彭文应自己虽没有发言，但在会场内外，多方活动，全力支持鲁莽等联合发言。会后，他又曾联合连瑞琦等写文章，公开支持鲁莽等联合发言。那次他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里去商量文章内容的，我因事忙而推辞，但我在电话上还为他出了个坏主意，即叫他送解放日报去发表。他随政协代表团到浙江灾区去视察，我曾到车站去欢送，临别前，他告诉我:他已发起一个签名支持鲁莽等联合发言的运动，不久，有人会带了他的介绍信到报馆来找我，要我争取发表。我答应他，此事一定办到。他还对我说:“将建议把人民公园改为英国的海德公园，让有不同政见的人，在那里大鸣大放。”我因为同他一样具有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观点，所以也同意他这种反动透顶的看法。
我不仅在鸣放期间向党猖狂进攻中，在报馆外面同上海右派集团策划于密室，同时还在顾执中、王造时和上海民盟右派系统这两条黑线的支持之下，实行点火于基层，在新闻日报内部进行放火活动。
在放火步骤上，先做思想准备工作，我利用写文章、作中央宣传会议的歪曲传达、个别谈话和串连谈话等各种方式，提倡无条件的“大鸣大放”，等编辑部中思想混乱了起来，就着手组织准备工作。即以盟支部为核心，通过它去联系一部分人，组织放火队伍。再通过盟员和我平时联系较多的同志，在各组学习讨论中，散布对编委会关门讨论不满的空气，而我自己在编委会上，公然提出“小会不过瘾、要开大会”的主张，内外夹攻，造成“人心思变”的局势，使党的领导上不能不召开编辑部内的鸣放大会。这完全是我存心要搞大民主，向党作猖狂进攻。这样的大会，开了十次，整整闹了1个月，使报馆内部闹得满城风雨，这实在是罪孽深重。首次鸣放大会，我代表盟支部发言，是我在报社编辑部内放火的第一炮。丑化党员，诬蔑他们住房子享受特殊待遇，极力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大家起来鸣放，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会上有几个党员提出改进工作机构的问题，我又在会后，还对人煽动说这是党组织有意要转移鸣放目标。我就是蛮横的主张只有自己放火的自由，却不允许党员和积极分子有灭火的自由。有个团员陈诏揭露了党员负责同志讲了有关民主人士当家的话(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符事实的造谣)，我就在会后向他握手，说他有正义感。而且就在第二天(五月十二日)去找沈志远，把那个团员的话向他汇报，更恶毒的说这是“起义”，这是完全同党站在敌对地位讲出的话。那次，我还邀请沈志远在五月十四日来报社出席民盟支部会议，为盟员鸣放打气。沈志远这次来报社开会，的确支持了我和部分盟员的放火。编辑部秘书胡星原作了长达三小时丑化党员的发言，我不但向他握手致敬，还请他吃饭长谈，要他继续再去组织人家放火。我积极动员人家放火，有的直接去煽动，有的间接托人去发动，连对一位肃反中尚未定案的人也不肯放过。还对党员同志许彦飞进行恶意挑拨，说党内也有宗派主义。但他对我的挑拨，不仅没有反驳，竟也表示同意。
我一面在报馆内部放火，一面又到宣传会议上去放火，向党进行恶毒的进攻。那次发言中首先诬蔑了党中央和市委过去对报纸的领导方针、路线，是收而不是放。事实上，人所共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我还故意一笔抹煞解放几年来人民报纸在党的领导和全体新闻工作者辛勤努力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说成一片教条主义，像画符念咒一样，根本不能解决思想问题。恶意攻击社会主义报纸应有的分工，极力挑拨人民报纸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发言中竟提出要把过去调离报馆的人找回来，这是故意给报社党组织做难题。又提出要各机关多举行记者招待会，让记者“将军”，根据了左叶事件的歪曲报道，进行恶毒的谩骂，这是故意要制造并扩大业务机关记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恶毒的是在大会上指名辱骂报社中三个党员负责同志，极力挑拨党群关系。当柯庆施书记插话问我:“你们不是在搞大民主吗?”我就回答:“我们报纸还在照常出版。”这是有意违抗党委第一书记对我及时的提醒和挽救。第二天听了徐铸成在会上作拆墙经验的发言，回到报社更大事宣扬，声称要在报社掀起一个高潮又接一个高潮。我不仅煽动报馆内部的同事来放火，还煽动汪敏之家属继续去告状，这就是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来进行反党活动。我在新闻日报放火的最后目的，不仅是为了要赶走积极分子和几个党员同志，挤走金社长，而是为了要进一步赶走党员负责同志，取消党的领导，由我自己来挂帅，按照资产阶级办报方向去办报，使这张报纸也成为章罗反动联盟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活动的工具。
我从小出身于土豪劣绅家庭，中学时代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中学毕业的那一年(1927年)就参加了国民党，在小学做过一年的党义教员。以后进民治新闻学院，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新闻教育，在抗战前八年，在新闻报一直追随顾执中做一个同军阀政客来往敲诈勒索的旧记者，过的也是腐化堕落的生活。在抗战爆发后，我离开新闻报进大公报，1938年1月，进汉口新华日报，当时也是出于投机的动机。党对我照顾备至，给我以特殊待遇，但我从不感恩图报，处处以客卿自居，不积极争取入党。直到1940年我从华北敌后采访归来，也是出于投机的动机，申请入党。1941年春发生新四军事变，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时早已身在汉营心在曹。因此，在重庆同顾执中又继续勾结，一起办民治新专，最后发展到1944年叛党脱离新华日报，这是完全由于我政治上动摇，贪生怕死，才借口要到民治新专去当代理校长，坚持离开革命。当时党内许多负责同志一再诚恳劝告，但我竟坚执不听，反说出:“你们难道要我玉石俱焚吗?”这种自绝于党的话来。顾执中带我去见国民党特务头子陈布雷，就是为了要取得陈的谅解而进中央日报，经党及时挽救才没有进去。抗战胜利后，正当我在沉沦堕落之时，党又一次挽救我，要我参加联合日报、时代日报和联合晚报的工作。1947年10月，还是党为我买了船票，要我迅速赴香港去担任国新社的工作，但是我一面拿了顾执中给我的经费，去办民治新专港校。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和顾执中一直保存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这些事实来看，我确是一个一贯的投机分子，处处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解放后，我进新闻日报工作，还伪装进步，以功臣自居，闹情绪，争名位，真是无耻已极。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中，我都没有作为重点审查，使我更狂妄自大，不想认真改造，改变我原有的反动阶级立场和观点。这样就一步步的主动的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民罪人。在这次鸣放期间，我不论在报馆或在报馆以外所犯的严重罪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我的“旧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始终站在敌对人民的反动阶级立场上，并从反动阶级的主观愿望来看国内外形势，以为天下要乱了，共产党要乱了，就投靠章罗反动联盟，同他们一起利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到处放火，对党展开猖狂的进攻，阴谋制造匈牙利第二的事件，妄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新中国拉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我衷心感激党和人民对我还进行及时挽救。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才使我逐步认识到我自己丑恶的历史、丑恶的思想面貌，以及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这些罪行的恶果，是极其重大的，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害。通过这次深刻的教训，使我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不进行认真改造，其结果必然使个人主义野心一步一步的发展，而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路上去。当然，我此刻的初步检查，还不够深，不够透，但我已痛恨这个“旧我”，下决心要粉碎“旧我”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我再一次要求党和人民帮我来彻底粉碎“旧我”，让我经过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向人民赎罪!
----原载1957年9月6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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