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0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易祥是师资训练部第六班一支学员。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期间，易祥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表现了很多错误思想。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易祥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决定将有关他的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批判。）
（1）看了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反动言论后，易祥兴高采烈地向同志们说：“储安平真是畅所欲言了，看储安平给毛主席提意见了！”
（2）主张取消大学党委制，搞校务委员会。他说：“党员只能参加校务委员会，提出意见人家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党委只能管党的组织。”
同志们问：“党委意见如何贯彻？校委会通过反动意见怎么办？”他说：“通过反动意见也得执行！”
七月中旬的一次小组会上，易说：“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有很多意见，由校务委员会领导，吸收教授参加，就可以缓和党和教授之间的矛盾。”
（3）他从党刊上看到右派分子主张大学马列主义课由必修改为选修时说：“大学里有人提出把马列主义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人家说得头头是道，我们的反驳都很无力，什么‘培养红色专家’呀，等等，干巴巴的几条，说不出啥道理来！”
同志们批驳他说：“宪法规定马列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不能选修。”他说：“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课不及格不能毕业，这不是强迫人家接受吗？”我同意选修，这可以使教员改进讲课，他讲不好，人家不听，他就改进了。”
（4）他说：“高级党校老是讲立场、观点、方法，人家冯有兰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讲哲学人还不是爱听？县委书记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讲哲学时谁听哩！”
（5）他说：“‘草木篇’内容虽然反动，但流沙河有才气，还年轻。”
（6）大鸣大放以前，易在一次小组会上说：“我听报告或看总结时，听到或看到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就很反感。”并说：“这是一个公式。”
（7）诬蔑农业合作化政策和农村干部。寒假（二月）他由家乡返校后说：“合作化后农村搞得灰溜溜的。”“农村不得了，群众很不满。”“农民生活苦，田里是丰收了，政府得去了好处。”并说农村干部是“调调手，九分九”（指合作社干部动动手就拿九分九工分）。
（8）他在党刊室看到西安复员军人闹事的问题后，向贾文炳说：“当地驻军一个班长对战士说‘如果政保队开枪打复员军人，就开枪先打死政保队’。如果当时我在我也会那么搞。”
（9）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李康年反驳千家驹的文章，坚持其定息二十年的谬论时，易说：“他（指李康年）说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引的都是毛主席的话和人民日报的材料，要反驳还不容易呢！”
（10）大鸣大放期间，易祥从航空学院拿来了一分右派分子污蔑党的材料，该材料歪曲列宁的阶级定义，说我党中央已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易祥很欣赏，向同志们推荐这材料，并说：“人家以列宁的阶级定义为依据，很难驳倒！”
（1）学完“八大”文件后，易祥说“群众路线有什么发展嘛！还不如‘七大’少奇的那四条。”
（2）学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和同支部的贾文炳同志说：“文章中也就是那些东西，谈不出什么收获来。”
（3）向同支部的李荣光同志说：“毛主席的报告（指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乱得很，不系统。”后又问另外一个同志：“你说毛主席的报告能否说是马列主义的巨大发展？这些内容马、恩、列、斯都说过了。毛主席究竟在马列主义武库中添了些什么新东西？”“如果说发展，也只能理解为在中国条件下具体运用了马列主义。”
（4）易祥曾多次恶毒地诬蔑党的领导干部。他对同志说：晋绥某领导同志“没有本事，打仗只凭勇敢”；新疆某领导同志有一次做报告时，因报告底稿字跡马虎，念不下去，就只好停下来喊口号；西北某高级指挥员“没按命令办事，打了一次败仗”。他认为新疆公安厅七个厅长都“无能”。
去年报上登载了任命某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为湖南农学院院长时，他讽刺说：“他能领导什么吗？还不是‘政治领导’！”
（6）大鸣大放期间，他听到高等学校出了大字报，即对贾文炳说：“现在高等学校闹的这么厉害，有些人领导不下去，将来就得闹出去！”（意思是说，那些老干部干不了，应该下台）。
来校前，易祥同志就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对抗组织的情绪。入校后，与存在着同样情绪的李荣光、贾文炳编在一个小组。经过一个阶段互相了解之后，他们就情投意合，经常在一起议论领导的缺点，发牢骚，讲怪话，互相吹嘘，互相奉承，对抗组织批评，散布反党言论。到第一学期终了，他们就形成了反党小集团，除散布上述诽谤党和右派分子共鸣等反动言论外，还集中地攻击支部。
（1）期终支部改选时，因故调换了一个候选人。易祥说：“这样做是支部不尊重小组意见！”贾文炳则说支部剥夺了该同志的被选举权，以此挑拨该同志对支部的不满。李荣光同意他们这些意见。
他们又借讨论支部总结的机会，互相商量，有组织地向支部进攻，他们对各人的发言提纲交换了意见，由易祥提出支部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李和贾则在会上积极支持；支部总结中批评有人因级别低而不愿到党刊室去看文件的现象，贾文炳在会上就突出地攻击了支部的这种批评，说这种批评“是抹杀了党员的人性”。
（2）为了调配学习力量，支部决定把易祥由四组调到三组去。易祥怀疑是因他有思想问题而调他，当时就大发脾气说：“调吧，不怕！我不相信在高级党校两年能开除我的党籍！”支委和组长批评他不应该怀疑组织时，他说：“怀疑什么，还能发展成对我跟踪钉梢吗！”
当天下午易参加三组小组会回四组后，贾文炳挑拨说：“调组目的主要不是为调整力量，明显的就是为思想问题！”易祥又大发牢骚。同志们批评解释时，他说：“你们和还能把我推出午门斩首！”“不去也不会枪毙！”
李荣光告诉易祥说自己调到二组后被选为副组长（当时李被调往二组，也不满，发了很多牢骚），易说：“这是打了你还要摸一下，割了你卵子，还要你不叫痛！”并说：“我们是两个落后分子，但把我们送不了公安局！”后在吃饭时谈起调组问题，易又说：“我是前边组长拉着，后边支委推着，用枪逼着到三组去的！”
（3）本学期开学后，易、李、贾对调组一直不满。易、李见到四组支委和组长时，经常说讽刺话，什么“我们是落后分子啦！”等等。五月中旬向学校提意见时，他们乘机向支部进攻。易告诉贾说：“调组确实是两个原因，当时想调你，怕你爆炸（指他态度强硬）不敢调你。”又说：“你不信就去问李荣光。”后来贾就与李荣光交换了向支部“提意见”的三点内容，并讥讽地说，支部是“从调组的愿望出发，经过绑架，达到分化的目的”。
（4）反右倾思想开始后，易向贾说：“不能一反右倾，什么都成右倾了，一反右派就什么都成了右派了！”二组批判李荣光对抗组织的错误后，李把被批判的情况告诉易，易说：“对抗党，要是说我，我要打人！”并向李献策说：“要主动，态度要好！”李在小组做了第二次检查后，当一个支委的面向易说：“我的问题严重，你的问题也不轻，好多错误言论都是你和贾文炳发明的。”易听了很不满，追到李的房子里向李说：“你不该当着支委的面这样说！”李说：“咱们各人检查各人的好了！”后来李又向易说：“我们少接近，免得别人说订攻守同盟。”此后，李和易一直没有互相揭发问题，直到支委会决定：李、易、贾三人应各自向组织交代他们的关系，暂不许接近时，易、李才先后揭发了一些材料，但易揭发得很少。
（1）去年报纸上登载荣毅仁每年拿定息三百万。有的同志说：“他拿这么多钱怎么花呢？”易说：“给我就有办法，弄它一座小公馆，搞两个漂亮的老婆，买一辆小卧车。”另一个同志说：“你的党籍也不要了！”易说：“有三百万元，党籍不要也可以！”
（2）易曾几次向同志们谈：“在这里把‘资本论’好好赖一下，把郭大力的‘资本论解说’弄一本，回新疆到外边讲它几次‘资本论’，弄它百八十元钱！”
（3）易祥在新疆曾和一个已与一位老干部订了婚的女同志通奸，并企图利用报纸的舆论压力，迫使该女同志和该老干部解除婚约。另外，易祥和小组同志们说，他在1951年结婚后，还和本机关一个“姑娘”搞恋爱，并向组织提出要和爱人离婚，后经组织严厉批评才作罢。
铁道兵文工团来本校演出时，他看到报幕的女同志很漂亮，就说：“如果不是党纪的话，我就和老婆离婚来搞她！”
（4）易经常向新疆来的同志说：“公安学校（按易是由新疆公安学校调来本校学习的）发展前途不大，搞不出油水！”并向李荣光说：“在公安学校当个副校长到了顶，如果普通大学可以当上教研室主任，然后有党委书记的前途。”因此易经常向同志们谈论争取到普通大学去。同志们批评他这种思想时，他说：“那还不可以讲讲价钱，扯扯皮吗！”
在新疆公安干校工作时表现骄傲自大，不安心工作，瞧不起领导干部，对抗组织，嘲讽公安厅人多机关大，真正顶事的干部没有几个，并对该厅个别领导干部进行诬蔑攻击，把自己却看得了不起，说厅里要他去当文保处长。
（5）去年由新疆来校时，一到酒泉，为了搭车方便，他竟把和他同行的一个汉族一般干部，向交通部门说成是回族，是省党校教育长，以此来骗取照顾和优待。
（1）普遍检查右倾思想时，他不认真检查自己，只是空洞地说有自高自大的缺点。传达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报告后，他说：“邓小平同志说有人和右派共鸣，我就想不通。”并在小组会上说：“高级党校调来的干部，不是最好的，也是中等以上的，问开题不大。我们小组没有什么大问题。”
（2）对延长学习时间、进一步开展反右派斗争很抵触。说：“党校没有右派。”并在饭厅大发牢骚说：“康生的报告什么时候传达不行，为什么偏要这时传达！”“延长就延长吧，何必来这一套，说什么有人要求延长时间，我就不同意！”同志们批评他这种态度时，他说：“你们动员舆论压我，我不怕！记一笔帐我也不怕！反正不能把我当成右派，不能说我是反党！”一谈到延长时间，他就说：“李践为是延长时间的专家”。
（3）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后，易祥看到二组在批判李荣光，四组在批判贾文炳，他觉得自己不检查是不行了，因此主动向组长提出要求检查。但结果证明，这种“要求检查”只不过是企图蒙混过关的一种手法而已。他避重就轻，扣了一些空帽子，对具体的思想活动和错误言行揭露得很少。小组同志从各方面揭露了他的反动言行，并让他充分准备再做检查。但他在支部大会上的检查，只是把同志们揭发的问题作了辩解。支部大会后，他虽然感到问题严重，但仍然避重就轻，不肯老实交代。
附注：易祥，男，现年32岁，湖南湘阴人。家庭出身码头工人，个人成份伪军人。从1940年起，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文书、书记、迫击炮排长等职。在此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和青帮。1948年10月被我军俘虏，即在我一野第四军教导大队学习。后在政治部联络部任干事、研究组长。1950年1月入党，1951年1月转正。入党时隐瞒了参加青帮；隐瞒了在国民党军队任文书、司书、书记等历史；隐瞒了年龄，伪造了学历（仅上过小学和私塾，伪造高中三年肄业），伪造了本人成分（将伪军人成份伪造为学生成分）；缩短了任伪军排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在1951年镇反清理中内层时才做了交代。入党后，在新疆公安学校工作，历任宣教股长、研究科长、教务处副处长等职；来校前任该校理论教研室主任。
在三反时因有右倾情绪，领导斗争不力，及因检查他爱人冯碧云贪污嫌疑有对抗情绪，受到撤消领导三反小组职务和行政上记过的处分。1956年因要考大学向组织上闹，并放弃了一部分工作，受到组织的批评。
易祥入校的动机是为了“镀金”，为了搞一些谋取名誉、金钱的“资本”。入校后，感到“很失望”。认为讲课的都是“二、三流的教员”；认为学校不重视师训部，说：“研究班要什么有什么，普通班有求必应，师训部有求不应，或者不闻不问。”同志们批评他对学校的各种错误言论时，他说：“你们不应该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看问题！”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18期，195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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