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1 作者：韩志明(书面)
韩志明(书面)现在我请求大会允许我就主要问题进行自我检查。
(一)我在北京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和在工商界月刊发表的文字中，我对私方人员如何发挥积极性问题，主要的提出了如下两个意见：
1、在企业工作中，我主张不要提阶级关系，以为提了就会使私方人员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
2、我认为不必提“服从公方代表领导”，以为提了会造成高高在上，个人崇拜的风气。我并主张实行民主管理、分工负责，强调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而没有谁领导谁，谁服从谁。
经过大家对右派分子的揭发和批判，以及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启发，我回头检查，认识了我上面的意见和动机是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错误：
第一，不要提阶级关系，能不能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呢?按照我的说法，是为了今天的工商业者已经与公方职工没有本质的区别了，所以不要再提阶级关系，但是我怎么不看到资本家今天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难道剥削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吗？这道理是很浅显的。我当时过分夸大了工商业者交出生产资料的积极一面，自以为了不起，工商业者已经进步得和工人阶级一样了，这就是表现出我的狂妄自大，胜利冲昏头脑。在这种歪曲思想指导之下，我就讨厌起阶级关系来了，认为一提就妨碍私方人员积极性。
我把私方人员的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归咎于提了阶级关系，这也是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提了阶级关系就会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其实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私方人员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正是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具体反映，并不是提了阶级关系的结果，要冲破缩手缩脚，关键还在于私方人员本身认识自己存在的消极性，勇敢于接受改造，这样才真正能够发挥出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二，关于不要提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问题。我对公方代表在企业里保证社会主义方面和国家领导的作用，不是不知道的，公方代表来了，企业经过改革改造，面貌一新，我也不是没有体会的；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改造的帮助，我更是有所了解的。我当时却明知故犯，说不要强调公方代表的领导要实行无领导的民主管理，这岂不是我把私方人员的作用，故意过分强调吗?这就暴露出我对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怎么心甘情愿的。
我还诬蔑公方代表，认为“服从公方代表领导”提法的结果是造成一种高高在上个人崇拜的风气。党一方面肯定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制度，但是从来也没有说过对公方代表只许服从，不许提意见，相反公方代表最善于依靠群众，吸收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为群众所拥护的。那里会有高高在上之理呢?
第三，如果按照我的错误主张做去，那将是怎样一付局面呢?这次反右派斗争，才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企业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公方代表的领导，私方人员凭旧观点、旧思想、旧作风来经营管理，资本主义的一套，重新抬头，势必使企业前进方向，离开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原来认为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将是资本主义积极性，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危害性是多么的重大。
从上面情况来看，说明我当时提出这些意见，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主要的一方面，还在于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心耿耿地，为资产阶级利益打算”抱住资产阶级的老一套，不肯放手要资产阶级还像合营以前一样，在企业里任心随意为所欲为。联系到我做了十七年纱厂资方代理人的历史，也正说明了我这个“忠心耿耿为资产阶级利益打算”是一贯的。远的不谈，即以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来说，我在对国家加工统购方面，争工缴、争利润，是博得了同业“赞许”的，同业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铁算盘”，这刻划了我是如何精打细算地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我对这个绰号，虽然觉得有些刺耳，但是也未尝不明同业的“赞许”而引为得意。又如我自己服务的企业，虽然合营比一般同业早一些，但是在申请合营的时候，也还不是先考虑企业合营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意义，而先要为老板的问题打算一番——债务如何处理，生活如何安排。在这样企业生产关系改变的重大关头上，我检查当时思想，就不是首先从社会主义的利益考虑，而是为资本主义的利益考虑。我在高潮以后，也附和过一些别有用心的论调，说私方人员克服松劲思想，要有物质奖励来拖住私方人员改造后腿。
(二)我在这次工商界反右斗争中，虽然曾经经历了北京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两会常委会对章乃器的斗争，但是我却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丝毫没有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回上海后，在斗争初期，既无揭发又无检查，而且对一些抵抗运动的活动，也毫无警惕，我严重的右倾思想，竟然使我麻木不仁到如此地步。同时我温情主义浓厚，怕揭发了得罪朋友，我对右派分子的思想界线，也划分不清，恨不起来，毫无政治责任感。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没有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的缘故。
右派分子汪君良被揭发后，我还企图组织联合发言，蒙混过关。七月五日棉纺支部和棉纺公会第一次揭发汪君良的大会上，我又作了不适当的发言，破坏了会议的斗争气氛。我对反右派斗争运动，犯了这样一连串的错误，因之，在斗争中，就顾虑重重，表现软弱。
我以后一定要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抛弃观望态度与温情主义，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努力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以上的自我检查，诚恳地请示各位代表，批评与帮助。
(题目是本报编者所加)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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