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1 作者：许杰
许杰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的思想本质，是一贯的反动的。我一向伪装进步，但从来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过，我的立场，也是一贯的反动的。到了这次党的整风期间，我的资产阶级反党思想，更加发展得完整起来，成为一套有完整体系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纲领，暴露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罪行。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现在，我在代表们的前面，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我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党思想，一直是很顽强的支配着的，这就成为我的思想指导的中心，向党进攻的动力。我恩将仇报，对党不满，平时就有反党情绪。当苏联二十次党代表会及波匈事件以后，我恶意的猜测，说我国过去的民主还不够广泛，此后的民治生活当更放宽一些。我自作聪明的把自由市场的开放，和党的十六字方针来证明。同时，也从自己的阶级本能出发，认为反革命已经基本上肃清，当前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荒谬的认为党的这次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要大鸣大放，也是这个表示。我主观的歪曲了党的政策，认为大鸣大放，也包括了乱鸣乱放，党是不致于“还击”的。同时，当时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意见，也给我一些影响，特别对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谬论，更加听得入耳。再加我对个别党员，有一种不可出见天日的阴暗思想，要将所谓个人恩怨，夹在里面，要趁这时，泄一泄个人愤恨。因此，我就利用这个时机，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做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当华东师大开始整风以前，党委书记和我商量整风的时候，我就不同意召开一系列面对面的小会。我当时所持的理由，认为党群间有距离，不能畅所欲言。我主张小会、大会，面对面、背对背的会交互召开，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其实，这是我恶意的估计，挑拨党群间的关系，诬蔑群众有顾虑，也诬蔑党委有顾虑，而且也是不接受党的领导的表示。
在鸣放期间，报纸上披露了右派分子叫嚣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的消息，我认为这也将是放大民主的一个表示，我的右派思想，就非常同意。后来又看见北师大右派分子陶大镛利用民盟支部名义，召开有关高校党委制座谈会，更加引起我的共鸣。我和系内右派分子徐中玉商量，不请党委参加，又商量了一张邀请参加的教师特别考虑到对党有意见的教师的名单，就作了决定。我没有明确的在座谈会表示主张取消高校党委制的意见，但我思想上，我的阴谋，是主张取消党委制的。我当时还希望这消息能在报纸上披露，通知记者参加。如果这消息发表出去，也算师大民盟做了一些工作，实质上也是想把影响扩大来——把火放大来的阴谋。
我曾经向中文系党总支建议，主张召开一个全系教师鸣放座谈会。当总支书记决定召开、跑来和我商量，说是要我做主席时，我就毅然的推荐右派分子徐中玉。我在这个会上带头发言，煽起了系内部分教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说总支是派出所，是拿着皮鞭监工的工头。
我曾经向党委提出许多荒谬的意见，诬蔑党委辛辛苦苦的召开了许多小、会，只是向上级报功。我恶毒的推测，认为非党员校长与党员校长之间有距离，恶意肯定非党校长是有职无权的，是受了委屈的，所以建议要孟校长多提意见，要廖前副校长回校参加整风。我自己在对党员校长提意见时，故意夸大了并且丑化了党员形象。希望煽起各民主党派成员的反党情绪，也希望在整风当中，整一整党员校长，煞煞他的威风。我还在中文系鸣放座谈会上，替右派分子施蛰存声冤。
我平时也散播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曾有一次，我借着转述别人的说话，说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都是党整别人的，是狂风暴雨，为什么党的整风，又是和风细雨呢?我又把别人说的“三大主义”的根源，恐怕是制度问题，(括弧里明明注着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歪曲的说成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我歪曲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政策，在中文系民盟小组会上，散播了民主党派也应对党进行监督，民主党派不应做党的尾巴的谬论。我说，系里的党总支，应该和系里民主党派的组织一样，同是一个基层的组织。我也说，对党提意见，是不必提成绩的。因为成绩大家知道，主要要提缺点。我认为成绩是基本的肯定的说法是一套公式。——这些都是我平时散播的一些谬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诬蔑党委对整风有顾虑，怕乱，怕丧失威信。我把这个谬论，不但在中文系民盟小组会上说，在民主党派碰头会上说，对右派分子戴家祥说，对中文系部分青年教师说，而且还根据这个荒谬的意见，不惜造谣诬蔑，搜集了一些颠倒黑白的事例，写了一封致师大党委的公开信，要寄到文汇报去发表。我平时散播了这些谬论，事实就挑拨许多人对党不满的情绪。有一个肃反中有问题的教师，竟然因为我的谬论，引出他攻击党委的谬论。他说党委在肃反时，是党政不分的。他说肃反以后，党员校长要他自动辞职，他说，不晓他是代表行政的还是代表党的。
我给文汇报寄去致师大党委的公开信，也是一个阴谋。我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党思想，早已在心中成为指导思想，对党委有步骤的整风，又诬蔑做有顾虑，因而头脑发热，觉得要提出更尖锐的批评，——其实是对党委更进一步的进攻。这个时候，学生的大字报已经出来了，我也听了些似是而非的谣言，认为很生动，我不但不加以分析批判，而且觉得非常听得进，是写文章向党进攻的好材料。同时，我因为党委常书记曾经指出我的政治上的缺点，——那时还没有指出我的反动性，只说我没有斗争性，但我却觉得不大服贴，——其实是丧失了良知，而怨报德的记恨，——到了这个时候，就想加以报复。我也知道，这时的常书记已经兼任市委学校卫生工作部职务，他是参加领导上海各高校的整风的。师大整风有顾虑，恐怕上海各高等学校也是如此。如果写信到报纸上发表，就更能打中要害。另外，我还有个人名利思想，地位观念，觉得在党的整风期间，有文章在报上发表，也是名利双收的事。因此，我就拉拉凑凑的不惜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把一些听来的自己捏造起来的东西，写成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我把别人说的话，尽量的吸收进来。另外如说常校长打电话给李锐夫等的一些没有根据的事实，都是我捏造的。我在这封信里，还恶意的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加以推论，目的是任香花毒草都可以放，而且为鼓励放出毒草制造理由的。这个时候，学生的大字报，已经对中文系总支书记张秀珩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了，但我还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我表面觉得她受了委屈，但心里却认为这可以反衬出我在系里几年来稿系务工作的成绩。我因为在这大字报后面，看见许多张表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我就找出理由，说学生是能分清香花与毒草的，大字报的鸣放，基本上是健康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惜捏造事实，颠倒黑白，而且说是帮助党的整风，却在向党进攻。这个时候校内的大字报，已经蜂起云涌，我还丧心病狂的好像瞎了眼睛一样，只说党委有顾虑，说还没有鸣透放透，这不是别有用心吗?其实，我的阴谋，只想给党委制造一些更大的困难，使他更加陷于被动。我能够看到党委忙了手脚，思想上才觉痛快。这样的恶毒的用心，这种恩将仇报的丑恶的思想，真是难得见诸天日的。
后来，常校长指出我别有用心，我的反动思想还在作怪，自己还不肯承认。我在心里暗想，这就是党委怕乱怕丧失威信的证明。这个时候，有许多具有右派思想和右派分子的学生来访问我，我装出受了委屈的样子，说我没有说过党的整风要狂风暴雨，我没有说过三害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制度；我只咬住几个字面看问题，企图引起学生的同情，挑拨起他们的反党情绪。同时，我又劝他们不要再出大字报，但实际上这还是一种挑拨。因而就引起这批学生的更加跋扈，竟然再贴了大字报，要质问常校长，替我抱不平(?)。接着，又有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来访问过去毕业生分配的情形，我又散播了一些谬论，也进行了一些挑拨。我说过去的毕业生分配，昀后的决定是人事处。我说提意见不妨偏面一点，尖锐一点，甚至加油加酱也不要紧，领导会全面考虑的。我谈到毕业生分配的自由市场的话，也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解说，说除非你生活不成问题，就是有自由市场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统一分配是好的，必要的。这是把统一分配说成强迫命令了，事实上还是一种歪曲。总之，这个时候，我的资产阶级右派反党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占了主导的地位；所以，我所表现出来的言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寄给文汇报的那封致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后来我的反党活动暴露了，文汇报没有登，我去拿了回来。但我的资产阶级的臭面子还在作怪，怕犯错误，怕丢面子。我又欺骗了党，欺骗了同志。我希望我的罪行能够缩小些，就在中间撕掉六页。我开始骗同志，后来说撕掉三页，以后看瞒不过了，才说撕掉六页。这已是我的个人私德问题，我是多么鄙卑呵!
以上是我在这次整风中所暴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与经过。从这以后，经过同志们多次对我的批评揭发与帮助，我才认清罪恶的严重。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都可在我身上找得出来。我违背了党的整风原则，打乱了党的整风计划。我反对党的领导，而且还在中文系鸣放座谈会上篡夺了党的领导。我欣赏右派分子的阴谋，同意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我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定祖国伟大建设的成绩。我诬蔑三大主义，说是起源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我诬蔑党委对整风有顾虑，捏造事实，挑拨离间，到处放火。我挑拨党群间的关系，搧起部分教师反党情绪，并否定思想改造和肃反的成绩。我强调民主党派有相对独立性，不做党的尾巴，有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篡夺思想。我的罪行，已经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我虽然没有明确的接受章罗联盟的反党任务，但事实上已经由民盟中央的反党联盟，通过上海民盟市委右派分子的贯彻执行，我在心领神会当中，在精神上已经给予贯彻了的。我不强调客观的影响，但通过一些刊物，如所谓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用资产阶级态度办报的文汇报，以及上海盟讯等，我是正确的接受了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暗示，而且在心中发生了作用的。当然，我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主要还是由于阶级的立场，一贯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我的思想，一贯是资产阶级右派的。所以，直到昀近发展起来，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行为了。
我出身于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就靠着投机取巧，一直往上爬。我曾经两次加入过国民党，也加入过共产党。我在抗战初期，曾经和党员合作共事，但又利用国民党伪县长的反动势力，迫走了一个共产党员。我曾经到福建崇安国民党集中营去作报告，还无耻的说是拉拉关系也好。上海解放以前，我还赞同和谈签名。我从来没有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过，虽然平时装得靠近进步，但都在紧要关头，露出反动的本质来。我一向都是教书，也在教书当中，写了些文章。我在我的文艺思想上，也同样是反动的，没有立场的。我在福建教书的时候，也写了些所谓文艺论文，但我却在进步的幌子下，替反动头子蒋介石、孙科、梁寒操作宣传。有许多理论，还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理论，如我写的鲁迅小说讲话，就夹杂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工农兵方向的反动理论。
解放以后，我口头上也说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但事实上却从来没有把立场转移过来。我的思想的阴暗的一面，总是对党有距离，对无产阶级有距离。反之，由于阶级本能的决定，对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倒是没有强烈的仇恨。到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以后，接着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接着又听了毛主席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我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本质，就由于反动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的关系，反是抬起头来了。我无条件的歪曲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把它曲解起来，当作自己反动理论，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复活的论据。我自作聪明，其实是热昏了头脑的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大鸣大放，要鸣透放透，而我却把乱鸣乱放，热火朝天，甚至于闹事，也看作大鸣大放了。同时，民盟中央章罗联盟一直到上海民盟市委的反党路线，也在我心中发生了作用，我又自作聪明的把它拿来作为我自己反动理论的例证。他们说，吸收盟员，可以向落后开门了。他们又搞一些所谓串联活动，……这都是加强我的反动思想的外在力量。
从这套反动理论出发，我在最近几个月内，一连发表了几篇短文，都一贯的暴露出这种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反动本质，所以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是从各方面向党进攻的。我在学术月刊的丛谈上发表的倒向真理，就把马列主义唯物主义学术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对置起来，没有说出要在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之下，批判、扬弃而后吸收唯心主义有些值得吸收的成果。我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从宿命的灾难谈起，就攻击一切正确的批评是教条主义，又说企图运用马列主义进行学术批评，终于难逃宿命的灾难。同时，还恶毒说这是斯大林的悲剧。我在市委宣传会议文艺界小组的发言(我完全无保留地谈了)，却是更进一步的诬蔑。我把自己写不出文章，责怪到党的领导，归罪于教条主义的批评。我毫无心肝的责怪党没有给我适当的安排，又责怪学校领导掌握政策的左右徘徊。我还恶意中伤说领导上组织青年批判徐中玉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使我吓得不敢文章。我在学术月刊的笔谈上，谈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用了右派分子费孝通的用语，说什么春寒、寒冬，对党所领导的文化学术事业的成就，放了暗箭。我说，毒草也不必顾虑，香花毒草都可放。我又把学术刊物的编者，比作把关，说把关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和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样那样的声口。我强调反教条主义，实质也就反对了马克思主义，偷运了修正主义。我在墙是怎样形成的那篇文章中，更加荒谬的认为党群间之所以有墙，主要是由于党是执政的党，是统治者、是官的缘故。我诬蔑党员干部有解放者的面孔，有党员面孔，说党员要给你饭吃就给你饭吃。又说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都有自卑感，不自觉的抬不起头来。我又说党员有居功自傲的态度。这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而且和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是一致的。等到师大党委开始整风以后，我又写了那封致师大党委的公开信。这里面的向党恶毒进攻的姿态与阴谋，就更加猖狂了。
我和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个右派头子，根本不认识。但在民盟总部开的一次会上，我的精神却受了一些影响。我记得，右派分子沈志远、徐铸成、吴茵都发了言。特别是吴茵发言以后，不晓得什么人对她说，你回上海以后，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了，你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已经有了本钱了。我也觉得，作为一个民盟盟员，回去以后，也应该发挥一些作用。这就在无形中给我一些鼓动。回到上海以后，我的一切言行，虽然没有直接接受章罗反党联盟所布置的阴谋任务，但事实上也等于贯彻执行了章罗反党联盟的任务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到右派分子顾执中家里去过一次。顾执中问起孙大雨怎样，张孟闻怎样。我告诉他孙大雨在上海政协发表反党谬论，攻击党员为反革命的情形。我并说孙大雨不智，不应该攻击党员为反革命，如果只是诉诉苦，泄泄冤气，可能还更好些。我没有把这些话当面对孙大雨说过，但我同情孙大雨，甚至替孙大雨作军师，却是很显然的。同时，我当时只当作闲谈，不晓得顾执中是否会把我的话转告孙大雨，或者就认为我是他们的一伙的。我也谈到张孟闻，我说那次张孟闻在人代会上发言我不知道(我未出席)，但我也根据听来的说话，批评张孟闻性急，至于解放日报上发表批评他的文章，我也说是不够宽容一点。我还告诉他，这次宣传会议分区小组，上海代表还谈过这件事情。顾执中对我说，这次会议以后，可以鸣一鸣，放一放了，我在思想上也受了些影响。
我和沈志远的关系，平时接触不多，但我很敬重，认为他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家，自然在无形中受些影响。在整风期间，民盟市委召开各高等学校民盟负责人汇报的时候，我把师大整风的情形，学生怎样出大字报、黑板报以及我怎样估计(实质是诬蔑)党委有顾虑，我又怎样的提意见(实是向党进攻)的情况都汇报了。沈志远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完全对我表示同意，并说师大的经验可以推广。他说帮助党整风，主要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他接着又说这话虽是教条公式，但还是要教条公式一番。他当时说话的神气，还带一些轻屑的口吻，这就很自然的把真意给冲淡了。他说盟员要站在前面，不要怕，要尽量向党提意见。不要怕报复打击，市委会(民盟)会给你撑腰的。昀后，他提了六点民盟基层应起的作用的指示。一、交流情况，二、带头发言。三、鼓励盟员解除顾虑，四、帮党纠偏，解除党的顾虑，五、讨论整风运动所发生的问题，六、具体建议。这里所提的六点指示，不是都在搧动盟员向党进攻吗?我给文汇报寄去的致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固然已经开了个头，但听了他的鼓动以后，就增加了向党进攻的勇气，赶快给写成了。所以，我在师大的反党行为，事实上是直接贯彻了民盟市委、特别是右派分子沈志远的精神，间接也就是贯彻了章罗反党联盟的政治阴谋了。
上次政协会议期间(过年的时候)，右派分子陆诒，约我在散会时到他家吃中饭，他说当天下午，有孙大雨发言，一定精彩，精彩精彩。饭后，我们又同去约王西彦，要他也出席，说是有戏看。陆诒约我吃饭，我不晓得有什么用意，我未加深究。我不知道他是否约我为孙大雨的发言捧场。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到右派分子戴家祥家里去过一次，他到我家来过两次。我同他谈毛主席的报告。谈闹事和罢工罢课，说毛主席是主张闹透的。他第一次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和他谈党委对整风有顾虑，怕乱怕丧失威信。我也问他关于什么牛大海的大字报的事情。他第二次来时，是常校是指出我的错误以后，我们没有说什么话，他一坐就走了。我对他说了搧动的话，他在师大放火，我应该负—部分责任的。
我的问题发生时，右派分子徐中玉首先来通知我。他对我表同情，我从我的反动观点出发，觉得秀同调，也很感谢他。他劝我说，碰上去了，只有实事求是的检讨。他说，你没有说过，——指我没有说过整风要狂风暴雨——你就坚持没有说过。他说老施(右派分子施蛰存)就是这一篇文章(才与德)给抓住了。他说，我们讨论党委制，又没有主张取消党委制，倒是主张加强党的领导，这一点也没有错。他过去有反党情绪，这是我看出来的，我自己也有反党思想，自然不觉得奇怪。肃反时，中文于教师批判施蛰存的反革命思想，徐中玉流露出右倾情绪来，被党支张波同志所指责。这时，他闹得非常凶，说上就上，我又不是反革命，怕把我抓起来但我却是同情他，纵容他的。他写永远是正确的人，是同我说过的。
我的立场反动，恩将仇报。解放以后，党对我这样信任，重视和优待，我却毫无心肝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对党，对人民，犯了无可饶恕的大罪。我还不肯自绝于人民，我要改过做人。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心愿党和人民给我一个考验的机会，让我不断在学习与工作中考验。让我在学习与工作中改造。我要在艰苦的考验中彻底打垮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要洗心革面，彻底改造，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 原载1957年9月11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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