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2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周毅扬是师资训练部第六班哲学专业第二支部学员。他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期间，发表了很多错误言论。在支部揭发、批判他的错误后，他不但不老实交代、检讨，反而企图逃往上海，逃避批判。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周毅扬的错误是严重的，决定将他的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
1．在座谈5月29日彭真同志的报告时，他说：“为什么老教授对党委不满？就是由于我们领导不懂业务。”“有的党员不懂装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就多了。”当小组讨论关于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时，他说：“我们党员都不懂业务，不好管理高等学校；党委会不适合，可以取消。”他主张“以党员为核心，成立校务委员会来领导高等学校”。
他认为现在派到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同志，特别是老同志，“都是外行，无法领导”。当有的同志不同意他这种看法，并从几年来党领导科学取得的成就说明党能领导科学时，他很激动地说：“过去好像一切都是我们党做的，说是容易，什么从政治思想上、计划上领导，具体到底怎么领导？科学这玩意儿可不简单，不是吹牛皮！不信，你试试看！”他还说：“我接触的工厂干部，他们都感到不懂业务难于领导。”
2．大鸣大放时，右派分子诬蔑我党是教条主义统治。他也说：“教条主义谁都有，只是程度不同”。同志们问他：“中央有没有？”他说：“也不见得没有。”再问他：“毛主席有没有？”他默而不答。
3．在大鸣大放期间，大公报曾以大字标题提出“民主大解放”的反动口号。有的同志看了表示不同意。周当即质问说：“你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别的同志反问他：“能说我们过去没有民主吗？”他说：“过去就是教条主义压制人，不让人家独立思考嘛！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说‘民主大解放’？”
4．他说：“从党的历史上看，陈独秀就是因为右，被开除了党籍；教条主义统治时，对党危害很大，但是，王明今天还是中央委员。”还说：“几次运动，总是对右的又处分、又撤职，而对‘左’的就不这样。”
5．经常对领导上的批评有抵触情绪。1953年上海市委党校党委扩大会议曾批评他抗拒领导。他在今年5月15日的小组会上说：“五三年批评我不尊重领导，就是‘是非不明’，现在越想越不对，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不能怪我。”又说：“抓小干部好整，对下面整的凶，对领导就不整。”
1．在右派否定肃反成绩向党进攻时，他说：“我看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多、查出反革命分子少的单位，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
2．对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他说：“肃反有偏差嘛，应该让人家检查。”
3．不同意说运动中错误是难免的。他说：“错误为什么是难免的，我就不怎么同意。”“对我的问题的错误怎么能说是难免的！你可以多调查调查嘛！慎重的处理。”他对党在肃反时对他的审查，经常表示不满，并把自己的一切错误思想都归罪于肃反运动。7月7日在小组会上还说：“为什么我有右倾思想，而且右倾思想很突出？就是因为肃反我被冤枉，受过打击。”对党所提的“有错必纠”的方针能否贯彻，他也表示怀疑。
1．当右派分子林希翎大放厥词向党进攻时，同志们极感愤慨，而周毅扬却说：“林希翎所以不满，一定是过去党对她进行的教育的方法有毛病，不然一个十三岁参加革命，贫农出身的人，为什么讲这些话？可能过去被委屈过，现在发发牢骚，有些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林希翎捏造出来的梁质华肃反中被冤枉，入狱后被公安机关非刑拷打，他也认为是事实。
2．座谈彭真同志的报告时说：“对提意见的人不要从态度和政治历史情况去看，要冷静的分析事实，应把这些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事，不要看成是敌人。”后来又说：“不要把提意见的人看成是敌人。”有的同志问他是否包括右派？他回答说：“包括。”
3．鸣放开始后，周把右派的反党言论全部看成是“事实”。有的同志批驳他这种看法，说右派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否定我们的成绩。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抱着那点成绩不放。”同志们说：“对社会上给党提的意见，要以分析的态度对待，不能笼统接受。”他表示反感，在另一次小组会上借“检查”自己的“左”倾来攻击这些同志，认为这些同志是“左”了，并说：“这些同志沉不住气了，要‘收’了。”
4．“六、八”社论后，报纸陆续揭露出一些右派分子，他认为“点名太多了”。“右派中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这些人有本事。”“知识分子学点东西不容易，搞这么多，很可惜。可以采取打一儆百的办法，不然搞的太多了，我们今后怎么办？”
5．讨论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时，他说“资产阶级没有破坏性”，根据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上海资本家没有发生一件政治性破坏事故！”
6．“七一”社论发表后，他仍认为右派分子中有言无行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7．右派分子诬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太粗暴，说什么“士可杀不可辱”，周见报之后也不断重复地说：“思想改造时的方法是太粗暴了，伤了老教授的面子；知识分子的面子是非常重要的，真是‘可杀而不可辱’！”
8．他认为储安平提出国务院总理中没有党外人士的问题是对的。他说：“国务院可以放一个党外副总理。”
1．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部分时，大家谈到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经济发展上也是迟缓的。周反问道：“美国这几年经济上实际是有发展的，光说美国政治上反动，经济发展迟缓，不解决问题，美国有一亿吨钢，你怎样解释？”“美国政治上反动，可是人家经济上有发展呀！这不矛盾吗？”
2．有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有什么发明创造时，就颇有感慨地说：“科学这玩意儿，可不是吹牛，我们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赶上人家。”看到美国出品的牙刷、表带等，也都称赞不已。
3．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他经常气愤地说：“这个教科书（即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越看越空洞，越看越教条，越看越枯燥，真是没味道。”有时甚至气愤地把书一合，用手一推不看了。在他看到教科书上写苏联在某些方面（经济上）居世界第一位时，他就说：“又是第一，什么都是第一，净吹牛。”
4．同志们在报纸和“参考消息”上看到南斯拉夫的某些修正主义言论时，即进行批判，表示异议。周则说：“问题不那么简单，过去斯大林把人家整的好苦啊！现在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别的同志反驳他说：“就算斯大林整了他，对苏联有隔阂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搞修正主义总是不对吧？”他很激动地说：“同志！你没有处过那个环境，你体会不到这种心情，不信，你试试看！
普遍检查右倾思想时，周企图敷衍了事，对自己的错误事实，拒绝检查。
当他知道支部要让他在支部大会上检查批判时，情绪更加抵触，并提出质问：“为什么非要拿到支部大会上去呢？是不是拿到支部大会上去，人多，压一压？反正我是思想问题，压也不怕，没有就没有嘛！”在几次支部大会、联组会和多次小组会上，以及个别谈话中，他都不肯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企图蒙混过关。
在运动进入反右派高潮阶段，他看出混不过去了，就打算逃避斗争，声言他的右倾思想要回去解决。八月八日和九日连续向组教科写了三张请假条，说是他爱人病重（按：他先说他爱人有慢性病，后来从他爱人来信证明，病已好），要求请假回家，未被批准。十四日晚八时左右，为了防人耳目，他便乘三轮车跑到丰台车站，准备从那里上火车逃往上海。被同志们追回后，态度仍十分恶劣，不愿认真解决问题。
附注：周毅扬，男，33岁，山东省文登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者，八岁前家庭里有近千亩田，1940年日寇占领后逐渐破落。个人成分学生。1944年参加工作，1945年4月入党，历任大众报社校对、出版、编审等工作，后担任过胶东文协文艺科副编辑，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编审干事，来校前任上海市委党校二部教研室教研组长。其父周永兆曾在安东经商，1943年曾任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副连长。1956年肃反运动中有人找他了解别人的情况，他有顾虑不敢谈，当晚上吊自杀。堂伯父周永晋，敌伪时任伪村长，1940年被我军镇压。堂姐夫张彭义是汪记汉奸，1941年也被我军镇压。周毅扬1942年曾在一天内被日寇逮捕三次，自称因他“会说日语”（1938年春他曾在大连日本洋行当杂工）而被释放。
周一贯存在严重的骄傲自满、计较名位的思想。1950年到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工作时，因未当上科长发牢骚，甚至有十多天不工作，在宿舍里睡大觉。来校后曾对别人讲，肃反后提他一级太低，应该提两级。平时思想作风恶劣，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破坏领导威信。在上海市委党校工作时，经常在同志中间散布对党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满；在该校全体工作人员讨论生活福利和级别调整问题时，他挑拨同志关系，发表谬论，歪曲党的干部政策，发泄个人情绪。肃反时该校有学员检举他讲党史时发表反动言论，说什么“蒋委员长是劳苦功高的抗日领袖”。向明的错误被揭发后，他说：“山东这块土壤不好，以前出了黎玉、曹漫之，现在又出了向明。”又说：“我过江以后不断‘跌跤子’，就因江南土壤不好。”他在上海市委党校讲党史时还说过：党内有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如周恩来、康生等都是大地主的子弟，一样能担任领导干部。”借此发泄他在干部政策上的个人情绪。对其地主家庭感情很深，1953年回家探望，回来后要求补助，说家庭生活“苦”，而实际上他的家庭比一般群众生活还好。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0期，195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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