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2 作者：韩志明(书面发言)
韩志明(书面发言)我在接受党的领导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我就主要问题进行自我检查。
(一)我在北京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和在工商界月刊发表的文字中，我对私方人员如何发挥积极性问题，主要的提出了如下两个意见：1、在企业工作中，我主张不要提阶级关系，以为提了就会使私方人员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2、我认为不必提“服从公方代表领导”，以为提了会造成高高在上，个人崇拜的风气。我并主张实行民主管理、分工负责，强调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而没有谁领导谁，谁服从谁。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认识了我上面的意见和动机是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错误：
第一，不要提阶级关系，能不能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呢？按照我的说法，是为了今天的工商业者已经与公方职工没有本质的区别了，所以不要再提阶级关系，但是我怎么不看到资本家今天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难道剥削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吗？这道理是很浅显的。我当时过分夸大了工商业者交出生产资料的积极一面，自以为了不起，工商业者已经进步得和工人阶级一样了。在这种歪曲思想指导之下，我就讨厌起阶级关系来了，认为一提就妨碍私方人员积极性。而事实上定息五厘，高薪不减，人事安排，不正是因为有阶阶关系存在而决定的国家政策吗？如果说有了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鼓励，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还不能使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倒是不提阶级关系反而可以发挥积极性，这话怎么不是自欺欺人之谈。我实在就是“只要照顾，不要改造”。这种专门为个人利益打算的思想是多么的错误和无耻呢！
我把私方人员的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归咎于提了阶级关系，这也是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提了阶级关系就会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其实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私方人员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正是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具体反映，并不是提了阶级关系的结果，要冲破缩手缩脚，关键还在于私方人员本身认识自己存在的消极性，勇敢于接受改造，这样才真正能够发挥出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不要提阶级关系上，我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是模糊了阶级关系，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没有工人阶级坚定的、有远见的大公无私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做到放弃剥削，消灭阶级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劳动者。
第二，关于不要提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问题。我对公方代表在企业里保证社会主义方面和国家领导的作用，不是不知道的；公方代表来了，企业经过改革改造，面貌一新，我也不是没有体会的；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改造的帮助，我更是有所了解的。我当时却明知故犯，说不要强调公方代表的领导要实行无领导的民主管理，这岂不是我把私方人员的作用，故意过分强调吗？更错误的是把私方人员与公方代表等同起来，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认为被领导是不光彩的，只有不去提它，免得刺痛，才能使私方人员克服消极自卑，发挥独立思考精神，我不想到，如果没有公方代表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具体帮助，那末对私方人员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会迷失方向。更严重的我把公方代表的领导，是具体体现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也竟然加以否定了，这就暴露出我对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怎么心甘情愿的。
我还诬蔑公方代表，认为“服从公方代表领导。提法的结果是造成一种高高在上个人崇拜的风气。党一方面肯定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制度，但是从来也没有说过对公方代表只许服从，不许提意见，相反公方代表最善于依靠群众，吸收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为群众所拥护的。那里会有高高在上之理呢？我粗暴地把个别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夸大起来，以此来否定公方代表的领导；想在企业中与党分庭抗礼。我在提出民主管理分工负责的意见时说，“在民主管理委员会讨论中大家都是企业主人，没有谁领导谁，谁服从谁，但是民主集中之后，贯彻执行就必须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工作关系”。这也是有意强调分工，实质上还是否定党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其用意是和不要“服从公方代表领导”一样，要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保持原来地位。
第三，如果按照我的错误主张做去，那将是怎样一付局面呢？这次反右派斗争，才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企业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公方代表的领导，私方人员凭旧观点、旧思想、旧作风来经营管理，资本主义的一套，重新抬头，势必使企业前进方向，离开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从上面情况来看，说明我当时提出这些意见，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怎么会提出这些严重错误出意见呢？从自己思想上检查起来，一方面固然是自己自满思想，把工商业者交出生产资料后的地位，过分夸大到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不要改造了，故意抑低公方代表领导的作用，来抬高私方人员在企业中地位，否定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另外主要的一方面，还在于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心耿耿地为资产阶级利益打算”，抱住资产阶级的老一套，不肯放手，要资产阶级还像合营以前一样，在企业里任心随意为所欲为。联系到我做了十七年纱厂资方代理人的历史，也正说明了我这个“忠心耿耿为资产阶级利益打算”是一贯的。远的不谈，即以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来说，我在对国家加工统购方面，争工缴、争利润，是博得了同业“赞许”的，同业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铁算盘”，这刻划了我是如何精打细算地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我对这个绰号，虽然觉的有些刺耳，但是也未尝不明同业的“赞许”，而引为得意。又如我自己服务的企业，虽然合营比一般同业早一些，但是在申请合营的时候，也还不是先考虑企业合营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意义，而先要为老板的问题打算一番——债务如何处理，生活如何安排。在这样企业生产关系改变的重大关头上，我检查当时思想，就不是首先从社会主义的利益考虑，而是为资本主义的利益考虑。我在高潮以后，也附和过一些别有用心的论调，说私方人员克服松劲思想，要有物质奖励，来拖住私方人员改造后腿。在鸣放中，我还为一家外迁西服店的私方人员乱撑腰，他就硬起来了，家属也到上海区店哭吵，造成商业负责部门很多困难，因此，也引起了其他外迁私方人员的思想混乱，以上事例，说明了我是怎样不看事实，而处处从为资产阶级利益打算的立场观点出发。在高潮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再具有积极性了，而我竟还这样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立场上没有得到很好改造，这就反映了我对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触对立思想，这思想本身就是我的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的具体表现，正好说明了我不是不要改造了，不要公方代表领导了，恰恰相反，我更有必要在公方代表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
(二)我在这次工商界反右斗争中，虽然曾经经历了北京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两会常委会对章乃器的斗争，但是我却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丝毫没有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回上海后，在斗争初期，既无揭发又无检查，而且对一些抵抗运动的活动，也毫无警惕，我严重的右倾思想，竟然使我麻木不仁到如此地步。同时我温情主义浓厚，怕揭发了得罪朋友，我对右派分子的思想界线，也划分不清，恨不起来，毫无政治责任感。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没有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的缘故。
右派分子汪君良被揭发后，我还企图组织联合发言，混蒙过关。七月五日棉纺支部和棉纺公会第一次揭发汪君良的大会上，我又作了不适当的发言，破坏了会议的斗争气氛。我对反右派斗争运动，犯了这样一连串的错误，因之，在斗争中，就顾虑重重，表现软弱。
此后，我在同志们帮助之下，初步下了决心，站到斗争中来，认识逐步有所提高，又不断经过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大会斗争的锻炼，特别是自己思想检查过程中，几位同志的耐心帮助，使我端正了对待运动的态度，认真检查了自己错误言论。我以后一定要积极地参加反右派斗争，抓紧这个宝贵的机会，努力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本文标题是本报编辑部加的)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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