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2 作者：城市建设部, 王颂华
城市建设部、王颂华这是个辩论大会，是全国人民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战斗中的一个战场。我已堕落为右派分子，来这里不是进行辩论，不是再为自己过去的荒谬言论作辩护，而是进一步来向人民投降的。
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对同一件事物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立场观点错误，对所有问题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就是那样，过去坚持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对问题的看法自然会与人民大众背道而驰，言论与行动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整风期间，由於社会上右派反动言论嚣张一时，我的思想情绪受到鼓动，右派面貌也就很快暴露出来了。所以，应该说我的错误是阶级立场的根本性错误，如果用什么“主观”、“片面”等等来解释，那是自欺欺人的。今天的会是辩论会，根据会议性貭，我只就自己在整风期间用来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用人唯党”的论点及围绕这一论点的其他谬论，进行一次检查。
因为我在整风期间发出的反党叫嚣，大致是以这个为中心的。这也是我最注意、思想上最突出的问题。从这个问题进行检查，比较能够说明我的思想实质和阶级立场的反动性。
我发表的谬论，主要是以反对“宗派主义”，反对“特权思想”作幌子的，说什么“党员不论在任用和培养上都享有特权”，说什么“党把刚离开学校的年青党员立即放在领导工作岗位上，这样反使他们脱离具体业务，骄傲自大，资本家尚且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企业去学本领，在这一点上，党还不如资本家”。并且把党的干部政策污蔑为“用人唯党”。同时，我赞成陈义章的“党员靠党证吃饭”的说法，支持彭石安说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由共产党员来领导，会妨碍非党人士的积极性”，实际上这说法就是储安平“党天下”谬论的一部分。钱煇焴的九点意见中，我最拥护的是“不学无术的人不能当领导”这一条。我把党的干部政策歪曲、污蔑为“宗派主义的”，“只重政治条件的”，自然会赞赏施蛰存之流的“任人唯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荒谬主张。
这些谬论是在什么样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呢？现在我对这些谬论和这些丑恶思想的认识又如何？下面分别谈一下。
前些日子在出版社全体大会上交代时，我曾经初步检查，集中攻击所谓“用人的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现在我进一步揭发这一思想情况。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是个极反动的恶霸。这样的家庭，给我的恶劣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七八年来，我一直没有很好地去认识自己身上所带的种种丑恶思想：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散漫，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等等，以及因这些思想而来的与新社会的对立情绪。所有这些思想及这些思想所指导的行动，在新社会里，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机关，都必然是道德和纪律所不能允许的，於是乎我处处“碰壁”，到处感到“不如意”“不自在”。我没有从这种所谓“不如意”中去探求真正的原因，没有虚心检查自己，甚至在受到处分后，也只乘一时之客气，痛恨自己一番，而没有真正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挖思想里的毒根。相反的，只是感到“阶级出身”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生活得很委曲，牢骚满腹。我把“阶级出身”作为一个沉重的包袱背着。假如我能痛恨自己的旧家庭，认识旧家庭对人民欠下的罪和债，从而认识自己思想受旧家庭和旧社会的严重毒害，那就好了，那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生活的正确道路。可惜我不是这样。我嫌“地主家庭出身”这个包袱重，这个名字臭，但不是下苦工从思想上消除家庭的影响，而妄想它会自然消失，换句话说，想把出身的丑恶掩盖起来；对自己的思想阶级本质不是很好去认识，求得改造，而是感到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我是一种压力，一种威胁。这说明，我从不愿积极改造自己(口头上也知道必须改造)甚至从抗拒改造出发，自觉地反对阶级分析方法。
在实际生活中，我嫉妒政治上受到党和国家重视和信任的人，特别是党员，觉得他们“得天独厚”，是“天之骄子”，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我高，我处处矮人一个头，严重感到自卑。与这种政治上的自卑感同时存在的，却是自高自大(我还不能明确地理解为什么自己身上带着这样两种恰恰相反的东西)。实际上，我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今天是个真正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值得“自高自大”的，而我偏偏以为自己“聪明”、“能干”、“了不起”，处处想表现自己，一心想往上爬。离开学校后，生活中直接接触到“职位”、“待遇”、“领导与被领导”等问题。从此就一直闹名誉地位和待遇。闹这些思想问题时，我就感到所有“长”都是党员，至少也是团员，不是党团员特别是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前途”没有希望(因为从剥削阶级看来，只有爬上去做“官”才是有“前途”)。好像党员阻碍了群众的上进，感到不满。应该承认，“每个工作岗位上都由共产党员来领导”，“用人唯党”等荒谬思想，是我把资产阶级“出人头地”思想的反映，是我把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放在与集体利益、党的领导的对立地位所产生的。应该认承，这种谬论的根出在反动的阶级意识上。应该承认，这些反动思想，由来已久。
过去，我那样处理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并不是很明确知道这说明什么问题，今天，经过了反右派运动，我才认识到，这正是反动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本能的具体表现，如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反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严重抵触的，资产阶级从它的阶级利益出发，在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阶级存在这个事实，千方百计地否认阶级矛盾，甚至否认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把它说成是“全民的”。资产阶级这样做，目的在於蒙蔽劳动人民，以便於剥削和统治他们。在另一种场合，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资产阶级分子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也会从思想战线上来反对这个工人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之一的阶级分析方法。一切剥削阶级分子和有严重的剥削意识的人，在不敢正视现实和勇於改造自己时，必然会厌恶和反对阶级分析方法。我就是那样，害怕阶级分析方法像照妖镜一样照出我思想本质的阶级性，想躲起来，想逃避。实质上这种“躲和逃”是一种反抗，是阶级本能的表现，是反人民的。我的“反对用人重视政治条件”“用人唯党”等等正是从这种反动阶级思想的根子上生出来的毒菌。
“用人唯党”这个诬蔑性的词不是我独创的，是从报章上拾来的。正因为这样，我的这些污蔑叫嚣，错误的严重性还决不止於上面所说的那样。我现在认识到，右派野心家疯狂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用心是极狠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用这些谰言来挑拨党群关系，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煽动群众反对党；企图抹杀用人的政治标准，从思想，特别是从组织上来瓦解人民民主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开辟道路、创造条件。我由自己的剥削阶级情绪所支配，加入了这种反动谰调的合唱。我的谬论，实质上也具有这种反动作用。我的错误的严重性也在於此。
另一方面，应该追问—下：我的那些谬论究竟有没有一点事实根据？没有！说实在的我连想也没有想过要找事实根据，完全是凭感觉信口雌黄、恶意污蔑。反右派以后，我到是留心了事实根据，事实恰好给了我一下又一下的耳光。
就以“每一工作岗位上都要放一个共产党员来领导”为例，是不是我真的了解到每一个工作岗位的确都是党员领导的呢？没有，或者说我根本没有想去了解，只是从上面所说的那种反动情绪出发，很快同意了这种说法，并且说“这就是用人唯党”。这是用“想当然”代替了事实，是造谣。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直到一所初级小学，大大小小的工作单位，有许许多多非党人士在担任领导职务。按事实说，这是造谣，如果要退一步来为这谬论辩护，说“虽然不是每一工作岗位，但至少也是很多工作岗位是由党员领导的”。这样说，实际上正好进一步说明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就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几天来很多同志用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的，拥不拥护党的领导，是愿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金石。而党的领导不能只是一句空话，是必须通过各工作岗位上党员的具体领导来实现的。凡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一定会真心诚意地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党员来担负各方面、各种工作的领导职务。而我与此相反，反对每个工作岗位上有党员领导，事实很明显，这就是企图削弱党的领导，是反对党的领导，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意愿，反对历史的前进。这种谬论是反动的。
再说，从前面所说的，可以知道我所谓的“用人唯党”一方面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同时污蔑党是宗派集团。这都是恶意污蔑。先说用人标准问题。党和政府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顾，也就是说既重视政治情况，又重视业务能力，这是政府一再明白宣布的事。但是我从个人得失考虑，认为自己政治条件差，出身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党员，认为政治条件是个人过去历史决定了的，不能改变，而业务能力可以学习提高，所以我反对重视政治条件。当然，这种想法在革命的现实面前一定要受到挫折。在这时候，我就歪曲德才兼顾的标准，污蔑党用人只重德不重才，而且把“德”说成是“是不是党员”。实际上这是我反对用人的政治标准。更需要说明的一个思想情况，近年来国内经济和政治情况的发展，在我思想上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想法(这是与上面的一些想法一脉相承的)。我以为，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了，国内已不存在敌对阶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也提出来了，处理内部矛盾问题也提出来了，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在这时候，用人可以不必强调政治条件了，应该逐步放宽政治条件的要求，特别是一些业务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出版社、学校等等)，更不必扣得太紧。我曾经对人说过：“社会主义建设谁不拥护？不一定党团员才是积极工作的，群众一样是积极的，那么用人为什么要强调政治条件呢？”现在我认识到，这些想法是荒谬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在各个时期对用人的政治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去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来以后，大批社会失业知识分子(其中有部分的政治条件很差)都吸收到国家机关参加工作，这是个证明，但这绝不等於可以不不要政治条件，可以取消政治标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为知识分子不经改造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完全信任和重用。而我，却把要求放弃用人的政治标准来抗拒思想改造，认为我这样也差不多了，用我吧，给我工作条件，发挥我的积极性吧。事实回答了我的荒谬想法。今天我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事实，雄辩地驳斥了这种谬论。假如我现在还问“社会主义建设谁不拥护？”大家就会指着我说“你！还有其他一些右派分子！”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揭露的事实也证明，用人必须重视政治条件，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这也是我在运动中切身体会到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用人标准当然只应该是工人阶级的标准，如果放弃这个标准，将会严重影响政权的性质。人民日报在七月二十三日的社论中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权在选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都是有政治标准的”，不要“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标准”那就势必“出现另一种只利於少数人的政治标准”，而且“必然是一种反动的、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我自己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我希望用人不要强调政治标准，并没有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着想，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是在剥削阶级意识支配下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敌对阶级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反对用人重视政治标准，实际上只是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法。
关於所谓“个人前途”与用人政治标准问题，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得到了新的启示，愿意说一下。事情是这样，一次丁主任找我去谈话，丁主任教导说：“………党一向把地主阶级分子和出身於地主家庭的青年区别对待的，………青年人有正义感，就应该与不正义的剥削家庭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应该向前看，从世界潮流、历史发展方向来看问题，寻找自己应走的道路………”何文社长紧接着说“我也是出身於地主家庭………”并且说明了她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家庭。这一席短短的谈话，给了我很多启示，其中主要的一点，使我懂得了自己缺乏的政治条件，不单单是出身不好，更重要的是缺乏一般知识分子所有的正义感，以致连亿万人的幸福都看不见，是非不分。因而缺乏一颗向社会主义的心，这才是真正的缺德。缺乏这起码的正义感，才使自己在新社会生活七八年而丝毫不改变自己的不正义的阶级立场，才使自己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今天的右派分子。事实证明，我过去所追求的所谓“个人前途”是自私自利的、可耻的。它只能引导我走向死，走向违背人民大众的意志，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死路。只有毫不犹疑地放弃这种“个人前途”，改变立场，接受改造，才是真正的前途。
至於党是不是宗派集团的问题，解决了上面一些问题，不再坚持反动立场，这是显而易见的，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三十多年历史证明，党一向主张并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看作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在目前政府机关中并没有排斥非党人士，排斥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工作人员。这些都证明了党决不是“用人唯党”的宗派集团，党一向反对宗派主义，这次开门整风，也是铁证之一。
总而言之，我在整风期间所发的谬论，是在阶级敌对情绪支配下发出来的，都是恶意的诬蔑。在这种阶级敌对情绪下发出的，不可能是善意的帮助，只能是恶意攻击和诬蔑。这种诬蔑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挑拨党群关系，以达到反对党的领导。
对一个正直的人进行诬蔑，是犯法的，更何况向一个六亿人民爱戴的、领导祖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党进行诬蔑，违背广大人民意志，反对社会主义，那就更有罪了。所以上次交代时，我诚心地承认“我对人民是有罪的”。因为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六亿人民的幸福。听了孙部长的报告以后，更认识到右派的反党活动，实质上是亡国灭种的勾当。我既然成为这样可耻的人物，我痛恨自己。
右派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已完全孤立了，“右派分子”已成为最臭的名词，走在路上也抬不起头来。今天我再不改变立场，就会被人民唾弃，被历史车轮辗个粉碎。党就在这时候耐心地教导和挽救了我。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才有了初步的觉醒。只有共产党，能有那么大的胸襟。对反对自己的人进行如此细致的教导和挽救。我衷心地感激党和群众。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立场，向人民投降请罪，并在党的教导下彻底改造思想。
我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的趋向告诉我，只有紧紧跟着党，忠心为人民服务，才有个人前途。
我知道要从思想上彻底清除剥削阶级意识，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有决心，相信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监督下，我能够获得改造。
今天我的发言，还不能说是批判了自己。发言的目的只是一方面说出一些思想情况，求得同志们进一步批判，帮助我认识，另一方面我把自己的事例作为右派言行的标本，向大家揭露右派思想的丑恶和向党进攻的卑劣事实，粉碎一些右派分子假惺惺地说什么“发言动机是好的”，“认识片面”等等谎言。
1957年9月12日
来源：《城市建设部整风办公室编印“整风通讯”第四期》，1957年；钱煇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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