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3 作者：[待确定]
同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对我启发很大，但因时间关系未能来得及系统考虑，墙报也看了一下，但也不能归纳得很清楚答复。
我上次说，由于我自己的思想线索，我考虑过很多关于民主集中方面、分权制约的问题，但是很少考虑到党的领导问题。感谢同志们提的问题，使我再搜索了一下我对党的看法，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我确实可以说，在过去一年中，在我考虑各种问题的时候，是没有集中地考虑过党的领导的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像我这样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观念十分薄弱。
当然，这绝不仅仅是薄弱，因为在许多方面我是考虑到了党的问题，而且提出了错误的看法。现在把它们集中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代表了一系列严重的歪曲和错误。在许多方面，我忘掉了或者不懂得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地位，而把它同资产阶级的政党混同起来，甚至希望他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活动。
我同意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样一些说法，同意过斯特朗所谓党不要置于政府之上的说法。我上次还说在人民日报批评“党不能发号施令”的说法以前，我也有类似的想法。我又说，“党不是权力机关”，又说过“党员不应当有特权”（当然我指的是政治待遇上的权利，而不是指什么物质上的权利）；党应该管党员的思想，党应当通过党员来活动；再加上党应当少管点事。把这些思想联系贯穿起来，可以看得出，我心目中的党将成为一个大政方针的研究机关、决策机关，通过政府来执行，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来保证执行，党又通过选举来保证他在政权中的领导。这样在我看来，就是党政分明了，就是党群关系不会有大问题了，就是党可以受到群众的监督，这样的党才能更集中于大政方针，工作起来更主动。
我现在记起，曾经同言彪同志有一次闲谈说，我们党内生活除了运动时期以外，不大谈政治，总是说些思想问题，以为是政治气氛还不够，应当多谈国家大政问题。言彪同志当时批评我说，这样的党会变成是知识分子党了。意思是说，这样党员都要变成政治专家了。我后来再也没想下去，现在看看我的思想确有严重的错误。
从上面看，我似乎是要党更政治化，让党员更多参加政治，我主观上也自以为是如此。其实我把政治化的基础抽掉了。把党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就是在阶级斗争的一切方面去积极领导的作用削弱了。这不是使党加强领导，而是使我们的党萎缩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党。
当然，我也背得出，党是工人阶级自觉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而我在这样背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同我上面那样想的时候有矛盾。为什么？因为我实际上是超阶级地来理解国家和人民。在我脑袋里，总好像国家是全民，而根本忘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而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党要领导国家，就要领导阶级斗争，要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去贯彻阶级斗争。
党的力量，党的作用，就在于他同千千万万群众的血肉联系，然后才能领导大家进行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自己的伟大事业。而照我的那些想法（虽然我并没有把那些想法贯穿起来），党实际上将无所作用。
我本来以为，在我的思想中，像两党制那样的想法可能是最糊涂与错误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我在想什么两党制的时候，倒确实还不过是在偶然狂想一个遥远的什么东西。而在批评我们目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之类的情况的时候，才是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性的错误。
“党要少管一些事情”，到底少管哪些，这于我来说确实是一种倾向，并无具体的想法，不过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以后，我以为在科学、艺术、文学这类范围内的许多属于组织手段方面的限制是可以放松的。禁戏受到批评，后来全部取消，连“杀子报”都开禁，我以为这就是放松，但是我个人是反对“杀子报”的上演，曾与人讨论过，我以为今后对这类戏的反对就只通过批评即可，而不加行政管理，这就是我所谓少管。根据我的出气洞的想法，是觉得各种事情放松一点好，但是应当说并没有具体的想法。我曾考虑过一个干部自由市场的问题，但未考虑通。我也曾考虑过一个同人报的问题，也未考虑通。在我看来同人报集资的方式就可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了，这点我觉得很难设想。
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特别感到这个问题，我可以说一点实际思想，我曾与国际部支部的一些同志谈过支部到底应做哪些工作。我觉得机关支部的工作一直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1948年说要以支部为单位，进城以后又说专门搞学习，1954年，曾化了极大力量讨论如何保证业务的问题。我在当时就有些怀疑，以为做的了吗？以后似乎也没有做什么，我又根据自己的印象，觉得54年胡骑同志搞支部工作，抓思想抓得较紧，但结果那一年思想问题最多，我就觉得有些事情是管出来的。去年一年，支部工作不多，整风前，改选支部，改选党委，大家讨论工作，许多同志提了一大堆意见，认为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我觉得全要做起来，恐怕不但不能满足大家的愿望，反而会很难办。而我倒觉得这一年来支部情况还好，略紧一点就可以了。邓岗同志的总结报告，我没有去听，但我听到反映，也是有人说，什么都包了下来，实际上很难办到。我就认为空头支票不如不开。有些同志知道，这几年来我一直有一种事情不要多做，只要做好的道理，我常举的例子，就是54年年底新华社的工作，我的说法是“百废俱兴，一事无成”。可以说，自从1954年底一是支部工作，一是行政工作给我的一种经验，归纳起来，就是少办办好，我形成了一种经验主义，以为许多事情办起来就是滚雪球，其实不必那样做。我为什么同梁再冰特别说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她在西方组一次会议上批评我不做思想工作，而我以为，工作有一定限度，我答应了你，办不到反而是空头支票，哗众取宠。因此，我在路上碰到她就同她谈论这个问题，表示我不同意她的意见，但我以为我的态度是友好的，倒不是严厉的拒绝批评。我当时提的领导的工作做哪几条是临时想的，似是（1）业务，（2）纪律。（3）选拔干部。当时报上有一种以为凭道德文章就可以领导的言论，这很触动了我，我也觉得领导人靠道德文章，以身作则，工作之余，推心置腹，作忘级交谈最好，这是我的理想。在这次整风中，与许多人谈话，一方面确实是感到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一方面就是实现我的这种理想，觉得现在不但需要如此作，而且也可以如此作了，一杯茶，一支烟，无话不谈。错的对的都可以，大家推心置腹，我以为这样算是最符合整风精神了。我个人一直欣赏有这样的领导。这几年冷西同我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我觉得他比较严格，没有朋友气息。我确实不重视严肃的思想交往，而是觉得这样自由的方式最好，我以为如果这样关系为大家了解了，工作中互相信任，岂不是思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我的实际想法。这是企图以自由主义来代替严肃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的来说，这是我心里的阴暗面，是造成我今天错误的根子。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我的不适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完全改造掉。这种不适应，并不是表现在物质生活上，而表现在精神生活上，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铁的纪律，阶级斗争的尖锐锋芒时时刺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中庸主义。
土地改革，我没有物质上理智上的抵触，我是城里人，亲属中连一个地主都没有的，但是对农民吊打地主，总是不忍看。而且立刻产生一种推理，这种做法，可能有副作用，打惯了人，风气不好，不文明，要影响到人民内部。记得鲁迅有一篇文章给了我逻辑上的感觉，我感到不文明的东西还会继续下去。
镇反：普遍检举，我也感到有副作用。直接牵涉到我血肉关系是没有的，但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类都关心。如此次反右派，储安平儿子写信给储安平，过去这类例子也很不少，我每看到的时候，总觉得在这些方面应留些余地。我是受孔子的影响，“乡党之直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我可以说，我不至于主张隐，但是总觉得不要太刺激，太表面化，拿出来登报，刺伤天下父母心。
到解放区，即碰到一些老同志，其中有人是整风中受过审查的，几年怨气未消，对我发了很多牢骚，如丁明，我是有同情的，操良同志也与我谈过一些他的情形。同时有些人，因为整风时的根子，一直感情不好，吵架好几年，到进城时还如此，我也感到太伤和气。我的思想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要搞得太过分。
三反初期枪毙宋德贵，觉得很好，但是后来卢积仓等一大堆被揪下去，后来又证明没有什么，就觉得过火了。有些积极分子与审查对象彼此不讲话，这些我都感到压得太紧，伤了人心。有的同志说我对三反的看法有矛盾，我承认三反整个来说是伟大的，我恨贪污，三反是肃清了贪污，我是感激的，但是对运动方式的副作用，我还是感到不满。整官僚主义的时候，新华社内有一个负责同志在会场上是完全没有发言的余地，应发展为自由辩论。
肃反：我第一次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一句话叫“打狼的鞭子不要打到羊身上”，这句话立刻就记住了，多少总有些羊要打到吧，我总是感到锋芒太厉害了，有副作用。
这次整风，许多人都骂我们的运动，他要在我们面前骂，我可能不许他说，但是我在背后看他的文章或材料，又总感到有些情有可原。而且形成了这种意见，各种运动确实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我也承认革命是一定要有恐怖的，但是心里实在是希望快快过去。
其他如各种思想批判运动，我上次已讲过，不多谈。给我的压抑，是我过去读红楼梦就要吹到胡适之、俞平伯的考证，现在在同志们面前就不敢说了，怕人以为我的观点有问题。
对梁启超，我常为他申冤，梁再冰入党时在这问题上对她进行了批判，我觉得事情已经很远了，不必批判她那么多。
鲁迅论章太炎的文章，我读了很多，鲁迅肯定了其前半段，这次整风中，很多人引用了他们的话，右派分子引用了，我也引用了。
去年二十大以后，我偶然重读《双城记》，影响很大，也推荐过。我感到法国革命既伟大，又严厉。我说生活残酷的逻辑就是说这两方面是一定联系着的，然而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总想在自己心底保留一个象牙之塔，就总感到那塔受到社会风气的激荡。我甚至于想，比我条件再好的人可能几乎没有了，因此我更以为别人感受的压力可能比我还大，从我心里夸大了副作用。
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我喜欢发表一些意见，各方面的看法，我自以为不怕与人争，而且喜欢与人争，有人说我“资产阶级思想”，很伤心，心里感到压得太紧，我有守旧保守思想，对文字改革我不太赞成，我碰到的都是不赞成的多，然而一本《中国语文》、一份《光明日报》却从来几乎没有反面意见，我就不大相信，总觉得是压得太紧了的原因。我了解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他就不赞成。我由此以为有正作用，必有反作用。贪污是搞清了，但人情也受了点影响。我有一个亲戚到北京，给我送了礼，我实在怕拉扯这种关系，我亲自退了回去，他生了气，几年来也几乎没有来往，我心里总感到这样可能不太好，错综复杂的心情。
有一次，李炳泉同志说有许多人不敢交朋友，交党员交了个潘汉年，交非党员交了个胡风，怎么办？我曾同有的负责同志谈过，都以为可能有普遍性。我个人恨道德败坏的人，但是又感到大会一斗，使人不敢见人面，我又有点觉得不要太过，既然太厉害，我就有抵触。所谓压抑等就是指此。我的痛苦不是那么强烈，我只希望以后思想都能放达起来。
我个人的底子，对做新闻工作是勉强的。一参加革命就跑到新华日报，做国际新闻工作，我对此是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兴趣的工作，改行的思想一直是有，但是解放区，无行可改，当时在新华日报也无行可改，那时也无改行思想，但心里总想搞一些学问。进城后，改行思想大动，想做学术研究工作，但办不到，心里有意见。1950年整风中曾检讨过不安心工作，好了一些，但未完全解决。52年时，到处跑来跑去，政治上的要求压倒了个人的要求。这几年来，无目的的狂想没有了，但是心底总想挑一个可以干一辈子的研究工作。整风开始以后还跟冷西同志透露过一下，也曾向陈定民同志要过北京大学的分析表，想进大学。但是我心底总是愿意能够自由选择职业。这几年来是感到年纪渐渐大了，到底要干哪一行，我自己也摸不准，因此心多少比前几年定了一些，但是年华虚度之感又增加了一些。总之，总是不大愿意做新闻工作与行政工作这类集体的工作，而是要想做一点“自己的工作”搞点名山事业。这是我十多年以来从未拔掉的根子。我还同情那些我认为有才华而被压在行政工作岗位上的同志，认为这些人如能做学者，贡献更大。
诸如此类的许多东西，构成了我的所谓不适应压抑、痛苦。我是觉得我们的社会风气太严了。我不是自己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努力改造自己，来适应这个社会，希望我们的社会松一点，来迁就自己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中庸主义。我不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去帮助我周围的人改造自己，使他们适应这个社会，而是作一种无原则的同情。总之，我认为多发展一点自由主义，就可以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去年论十大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我就以为今后的民主生活将逐步扩大，我曾同许多同志谈过，我主张慢慢来。有人认为两“百”政策提出以后，好像热闹了一阵（指青岛遗传学会与北京的几个学术座谈会），以后又没有什么表现了。我就认为应该慢慢来，慢慢才能掌握规律，才能走上正轨。今年最高国务会议以后，感到中央的步调是加速了，特别在批评90％的干部和批评人民日报以后，感到好像要有很大的变化的样子。自己感觉到，我自己和别人都跟不上。当然我的理解是错了。但是我当时的理解是，今天中国党将在社会主义社会在阶级斗争结束以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方面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出一条新的道路，这将是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将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伟大发展。在我们国际部讨论整风的第一次会议上，莫如俭说，我们的制度里有先天的弱点，我驳斥了这句话。方辉盛同志说，这将是“万世开太平”，我引用了这句话，而且一直表示欣赏。我确实以为是会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到底是什么，我不能具体说明，当然从我的主观愿望出发，总的是更扩大民主，我自以为我一年来想的一些东西也许会对得上。如果说制度，我以为改革是有的，我曾经讲过我分的大、中、小三种矛盾，亦即大、中、小三种制度。我以为大制度是决不会轻动的，否则将动摇国家根本。但是今后可能是可以在理论上，学术上探讨研究了。我认为中矛盾则一定会有些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改变许多面貌，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各奔前程”，我以为不是小事情，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第一次容许自由办报，而且获有几乎无限制的自由。虽然，我也有点担心，主张有个新闻法，但是整个倾向是认为这真是大胆创举。我以为这种情况就是新局面（当然是没有料到右派进攻）。当时我片面地了解主席的思想，总是感觉自己和别人的思想跟不上，而在失去阶级立场的拼命想跟的思想之下，走到了另外一条岔路上去。
整风本来是明年开始的，突然提前到今年，也被我认为是扩大民主的步调加速的标志。但是由于我的老偏见，我又怕运动的形式会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混乱，因此可以说，我的鸣放情绪在4月份最高，那时是纯理论的，所以兴趣高。到5月初整风正式开始以后，反而又下降了一些，感觉来势不善，来势太猛，要看看运动发展。应当说，社内运动的发展开始就引起了我的一些忧虑，连带也怕社会上会有狂风暴雨把事情搞得太乱。我觉得给墙报写文章是件苦恼的事，三头为难“空洞无意思”；每一个问题写出来可能造成不好的效果，认为别的领导写的文章不合乎实际；有些问题想不通，有困难怕写错了，但未想到是立场问题。因此连墙报文章也写不出了。到5月中旬情绪高涨，原因有二：一是忧虑论，在与一位同志谈话时表示了我的忧虑论，我怕坏分子捣乱，破坏分子利用怎么办，别人批评我是书生之见，认为问题不在制度，而在风气，后来我接受了这个同志的意见，思想有了转变。二是后来听到了关于党委制的意见，觉得确有一些东西可改变。又在当时受到风气论的影响，认为所以要搞一个运动来整风，来内外夹攻，正是要震动风气，才写了那篇墙报，这是我情绪最高的时候。以后，又因为看到运动来势渐猛，而在5月下旬起感到很担心。心里是不大赞成鸣放了，当时我就对办公室的同志搬经验主义说，这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那就只好西风压倒东风了。当然我完全不能理解到这是一场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感到势必是要收一下才行，因此对我那一套想法就不多谈了。我还记得对我的思想第一次敲起警钟的是柯庆施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些党员只能做民主主义者而不能做社会主义者，这给我一个提醒。我记得他的讲话至迟是在5月下旬。
我设想整风的和风细雨并没有什么特点，应当说是想实现整风指示的要求，能平心静气探讨问题，特别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觉得这一次整风在许多地方都是一上来就硬找碴子，我就觉得来势不善，不是和风细雨了。国际部整风我认为很好，我说冷一点好，何必和人家去比呢？心里反对鸣放，但要写一些鼓励鸣放的文章，这实际上是主张了鸣放。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和风细雨”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过去搞运动是开大会，而这次要“和风细雨”个别谈心。个别谈话是否就是和风细雨，我觉得比较渺茫，我是把我和许多同志坐在沙发上一支烟，一杯茶，无话不谈看做和风细雨的。当然现在已经证明，其中有很大的危险性。把自己错误的言论也当成“和风细雨”去谈，影响恶劣，这实际上是起了放火的作用。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不久，我就去西方组党小组会上作过一次自我检讨，认为这次阶级斗争观念模糊，在一些问题上失掉立场，这是犯错误的原因。那次检讨是十分粗浅的，但是，现在再回头来检查，我的错误的严重性仍然在于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形势，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经常注意敌人的存在的最应当宝贵的积极性。
我在两方面失掉了阶级立场：一是今天在中国存在着阶级斗争，而我却视而不见，附和阶级敌人的话。一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对我们党的政策方面许多重大的问题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认识，而是保持着一种似乎是超阶级的认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认识，根本不辨香臭，与敌人说同样的话。
首先还是从自己的知识分子气质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未改造讲起。使我总觉得自己有一部分东西是正确的，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以为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当说党对我也对。我自以为这还算是自觉地遵守阶级斗争的纪律。而到阶级斗争过去，就可以大大松快了。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把许多资产阶级的理论看成是超阶级的，这不是全心全意的改造，而是厌倦阶级斗争，希望它快快过去。批判斯大林以后，我发展了一套想法，以为是正确的，但是很少与人说，因为中国有阶级斗争。但是我认为在苏联就应当有条件容许讨论这些问题。十大关系（发表）时，强调了一点自由主义，八大又说暴风雨式的阶级斗争已过去，我就感到好。到今年春天，主席说，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显露，我就感到以后好像什么界限都没有了，过去自以为正确而不能说的东西，可以任意说了。正是因为有这一点，所以才说了那些话，写了那些文章。我自以为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在“人民内部矛盾”基础上提出来的，我觉得我在新闻业务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我来说是典型。我过去并没有怀疑我们的新闻政策，去年传达少奇报告“客观、全面、真实、公正”四点有偏差，没有提阶级立场。许多分社国外的工作方案只写这四点，是客观主义的，应加上阶级斗争，我到四月份还特别提出意见。直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看到人民日报受批评，我们新华社发布新闻的垄断已打破，文汇报与光明日报都“各奔前程”了，才觉得既然可以如此做，那么理论根据是不是要变呢？去年人民日报已提出是党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以为这在理论上也是体现着一种矛盾的统一。因而把这个问题提到所谓理论上来，这个理论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理论。我当时之热中，简直有“恨不涌身千载上，古人未说我先说”的心情，想在理论上抢先。殊不知这些理论本是有阶级性的，是错误的，是反动的。不论在阶级斗争结束以前或以后，不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而我却以为在阶级斗争结束以后，在阶级斗争进行时，不正确的东西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变成正确的东西。我曾有一个时期把自己的想法与陶里亚蒂去相比，陶里亚蒂的文章我虽不能完全消化，然而在他自己看来一定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波兹南事件发生后，他就说“敌人存在着”，口气变了。到苏共决议对他批评以后，他又立刻有保留地收起自己的意见。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有那么一堆意见，在阶级斗争结束时，就可以拿出来了。我不了解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反右派开始后，梁再冰同志有一次同我谈话，我征求她对我的意见，她指出我有些话的错误是思想实质，我还认为自己说话是错了场合，说场合也是重要的。梁再冰同志的批评是正确的。
其次，我这一次确实是对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失去了警惕。我上次已说过：我对主席所说时代大转变作了完全相反的理解。主席原意是下层基础革命完成上层建筑也要搞大革命。我却以为，社会大转变以后，一切都是人民内部的事情了，基本上没有阶级斗争了。应当说在我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经验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我是有一定程度的警惕的。在最初的扩大编委会上，我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能与×××同放”，后来又要求加强墙报和前进报的领导，防止坏分子篡夺领导权。对学校内搞大字报那一套表示反感。但是我仍以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忧心忡忡地以为人民内部矛盾不简单，以运动的方式搞起来也是很凶的，看不出其中主要是阶级斗争。在我看来，我心目中的坏分子既然经过肃反证明不是反革命，那也只好算“好人”，而这些好人我以为是很可怕的。后来的形势越来越厉害，我的担心越来越大，而且也明确认识必须反批评，然而却没有想到这正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记得南亚组第一次讨论反右派。言彪同志后来跟我谈到穆广仁同志的一个提法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我觉得很深刻，有好久一直考虑其中是如何交叉的。
应当说，在我能够看到有阶级斗争存在，或者说有敌情的时候，我还是能够起来战斗的。有同志问我为什么主张放松，而在国外记者问题上又不放松，这矛盾怎么解释。国外记者的问题，我是了解全部情况的，我认为国外记者是在敌我矛盾的情况下工作，而不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下工作，一定要党员担任，虽然有些人的条件差一些，也非如此不可，在这一点上说，我是很明确要守住阵地的，即使是孤军奋战，我也以为这是党的原则。在其他社内的问题上，以及个别的社会上的问题上，凡我理解得到党的利益的，我是一定守住的，我曾经与若干同志以此相勉励。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敢把这种心情向一般同志说的。然而在我那一套制约之类的思想上，我就不如此，而以为是在整风以后可以自由谈的学术问题，我根本不能分辨其反动的错误的本质，因而就到处乱说，结果就为右派、为阶级敌人张目而不自觉。
关于我在墙报里所提出的那种我所谓“中矛盾”的问题，其中有我自己的想法，也有别人先提出我再转提出来的，其中如“以党代政”之类都是敌人进攻党的口号，而我却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唯不能以斗争的态度去明辨其错误，去反对它，反而认为这些是问题，是要研究，是要解决，再提出自己的答案，实际上已是同敌人一样的答案。
同志们问我，右派言论同意哪些反对哪些。我要说，除了葛佩琦、杨玉清那种类型的以外，我的分辨能力是不高的，除非是极端恶劣无耻的那种，如许君迈文章吹嘘过去记者昂首自得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确实让我感到恶心。但是凡是政客的意见我是比较警惕的，知识分子的又比较同情些，我并没有说同意章伯钧、储安平的意见，而是说对他们的意见我不能很明辨得十分清楚，但是因为他们是搞政治的，因而还有些警惕。在章罗联盟提出以后，在苏欧组开会，有同志提出储安平与葛佩琦不同，我提出是一样，就是因为我认为储是有政治野心的。我重视的是发言的方式，如搞大字报，有上大街之势的，我就比较警惕，我即使认为其言论还不无可取，但只要做法强烈我就认为意图难测，应当注意。我一直怕乱，怕搞到不可开交。许多同志是知道我的心情的。我在国际部与一些同志作个别谈话，我虽然是认为不正确，然而却也怕传出去引起“误解”的话，就是因为自己还认为同这些同志都是可以谈的，我说了是活泼活泼思想不会造反的。现在想我的“不与×××同放论”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其实质是我承认我许多思想可能与×××相同，不能与他同放不过是怕他造反而已。在这类思想上，我正是失去了明确立场和界限。就是这样，我从思想立场上的模糊导向政治立场的模糊，从思想上的错误导向了政治上的错误。还有些问题没想的很好，先谈到此地。
*在国际部全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来源：《李慎之材料之十二》（内部材料定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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