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3 作者：诸尚一(书面发言)
诸尚一(书面发言)在反右派斗争的教育下，我回头看看自己的过去面貌，——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而所言所行却是忠心耿耿为资本主义充打手，当先锋。真是感到愧恨交并。
从大合营以来，工商界在政治思想上经历了三个大浪：(1)是资方代理人应否分润定息的问题；(2)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改造以后，还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3)是李康年向党进攻的所谓“定息二十年”问题。这三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走那一条路的问题。
对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对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作为一个工商界的骨干分子，并且目前又是一个民主党派的专职工作干部，我在当时是采取了默尔而息、和平共处的态度来对待的。为甚么会这样呢？第一，我仅仅把这些问题看作是理论问题或思想问题，没有从政治上来看这些问题。第二，我在理论上懂得这三个问题都应该给予否定的答案，因此，要我公开支持他们，我没有那么傻；但如果他们的主张得到胜利的话，我也可以分得一杯羹，因此，我对这些谬论根本就恨不起来。好在我在该时忙于搞民主党派的工作，乐得作壁上观，坐观成败。
这种在形式上的自由主义态度，实际是有鲜明的爱和憎，和鲜明的“立场”的。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爱，和对社会主义的憎。我的立场是与章乃器、李康年之流有共通之处的。
回忆我在解放后，在工商界工作中的类似动摇、右倾的情况，是一贯的。特别是当接触到我自己的利益时，我，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佩带着的阶级烙印，就显得特别明显。
几年来，我参与了本市工商界的税务工作，特别是所得税工作。在这个工作方面，检查我的情绪与表现，如后述分析：(1)我对这项工作，一直是热心的。但“热心”是有基础的。我在解放前，是搞税起家的。我以“税法专家”自居，既有“名”，而且亦有“利”。所以，我之热爱税法，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真正基于爱社会主义事业。(2)我对税收任务的看法，虽然在口头上承认应该起调节积累和推动改造的作用，实际是无时无刻不在为本阶级周密打算，在理论上掩护和在行动上支持偷漏。(3)我对税收工作干部，是有严重的抵触情绪的。而对工商界则以“桥梁”自居，实际上是为他们作参谋，“打抱不平”。总之，我过去在工商界工作，是爱憎分明的。这就是：爱资本主义之所爱，憎资产阶级之所憎。为甚么如此呢？归根结蒂，就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地在思想上“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
我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的腐朽丑恶和它衰亡的必然性，在理论上完全懂得，而且能夸夸其谈；但对自己的“名”和“利”则表面上看似淡然，而内心十分热中。这固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性格，但我则更隐藏，更根深蒂固，原因是：我过去就是如此飞黄腾达起来的。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疮疤所在，要揭掉它，是十分痛苦的。这就是我多年来，不能，也不敢，正视自己，努力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源所在。
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对旧我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是痛苦的。但不破不立。我要继续努力，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自己，在思想上，彻底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
以下，我想就我在5月15日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检查所犯错误如下：
二、我在5月15日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这是联合发言，但主要是我执笔的)就现有水平分析，在两个地方犯有严重的错误：(1)在这个发言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的第二个意见：是必须对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和反映做到限期作出交代”；并且举了在肃反工作上的两个例子，说明了“对反映和意见采取相应不理或敷衍塞责的态度，是增加和扩大矛盾的关键所在”。这个论点，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首先，我没有提到民主党派本身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一切反映，建议和意见”。照我原来的提法，民主党派对“一切反映，建议和意见”，就只是“原盘端”，就不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就只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要党“限期作出交代”。这是无原则，无立场，无是非的做法，这在实质上是讨好落后群众，分化党群关系的做法。次之，反革命分子与我们之间是有“矛盾”的。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转化，但转化的“关键”在于反革命分子放弃他们的原来反动的立场，老老实实的向人民低头认罪，悔过更新，立功赎罪。照我原来的提法，把在运动中的个别偏差，和对人民坚决进攻，大肆叫嚣的反革命分子，拢统地混在一起，说成官僚主义是“增加和扩大矛盾的关键所在”，这就为反革命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人向党和政府实行反攻，进行“倒算”，提供了论据。(事实证明，我的发言已经起了鼓励他们进行反攻的效果)不仅如此，我所举的一个民革成员的思想情况的例子，我在事先没有进行核实，就随便地举出典型，这在客观上，就不殊在为他的叫嚣，肯定事实，提供向党进攻的武器。我还不加批判地引用了他的两句对党进攻的话，对这些话，我曾经表示：听到了这些话，我是十分难过的。今天检查起来，我之感到难过，其内容，不是由于他的向党进攻，也不是对我自己没有对他进行批评帮助而有所自责，而是认为“官僚主义多坏事。”这就把他的反党言行归过于官僚主义，使是非为之不分。其效果是：公开传布了他的思想毒素，直接鼓励了他，间接鼓励了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基上分析：我的发言，尽管在主观上是在帮助党进行整风，但在客观上却是在帮倒忙，为反革命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人张目，帮助他们向党进攻。
(2)在这个发言的第三部分，我要求：“在‘整编机构’声中”，“在一定的条件下，适当照顾一下民主党派的现有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具体建议：“在调动人事之前，先与民主党派在单位内的基层组织谈一下，予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下”。今天检查起来，这是倒因为果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我在发言的第二部分的第一个意见中所说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所能起的作用之一是“起保证完成本单位工作和任务的组织作用”。因此，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从组织形式起到工作制度止，都必须以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个组织作用为前提，以怎样最有利于发挥保证作用为依归。既然如此，应该“安排”的是：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该怎样适应工作需要，而不是本位主义地要工作来迁就组织。我在发言中，也曾经说：“服从组织调配是天经地义的事，组织任务服从于政治任务和工作任务，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接下来就说，要“适当照顾”，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前面的原则。从本位主义出发，发展引申，其效果必然是“大党思想”，必然是脱离党的领导，后果是十分可怕的。因此。我的这一部分的发言，在精神上，与章罗集团的反党纲领是相沟通的，是具有严重的毒素的。
为甚么我在这个发言中犯如此大的错误呢？原因是：我的阶级出身，本人成分，和所受资本主义教育的深刻影响，从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出：我的政治观点，也是千丝万缕通向资本主义的。
如果不是反右派斗争，我决不可能发现这些错误(当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已经可以看出其危害性是多大了！)，我还会继续自我陶醉于这个发言。因此，不能不感谢党，给我这么一个富贵的教育，和自我检查的机会。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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