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24 作者：城市建设部, 彭石安
城市建设部、彭石安我觉得我自己主要是由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到资产阶级右派的，主要是由於个人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逐渐产生了对党不满的，最喜欢找党的阴暗面和缺点，最喜欢听对党不利的话，夸大党的缺点，我就是这样发展成为右派分子的。在整风中向党进攻，发泄自己的不满，我的主要言行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把出版社的工作讲的一团糟，根本就看不出成绩，无中生有地攻击出版社的领导，狂妄地叫他们走。
2．在出版社整风小组会上散布右派言论，如“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每个单位都放一个共产党员来做领导”，“对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照顾不够”，“党员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而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等等。
3．积极支持右派分子钱煇焴的反党的九点意见，公开的支持她写大字报，为她效劳等等，另外还有秘密的支持，主要是借工作之机给她通风报信，特别是反对别人反对钱的意见。
4．写污蔑党的大字报。如“涂了漆的共产党员”，等等，在写这些大字报时知道不对，但克制不了这种情绪。我还去北大抄了反动的大字报，并在社内外散布对党不信任，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来发泄对党不满，发泄我的未经改造的反动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无论是作为国家干部还是作为一个公民来讲，我的罪行是很严重的。我的这些不利於党的言行不是一、二年内能收回来的，发出来容易收回难，我是有罪的，我欠了人民的债，现在我向党和人民请罪，请求处分。今后我只有长时间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愿意赎罪。
下面结合自己右派言论谈谈我到底对党有那些不满及其根本原因：
在出版社整风小组会上，我说领导对自己光荣的革命历史看的很高，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看得很低，他们看不见这些青年从一懂事起就生活在新社会，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我这段发言的意图是向党争名利，地位，在这里暴露了自己资产阶级向上爬的思想，认为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没有前途，只要找到适意的，我就不择手段地向上爬，这种想法长时间地支配着我的行动。在肃反时，我有一个表姐小时因反对家庭包办婚姻跑出来了，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与一个国民党军官结了婚，长时间家中不知道她的音信，52年我在上海遇到她了，知道她爱人是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判了八年徒刑。我常到她家看她去，肃反前她把她同国民党军官恋爱的日记给我看，我便拿到学校去了，在学校反胡风的时候，照例我应当交出来，但总是在斗争，上午我不愿交出来，我当时想考研究生，怕因此影响了自己，到下午我交给了团支书。在肃反中我表面上慷慨激昂，内心没有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在思想感情上，对肃反不很积极。我产生对党不满就是因为表姊这件事，我把日记交出后，领导上叫我写关於表姊的详细情况，我写了，领导上觉得不够叫我再写，我觉得党对我不信任，因此对党不满。肃反后，分配我到城建部工作，我更对党不满，认为城建部是配合性的工作，把我分配到这里恐怕是由於表姊这件事。
在出版社我对领导是看脸色行事，他们对我有点不好，我就怀恨在心。我总觉得在出版社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认为领导上不重视我。有一次何文同志说我少爷脾气重，我就好几天想不通，觉得领导上都这样看我，我是没前途的，我心中想搞体育工作。我在1957年元旦的日记中充分暴露了我参加革命是强迫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候，我总想写些什么，唱些什么，我总感到这个时候我心里似潮水的奔腾，我总感到好像有满腔的话要叫出来似地。
1957年了，在我生命的岁月中又过去了一年，今年我是25足岁了，我不能说是一个孩子了，我已经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也只有，也真正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人生的味道，人的生活将会怎样，至少我可以肯定地谈到我这个人一生的道路：结婚、工作、生孩子老路。我这样说并不是唱着悲观的调子，同志们完全不是这样，我不会唱这样的调子，虽然如果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深切地理解自己将会走一条“平凡的”、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路，总是带有些伤感的意味似的。但是现在我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走是我自己选择的。
在目前，在这样的时代里，作为一个人是够复杂的了，他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民族，还应该考虑到更多，这样，我只能走这样的路。
这里表明了我参加革命工作好象很委屈，而真实的目的却是想如何在革命工作中向上爬，地位高，待遇好。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没有与社会主义建设一条心。
支配我个人向上爬的思想的主要物质基础，是资产阶级立场。我家就是在城市经商的，我上中学的时候，住在商店里，接触的都是商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对我的影响很大，到城建部后这种生活方式吸引着我，我心中总想过资产阶级式的生活，这是指使我向上爬的根源。我总感觉自己的思想是矛盾的，在表面上好像是为社会主义，实际生活上却摆脱不了资产阶级个人私欲心，我总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也在言行上欺骗别人。
我堕落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由於个人主义思想，个人利益总是得不到满足，满足了这个，可又满足不了那个，因此产生对党的不满。最喜欢找党的缺点，去年我买了二本有关波匈事件的书，书中说：去年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个揑造的反动报告，这个报告公布以后，在美国共产党人中间产生了哗然大波，只要赫鲁晓夫说声是否，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没有答复，这样我就想这中间一定是党的缺点被抓住了，我就很想看，整风期间我在北大看到了这个秘密报告，感到十分新奇，抱有兴趣，而且抄下来了，回来加以散布。这里我完全陷入了反对党的反动中去了。
另一原因是没有划清反革命与革命界限。我父亲在民国十五年前在反动军阀中搞过工作(做过军需和军法工作)，我长大时他已经商了，他经常向我们吹嘘他的反动历史，吹嘘他的旧社会是怎样鬼混的，怎样向上爬的，他经常把我们亲戚中有钱有势的人作榜样叫我们学习，在这些亲戚中有一个人就是过去的伪南京中国银行行长彭石年。
51年镇反时，人民政府逮捕了我的父亲，判了两年劳动改造。他被逮捕是我弟弟检举的，当时我在中学读书，还没有入团，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清除父亲给我的反动影响，对父亲也有些仇恨，这是因为觉得他对我们兄弟和母亲很凶暴的缘故。认为逮捕了他，家中少了一个阎王爷。而不是与他划清界限，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仇恨他。我在上海读书时，彭石年在上海当资本家，他对我很温暖，在大学时我经常受到批评，但他却对我很好，我当时觉得彭石年要还有势力的话，我现在就行了，这显著地表明了我的反动的向上爬思想，为了个人名利可以不择手段，赏利投靠反动派。
此外，我家也算是地主，田虽不多，但剥削很重，生活是好的，在我们家乡那一带我家算是有钱的。我小的时候(上中学以前)一直住在乡下，生活很舒适，直到现在我还留恋过去封建剥削阶级的家庭生活。对社会主义社会，对现在的生活，总是格格不入，觉得现在生活枯燥，是“硬要说是天堂的生活”，这是我反社会主义情绪的明显暴露。
上面这些原因不得不使我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喜欢，对党的缺点和阴暗面很喜欢，因此在整风中就发泄了积蓄的一切反动意识，成为反党最激烈的一个人。在开始批判我时，我接受不了大家对我的批评，认为领导上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后来在出版社同志们的帮助下，由於党和领导上一再地挽救我，我才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的丑恶，感到自己犯了错误，揭开了自己肮脏的外衣，我认为这次运动是从根子里骨子里挽救了我，这次党对我是真正严格的，否则我还会为自己的假像所蒙蔽，不会提出自己的丑恶的东西，只有对我严格才能真正帮助我，温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感到党和同志们对我是严格的，我从没得到这样严格的帮助，这次我是从思想、工作、生活到人生观全面堕落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缺点，如果不改的话，应该把我划为敌人。这次党挽救了我，我很感激党，如果我还有点良心的话，我应该把自己的全部问题交出来，搞清楚。我是要过社会主义关的，以后还要在政治上补课，要踏踏实实地做个劳动者。过关口头上讲是容易的，实际行动上并不是那么容易，要过关就要在实际工作中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勤勤垦垦老老实实工作，我要努力过关，改变自己资产阶级的立场，改变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是愿意过关的，希望党和同志们考验我。
在辩论会上，很多问题对我是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党的领导问题，过去有一个时期我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拥护党的，是感性的，当然很不牢固，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后很可能走上反动，会上有许多发言，特别是新、旧社会的对比，使我感到党的工作每个方面都上伟大的，正确的，使我感到有良心的人就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共产党能领导，葛佩琦章伯钧之流是不能领导的，只要思想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虽然政治上弱一些，也不会犯大错误，最近我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的命沄，如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北上抗日等，国民党却不抵抗，发国难财，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却发胜利财，只要脑子里坚定党的领导，只要看看事实，就可以知道党的领导的必要。
关於民主自由问题，从实际情况看，读小学时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附近有个拉黄包车的人，一次一个有钱的人坐他的车，偷了皮包，硬说这车夫偷的，车夫没有拿，他用钱贿赂了警察，把车夫逮捕入狱了，后来车夫就死了。现在想想，在过去那时候，只要有钱就能把一个没罪的人关进牢狱去，不久以前，我看了“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一篇小说，说一个穷人被判徒刑入狱，他用刀想自杀，没成功，被救活了。他说：我想活你们要我死，我要死你们又要我活，我怎么能喜欢资本主义制度呢？从这里，从会上许多人的发言中明显地看出究竟那个社会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关於干部分配问题，我过去认为统一分配不好，林作砥工程师的报告说：“在美国有找职业的自由，也有被解职的自由”，我以前没想到这点，我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
选举问题：关於这方面我没提出过右派言论，我觉得现在的选举并不是不自由的，国民党时，有个湖南通缉的强盗竟当选上了国大代表，这种人怎能代表人民利益呢？现在我们的选举真正体现了民主，如果直接选的话，反而不知谁好谁坏，只有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才能真正选出最合适的人。
关於“阶级出身不好的人不受重视”的想法，现在我也有了新的认识，我弟弟和我是同一个父母生的，现在他就入党了，从这个普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阶级出身和家庭出身是不会完全影响一个人的。
关於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问题，彭宝献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全面，其中有一句话最使我解决问题了，他说：产生特权阶级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现在生产资料不是私有制，怎么会产生特权阶级呢？他还举许多具体例子如评级，福利补助等问题彻底驳斥了我的右派言论，这点我是认输了。
最后我想讲一下右派分子沈磋的事，上星期在澡堂洗澡，沈磋对我说：“你的身体还很结实，将来劳动教养还不错，我很愿意劳动教养，但身体不好，太瘦。”我当时说：“我现在不跟你谈这个问题。”我认为沈磋这种顽抗到底的态度是不对的，正像丁主任所说的知识分子至少要坚持真理，只有老实交代，承认错误才是唯一的出路，沈磋还问我：“你过去被整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也没有，可是我现在由政治问题转到历史问题了，有人到我家调查过。”他还想把右派分子纠集在一起，顽抗到底，不久以前，沈磋还找过右派分子陈义章谈话，沈磋这种顽抗态度不能不使人警惕，我作为一个愿意悔改的右派分子站在大家面前承认我自己的错误，我愿意彻底清除掉我灵魂深处的脏东西，好好劳动，重新做人，至於实际行动，同志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表现。
1957年9月24日(常连贵、王霭玲记录)
来源：《城市建设部整风办公室编印“整风通讯”第四期》，1957年；钱煇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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