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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在9月26日第一次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

日期:1957-9-26 作者:[待确定]

(一)关于党的性质

我曾经有过的最反动的看法是:党在执政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变成“宗派”,变成“盖子”。我思想上实际上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党是一个大宗派”。我认为,党在革命前是代表人民的,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以后,得到了最大信任,也得到了权力,这种权力牵涉到一切方面,这种权力可以层层上移,上移到中央,到中央政治局,由于党的威信越来越大,到一定程度就从量变到质变,权力上移到书记处,慢慢地就变成斯大林一个人说话了。党的权力和威信很大,因此没有人敢反对,这种情况不停止,党就要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变成一党专政、一人专政。这种变化带有自然性。

斯大林不能自己反对自己,所以需要外力。斯大林也是讲集体领导的,但是他不讲集体领导了,谁也不能惹他。我们这样大的权力在毛主席手中,因此怕主席的权力转移到一个品质不如他的人手中。

南斯拉夫说,党可能变成官僚主义集团,我觉得有道理。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考虑到在苏联阶级消灭了,党的先进性如何保持下去的问题。党在革命时代代表群众利益,革命后先进性靠什么维持?党吸收党员的原来概念是否一定对?

党变成了官僚主义集团、宗派,社会主义本身就成问题。社会主义应该是公有制加民主,否则,公有制就落空了。公有制就变成一群人在那里管,因此觉得,党开放权力、党消亡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

关于对中国党的看法:我没有认为我们党不联系群众,因为中国党是刚刚从革命中出来的,但是群众监督党也没有正常的制度。八大选举代表的手续也不周全。为什么新华社只有一个代表名额,人民日报有四个?

对八大有三点意见:

1、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如何结合?理论上可以想通,但实际上是否会形成强调集中?民主集中可以形成金字塔,这适用于战争时期,平时有危险。是否可以有其他的线,文艺、哲学、科学都可以属于第二根线。

2、群众路线按照政府系统来吸收意见,但能否把大家意见归纳得了?都是一个一个三角形,都统掉了,是否可以另有一条线,如专家。农民是一条线,农业研究所的意见可以到中央去集中。我主张有公开的反对意见,有少量反对意见允许发展,可以成为肥料,或者是毒草变鲜花。多开点口子。

3、干部政策。中央委员会军人太多,是否有些水涨船高的味道。邓拓是否可以参加中央?

(二)关于党的领导

党管事太多,矛盾都集中于党。我自认为是想为党开脱一些。例如,匈牙利党我认为是作了些事情的,但为什么这样受反对?因为管事太多。

关于以党代政:历来都感到党直接做一些工作不合乎法理。党不是权力机关,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始终有严格分清(党政)的思想。二十大以前就有这种思想,整风中大家谈党群关系、党政不分很多,因此这种思想大发展。

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觉得应归纳为党的做法,党发号施令不对。

对党管思想有意见,觉得管得太多就变成了思想统治,最后会阻碍新思想的发展。新思想是很难说的,有些新东西出来时可能是毒草。1953年以后觉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形式都不一定对头,因此在思想上倾向于党少管。少管到什么程度,没有考虑过。

两党制:把无所不管的概念取消以后,想到轻重工业比例、合作化速度,这是否具体政见不同,两三年换换,国家也不一定有很大伤害。觉得党员应该研究国家大政问题,党员谈国家大政不多。

有两种思想是矛盾的:(1)党成为研究政治问题的党;(2)党成为思想教育工作机关。

(三)关于个人同党的关系

过去说忧党忧国是不对的,我的思想从实质上讲是反党思想,反马列主义思想。昨天说,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修正主义,但在小问题上,我没有具体目的,这也不能这样说。实际上我同许多人谈话时是要贩卖我的一套。我把许多问题的责任推诿于党、社会和制度,而小单位洗身清,这是叛变,在这个意义是讲,不仅是客观上而且是主观上的放火行为。

我在民主革命中参加了党,但在思想上始终是不接受党的领导的,去年发展到抗拒。觉得思想改造不能解决问题,要从政治制度上解决问题。现在同党的关系:不接受改造,抗拒改造。事实上去年八大党章我未很好地学习,还尽挑眼,是想拿自己的思想来改造党。

回答问题:

1、关于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据。

看到对党内一些老同志的照顾,长期不工作、休养,还得到照顾;还有一些人并没有那样的能力,因为在党内就可以作领导,如许多大学校长、副校长,我总以为大知识分子应由有学问的人领导。

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政治上的。我没有平均主义思想,薪水差别我觉得不大,我是从政权性质上考虑。我想到实际民主如不能展开,公有制就会发生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包括苏联和东欧各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中国党在组织制度上由于过分集中,无所不包,也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构成这种概念最主要的是:政权在手。政权在手是在人员的任用上,党的决定是主要的。党任用党员,党员掌握实权,副职比正职权还大。整风期间,外文出版社有人贴墙报说,有些人如果不是由于是党员根本就不能作这工作,我平时也有这种感觉。

问:为什么说13级以上是既得利益集团?

我觉得有些人犯了错误,但处分很轻,三反中如顾准受了处分,但后来还是担任了很负责的工作,不过换了一个岗位。具体的例子还要再想想。

我认为,执政以后,不管愿不愿意,权力就在你手里,就会腐蚀,权力在你手里,容易自己操纵。

2、中国党是否脱离了人民群众?是否同人民对立?

从实际政策上讲,还没有脱离群众,但是,我们现在这样过于专、集中,发展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中国党基本上是联系群众,代表人民利益的,但民主集中制过于集中,就可以引起脱离群众。如果这条路再走下去,就有可能慢慢同人民对立。

3、权力集中过程是从下级到中央,中国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

我没有考虑到那样具体的程度。我有时认为集中过程还没有完,中国专政还要有15年,还可以继续集中,但是,同时,我又认为应开始分散,我的思想是混乱的。

我有两重人格:觉得在专政和集中方面是有抵触的,但是,为了政治的必要,只能如此,但是,从此下去,就有一种抗拒心理,但是,表面上还是服从的。

现在究竟是毛主席,还是书记处,还是政治局专政我没有明确的想法。

问:是否可以肯定是党专政?

可以说是党专政,但是我自己还没有这样讲过。

问:中国是否是一个金字塔?

我认为民主集中制阶梯形是普遍的。我强调“毛主席”品质就是说制度不好。我的根子是阶梯形,也可以说是毛主席一人办事。

南尼的公式“阶级专政变成了一党专政,又变成一人专政”对中国是适用的,但是我有一个但书,这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制度)的话,权力集中最终要集中到毛主席,但是,我们还在过程中。

中国党已经集中到中央,集中到毛主席。我担心高饶篡夺最高领导权,希望毛主席不要把权力无条件地传给别人。

关于“训政”这话是听来的,我以为,既然是训政,就要还政于民,革命以后就要让人民来搞。我觉得我们教育人民,人民的觉悟是有提高的,但是党更集中了。

4、关于党员的“特权”问题

对党员特权我有意见: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看到的文件不如他子女看到的多。我认为像市政问题,党内外看文件应该一样。如猪肉问题、合作化问题,行政系统应有报告。有人说党员因为看文件,因此进步特别快。

问:吴晗看文件比他的儿女看得多,你是否对这事实有把握?

这话是听来的。但事实根据不充分是我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我最大的根据是你(指党)已经站到统治者的地位。

所谓党员特权包括:(1)会议;(2)文件;(3)任用;即能多知道政策、情况、得到提拔。党和群众总有一种差别待遇。

党刊问题:高饶问题先在党内传达我觉得是对的,但有些国家范围内的问题,和外交部电报,如果是写给新华社党组或使馆党委会就可以,否则,就应该按行政级别看。党员编辑会议应由党内,而不要由办公室召开。一些有关生产、经济建设中问题的文件我们可以不要看。

问:你在西方组同意乐清的意见:党内文件应该公开,说党员不应看政府各部报告,你是否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员都能看政府各部报告?也不是每个党员都能看外交部电报?你是否认为党组不能直接向党中央报告工作?

这是我很大的夸大。

我认为党系统的报告非党员可以不看,但政府系统报告应该一视同仁。

问:你认为哪一级行政干部该看的文件他们没看到,而党员不该看的看了?

在国际部我谈到过黄操良、邵宗汉的问题以及宣谛之的问题。宣谛之连一些外交部机密性很少的东西也看不到。

问:非党员有职无权的现象是否党的特权?

对吸收非党员参加工作我又赞成,又不赞成。赞成吸收他们,搞统一战线,但是觉得吸收这些人来反而造成两重工作,不够正常。选举协商我认为不是真民主,这不那样真实,会造成同选民脱离关系。选举中我认为党的安排权太大了。

问:你以为党的政策不过是叫这些人来摆样子吗?

是,这是好的,我以为对这些人就是要挖他们的底,不让他们联系群众,把他摆在上面。

问:你是否认为党的政策就是要使一些人有职无权,副职的实权比正职大?

有这一概念。

问:国家机关设党组是否党的特权?

我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党组这个概念。但党委怎么能领导行政工作我搞不清楚。例如学校党委制,望文生义是党委之下就是校行政,我认为这是特权。

问:为何说党组领导新华社想不通?

我当时是处在改革制度的热狂中,我现在才知道,新华社根本没有党组,只有编委会,那种说法反映了我希望改革的热狂心理,党组问题在自己思想上还没有想不通。我认为党组是在行政之中,而党委是在行政之上,对党委制没想明白。

来源:《李慎之材料之二十二》(内部材料定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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