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6-27 作者：[待确定]
我在光华大学读书的时候(1928——1932)，罗隆基是我的先生。那时候我和他有过一些来往，在资产阶级民主和反对国民党统治这两点上，我在思想上受他一定的影响。1932年我在光华毕业。罗隆基也离开上海到天津益世报任主笔。1934年我来北京结婚，和他见过一次面。大约在1937年的春天，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长(在宋哲元时代)，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是积了三年稿费才到英国去读书的，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信，但是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有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1938年回国以后，又听到罗隆基的一些私生活，心中不直其为人。后来我在“观察”上曾经批评过他四个字：“德不济才”。据说他不大高兴。不久，梁实秋写了一篇“罗隆基论”，是恭维罗的，梁实秋把那篇稿子寄给“观察”，我觉得罗隆基还是一个可以争论的人物，还不能像梁实秋所评价的那样好，所以这篇稿子我没有在“观察”上发表(这篇稿子后来在南京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听说这一件事罗先生心中对我也很不高兴。
我和罗先生彼此之间，心中都有些芥蒂，所以平时除了在公共场合点头招呼以外，私人之间没有来往。
我4月1日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考虑到既然做民主党派报纸的工作，就应当和民主党派人士有些来往。从5月中旬起，我先后拜访过几个人：其中有民进的中央宣传部长冯宾符，农工的中央宣传部长严信民，我也和民革的中央宣传部长王昆仑联系过几次，但是没有看到。此外还看了民盟的罗隆基和萨空了各一次。
我去看罗隆基是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点三刻左右，离开时约为十一点，这是1931年以后我第一次专门去看罗隆基。由于多年没有来往，开始寒暄了一些我去新疆旅行以及在青岛写稿的情况，接着谈到光明日报工作的情况以及怎样改革版面的打算。(关于怎样改革版面，如加强新闻、减少专刊、改进编排式样等，大致已见我于5月7日在光明日报所作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
我去看罗隆基，是想谈谈今后各民主党派如何很好地来帮助光明日报。他问我是不是有一个管理机构?我说有一个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推一人组成，这个社务委员会是光明日报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大政方针应该由社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伯钧同志还没有召开过社务委员会，希望不久就能召开。我又说：上次在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会议上，伯钧同志表示要成立一个顾问团，包括郭沫老、张奚老、马寅老和罗隆基等人，吃吃饭，谈谈，给光明日报提提意见。罗说：“这很好，不过伯钧同志这个人，他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心大意，要靠他来主持这样的会，恐怕靠不住，还是要你自己来。”我说：“我不成，我的身份还主持不了这样的会。”我说我倒想，就各民主党派各约几位爱写文章的先生，做光明日报编辑部的顾问，帮助光明日报编辑部出出主意，联系一些作者，作为社务委员会的辅助，多和民主党派通通气。罗说这样也好，办报不能关在屋子里办，要出来多通通气，摸摸政治行情。否则跑得太快了，要栽跟头，太慢了，又落在后面了。
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关于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党派的报纸怎样贯彻这个方针的问题，大家都不清楚，不知究竟该怎样做。假如光明日报要体现“互相监督”，必须密切地在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否则容易发生毛病。这个问题我原来也想听听罗隆基的意见的，但是没有谈下去，因为这时罗隆基谈到了4月30日毛主席约他们谈话的事情。罗隆基说：毛主席那天对大家表示：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我听到罗隆基说毛主席征求大家对他提意见，我就想到十二位副总理里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我问罗，这个问题能不能谈，他说可以谈。
我这时问罗，这次的“人大”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说这次“人大”要讨论1956年的决算和1957的预算。据他估计，在“人大”开完以后，对于当前国家的政治制度，可能要展开一个时期的讨论。此外，他认为，关于五年计划也可以约一些对于经济建设问题内行的人，展开一些讨论。
毛主席在2月27日的报告中说，对于肃反问题打算全面检查一次。我因为看到报纸上鸣放座谈中反映一些肃反运动中的问题，所以那时我也赞成由人大常委会联合政协全国委员会检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赞成在肃反中有意见的人，可以列举事实报告人大常委会请求检查。我对罗说，假如要在人大发言，我想谈谈这个问题。罗说，这个问题可以谈。又说宪法里面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谈。例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前完成，这是出乎制订宪法时的估计的，所以现在宪法里有些条文和实际的情况已有所出入，他说，这些方面也可以谈谈。我当时没有理解到他的意见，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罗隆基有修改宪法的意思，而暗示我出来发言?
罗最后劝我不要终日把自己陷在事务里，鼓励我出来多走动走动，和各方面多接触接触。我说目前还有困难，因为社里人力很薄，我整天地在社内，甚至有些星期日，以及“五一”“五二”这些假日，我也都要去报社办公。这时罗说起民盟的陈新桂曾两次向章伯钧表示想入光明日报工作，我问罗：陈新桂过去有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能力如何？罗说：陈新桂过去跟他一起在四川办过民主报，人很能干。又说，在民盟总部的工作干部中，陈新桂的理论水平是比较高的。我又问罗，陈新桂的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和人共事，罗说，这一点也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我因为和陈新桂不熟，所以回报社后，就把这情况告诉总编室主任高天同志(党员)，高天同志是民盟候补中委，情况可能比较了解些。后来高天同志去民盟了解了一次，我后来见章伯钧提起此事时，章表示不赞成。
5月15日以后，我和罗隆基再也没有过任何接触。(6月27日记)
一、1949年春天，在怀仁堂召开欢迎从东北来北京的民主人士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认识章伯钧。私人之间没有来往。
1956年6、7月，我吃过章伯钧两次饭，一次是章招待民盟盟员中从事新闻工作的，到有萨空了、徐铸成、萧乾和我等，那次没有谈什么具体问题，但章伯钧向我们宣传了他对新闻工作的一些反动的意见，认为非党报和党报应该有所分工，而赞成非党报纸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饭后就散。第二次饭也在章伯钧家里，主人方面有章、罗隆基、曾昭抡和关世雄(民盟市委秘书长)，客人方面有马连良、戴爱莲和我等，是为了向台湾广播的问题。过了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陶峙岳部队的情况，写给了关世雄。
1956年11月下旬，那时我在青岛写新疆游记，收到章伯钧的信，说各民主党派公推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件事1956年7月，胡乔木同志已征求过我的同意，所以我当时复信给章伯钧，表示接受这个任务。
1957年2月底我返北京，3月初去看章伯钧，章约定改日再约萨空了、三个人先谈一下，因为萨空了是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大约是3月20日，我们三人谈了一次。章伯钧和萨空了简单地介绍了光明日报过去的历史，他们要我先谈谈。我说对报社的情况完全不清楚，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问题，要进报社了解情况以后才能提出来，当时也谈了几点，大致要加强一些新闻，取消一些专刊等。我要求最初一两个月不接管日常业务，以便向社内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研究改革的办法。章伯钧表示同意。当时章伯钧说：“我办报是外行，提不出意见。只想到一点，将来在几构方面，社务委员会之下，除了我这个社长外，是否再加上三个副社长，例如一个可以是萨空了，一个可以是常芝青，一个可以是你，这样可以有人很好地帮助你，否则将来只有你一人，恐怕不好办事。至于我这个社长，尚不管事，你将来要找我时，恐怕连我的人也找不到。”那时章伯钧又谈了一个具体意见：报纸可以考虑直排。他说，毛主席也说过，要是想改直排，也可以试试。章说，即使不全部直排，也可局部直排。
那次说定四月一日我去光明日报，由章伯钧陪我去。
二、四月一日上午九时，章伯钧陪我去光明日报，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希望光明日报以后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很重视人的新闻，现在一般报纸都不大注意人的新闻。他又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也就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还赞成少登教条主义的东西，他说：过去有些假马克思主义者，把文章送到光明日报，还打电话去指定要登。章伯钧说：“以后这种教条主义文章，我们硬是不登。”
到了报社，各部级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由于我感觉到这种情况，因而我就想到，假如我的顶头上司存心和我为难，那我在工作中将会增加很多的困难，所以我想，我应该按规矩办事，按时向他会报工作，免得他疑心我把报馆的事情一把抓，不向他请示。所以4月1日去时，我答应在四月下旬向他会报工作。
三、4月21日(星期日)我第一次向章伯钧会报工作，那时我在报社里已交谈了九十多位同志，和原任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及总编辑室主任高天同志(两位都是党员)，对于各个问题也都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我再去向章伯钧会报请示。我向他会报了一些主要的做法，包括民主党派报纸两个方面的作用，增加民主党派的报导，进一步明确宣传的重点，增加新闻，打算取消五个专刊，保留三个专刊，局部调整一些机构，改进编排的形式，工作时间适应报纸的需要等等(详见我5月7日在光明日报所作的“关于改进我报工作的几点意见”。)章伯钧表示同意，并说支持我。
那天他对国际新闻特别作了两点指示。一点是他主张采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信社的电讯，另一点是主张增加对中立国家的政党(如印度的国大党等)的介绍。他有这样的意见：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中，中国可以做很多工作；有些工作苏联不适宜做，可以由中国来做。在中国，有些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共产党不方便做，可以由民主党派来做。某些材料人民日报不便登，可以在光明日报上登。他又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要去和周总理谈。
那天他又谈到增加人的新闻的问题。他虽未说明，但猜度他的意思，是希望光明日报多登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物的活动消息。
关于社务委员会，他那天又提出一个新的想法，想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他说希望过了5月5日召开社务委员会，要我准备一下。我说，关于召开的日期，我等他的通知。
四、5月15日前后(确日不忆)我用书面向章伯钧会报了4月21日以后那21多天来报社的工作情况，主要是(1)改进报纸工作方案已向全体报告，经过讨论后，大家基本上同意，就打算照这样做。(2)为了克服工作中的某些矛盾，局部地调整了编辑部一部分机构，人事尽可能不动。(3)4月底派了一些记者到几个大城市开座谈会(4)外传由于我入光明日报工作后，光明日报上关于九三学社的新闻就多了，我说这是误会。(5)打算6月1日改革版面。
五、过了一两天，章伯钧自己到报社里来了，那天他指示了几点：(1)科学院学部大会的消息应放手报导。(2)他打算由光明日报请一次客，(请那些科学院学部委员)要我开一个名单。(3)他指示应对正在北京访问的锡兰新平等党代表访问一下。(4)对日本来华讲学的物理学家，也可以去访问一下，还应该有他们的照片。结合后面的两点，章伯钧说，以后光明日报应该多访问一些从外国来华访问的国际朋友。当然，他所指的外国，主要是指那些中立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他具体地指示：以后关于从外国来华访问的共产党方面的外宾，主要由人民日报管，光明日报可以不管，关于青年、妇女、工会等方面的外宾，光明日报也可以不管。下列几种外宾则由光明日报管(1)保卫世界和平方面的外宾，(2)外国议会的代表，(3)外国科学文教方面的代表。
此外，他看到最近一期的“文学遗产”专刊上一篇文章长到一万多字，他说是不是可以把专刊停掉一些，多登些鸣放的材料。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消息要多登，否则各民主党派就有意见。
六、我因为对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情况不很了解，章伯钧要的请客名单，我请报社内部的主管部门开了一个名单，我在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送给章伯钧，请他批。当时它决定在5月21、23两天分两次请，每次请二三十人，我请他把名单决定后，在5月20日送还我，以便去定菜。过一天章伯钧的秘书洪同志通知我，请客作罢。后来据章伯钧解释，学部委员太多，请了这，不请那，有困难，还是不请吧。
七、6月2日(星期日)上午九时我去看章伯钧，因为有好几件事要向他请示。我去时，他刚看过当天的人民日报，他说：“你昨天在统战部的发言很好。”
我说：“要谈就谈些大问题，放肆得很。”
他说：“现行政治上一些人，大都只谈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接着我便向他请示我打算去向他请示的一些问题：
1、关于基本建设的地点问题。前次章伯钧已决定在阜成门内路南。后来光明日报行政部主任报告，那儿要拆迁250间房屋，恐怕困难是很多，否可以选用前门大公报对面的那块地？章表示：还是选西单商场的那一块地。至于房子的规模，他说不要太大，可以每天出版两张为设计的标准。
2、光明日报曾经先后经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国际部主任于友同志，总编室主任张友同志和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同志(上述四位均党员)联系三次，想由大公报支援光明日报一些人力。我报告章，说我想去拜访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先生，问章是否同意？要否写封信带去？章同意我去找王芸生，说信不要带了，因为我和王芸生也很熟，他说他见到王时也可提一下。
3、我说，罗隆基曾提到陈新桂想入光明日报工作事，问章意见，章表示不赞成。因为谈陈新桂又顺便提起有没有可能让费孝通也来光明日报分负一部分责任，章表示费太忙，恐不可能。但他赞成请几个人做编辑部顾问帮助我，章当时提出费孝通、翦伯赞、胡绳三个人的名字。他说不必每一个民主党派都要有，还是以人为主。这事当天谈到这里，没有谈下去。
4、关于“文字改革”专刊是否续出的问题，章表示“让‘文字改革’出下去吧，否则他们说我反对文字改革。”
5、6月16日光明日报八周纪念，如何安排。章说6月16日可请一次客，客人为(1)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宣传部长、宣传部副部长。(2)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陈叔通、马寅初、张奚若、沈雁冰、丁西林。(3)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副部长。(4)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5)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副会长等人，另外打算演一次京剧，使光明日报的职工同庆，同时送一部分票子给各民主党派。
6、我问章伯钧，社务委员会究竟何时开？我说最好能在八周年纪念以前开。我建议在六月十日前后开。章表示同意，但仍未表示确期。
7、七十一岁老教授钱基博投给光明日报一稿，批评党。我觉得份量太重，故送请章看一下，请示如何处理。
我谈了三刻钟光景，即辞出去看萨空了同志。
八、6月5日下午，章到报社，那时费孝通也来看我(先来)。光明日报6月2日刊载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的谈话，说复旦已取消了党委制。6月4日人民日报说无此事，六月五日光明日报也作了更正。章到报社来，通知我以后这类重大新闻，最好隔一天再登，以慎重为是。又说，以后少登刺激性的文章。
章和费孝通又谈了起来。费大意说：“目前情况很严重，学生情绪不稳，事情究竟怎么办？我们这时说话又不好，不说话又不好，工作很难做。”费说：除非用军队来压，但那样，事情就做坏了。章说：“那样当然不好，脸上要化花脸了。”他表示局势还是有办法的，他说：“我们跟毛主席走，我们应该出来帮同收拾，”章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按：当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章一共到报社来过三次，一次是五月十七(？)一次是六月五日，另一次是哪一天，记不起来了。)
九、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时。章伯钧曾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五月二十日(大约)要我通知报社行政部，写一封信给邮电部长朱学范，请邮电部增加光明日报零售报的份数，以及帮助推销光明日报。另一次电话是6月7日下午打的，说章乃器对光明日报有意见，认为最近几天的光明日报是在“收”了，又说章乃器对于储安平去光明日报工作，事前不知，表示不满。章伯钧指示社内派一人去向章乃器说明，关于储至光明日报工作事，曾通知过民建的黄任老。章伯钧在电话中又说，朱学范对光明日报也不满，说将在民革座谈会上批评光明日报。
十、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上批评我的错误言论，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也在社内用大字报批评我，我考虑我不能再在光明日报工作下去，下午二时去章伯钧家里，提出辞职。我把情况说了一下，他同意我把辞职信留下，他说：“我这里没有外人，你有话尽管说，”但我除了辞职以外，也没有别的话要说，同时章说二时半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要去看他，所以我就匆匆辞出。
十一、6月9日(星期日)上午，章伯钧到我家里来看我，(他共到我家里二次，第一次是3月初旬，是来回看我的)据他说，他是来和我说这样几件事情的：(1)原订6月16日光明日报八周年纪念请一次客的，还是取消吧。因为现在大家心情都不安，这时请客不合适、(2)原定要演京剧仍将演，使报社职工可以欢乐一天，(3)他打算在6月10日分别写信给李维汉部长和中宣部张际春副部长，报告我提出辞职的问题。
对于章谈的几点，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后来他问我：“你的负担重不重？”
我说：“还好，”
他说：“有三种情况比较困难，(1)是身体不好，(2)名利心很重，(3)生活压迫。”
我说我的名利心是比较淡的，生活负担也还好，只是身体不大好。
他说，现在党有几个困难(1)农民问题不能解决，(2)学生出路问题不能解决，(3)五年计划有缺点。
我说：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只是不愿说出来。
他又说，党还有一个问题不容易解决，现在有一千多万党员，做了党员的，科员想升副科长，副科长想升科长，科长想升副处长，副处长想升处长，处长又想升副局长，副局长又想升局长，……官职太多，而想升的人太多，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他说：流行的人物一般看得很近，今天能谈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很少，你年龄还青，可以多在思想方面用些工夫，还是超脱一些好。
十二、6月15日上午光明日报召开社务委员会，我因身体不好，原打算不去，那天早上八时半打电话给章伯钧，向他请假，同时我说：“昨天人民日报载，你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没有此事，弄错了。”(那天后来我还是出席了社务委员会)
十三、6月19日中午，章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打算再开一次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15、16已开过两次)他要我准备一下，把许多事情谈一谈。
(附注：7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上的谈话，其中有关光明日报的，有些不是事实。他说，我曾表示等把光明日报的情况弄清后再考虑整个改组问题，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这样的意见。他又说罗隆基和我谈过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针，也无此事。我和罗仅5月19日谈过一次，谈话内容已见第一个材料。)
(7月4日记)
我现在把我在光明月报工作期间(四月一日至六月八日)对外写过的信件，就能够追记得起的，交代如右：
一、①去年夏天胡乔木同志征求我去光明日报时，曾这样说，我过去在编“观察”时期，联系了一批知识分子，他说将来去光明日报以后，可以继续把旧日的朋友联系起来，鼓励大家多写写文章，多说说话。(乔木同志还说，我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约几个到光明日报去帮助我)我到光明日报以后，和社内同志交谈中，大家也认为报社过去联系作者的工作比较差，希望加强。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也谦虚地表示过，说他过去和大学教授们来往较少，希望我来后，在这方面可以着手进行联系的工作。
周炳琳 周培源 魏建功 游国恩 冯至 高名凯 杨人楩 翦伯赞 黄子卿 王铁崖 龚祥瑞 金克木 陈振汉 徐毓枬 季羡林 向达 邵循正 侯仁之 张宗炳 严仁赓 芮沐 钱伟长 王遵明 吴恩裕 张志让 费孝通 潘光旦 程希孟 严景耀 雷洁琼 冯符宾 杨东蓴 钱端升 楼邦彦 陶孟和 竺可桢 袁翰青 黄渭川 叶君健 李纯青 郑振铎 戴文葆 千家驹 萨空了 陈梦家 夏鼐 陶大镛 黄药眠 楚图南 叶笃义 翁独健 胡先骕 梁漱溟 郑林庄 陈友松 何永佶 陈体强 吴景超 郑伯彬 徐盈 彭子冈 李俊龙 钱昌照 林汉达 吴作人 张明养 刘思慕(以上北京)
××兄(或先生)
光明日报六月十日改版，希能日内惠文一篇，以光篇幅，务祈赐允。此致
敬礼
附我短信的收信人是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楩、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袁昌英等。(可能还有一两位，已记不起来)
③只有在附给王恒守的短信里，我是出了题目的，希望他就高等教育或党群关系写篇文章。
①五月二十二日一信，告诉他我打算在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去北大，顺便想去清华看看他，请他告诉我，那一天什么时候去看他比较方便。
②六月三日一信，是上面所说的约稿信。
③和我发约稿信的同时，钱伟长把他的太太和周培源太太两人合作发现的一篇小品文名叫“石室施氏食狮史”寄给我，希在光明日报刊出，我当时复了一信，信的内容我还记得：
伟长兄：妙文真妙，下周可刊出。这样的妙文欢迎续惠。
④后来我把此稿给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同志和科学部主任陈季子同志看时，潘文彬同志建议，最好把“石室施氏食狮史”一文的出处发表时一并注明。我觉得潘文彬同志的话很对，所以又写了一封信给钱伟长、请他转告他的太太，把该文的出处告我，以便于发表时一并注出。(此信钱伟长未复，“石室施氏食狮史”原稿存光明日报潘文彬同志或陈季子同志处)
五、五月初旬(确日不息)写了一封给上海复旦大学笪移今，因为在上海的光明日报记者曾巴波报告，他们曾约笪移今写一稿，笪有允意，要我再去催一下，我即去信催笪执笔。
六、五月初旬(确日不忆)给上海复旦大学的王恒守复过一信，因王恒守给九三社讯出了几个题目，同时我顺便告诉他我已辞去九三社讯主编一职。
七、在五月里，我复过两封信给太原师范学院的梁园东，因为他投来一稿“出版机关和百家争鸣”，我第一信是告诉他来稿可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来他又来信要修改几句话，我第二信是告诉他已代修改了。
八、在五月中下旬，我给武汉大学的韩德培复过一信。光明日报派到武汉去的记者约他写稿，他写了一篇“为法学创造争鸣的条件”寄我，我复他此稿可以刊出。
九、在五月十五日前后，我写了一信给章伯钧，向他报告我自四月二十二日至写信时那一段时间的工作，关于光明日报派记者到九个大城市开座谈会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次信中报告他的(关于我和章伯钧的来往，我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向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小组作了交代)
十、五月十七日，我写了一信给罗隆基，说我打算在五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去看他(关于我和罗隆基的来往，我已于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向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小组作了交代)
十一、在五月中(确日不忆)写过一信给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周子亚，告诉他他前次投来的一稿已转新建设杂志，说光明日报因篇幅关系，纯粹学术性的文章暂难采用。我还向他打听一个熟人，从事翻译工作的许汝祉的情况。
十二、在五月下旬，给上海的王造时复了一信。据王造时来信说，在上海的光明日报记者曾约他写稿，他说很忙，所以把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一文寄我，希望光明日报“全文转载”。我复信告诉他，光明日报正在改进内容，转载文汇报已给发表过的文章，不大好，所以不再转载，欢迎他另外写文章。
六月三日，王造时将他在上海市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一文寄我，希望在光明日报刊载。他一连来过三封信，第一封是仅寄发言稿(印刷品)而忘了附信，第二封是附了一封信。大概在六月六、七日前后，又来一信，希望他的发言能够刊出，我一直到八日离开光明日报时，并没有采用他的发言稿。我提出辞职后，简单地复了他一信，说我已辞去光明日报的工作了。
十三、在五月底，我一连给国务院参事室范朴斋写过三次或四次信，主要是处理他投来的一篇“会外之音”文章，原文有八千多字，很不好处理。先退给他，请他自己删，他删成七千字。第二次又由我删成四千字。因为删得太多，所以送给他看一下。后来关于大标题小标题又征求了他的意见。
十四、六月初，我给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主任卢云同志(党员)写过三封介绍信，一封介绍他自北京去南京时，访九三学社南京分社主任高觉敷，请其协助解决光明日报的南京记者问题，另两封信是介绍他往访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付主任笪移今及该分社秘书处的冯覃燕，请他们在工作上帮助卢云同志。
十五、六月八日，我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钱基博投来的一封信转给胡乔木同志。
(在此期间，我还写过信给作家协会办公室、少年儿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华书店的经理刘子章、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孙承佩、中宣部林默涵同志、文化部文化局的王副局长等，都是私人事件)
(六月三十日记)
---- 原载《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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