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0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高汾同志是本校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学员。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期间，她表现了很多错误思想。在党指出了她的错误后，她尚能进行检讨和交代。但鉴于她的错误性质严重，校党委和领导小组仍决定将她的材料印发全校学员进行讨论。）
1．对肃反运动的看法：
她认为“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因而在大放大鸣中极力支持这一右派言论，并对在知识分子中搞肃反表示不满。她后来检查说：“看到各方面都叫喊，朋友也叫喊，我就认为肃反运动得罪了很多人，别人都可以得罪，高级知识分子可不能得罪，我们建设得靠他们。”她又说：“如果斗流氓，错了也影响不大，可就是斗错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她还认为，因历史问题斗了某些人，也是错误的。她说：“有历史问题的，有思想问题的，特别是历史问题小的，我认为这些人就不该斗，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谁能没点历史问题，老区的同志看到一点历史问题就大惊小怪，这是非历史观点。”
当大鸣大放时，她听了她的朋友庞惠灵（非党群众）捏造说：她学校里有硬凑5％的现象。她听后毫无怀疑，回到学校便向同志们散布，说这个学校“为硬凑5％的数字，一个青年学生被无辜的顶上了”。并以此证明肃反确实扩大化了。
北大大字报上右派攻击说肃反所以“扩大化”，是受了斯大林的“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的影响。高看后也有同感。她说：“我们是受了斯大林学说的影响，苏共20次大会后，我们的肃反运动才稳了。”
当她看到右派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时，她便认为：既然那些和胡风言论差不多的都可以说（指当时的右派言论），因而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就值得怀疑。当崔宗韦（群众）质问她“胡风不是反革命，毛主席为什么不来检讨”时，她因为刚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所以口头上还说胡风是反革命，但对崔的论点却不加批判。事后她检讨说：“因为我感到自己也没法说明它。”
高还煽动党外群众就肃反问题进行讨论。她回机关时，曾有个非党干部问她肃反成绩是否应该说是主要的，她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讨论。”当她那个肃反中被审查的朋友表示自己被审查不满时，她便向他暴露：党校里“对肃反问题也有争论，被整的人意见也很多”。并鼓动他向党提“意见”。
她对肃反运动的善后工作也是不满的。她说：“我们向斗错的人道歉，也有形式主义，向人家道歉，还要首先说人家是错的。”
高对肃反的不满，不是偶然的。她有一个堂兄叫高清岳，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县长，由于罪大恶极，在镇反时镇压了。可是，她认为“他有学问，可惜，造不了反”。后来听她嫂嫂说她哥是“冤枉”死的，她也怀疑当时的材料是否有错。
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没有法制，人权没有保证”，因而提出“要有法制，人权要有保证”时，高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有道理”。同时，她在检查中谈到，她认为“英国的法制是较完备的，现在已经废除了死刑，我们的法制还不完备”。
2．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看法：
她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重用不够”。她说：“我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他们在建设中没有得到重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发挥是因为对他们安排不当。”
她对党的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也是不满的。她认为：“几次运动搞下来，知识分子确实受了委屈，我对他们表示同情。”谢冰心曾在鸣放时说：“几次运动后，有的人身体搞坏了，积极性丧失了，国家伤了元气，学术上倒退了好几年。”她很欣赏这些话，认为有道理，并曾一再在小组会上重复的说。她并附和谢的话，主张“要求以制度来保证学者”。右派攻击我们时说的“士可杀，不可辱”，她也认为有道理。
右派攻击污蔑我党“六亲不认，不通人情，朋友不来往是因为几次运动搞的”。她便说：“我觉得这些话有道理，是运动造成了互不相信。”她并说：“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才有了墙和沟，使他们受了委屈。”
因而，大放大鸣中她就到知识分子那里去买好。她说她上崔崇韦那里去，是为了“表示党员并不都是六亲不认”。她对崔在肃反中被审查，当面表示同情，说“有些人看问题确实缺乏历史观点，对旧社会里来的人怀疑太多。”对崔的极其荒谬的言论（如崔说毛主席对胡风材料的按语还没胡风的文章写的好，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加批判。另外，还鼓动崔向领导上提意见。事后她说：“我对他被斗有同情，认为他受了委屈，把身体也搞坏了，委屈了几年，发发牢骚吧！”
她的另一个朋友盛家伦（音乐家）病死后，她一再向同志们散布“党对他照顾不够，没有照顾他的生活方式的特殊化”。她觉得替他委屈，因而对党抱怨，并联系到人情问题说：“解放前有朋友照顾好，是不会死的，解放后朋友照顾他不好而死了。解放后朋友不来往就怪运动搞坏了，风气不好。”并且把老区来的同志原则性强，看成是生硬不讲人情。
3．和右派分子的关系及对右派分子的看法：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高的许多朋友的右派面貌一一被揭露，她也不得不说：“我和一些右派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她对待这些右派是怎样的呢？其态度可分为三点：一是对她的朋友一个个被点为右派有抵触情绪，为他们辩护、掩饰；二是为他们奔波，设法使他们过关；三是又极力表白，开脱自己。
现在就她对几个关系密切的右派分子的态度叙述如下：
浦熙修和她是1944年在重庆认识的。后来又在上海新民报一起工作，浦是采访主任，高是记者，两人关系很密切，高亲切的叫浦为“浦二姐”。报纸上点了浦的名后，她在餐桌上、小组会上一再为浦辩护，说浦“为人很好”，“民主革命中是左派，不至于那么坏”。并说浦“十几年来对党不错，在地下斗争中出生入死”。还一再说：“她是被罗隆基利用了。”高怀疑把浦斗错了。为此，她曾专去普通班找徐盈，商量如何为浦设法过关，表现对浦很关心、积极。有一次高参加了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她的丈夫高集在会上质问浦在南京时通过罗隆基结识了司徒雷登是什么企图。会后她便对高集说：“浦熙修那时候还是左派，你说她和司徒雷登有关系，怎么会的？”后来她检讨说，当时认为都是老朋友，斗的过火了，以后怎么见面！
彭子冈是经高集介绍和高汾相识的，后来又同时在大公报工作。高一直认为彭“很有才气，工作有办法”，“能够揭发国民党，斗争性强，坦白”。反右派开始时，彭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假装好人，发言批判浦熙修，当场被别的同志揭发，使彭很狼狈。高听到后很不满，说彭“和浦熙修是解放前的事”，认为彭只是“不自觉的和右派好”。高为此又积极主动的去找徐盈（据她说未找到，只留了个条子），表示关切。当报上注销彭是右派后，她便说：“过去一直认为彭是老党员，就是有点自由主义，谁知也成了右派。”言下颇有惋惜之意。
徐盈在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工作时，高也曾在那里。她说她“很崇拜徐盈”。大放大鸣中来往频繁。学校提出反右派后，组织上曾叫高揭发徐的右派言论。她虽然也揭发了一些事情，但是，她对徐仍认为“政治强”，“有能力”，“肯学习”，“待人好”，“作风正派”等等，在她写的揭发材料中，还说徐“在大公报团结这点上，可以看出，无兴风作浪之意。他一再说大公报党的同志应很好的团结，……可以把报纸办好”。直到全校大会批判徐盈后，她还对大会上有人提到她（并未指名）而不满。
高在鸣放期间，和本支部右派分子姚北桦经常交谈，他们在一起说过不少反党的话，高汾从未向党反映过。直到姚北桦的右派言行被揭发，支部责令她交代时，才交代了一些材料。
此外，报上指名批判吴祖光后，她说：“自己朋友中又被点到一人。我对他的缺点的认识是政治性差，强调趣味，人倒是好人。”
她和罗隆基是在1945年采访旧政协时认识的。当时对罗“印象还不错”，她说：虽知道“他是个民主个人主义者，生活作风也很坏，但我对他并不鄙薄”。并且说：“我对人是，人对我好，我就对人好。”
高对右派的许多反动言论是同意的。
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共论调，她曾在检查中说：“我也认为副总理是可以由党外人士来当的。储安平说大小单位都有共产党员当头儿，我也有此感觉。”
她还同意右派提出的在学校里由“教授治校”的主张。
右派攻击我们说：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她也认为就是这样。
右派攻击、丑化老干部，说老干部“有德无才”。她也说：“老区的同志有德无才。”她并且认为老区来的同志只会搞运动，老干部的“三害”是严重的。
1．怀念旧大公报，赞赏文汇报的“点火”报道。
高汾对党规定的大公报的报道范围不满，认为“搞财经报道面太窄，业务性强，枯燥无味，没有气魄”。“解放初期没有读者”，“但这是中央规定了的方针，只能这样”。所以，常有怀念旧大公报的思想。
当文汇报上出现了“流沙河访问记”和有关电影座谈会、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鸣放、十五贯的执笔者是谁等问题向党进攻的文章和报道时，高汾却认为文汇报很活跃，“从版面到内容都很活泼，他们能主动动脑筋，抓东西”。而且是“基本上贯彻了中央的方针”。因此她觉得“很眼红”。她把文汇报这种“活跃”的原因，归之为“把高级知识分子看得重”，“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文化人味浓”。当人民日报开始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时，高汾特地跑到阅览室去翻阅了几期文汇报；也没有看出什么大问题来。
在鸣放期间，有人在小组会上提出要求开放干部自由市场的错误意见，高就竭力支持。后来，她在检讨中承认：她觉得有了干部自由市场，她就可以离开大公报另找别的工作去。
2．认为有了“老报人”，不要党的领导也能办好报纸。
高汾认为大公报在解放前曾出了许多名记者，有的解放后却离大公报他去，如杨刚、宦乡、李纯青、肖干、徐盈、子冈等，这是“只出不进”，是报纸办不好的一大原因。
他一直认为“老报人能力强，会出点子”，而对大公报党组的同志却认为“有的党组委员不懂业务，却当了部主任”。王芸生看不起大公报党组，认为党组的同志没有业务能力，高也同意王的看法。高汾对王芸生的看法则是：王在解放前虽写过反动文章，但“和其它报老板比，还有民族气节。解放后写文章检讨了，表示悔过，坏不到哪里去。而且业务上也有一套，这次鸣放中没发生什么问题”。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的右派分子朱启平在鸣放中出大字报，诬蔑原上海大公报北京办事处的党员（包括高汾在内）排挤走了他，高汾回到大公报社就向其它党员说朱说的对，表示同意朱的批评。高在检讨中说：“他骂我我还说他对”，这是因为“朱启平能力相当强”，认为大公报没有重视他，走了很可惜（实际上朱不是被排挤走，而是朱想混入中宣部或外交部）。
高汾在检讨中暴露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老报人没有党的领导也可以把报纸办好”。人民日报的业务刊物“编辑部生活”上曾介绍上海新民报总编辑赵超构（老报人）的经验，她看后兴高采烈地对别的同志说：“人家赵超构才算是有学问的人。欧阳文彬（新民报副总编辑，党员）算什么，他还改人家赵超构的稿子，比较起来，只能当人家的学生。”
3．活动徐盈回大公报。
大放大鸣中大公报社的大字报和内部业务刊物“大公报人”注销了一批要徐盈、子冈回去的文章，高汾就主动的去找徐盈，并且把“大公报人”一批一批地送给徐看。
“大公报人”上有借题发挥向党进攻的文章，徐盈离开大公报，也是向党进攻的题目之一。如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秋江逼走徐盈，谁是帮凶？”（按：孟秋江曾任大公报社副社长，党员，已调出。孟在职时，徐盈以同孟不和为理由，要求离大公报，遂离开。）显然是通过攻击孟秋江同志来进攻党，但高汾在闲谈中表示徐盈离开大公报，就是因为孟秋江的作风生硬，直到徐盈的右派言行已被揭发，小组会上对高汾的右倾思想展开批判时，高还说：“徐盈虽然右倾，但孟秋江的作风确实不好。”“大公报社要徐盈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是右派分子。”
高汾积极活动徐盈回大公报，据地自己交代是反映了王芸生的意图。王要徐盈回去的意图是高汾从袁毓明（反党分子，在鸣放时任大公报党组书记）和高集二人口中听来的。高汾认为：“文汇报有起色就是找了许多老报人回去了，大公报就做不到这一点，连吕德润回去都不愿意。”
4．“左叶事件”发生后，参加组织座谈会的活动。
报上登了“左叶事件”后，姚北桦提出要在党校新闻班组织座谈会并发消息，高汾便积极响应，并和姚分工，在女同志中活动人参加座谈（后因反应冷淡，会未开成）。
5．主张同人办报。
在鸣放中，高曾和新闻三班二支的一个同学一起找徐盈谈，说要办个同人报——北京晚报。还表示人员已想出来。他们提议由夏衍同志负责，徐盈做总编辑，由张友鸾编副刊，约吴祖光等写文章。后来高找徐盈时，又谈过这个问题，表现很积极。她在检讨时说：“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但有怀旧思想（按系指怀念旧的报纸方向和旧报人），同时也感到搞这样的报纸比较自由一些。”她自己也认为：“这样的报纸一搞成，必然缺乏原则，经不起风浪，因为领导人（指徐盈）显然右倾，工作人员又是老报人居多，这就会把报纸带到资产阶级方向去。”
1．对党的性质的错误看法：
高汾在1938年入党时，只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抗战的。她所接近的在党领导下的人，和旧社会的人截然不同，党内都是些好人。把党看成是好人反对坏人的集团。因为信任党内的同志，所以要入党。根本不认为参加党是参加严肃的政治斗争，而看成是人事关系。更主要的是她认为共产党是知识分子的党，是最进步的。毛主席就是知识分子，是好人里的好人。解放以来，虽然经过整党和历次运动，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总觉得工人阶级虽然好，但文化水平太低，共产党还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党。
2．严重的缺乏组织观念：高汾入党已有19年，但仍然是敌我不分，阶级立场模糊，没有确立革命人生观。1952年整党时，同志们都认为她基本上还是个未经改造的庸俗小市民，给人的印象不像个党员。她曾在1943年、1947年革命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对革命两次都表现了动摇，因而两度失掉组织关系。
大放大鸣期内，高汾听了崔宗韦夫妇指责肃反运动、说毛主度在处理胡风问题上犯了错误……等错误言论后，当时她虽觉得他们的话有问题，但没有及时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党组织，反而对崔在肃反中被斗争寄以很大的同情。
高汾常常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当作庸俗的人与人的关系。她认为徐盈离开大公报，是因为党的某些负责人作风不好造成的。来党校时机关对她的鉴定，是支部书记叫人事室的一个同志提出意见的，那个同志曾经和她闹过意见，因此她很不相信那个同志，来校后就说：“不知给我写了些什么意见，我的鉴定还得修改。”她生怕把她的鉴定写坏了。
3．不信任党的领导。她对党的看法是：把中央和一般干部分开来。认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就是被和尚念歪了。有一些中上层干部已经蜕化变质了。她怀疑原机关领导人领导整风能否克服三大主义，因而强调党外人士要有职有权，和对党的监督作用。
她对党的政治运动提出怀疑，认为：对于许多问题，是否一定要经过运动来解决。一搞运动就是一阵风，副作用很大。有的民主人士说搞运动会伤元气，是伤风败俗，高竟将这话不加批判地搬到小组会上来。
她认为大公报的党组织有宗派，从上到下民主不够，党组的领导水平低，又常闹不团结，对整风能不能搞彻底抱怀疑态度。
高汾认为大公报有的编委根本不搞业务，工作不称职；另一方面对老报人又不够重用。所以她主张报社可用选举制产生编委会。现在编委会有两个民主人士还不行。
她主张人事部门也可以让非党人士参加工作，认为非党人士熟悉旧社会的情况，搞审查干部工作不见得比党员差。
附注：高汾，女，37岁，江苏省江阴县人。家庭出身城市平民，本人成份职员。高中毕业。1938年10月入党。入党前，曾在湖南长沙伤兵换药队做换药工作，广州某汽车修理厂任抄写，广州救亡日报做临时工作（非正式工作人员），在新战线杂志社学习和剪报。入党后，曾在桂林救亡日报、香港文艺通讯社任记者、抄写等职。后又在桂林做过家庭教师、柳州航空公司办事员、江西南康日报资料员、江西赣州正气报编辑、重庆新民报记者、上海新民报记者、上海大公报南京办事处记者、上海大公报资料员等职。解放后，任上海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记者、北京大公报记者、编辑，来校前任北京大公报首都记者组副组长，13级。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5期，195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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