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0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盛坚夫同志是普通班21支部的学员，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以及大鸣大放期间暴露出许多错误思想。现将他的材料整理印发，供同志们讨论批判。）
1．盛坚夫说：“我听了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录音之后，就思想不通。我不同意人民内部有矛盾。我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的，因为苏联一贯的强调阶级斗争。我认为自己阶级观点很强。再说目前大专学校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弟，这些人不可靠，将来这些人当了干部，大权落在这些人手里，那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毛主席把敌我矛盾看小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搞得太突出了。
2．他否认人民内部有矛盾，好像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我们党制造出来的。他曾说党和人民没有什么矛盾，如群众对党有意见时，派老干部下去解释一下就解决了。毛主席这样一讲，矛盾就多了。他对毛主席说的少数人闹事要让他们闹够的说法，也不同意。他并举例说明：“现在浙江、江苏农民都有闹退社的，还让他闹下去，那就一触即发了。”
3．他又说：“现在人民内部矛盾是萌芽，将来日益发展，日益严重。现在还有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们和根据地的群众有联系，还有几百万军队，不会发生大问题，将来老干部死亡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当了干部，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时间愈久，阶级教育削弱，党也变质了，群众也脱离了。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起来，就会引起资产阶级复辟。”
4．盛坚夫在交代中透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说：“我说的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萌芽，将来会引起资产阶级复辟，不是指出将来，是指的现在。”
1．他说：“我1954年被调东北之后，一次听毛主席检查华东地区调动141项干部的情况，这个地区汇报说一股的还好，就是个别年龄大的，工作不好分配。毛主席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年纪大了，留在当地好了。”他听到这话之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四十岁以上，“毛主席说的是我”，因而有很大反感，认为毛主席对老干部这种看法不妥当，开始对毛主席印象不好。
2．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盛坚夫对毛主度的信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他在书面检讨中写道：“我反对个人崇拜，但这时提出不好。目前不少老百姓（农民）还相信鬼神——神秘思想，他能相信共产党（个人崇拜）也是进步的。以我来说，就是从个人崇拜发展加入党的。小时（十五岁）我相信孙中山，后来到晓庄师范，就相信陶行知。后来晓庄封闭，听到共产党就相信共产党，从此逐渐相信朱、毛。抗日前看到主席许多著作，就中心思想信仰毛泽东。如果反对个人崇拜，以我们知识，不能正确处理自己问题。反对斯大林后，我思想空了。思想上空了，没有中心信仰的人物，不好过。我就这样推论下去，现在斯大林不好，将来列宁、马克思也有人反对的一天，那共产党叫人相信什么呢？我又想到消极的一面，连斯大林都不行，那有什么人能行呢？我的心觉得空了。”
3．他在7月30日支部大会上交代：去年听了毛主席十大关系的报告以后，对毛主席所说的党内是非问题很起反感。他认为毛主席说的对黄逸峯等人要一看二帮，高岗如不死仍可回延安工作等话，是“出尔反尔”。言外之意是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4．盛坚夫在除四害问题上向中央提意见。他说：“除四害问题，尤其是消灭麻雀问题，是缺乏独立思考，把我们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事实上麻雀是消灭不了的，这完全是主观主义。”他说麻雀并不为大害，“毛主席对打麻雀，恐怕走火了。”
5．6月中旬，正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要发表而尚未发表的时候，盛坚夫有一天向同房的同志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听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不一致。邓小平同志从东北视察工作回来，看到阶级斗争很紧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没有提到人民内部矛盾中还有阶级斗争，因此，毛主席与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不一致。”
6．他说某同志认为毛主席的文章虽然朴素、坚实、明确，但不像列宁那样（意思是缺少理论词藻），他有同感。
7．在9月19日的一次交代中又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讲到的我也想到了。”
1．在大放大鸣期间，盛坚夫经常流露出认为合作化冒进了的情绪。他交代说：“当合作化高潮后，我已离开农村好几年，由于学校工作局限，对于合作化是不重视的，不久全国高潮，各省完成上报数字90％、80％，有时和副院长×××谈，这些数字省委上报可能不切实际，夹生，是为了迎合上级心理。有时想到一个农民加入合作社，强调自愿，说服常至几天功夫，忽然一下几百、几千户就参加合作社了。有时也谈到增产的问题，我并说过去我在江南新区土改，增产那是无疑的，但有各种因素，有黑田扩大了面积，原100斤，增200斤，再加一倍300斤，就不能一千斤了。”他在7月18日小组会上交代时，又谈到合作化后是否增产的问题说：“特别是耕牛死亡，生产情绪不高，不一定增产，增产百分之几是否确实？”他怀疑广东几个千斤县是否确实，举出江苏省劳动模范陈永康的例子来证明。他说，陈永康上报增产数字是每亩一千四百斤，而实收是一千一百斤。“土地增产是受土质好坏限制的，不能要增产多少就增产多少。”其次，他认为年青小娃娃搞坏了农村工作，在几次小组会上很气愤的说：“农村工作是青年娃娃搞坏的，他们既没有阶级斗争经验，又无生产斗争知识，结果搞得江苏、浙江都有大量退社的出现。”他还用“人民”来信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2．他认为农民生活苦，谭震林同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人民日报5月5日三版）一文发表后，某同志曾拿着报纸去问盛坚夫关于江苏农民的情况，并向他指出，江苏农民生活也不错。他没有细看，就说：“这些材料不全面。”他还说谭震林同志只调查了收入高的经济作物区情况，因此，这个调查是不全面的。他在6月5日小组会上向中央提意见时，很生气地提到江苏党只顾建设，不顾人民的吃饭问题。他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提出，江苏修了多少汽车路，但又无汽车可走，废了不少农田。有的农村电线和电话机搞起来了，但人民没有饭吃。”
在7月18日小组会第二次检查时，他说：“江苏灾民从十八万发展到70万、90万，因为我们工作这样，不实行生产自救办法，灾民还要发展。”又说：“周总理说中国六亿人口每人多用一尺布，就多用六亿尺布，这样平均的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现在还有人买不起一尺哩！”关于农民的负担，他说：“我过去一贯认为做财经工作的人缺乏群众观点，老思想还一直未改变，总觉对人民要得狠，开支很大。例如农业的投资，苏北、淮海区每年要农贷多少，又要收回，手续麻烦，耗费很大，而公粮照常收入。倒不如少收公粮，也不多发农贷，免得手续麻烦。”关于统购统销、农民口粮，乡干部作风等问题，他说：“现在人心思干（按：指在该地工作过的老干部），农村小娃娃这样领导，加上废区并乡更不得了，碰到同乡说乡干部很坏，脱离群众，统购统销很紧，每人200斤口粮不够吃。”他还说：“去年报上揭发农村收购问题，压价引起不满……就想到国家人员越多，利润不得不上缴，所以对农民生产的东西要压价。”又说：“合作化不巩固，有很多问题，苏北老百姓东西没处卖，供销社不收，结果老百姓把废铜、废铁沿途丢掉。”
他听见某人说：“最近我家里讨饭的人多，过去多少年无人讨饭，现在讨饭无地方。”它表示相信，并想到1954年和1953年，在淮阴灾区，“目睹灾民生活，确实很苦，有时听到下面工作搞得坏，都是怪下面干部不强”。
3．5月11日小组会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他提出：“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实质上是一亿人口与五亿人口的矛盾。”当时同志们指出他的说法不对，他就和同志们算起账来。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几个人在下边算过账的。所谓一亿人口，包括职员，工人及其家属在内。这些人不直接参加生产，是不创造财富的。”同志们更不同意这种说法，反问道：“工人是不创造财富吗？”他说：“国家脱离生产人员二千四百万，按每户五口计算，不算工人也有一亿多了。”他还说：“这一亿人是丰衣足食的。”他为了证明非生产人员多，曾说过：“江苏泰兴出生猪的地区，据说每个收购人员平均只收购25头猪。”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小组要他交代以上问题的思想。他在材料中关于一亿人口和五亿人口的矛盾时写道：“谈到非生产人员，到党校看见警卫人员、电话员等据说有一千九百人（按：全校工作人员，包括印刷所工人等生产人员在内，实际上只有八百余人），就肯定人数多了。由此，我想每五个农民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这样等于五亿农民供给一亿工作人员。古语‘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矣’。现在生产人员少，浪费人多，一定财政困难，不富足。”
1．在5月11日组讨论整风时，他说：“勤俭建国方针，现在提出意义很重大，但是提迟了。”在6月5日小组会向中央提意见时又提到：“解放之后百废待兴，所做的事都是对人民有利的。但是国大民穷，人多地广，生产落后，在这种局面下，方针是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精神是很需要的。虽然突出的提出了这个重点，但实际做并不是这样，当时强调农业不够。国家非生产建设过多，生产建设相对削弱了。以有限的积累消耗于无穷的不必要的设施，如铁路的建设是否可以缓办呢？”他并且举出去年参加在北京饭店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每人每天二元多伙食为例，认为这个会开了一个月，加上政协继续开会，花费太大，等于费去了一个地区的公粮。他甚至周总理是“大少爷作风”，平时还多次流露：外交活动太多，宴会太多、太大，不知浪费了多少公粮！
在鸣放期中的一次小组会上他说：“庐山修公路花了不少钱，两万人做了两年才完成，结果使一万户抬轿子的失业”。根据调查，庐山抬轿子的并没有一万人，而且都在公路完成后安插了工作。这显然是盛坚夫夸大。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在检讨材料中写道：“对勤俭建国方针，五一指示发出很高兴，如早点发出，在开国之初，就是勤俭建国方针，把财政力量集中于国防、工业、农业等主要方面，其它非生产建设可迟可缓的，不影响国计民生的就慢慢搞，这样国家建设更好。现在摊子太大了，非生产人员多了。不好处理。气派阔大，我想古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苦到甜易，再由铺张到收缩就困难了，这个思想是这样来的。”
有些必要的开支他也认为是浪费的，他说：“有些旅馆、饭店，可省即省，如前门饭店，学校建筑，国际交往宴会也多了。”他并且认为财政部不会当家，怀疑李先念部长是否精明强干。
他认为工作人员生活待遇高，学校用钱又特别多，要“把别的钱少用一点，投资到农业”。
2．在大放大鸣期间，他多次在小组会中提到中央对知识分子抬得太高了，看得太重了，待遇太高了，这样就不好领导了。他说在他们的学校中（汽车拖拉机学院）有一部分教授是过去的旧军政人员，不学无术的“假教授”，不应放在学校里教书。应该送去劳改。他并以葛佩琦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3．他有一次和本组同志谈起高等教育工作时说：“杨秀峯过去干什么的？高教部领导很弱，不能解决问题，杨秀峯部长除在会议上以外，从未见过面，三年也未去过汽车拖拉机学院。”他对蒋南翔同志也不满，说蒋在八大的发言，未提到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他在8月2日支部大会上交代：“蒋南翔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年轻、文化高，有前途而已，政治远见，未必如我。我去年就提出学校党委制问题并有书面为证。”
他在一次小组会上交代，他对安子文同志有意见，认为：“去年上半年大胆提拔干部，下半年就要干部大体安定下来，不再提拔了，弄得机关庞大，臃肿不灵，非生产人员过多，这不能不怪组织部控制不严。”他并说：“我怀疑组织路线有问题。”
1．他把处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看成是私人报复、党内的宗派斗争。在八大开会时候，一次他问某同志，山东向明问题怎么搞的，该同志回答：向明参加反党联盟。盛坚夫接着说：你们不了解，向明的问题是陈毅带着一百多干部，在山东坐镇了八十三天搞出来的。在鸣放中，有一次他和另一同志谈起高、饶问题时说：高、饶问题如果现在处理也许不同了。意思是过去处理严了，如果现在处理就会从宽。
8月2日支部大会上交代：他认为“向明是具有原则，又对干部温暖，这样的好干部，从地委书记不到几年升山东分局书记，不简单，忽然一落千丈，陈毅去一搞，又是反党联盟”。
在一次小组会上他交代：他认为高、饶反党不突出，怀疑他们是否有组织活动。他说：“虽然是联盟，但未建立组织，是否有反党的组织活动呢？”
7月30日支部大会上交代：他在江苏省工作时就认为饶漱石的问题是陈毅搞的，陈毅因黄花塘事件对饶打击报复。他在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工作时，曾和该院某副院长谈起高、饶问题，这位同志说饶漱石是国际派来的没有资本；陈毅是打过游击的，有资本，毛主席信任他。盛坚夫相信这些话，并“更加对陈毅怀疑，感到对党内是非问题，搞到那个人身上，是非难明”。
2．8月2日支部大会上交代，他在江苏省工作时，有一次因工作上的缺点，柯庆施同志批评了他，他内心不服，认为柯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不熟悉农民情况，主观主义，作风粗暴。当组织上调他去东北支援一四一项时，他认为：“受了柯的批评，跟后就调东北，柯对我印象不好。”认为是对他的排挤。柯庆施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不服气，他想到陈毅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表扬过柯，认为：“由于陈毅同志一表扬，柯马上做上海局书记，果然八大当中央委员。”他更进一步地对陈毅同志不满，并攻击陈毅同志“粗暴”，“好骂人”。还说：“如果饶漱石不犯错误，轮不到他当副总理。他从这样的想法出发，认为我们党内是“任人唯亲，是非不分”，他说：“上级没有对你非常信任，虽然正确也不行，如果信任，错误的也是正确的。”
3．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师哲同志去山东任省委书记，他就对一位同志说：“你看，文化人当权了。”他甚至认为党校普通班二十支、二十一支支委中有两位同志是新华分社社长也是文化人“吃香”。
4．盛坚夫的宗派观点是由来已久的，他在一次小组会上交代：他1939年入党，1940年就认为我们党内有宗派。如某一负责同志调往另一地区工作，因需要带走了一些干部，他认为这是宗派。江苏并省后，柯庆施、陈丕显二同志调上海工作，带走了一些干部，他也认为是宗派。他曾对一个同志说：“江苏省委有宗派。”这位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说：“你十年后再看吧！”
1．他在一次小组会上交代，他过去（指来校以前一段时间）认为中央的指示和党报的社论都是老一套，不愿看。他说：“没有指示，也能做好工作。”他在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工作时，就不大愿看上级的指示和报纸上的社论，就是看一些，也是与学校工作有关的，并且也很少认真的钻研。他来校后，不爱看党报的社论和评论，国内外重大事件只看看大标题，报纸一来首先注意的是合乎口味的小品文。
2．在大鸣大放中，盛坚夫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难忘在根据地的日子里”（5月14日定稿），曾向校报投稿破退回，后来打算向人民日报副刊投稿未发出。这首诗的一段至十二段，都叙述他自己过去在抗日根据地如何联系群众，充分的表扬了自己。十四段至十六段则极力夸大党在工作中的缺点，丑化党的面貌。这三段诗如下：
十四段：“有时也下乡一跑，老区人民社会主义热情高，无奈我们已不很习惯，感觉农村生活枯燥，老乡们情意殷殷来挽留，说说一肚子知心话，不知怎么情绪不耐烦，恨不得插翅飞回机关才好，一路上软席车厢有谈有笑，吩咐秘书随员把材料整好，报告分为几大部分、几个纲要，写好报告农忙季节已大半去了。报告确实得头头是道，博得首长们赞叹欢笑，可怜群众提的一大串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条，吓唬着人理论重要，实际和群众要求分道扬镳。”
十五段：“每次会议都提到‘群众路线’，为什么贯彻不好，问题已经明明白白，害死人的教条主义领导，由于各方面起了变化，巨大的习惯势力影响不小，强调深入群众，已成干巴巴政治口号。”
十六段：“如今毛主席提出整风运动，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解决领导，恢复我党的艰苦朴素传统，坚决肃清教条主义的领导，和风细雨解决得好，共产党有当心自我检讨，什么牺牲都能仿到，只要为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从团结出发决不是教条。”
盛坚夫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期间，整天去医院治病。他在日记中写着“畏病、恐病病”，整天怕死，学习很马虎。大放大鸣时他的情绪突然高了，写诗、写文章投人民日报、实事求是报（均未登），写日记，在小组上的发言也写成发言稿，他的言论多是反面的。在8月27日的一次座谈上问他写诗的动机，他说：一是想赚稿费，一是看到报上批评我们党的干部脱离群众，他很同情，因此，他批评党的作风也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后来与个别同志交谈时，他说出他当时是投机、有野心。
附注：盛坚夫，四十八岁，江苏兴化县人，中农出身，教员成份，1939年入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来校前任中共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委员会书记。入党前曾由他的朋友代填过国民党入党志愿书，跟随陶行知学习和工作过。入党后被捕过一次，已作了结论无问题。盛坚夫对党不满是从1954年调东北支援工业建设时开始的，从江苏调141项，他认为是省委宗派排挤他出来的，到东北后三次分配工作不干（佳木斯造纸厂、牡丹江橡胶厂、哈尔滨工业大学），特别是在哈工时闹情绪，据他说他回家去过了一个多月，最后分配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作党委书记。他的严重的个人主义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想一个环境气候好的地区，较高的工作岗位，舒适的家庭生活。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6期，195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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