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30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张生强同志是我校普通班第九支部学员。他在学习过程中，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期，曾在肃反、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统购统销等问题上发表了许多错误的观点，对右派分子的言论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对党的领导、党的生活和上下级关系发表了许多错误论调。党委会和领导小组认为张生强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同意第九支部同志们对张生强的错误思想所进行的批判以外，决定在全校学员中讨论批判，现将第九支部整理的材料印发，供大家讨论批判。）
（一）在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演讲时，张生强曾对肃反问题发表了以下一些言论：
1．他说：“为什么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运动的方式？机关肃反采取运动的方式，多伤害了那么多人，多得罪了那么多人，不该死的也死了，又费了许多人力、时间，结果还得调查、对证材料。”
2．他说：“肃反的错误决不是个别的，相当一部分被搞错了。”别的同志质问他说：你了解全国情况吗？你说被搞错的人究竟占百分之多少？他说：“我不了解全国情况，也说不出被搞错的占百分之多少，反正是相当一部分被搞错了，决不是个别的。”
3．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录音）中曾对肃反运动作如下估计：“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也是存在的”（本组几个同志听录音的记录都是这样）。他就这个估计对某同志说：“肃反也存在着缺点，这样轻轻的提一下就行了吗？”
（二）张在看了北京市委编印的“党内参考数据”上登载的各大学的大字报以后（在这以前，他已听过彭真同志关于胡风问题的报告），对本组一个同志说：“胡风问题，我有怀疑。”某同志对他解释胡风如何如何反动，并说明胡风还污蔑领袖时，他又说：“就是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图腾’嘛！”某同志说：这还不够吗？这是文艺方向的问题。并提出：胡风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历史上也是反革命，参加过特务组织，在江西直接参加剿共。张说：“是呀！这方面我没有考虑进去。”后来对证这一材料时，同志们又问张是否知道胡风的这段历史？张说：“我过去知道。”
在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时，关于合作化与农业生产的问题，张有如下言论：
1．他说：“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很多。”（据张最近交代，说：“羊、牲口入社后，损失不小，果树入社后，损失得多了，干部太弱；副业生产上损失很大；劳力调配浪费大呀！”）“55年的合作化运动，搞得太快了。55年搞到70—80％不行吗？这样难道就会减产吗？我就不相信！如慢一点，问题就不会这样多！”
2．他说：“中央发下‘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下边的脑子热了。我们专区的打井工作，很多井都打瞎了，能用的很少，劳民伤财。”又说：“造林的成活率很低。据某县报告，造林27万株，只活了一株，浪费了多少劳动力呀！”又说：“合作化后，妇女出工，有不少在打井、修坝中小产了。还有人累死在工地上。”
最后他感伤地说：“冒进造成了多少损失，浪费了多少劳动力呀！很值得研究！。
3．对邓子恢同志在本校所作关于合作化的报告，他有错误的了解。他检查时说：“邓老报告说华东地区死了一百五十万头牲口，”“全国不知死了多少，感伤得很！”他认为邓子恢同志的报告，完全证实了他对合作化的看法（问题很多，搞快了）是正确的，他并感到很高兴。听报告时，他曾几次对本组同志（作农村工作的）半开玩笑地说：“邓老一骂，我看到你的身子就一抖。”
在寒假回校后的一段时间内，关于粮食、食油、棉布等统购统销问题，他发表过以下一些言论：
1．在交谈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该组有同志提到中国的粮食是紧的，不能过分强调要群众吃饱（这句话用词不确切，有些毛病，当时意思是说：应强调节约用粮，够吃就行了，如尽量的吃，那么购粮、供应都很困难）。张马上反驳说：“你们连吃饱就不敢提呀！中国是农业国，解放前粮食就够吃够用，没有粮食进口，解放后，粮食增了产，陈云同志也说过：中国粮食搞得好，不仅够吃，还会有余。为什么你们还说粮食紧张呢？像你们说的那样紧张，粮食就不应该出口。我看粮食是不紧张的，紧张是人为的。”接着该组有的同志就质问他：你说人为的紧张是指粮食工作上犯了大的错误，有什么错误呢？张说：“运输、调拨上有问题。”别的同志又说：“中国有些死角粮，因交通不便，现在无法运出来，不能算工作中的错误。”张又肯定地说：“交通不便，用毛驴也要运出来。”
八月中旬，该组同志又质问他：“你说粮食是人为的紧张，究竟是指什么？退一步说，即使死角粮运不出来算有问题，但这一部分粮食很少，在全国说来，也不至于造成人为的紧张呀！”张回答说：“我们专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很紧张，后开放了粮食自由市场，粮食情况就不紧张了，市场上上了很多粮食，群众可以互通有无，最后剩下许多粮食无人买，政府又买了许多。”
2．在说到食油问题时，张也说：“食油是不紧的，紧张也是人为的。”为证明他论点的正确，张曾以他所在的甘肃定西专区油的情况为例说：“油料统购统销后，扣得太紧，群众润车的油、润锅的油也没有，而1955年库存，积压油二千万或五千万斤。”又说“兰州存油料，一年榨不完，但农村的小土榨，却不开放。”
3．谈到棉布问题时，张也说：“棉布不紧张，紧张是人为的。”为证明他论点的正确，张也以定西专区为例说：“我们专区，1955（？）年群众总说棉布不够用，后来我们多发下30万尺空头布票，结果，连原有应销的布也没有卖完。”
今年中央发出指示，规定1956年下半年度的布票二尺抵一尺使用，张有抵触情绪。有同志问他：“你说棉布是否紧张呢？”张说：“不紧张，紧张是人为的。”另外，张又对一个同志说：“二尺折一尺，一登报宣传，群众不买布的也要买，更会造成紧张，而且政治影响很不好。”
张还在检查中说过：“国家本来有布，有些干部就是怕脱销，扣得紧，有惜售思想，因而也造成人为的紧张。”
（一）在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时，小组某同志说了这样一件事：广东去年七月召开省人代会时，省监察厅副厅长云应林（农工民主党中委、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现为右派骨干），在会上发表了很多谬论，还说广东农民的生活，解放以后不如解放以前。某同志并表示：“这是反动言论，这等于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家看应不应该驳斥。”说到这里，张便站起来对着某同志说：“为什么先给人家戴上一顶反动帽子？让人家讲话嘛！这么不虚心，你这个教条主义！”
（二）右派猖狂进攻时，张情绪兴奋并曾发表了以下一些言论表示同情和支持：
1．当右派向党进攻时，某同志已看出张的情绪很不对头，人民日报发表了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后，某同志便有意识地让张看，希望以此刺痛他，提高他的认识。张看完后某同志问他怎么样？他郑重其事地说：“我看有道理。”后来又曾一度在支部大会上，承认他在肃反、统购统销以及党群关系等方面，同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有部分的共鸣。
2．小组某同志对张表示对报纸上发表的右派反动言论的义愤时，张反驳说：“人家批评你一下就受不了吗？”某同志对他说的“你”字，表示非常反感。在继续争辩中，张又改口说：“过去我们打人家十下子，现在人家打我们一下子，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3．某同志看了人民日报六月三十日登载的“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后，对张说：“这一次可把林希翎驳倒了。”张马上反驳说：“难道问题这样简单吗？这样就算驳倒了么？”并说：报上说林希翎见到玉门油矿罢工是造谣，我看这样说不能说服人，我就知道玉门油矿罢过工（报上是说玉门油矿运输处没有罢过工，所以林希翎说在运输处见到罢工是造谣）。又说：“报上说林希翎去玉门时，一路坐在车上，硬说沿途看到罢工是造谣。我看这样说也不能说服人。我知道林在兰州下了车。”别人说：问题是林在兰州是否看到了罢工。张说：“没有。”接着又强词夺理地说：“说林一路没有下车不对，沿途车站停车时，林不下车吗？”
（三）当右派向党进攻时，张的情绪兴奋，认为是新形势到来了。张在检查时说：“我早知道对党的缺点偏差，防止和估计的都不够。看！现在人家提开了没有！”觉得“我看对了”，“心情上述有些兴奋”。
（四）另外，他自己检讨：在他看到五月二十九日甘肃日报刊载的甘肃省委统战、民族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曾对其中民盟甘肃省委常委许青琪向中共甘肃省委秘书长万良才同志所进行的攻击，感到很舒服，觉得批评的好，在张的检讨中承认这和他的偏右的不满情绪有共鸣。（按许的发言内容主要是对万在今年省人代会上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发言不满和进行歪曲、反攻，为他自己所写的去年十二月份视察清水县张家川两个合作社情况的报告中扩大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缺点进行辩护。许目前是否已被划为右派不了解。）
（一）在讨论以上所举肃反、合作化、农业生产和其它工作问题时，对于党的领导、党的生活和上下级关系，张还发表了以下一些言论：
1．他觉得“有成绩了，是上边领导的好，错误了，就是下边的”。又说：“工作（指上述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难道都是下边的责任吗？应说与中央是有关系的。中央在掌握运动上，往往是反右的劲头很大，但防左则注意不够。”
又说：“三反中，上级规定打老虎的数字，并拿着电话，天天问下边，打了多少老虎？打不出老虎，戴右倾帽子。”
2．他说：“上边风一来，下边同志就跟着来。下边同志怕批评右，左了感觉不算什么。党内很少人敢提反面意见，谁提了意见，最后还是吃亏。怕什么嘛！党员应该有啥说哈，我就不怕，我敢提意见，我在地区会议上放了炮。大家都不敢提意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怎的呢？很值得研究！”
他还说：“党内有些人，盲目服从上级指示，觉得上面怎样都对。我们专区先发了个指示下去，下边说，完全符合我们的情况。接着省里发现指示有毛病，再更正一下发下去，下边又说：还符合我们县上的情况。”
他认为有些人身上有两个口袋，装着好坏两种材料，上级要什么就有什么，作假报告，报喜不报忧，品质恶劣。
（二）在讨论对工作中错误与缺点的看法时，同志们有多次说错误与缺点是难免的，但张多次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错误与缺点是能够避免的。他在检查中说他在思想上与“难免论。有些共鸣，有部分的同情。
（三）在讨论问题中，遇有同志们肯定工作成绩、指出缺点是难免的时候，及对右派进攻表示气愤的时候，张往往给同志们戴帽子，说是“教条主义”。他在检查思想时说：“在争论到具体问题时，不同意我的意见，就说是教条主义。”
（四）张在检查中说：他曾对毛主席所说替农民叫苦的人，都是富裕中农以上的人的思想反映这句话“有疑问”。另外，他对少奇同志在河南一次干部会议上所提到的过去县的科长、中学教员是带不起家属的这句话，也有“疑问”。
去冬听了陆定一同志关于匈牙利事件报告的录音后，在小组讨论这一报告时，同志们先批判了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以后又说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为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所利用。这时，张就要同志们把苏联的缺点说具体一点，有一位同志说：苏联红军在东北时，有强奸妇女的现象。这时张就紧接着说：“该反！这样的军队还不反！”
（一）当小组个别同志在帮助他分析错误根源时说：“根据你那些错误言论，对党是有一定的不满情绪的，应该好好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情绪的根子究竟是什么？”并提出一个问题希望他考虑一下，看他这些表现和这个问题是否有关系，接着说：“你过去说过1942年整风的情况，你这种思想情绪是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系？”张当即肯定地说：“有关系！”并表示这样说是把根子找到了。又说：“这样说能够说服我自己。”
（二）当小组追问他除了延安整风以外，还有什么对党不满的事情时，张又作了以下交代（事实上小组已掌握这些材料）：
①他在定西地委任地委组织部长时，有一个县委书记提为地委副书记，他被调为副专员。同时，该地委的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也调走了。他认为只是把他留在该地委，把下级提上来领导他，对此表示不满。
②在本地与外来干部关系上，他也有意见。他认为对外来干部提拔较快，对本地干部培养、提拔不够。他还认为，外来干部作风上有不少毛病，外来干部看本地干部的毛病多，长处看得不够。
另外，对省委提拔外来干部马青年同志任副省长，很有意见。他认为应从本地干部中选择一个回民当副省长。
③三反时，他到会川县领导三反，因他犯官僚主义错误，该县副县长被斗自杀。省委决定予张以处分，张亦对此不满。
附注：张生强、男、39岁，甘肃省靖远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现有文化程度高中，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入校前任甘肃定西专区专员。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4期，195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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