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十四支部, 肖鲁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十四支部、肖鲁（注：肖鲁，男，现年36岁，河北省静海县入。家庭出身，破落地主。本人成份，学生。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入党。入校前任全国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父系反革命分子，1952年镇反时被判处徒刑，现在劳动改造。岳父系日伪高级特务，1961年被我镇压。）
我出身于一个反动封建的旧军官兼破落地主的家庭中，从小受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因之，受到的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反动思想的毒害甚深。从小便有着一种剥削阶级子弟的“高人一头”的优越感，想“成大器”，自命“不凡”。虽然后来受到一些革命思潮的影响，十六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很快的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党的干部，从而很长的时期都是生活在革命的环境中，但由于先入为主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十分严重，入党后又未能很好的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严格的改造自己，因而，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坏思想，在我身上仍然是一贯的根深蒂固的十分严重的存在着，不过有时鲜明有时隐晦，因而，敌我界限也便一贯模糊不清。以上可以从我的两次婚姻问题上看到一斑：1942年未经党组织正式同意，我就和一个政治面貌不清的大地主的女儿结婚，婚后，党组织曾责令我作了检讨。1943年党组织对她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并责令我与她离婚。1944年我又要求党组织同意我与她复婚。1950年她在天津市病故，我却又与一个日伪高级特务的女儿结了婚。这两次的婚事，党组织都不是完全同意的，我则贪图她们年轻貌美，不听党的忠告和劝阻，完全不顾及党的利益，竟与她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结婚，对于阶级敌人的女儿竟然如此喜爱，可见我已经敌我不分到什么程度了，在当我个人的切身利害和党的革命的切身利害发生尖锐冲突时，我的十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丑恶面目便暴露无遗了。
正因为反动出阶级立场没有很好改造，无产阶级的立场没有确立，革命的人生观没有确立，因之，二十年来对党对革命不是无限忠心，而是处处计较名誉地位生活享受个人恩怨等一些自私自利的个人得失问题。更不愿作一个默默无闻勤勤恳恳的平凡的无产阶级战士。尤其是1949年进入大城市以后，受到城市中资产阶级思想生活的影响，我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也就更突出的发展起来了。
1949年我在天津市工作时，因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受到党的当众警告处分。事后我认为党把我的各种待遇也降低了，便感到“前途”完啦，这是一完百完，因而对党怨恨，在同志们面前经常发牢骚，工作也不努力干。1951镇反，我所在单位的党支部的部分同志因对我在敌占区工作时的一段历史情况不大清楚，对我进行了审查，事后虽然经上级党组织作出了我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但我却对此事梗梗于心。对于党的这些处分和审查，我不仅没有正确认识，反而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怀疑党对我的处分和审查不公平，认为党委屈了我。再加上我的父亲是反革命犯，在镇反时被逮捕判处劳动改造，我的岳丈也在镇反时被逮捕判处死刑，因之，又感到我的社会关系也很不光彩，很不硬气。前后这些事情交织在一起，于是便感到我在今后是经不得风吹草动的人了，还是去搞搞自然科学一类的事儿吧，（实际上这是一次大的政治动摇）。从此便更和党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并有意的回避党的机密工作。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又十分高傲自大，以无知当博识，自恃“聪明能干”，自以为“了不起”，热衷于名誉地位，斤斤计较级别待遇。
我在华北区海员工会任副主席时，看不起海员工运的老前辈——我们的正主席曾寿隆同志。我在海员总工会工作时，又看不起海员工运的老领袖——海员总工会的主席刘达潮同志。对同级的某些同志也是多看人家的缺点，少看或不看人家的长处。甚至讥刺某些同级的同志是碌碌之辈。我自己不是和同志们比思想比工作比进步，而是经常比级别比待遇，于是越比越觉得：过去领导我的同志们现在的职位比我更高了，我和他们的距离拉得更远啦；过去和我差不多的同志们现在也都跑到我的前头去啦；过去被我领导过的同志现在也赶上或者超过我去啦。这种比法其结果是，越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就越发展，牢骚和怨气也就越大。因此，我坐不上小汽车，我不满意；我进不去大医院，我也不满意；对有些日用品一时买不到、公共交通工具有时比较拥挤，我也牢骚满腹，怨党怨同志们没有把工作搞好。我自以为级别低而怕见老同志怕见老领导人，假日不愿串门子，路遇不愿打招呼，疑神疑鬼的觉得某些单位的收发人员和警卫人员等都在歧视我，有时甚至感到使自己的小孩子在子弟小学中也跟着不光彩。经常自怨自艾，把这一笔个人主义的臭帐，便一古脑儿画在党和其他同志们的身上，怨恨党没有把我提的高点，怨恨其他同志比我强啦，羡慕和嫉妒比我级别高的同志，诬称他们是“大官”，我自称则是“芝麻官”。总之，一旦陷入了这种境地又不能自拔，便越来越变成一个鼠目寸光的终日计较鼻子下面一些个人得失小事的庸人，再也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因之，逐渐的便对于伟大的政治生活漠不关心了，甚至当北京“敲锣打鼓”进入高潮，彭真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布北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我也未有特别兴奋，对于几年来的几大政治运动感觉更浅了。对于伟大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已无能感受和认识，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却在心头上越来越猖狂。因之，便喜欢浏览那些攻击党攻击党的干部们的“小品文”“讽刺文”，并在我的反动的思想底子上，很快的印上了他们的论点，臭味既相投，便越看越爱，泥坑也就越陷越深。由于利令智昏，便根本无法再去正确的认识客观事物，既不调查，又不研究，合我口味者取之，不合我口味者舍之，对党的伟大成绩无能感受甚至视而不见，对党和同志们工作和作风方面的极其个别的缺点，有时甚至是难免的缺点，却抓住不放，并且时常以其概括一般。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头脑里便充满了黑暗的东西，达就是：——“我们党的工作就是存有许多问题呀！”“我们不少干部的作风就是很不好呀！”等等，这一套反动的见解便很顽固的成长起来了。说什么“党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极其次要的个别的暂时的甚至是难免的，是与成绩和胜利不能相比拟的”，这些客观的论断，在我的思想实际中不仅早以把它忘得光光的了而且已经根本把它否定了。
由于我的作风庸俗，并患有严重的自由主义，见人称兄道弟，浮浮夸夸，爱谈论低级趣味的话，对待政治大事极不严肃，不懂装懂，妄猜妄论，说东道西。几年以来，党对每个党员的思想作风的要求日益严格了，尤其是反高饶后，我对党加强党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的要求是有抵触思想的，因之，我觉得同志间少作思想接触为好，怕犯了自由主义被整一下子。因之，我感到自己的生活思想受到很多“束缚”。因之，便实际上同情那些诬蔑我党民主生活不够活跃的谰言，并认为这可能与我国今天的社会是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来的有关系，由于未经资本主义社会那一段，所以人们的“民主习性”不深，反映到党内，所以同志关系比较拘谨，不够爽朗。（这当然是对我党民主生活的极大歪曲，说穿了，即是想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那一套反动的东西，来改变我党的组织性质）。我还主观的认为中级党校内对党员的日常生活抠的太紧，认为我若到中级党校去学习时，将会受不了这种“约束”，（这实际上也是上述反动思想的反映）。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反动的思想底子已经顽固的成长起来，所以进入党校不久，在一次传达校党委不拟更改教学计划的小组会上，我便诬蔑校党委像胡风抛头颅一样把计划抛出来就不管了。在学习“八大”文件时，我竟认为可以把某些放弃定息后的资本家，有条件的纳入工会为后补会员，认为这样作可以麻痹资本家的阶级观念，利于对他们施行改造。（这是一种极端严重的敌我不分的思想在作祟，这是完全否定了资产阶级难移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反动本性）。有这许多严重的反动思想，当然在党校中也就不会艰苦的认真的学习马列主义，以改造自己的反动立场、观点和方法，听报告看文件也就无法领会全面的和正确的东西，仍是在断章取义的抓住投合口味的一词半句，便胡乱根据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逻辑，加以妄测。例如，学习“八大”文件时，许多重要的东西我都未记好，而对小平同志报告中批评官僚主义的那一部分我却记得很牢；在讨论会上对同志们经常讲到的党的伟大成绩和胜利我则印象甚浅，而对同志们例举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实例，我却又记得很牢；对于主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我读的很马虎，而对于党校印发的、几个官僚主义引起闹事的材料，我却永铭在心，并认为这些材料虽然是很突出的，但是患有严重官僚主义症候的干部们却绝不是这么几个人。从这里我又联想起某地几年来，某些高级干部蜕化变质的一些情况，再加上一些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测，便妄自认为我党不少干部的作风真是太成问题了。中央4月27日的整风指示中，曾有一处说到“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我并没有认真领会中央整风指示的全部内容和精神，更没有看到中央听批评的这些东西在我党广大干部中间是极其非主流的东西，是在极少数干部身上残存着的一些东西，它在每个干部身上的程度又是出入很大的。我反而将中央整风指示中的这句话断章取义的加以曲解，当成了我诬蔑不少干部作风大成问题的反动言论的支柱。
正因为这样，当我看到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们用以首先放火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六亲不认”等反动文章时，我便根本嗅不出它们的反动气味。相反的，虽然读的很粗糙，但留有一个总的印象，这便是觉得经过几年来的思想改造运动，恐怕是有些知识分子是受到了一些伤害。我想到我自己因曾被处分被审查至今对党仍然梗梗于怀。我自己也曾因怕犯了自由主义而不愿与同志们作过深的交往，更何况这些知识分子们呢！因之，便认为他们对党的不满和疏远是值得党来深恩的。怀疑党对他们是否搞得过急了些过严了些。内心中对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呼声”表示同情。
首先，在整个阴云密布的五月里，我的基本政治情绪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一边的，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我对当时掌握在资产阶级右派手中的，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大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文汇、光明两报——极感兴趣。并未看到他们在借口帮助我党进行整风的幌子下，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展开猖狂进攻，以便复辟资本主义的无耻阴谋。反而认为他们“揭发”了我们工作中和干部中的许多难以看到的“缺点”和“错误”。对他们的这些造谣诬蔑、煽动挑拨、放火滋事等“文章”，根本没有用脑子去想一下，便“想当然”的信以为实起来，认为我们某些工作部门和某些干部的错误真是怵目惊心，真是极需很好的整一下。尤其是看到诬蔑左叶同志的“文章”后，我并没有怀疑“文章”有鬼，反而更觉得我党有些干部就是异常狂傲，这种人不狠整一下还了得吗？！因之，认为文光两报的“文章”大可使得我党同志“猛省”。我认为文光两报“政治敏锐”，人民工人两报则落后了，（因为人民、工人两报没有登载攻击党和干部们的“文章”）。因之，我向同志们宣传要看文光两报。有的同志见到报上有人骂我们无能心中很气愤，我还劝他冷静一些，我说：“仔细看看，不少东西还是有道理的”；并说：“我们要承认，有不少事情我们就是无能。”（这便是后来我同意教授治校等问题的根源之一）。我还把这种专看坏的，闭起眼来不看好的，对坏事偏听偏信，对好事故作不闻的反动立场称之为“两点论”。（这是对“两点论”的污辱。）
五月末，看到北大清华两校的大字报，我仍认为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对那些诬蔑党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众和攻击党的干部的许多“文章”，我仍毫无根据的认为：“大多数意见是由于我们工作的缺点或错误勾引出来的，是有其一定道理的，其方式激烈言语无状，正好说明了我们脱离群众的严重程度”。对其中有些实在不像话的“文章”，也仅只认为不过是一些知识分子或青年人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并未认为他们有什么政治问题。北大有人反对把罗蒙诺索夫的大像放在图书馆内，我也认为这是我们自己找的麻烦，中国科学家是很多的，何必单把个罗蒙诺索夫的大像放在图书馆里呢？！清华有人攻击我们的人事档案制度，攻击我们的政治课考试，攻击我们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处理，我也认为我们这方面存有弱点。见到清华的叛徒学生向敌人自首的大字报，我对叛徒不仅没有相应的愤慨，却仍毫无根据的诬称“这是党委平时对党员教育不够所致，因而，党委也有责任。”（这明明是在原谅叛徒，体贴叛徒）。由于我是站在这种反动立场上来看大字报，所以得出的结论则是：“想不到我党在该两大学的工作搞得这样不好，脱离群众已经到了如此怵目惊心的程度了。”我并诬称蒋南翔同志可能是骄傲自满了，因此把工作搞的这样坏。我认为经大字报这样大整一下大有好处，并认为大字报是一个很好的“监督”我党工作和干部作风的形式，其利多害少，其可以使群众畅所欲言，今后这一形式可以保留。但根本没有考虑大字报是掌握在何人手里，以及它鸣放的范围等问题，这是与党中央对待大字报的精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在整个五月里，见到许多攻击党、攻击党的干部、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我则一直认为既然请人家帮助我们来整风，便应有则改之无则勉之。即使有些话看着不入眼，也认为可以忍耐一些，可以沙里澄金。丝毫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右派在这里边已经向党和人民展开着凶猛的阶级斗争。因之，见到葛佩琦向党明目张胆的杀气腾腾的进攻的反动言论时，我仍然未像其他同志那样气愤，我还在妄猜葛佩琦可能不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不会来自投罗网，他这样恨我党，可能是过去运动中整狠了他，因之今天借机辱骂我们一顿，以泄积愤。这种为敌人罪行辩解的思想，虽然没有讲出口，但已经看到我的无产阶级立场已经丧失得多么干净了。
对敌人的造谣诬蔑偏听偏信，并为敌人辩解开脱，对敌人寄以同情；对党的工作则看成漆黑一团；对被攻击的同志则加以埋怨，甚至还在幸灾乐祸的说：“反正我的手不长，我的屁股也不长，整生活铺张，整汽车坐多了等这些问题，整不到我身上。”这已经是一种完全与党与同志们为敌的思想情感了，当然是党内的右派分子了。
在五月里的一次小组会上，我还表示同意“教授治校”、“撤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定息二十年”，并还认为可以撤消我们机关的党组。
我毫无根据的认为我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多，搞大学教育恐怕是外行；几年来公私合营企业有飞跃的发展，公方代表中也许有不少是滥竽充数的。既然我们无人，或人手不够，或不懂业务，就让他们（知识分子、资本家）去搞去好了，免得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我并认为在今天这种情况厂，国家在我们手里，学校和企业的直接上司（管理部门）也都操在我们手里，学校和企业内部又都有党的基层组织，知识分子们已经是无皮之毛了，资本家与企业也已经断绝了经济关系了（即三权均无了）。因之，我认为他们的两头（上边和下边）都已操在我们手中，他们已被我们夹在中间了，他们还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呢？！因之，我便认为在某些中间环节上，可以不要相应的具体的党的领导组织，并认为对他们放松一些不要紧，反而可以更好的使用他们。因之，我便认为在今天这种新的形势下面，党的一些基本组织原则可以考虑改变。
资产阶级右派的这种认为党不能领导这个不能领导那个的谎言，已在解放以来无数伟大的建设成就面前早已彻底破产了，我却仍将他们的牙秽当作香膏。
认为在某些中间环节上可以不要相应的党组织进行领导的说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腰斩党的领导的谬论。党失去了对中间环节的具体领导，党的任务的实现是无法保证的，这实际上就是取消整个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权。没有了党组织的或党的代表人物的具体领导，也就不可能实现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根本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
某些资本家叫嚷要将定息拉长到二十年，我也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并未计算一下，便说“反正那么些钱，何必那么小气呢？给他们些钱买个太平好使唤，也未尝不可以”。这明明是帮助资本家名利双收，同时这也明明是帮助资产阶级夺取阵地、夺取时间，以便抗拒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待机复辟。
某些右派分子为了推翻党的具体领导，还叫嚷要取消某些国家机关的党组，我也没有识破他们的阴谋，反而认为像我们海员工会机关的分党组是可以考虑取消的，因为他在实陈工作中与常委会议经常重叠，（我不是分党组的成员，故而还认为分党组取消以后，我和大家的政治待遇便可完全一样了——我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可以满足了）。并由此引伸，认为其他产业工会的分党组也可以取消。这也是前面那种取消党的具体领导、从而取消党的整个领导的反动思想的再次翻版。
某些右派分子为了推翻党的具体领导，攻击我们“以党代政”，并恶毒的诬蔑我们是“党天下”。我也毫未看破他们的实质，反而认为也可以予以考虑。并把道听途说的一些党委对政府部门领导异常具体的情况，误认为即是“以党代政”，并把有的同志谈到的某些同志认为党外人士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情况，误认为即是“党天下”思想。
国家政权必须在我党的具体领导之下，这是宪法中明文规定了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绝对保证。而且，也只有在我党的具体领导在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天经地义人所共知的事实，有什么“以党代政”的呢？！又有什么“党天下”的呢？！这里充分反映出我对马列主义的无知，也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
清华有人叫嚷要公开人事档案，我也认为我们在学校中搞秘密人事档案有些不大理直气壮。我向一位同志表示，可以公开人事档案以免被动，经争论后我仍认为实在不能公开的东西可交另一个部门管理，一般档案仍是可以公开的。
任何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秘密人事档案。我们的秘密人事档案正是巩固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所不可缺少的武器和措施，右派们正是想破坏我们这一刀把子，以便使坏人可以浑水摸鱼，向党向社会主义施行破坏。
清华有人攻击政治课考试有教条主义，我也认为学几条条，背几条条，考几条条，不一定能达到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目的。因之，认为可以取消出题考试的办法。
资产阶级右派们反对政治课考试，实际上是在设法使政治课在学生中形成自流，以达到取消政治课（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这是右派想夺取我们在青年思想中的阵地，是向新社会进行釜底抽薪的毒辣阴谋。
以上这些都是有关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的国家和人民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和措施，资产阶级右派们处心积虑的要把这些根本问题和措施加以否定，加以推翻，而我却正在这些方面，与资产阶级右派发生了共鸣，当然是一个党和人民的叛徒了。
有一次见到主席与民主人士谈话的一个纪录稿，主席曾谈到我国建设事业的艰苦性，谈到需要努力学习积累经验等，并很谦虚的说“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3、4月间才开始变化……”。当我送还文件时，我便和那个同志说：“主席检讨啦”！意思是说主席都检讨了，可见有些干部们更得很好检讨了。为什么把主席的伟大谦虚说成是检讨了呢？主席哪一点把事情搞错了呢？脑子里根本没有去想一下子。这明明是对主席的诬蔑，这里反映出我对主席的爱戴是很肤浅的，是极不尊敬的。
对陈、黄二人竭力挽留主席的信，也妄自加以揣测，认为陈、黄等可能对我党领袖们的看法不一样，可能是怕主席辞职后，别的中央负责同志会给他们不便（穿小鞋）。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自己是经常凭着自己的思想来观察和选择我的领导人的。我认为某领导人对我好，我便愿意跟随他工作，我认为某领导人对我不好，我便不愿意跟随他工作。以我的这种心情来估计陈、黄为什么揭力挽留主席，这是对中央同志的诬蔑。我的这种妄自揣测，恰好说明我对党的领袖们极其无知，与我自己的狂妄。
我还诬蔑我们海员总工会的刘主席本领不高，把他和其他同志间的争执诬之为“鸡争狗斗”，这完全说明我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怀有敌视情绪。
我还认为中央对海员总工会的两位老海员领袖的具体安排方面有问题，这种对中央的笼统的轻率的批评，当然也是极端错误的。
我还曾认为百家争鸣的治学方针，也可以适用于党内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这是在党内开展资产阶级式的“民主”。
我也曾很欣赏“说‘难免’”那篇反动文章，认为什么都说成“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错误是个别的难免的”，很容易使干部自我原谅，并认为说“错误是难免的”容易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直到主席批评了这篇反动文章后，我才作了检讨，但在实际考验中证明这种思想并未端正过来。
在胡风问题上，我也犯了重大错误。胡风明明是反革命，我还认为如果胡风没有反革命的组织活动，胡风的反党文艺思想还是可以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解决的。右派分子们叫嚣说：“报上公布的胡风罪行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我则并未研究“三批材料”，便也跟着怀疑“三批材料”是否足以服人，直到彭真同志来校讲话后，我认为胡风是反革命是肯定的了，但看到清华罗兰的攻击“文章”后，仍然感到他对我们的攻击还是有些道理的。这里，突出的反映了我对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及其重大危害是不认识的，同时也反映了我对党中央、对主席不是全心信任的，（因为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是经过中央研究后肯定的，而“三批材料”正是充分说明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狰狞面貌，传说其按语是主席手订的）。
“三批材料”已经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凶恶面目揭露无遗了，当时我也读过，觉得按语都对，但为什么一遇到右派攻击“三批材料”时，我便又怀疑“材料”是否能以服人了呢？究其原因是：当我在读“三批材料”时，我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已经很不坚定了，因之，虽然当时认为胡风是反革命，但没有对他的反党反人民的重大罪行，激起强烈的仇恨，因而，对他的罪行的印象是肤浅的，是极不巩固的。
从上面这些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到，我的立场、观点、思想、情绪都已经和社会右派一样了，尤其是在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改造等这些根本问题上，我和社会右派一样，发表了许多罪恶言论，这是不可饶恕的，如果我的这些罪恶言论变成了实际，那将使中国革命的胜利化为灰烬，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重新堕入敌人之手，并使千百万革命者的人头落地。
我对我的这些严重的罪状，是经过同志们和领导上再三批判和斗争后，方才逐步认识了的，当然认识得仍是不够的。今天回头看一下子，我之成为党内的右派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我的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发展而又得不到满足，因之，便逐渐产生了对党、对某些同志们的不满、怨恨和敌对情绪，而这些又与我原有的反动阶级出身和受的反动教育所给予的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反动思想，有着密切关连的。
我长期以来，没有自觉的努力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自恃聪明，以掩过饰非为巧妙，拿落后无知作天才，以致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时，在大是大非的战斗面前，便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可耻内应，成为党和人民的叛徒。
这是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因之，谨向党向人民俯首认罪，愿接受党和国家所给予我的一切最严厉的处分。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