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热风杂志》编辑部
《热风杂志》编辑部在本刊八月号的“致读者”一文中，我们指出：本刊编辑部陈中、杨梦周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在我们编辑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除由编辑部举行多次会议外，还召开了两次有一部分省文联委员和创作委员会委员参加的编委会扩大会议，对刊物进行检查。
以下是我们对去年11月号至本年6月号的“园地”(现名“热风”)所做的初步检查。
关于“致读者、作者”(“园地”本年1月号)。这篇文章是由陈中执笔经过其小集团成员修改而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它是陈中及其右派小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纲领，是他们公开提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方向和刊物路线的宣言。
文章开头，他们就提出要“坚决打倒公式化概念化”，而这个提法及其实质，是和我们克服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主张毫无共同之处的。在我们看来，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是必要的，但是，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和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原则对立起来，都不允许被利用来作为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口实。然而陈中等却恰恰不是这样。他们先是不怀好意地把文艺工作的现状描绘得非常阴暗，好象“可怕的清规戒律”已经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都束缚住了，因之“优秀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产生的”了，剩下来的只是使人“受罪”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随着，他们又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强调政治性的结果，并进而提出“艺术就是艺术”以及“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等荒谬主张。在这里，他们假“坚决打倒公式化概念化”之名，行贩卖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之实，就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了。
在“致读者、作者”中，他们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曲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知道，党为了更好地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扩大人民内部的自由，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而且今后将随着人民政权的日益巩固而不断扩大这种自由。但是不能忘记文学艺术在阶级社会里毕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思想更好地战胜资产阶级思想，有利于马克思主义通过说理批评的途径，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加强自己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些陈中都避而不提。他们竟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片面地歪曲为一种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解放”——“思想自由”。而且，他们又偷偷地取消了区别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代之以他们的所谓“独立见解”是“鲜花”、“人云亦云” “四平八稳”是“败草”的“标准”。这样，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完完全全被他们歪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同义语了。
他们说：“思想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应当是自由的。”可是，这种“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绝对自由”在客观上并不存在。处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地方，而要求“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一样的“思想自由”，这主要是表明，他们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深为不满，用影射的方法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以诬蔑；而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愚蠢到以为提着自己的头发就能离开地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超越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来空谈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实际上，世界上也只有具体的相对的自由。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给予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对敌人则不给予自由，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实行纪律和自由的统一，反对一切无政府状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得好：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陈中他们所提倡的“思想自由”，是一种不要政治标准的、发表所谓“独立见解”的“绝对自由”，如他们所说的，“就象自由的白鸽在辽阔的天空中飞翔一样”的“绝对自由”。那么，它对于人民的敌人来说，就正是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正是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这难道不明显么?
和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论相联系，陈中他们又提出了“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创作自由”。这里，他们企图引导作者脱离生活，脱离革命斗争；这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这个党性原则被明目张胆地取消了。列宁说过，在文艺事业上，“绝对必须保证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爱好的广大的空间、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的空间”；列宁是在文学的党性原则下提出这个无可争论的论点的，他说：“这一切并没有推翻那个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陌生的和奇怪的原理：文学事业应当一定要成为与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而陈中他们呢？恰恰相反，他们所提倡的那种“创作自由”，那种“艺术就是艺术”的“创作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自由”罢了。
和以上一系列的反动观点相呼应，陈中他们又片面强调和曲解了所谓“文责自负”。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强调“文责自负”，无非是为了给他们放出毒草找借口，无非是要更加直截了当地取消一个刊物所应具有的鲜明的立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立场，而代之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也是如此，刊物在他们掌握下，放出了一大批毒草，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成为他们反党的工具。当然，陈中他们为着掩饰他们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也曾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旗”，“写出来的东西必须对人民有益，想象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作基础”等，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那不过是幌子罢了。
从去年11月号到本年6月号，在这一段时间内，陈中右派小集团在刊物上放出了一大批毒草：
一、右派分子郑朝宗的一系列文章，如“铁树开花”(6月号，笔名华封)和“对目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5月号)等。前者恶毒地咒骂人民领袖和人民群众，诬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中充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疯狂叫嚣。后者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企图否定我们过去文艺工作的成绩，并片面地曲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右派分子陈中和杨梦周等的杂文小品，从不同角度对现实社会表示不满，进行攻击。以朱德模笔名发表的“赵科长的苦恼”(去年11月号)、“阿国的不幸”(2月号)，是陈中计划按百家姓顺序写下去而尚未全部写成的“部长集”、“科长集”的头几篇，文章曲意丑化我们的负责干部，而其目的在于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这是可以一眼看出的。杨梦周以何人、蓝于等笔名发表的“‘爱英雄’及其鼓吹者”(去年12月号)、“‘未来的拖拉机手’那里去了？”(1月号)，则对党的报刊肆意攻击，对农村的增产节约运动，对先进的道德观和恋爱观，极尽讥讽的能事。
三、在小说方面，显然是毒草的作品，如经过陈中等用编后语形式推荐介绍的“阿K经历记”(去年11、12月号)、“谁是杀人犯”(2月号)。这两篇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对现实生活做了极其刻毒的歪曲，而在艺术上也表现了一种极为有害的创作倾向。
四、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右派分子孙涛的“关于情诗”(1月号)和“‘关于情诗’答辩”(4月号)。这些文章明目张胆地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恋爱至上主义。这显然不是一般性质的资产阶级观点，而是表现了在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一形势下，向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革命人生观公开挑战的右派思想。事实上，它也已经成为右派分子用以戕害青年心灵的一剂迷魂药。
他们平日在编辑部内部也经常散布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经常互相吹嘘、捧场，甚至在“编后记”里大捧陈中的小说“船工的爱情”；他们主张不必审查稿件，党委只要给人给钱；他们还企图把“园地”变为所谓“同人刊物”，把社址迁到厦门，以进一步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
陈中、杨梦周把刊物变为他们的反党工具，其恶劣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陈中利用主编的职权，交代编辑：“郑老(右派分子郑朝宗)的文章可一字不改。”杨梦周则经常擅自代表编委会鼓动他的同伙写攻击福建日报和文艺领导的杂文。有一位作者寄来一篇小说“忏悔”，描写一个干部欺骗组织，受到良心的谴责，最后向组织上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杨梦周在退稿信中，竟然指责作者“思想上受了教条主义的毒害”，并且无中生有地质问作者：“陈明夫(小说中的主人翁)有什么错呢？他作假，那是领导上不好，同志们不好”，要作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领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右派分子的面目是多么狰狞！
鉴于“园地”编辑部陈中等错误严重，省委宣传部、文教部曾及时向他们敲过警钟，在一些内部刊物和会议上提出了批评。他们却不仅没有丝毫醒觉悔改之意，反而更加怀恨在心，公开肆意谩骂、诬蔑和攻击党的组织和领导。在文联及编辑部内部，也有过斗争，但正确的意见经常地不能被接受。
同志们，从本刊的检查过程中，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必须驱散资产阶级右派的毒雾，我们才能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提高了认识和政治思想水平，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是党的光辉照耀着文艺事业的前进的道路。
来源： 《热风杂志 反右派斗争专号》，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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