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北京政法学院, 杜汝楫
北京政法学院、杜汝楫杜汝楫出身于官僚家庭，家庭社会关系是极复杂的。
杜汝楫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政治系，此后一直作教学工作。
杜汝楫1944年结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一军官，并代为收集过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情报。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杜把家眷送去香港，他本人原来也准备去，后未去成。解放后，他才把家眷由香港接回。
杜汝楫在解放前已形成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他反苏反共，追求资产阶级民主。
解放初期，杜十分消沉，他认为“解放后的政府不是联合政府，而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只有服从，听话就要，不听话就一脚踢开。学校开设辩证唯物论和新民主主义论课程时，他说“这是党化教育”。对党领导的两次政治运动都抱抗拒态度。土改时，地方政府要征收他家的房屋土地，他便召集家人商议对策，他妹妹主张按政策处理，他竟说：“我叫我的孩子长大了，恨你们。”清华大学两次动员他参加土改，他都借故拒绝。他後来检查时说“土改时，在思想感情上可怜地主。”镇反时，他的朋友反革命分子保国强来京到他家吃饭，而未检举，后被公安局逮捕了。杜後来说“对镇反，很不耐烦。”三反时，认为“三反运动没有意思，耽误时间”，开会时则常写私信。後来说“三反时反对大胆怀疑的政策，嘴巴上喊斗老虎，心里却同情老虎，觉得搞过火了。”
1952年在教研室讨论有关“实践论”问题时，杜提出“行得通的就是真理”的反动观点，并举例说：“美军在仁川能登陆，就这点上说他行通了，所以是合理的，即合乎规律的，”经同志们反驳后，他才用“就整个来说，美帝最终要失败，所以是不合理的。”这一虚伪的前提，来掩盖他所坚持的反动论点。学习婚姻法时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夫一妻制是不自由的”(大意)。此外，他还说：“对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就是养猪杀猪，养猪正是为了杀猪，这是辩证法。”
1954年当党和政府号召为解放台湾而斗争时，他在逻辑课的讲授中说：“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指逻辑课)只研究这一命题的逻辑形式，至于应该不应该解放台湾，台湾是不是中国领土，我们是不知道的，逻辑是不研究的。”杜在课堂上还经常引用充满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毒素的言论作为例证，例如他说：“人如果结婚，要照顾爱人，是不愉快的，人如果不结婚，没有爱人照顾，也是不愉快的。因此，无论结婚不结婚，人生总是不愉快的。”等等。
杜汝楫一贯反对与抗拒党的教学方针。早在1953年他就反对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认为对学生的“思想改造是粗暴生硬”，“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本身就是思想改造，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54年春党员教员主张深入了解学生思想情况，以便加强教学的思想性战斗性，杜则反对说“这就等于回到训练班”并说“马列主义本身的系统性科学性就是思想性战斗性。”後来院领导要求研究哲学课如何结合专业，他不但拒绝研究并且污蔑说：“要每一讲每一题每一段联系专业，这是幼稚可笑的。”“这是千方百计迎合领导。”此外，还反对教学中的集体研究的制度。
杜汝楫还一贯地反对党，并进行恶意攻击、污蔑和挑拨党群关系。他认为“党员相信党员，不相信群众。”并说我院“老幹部太多，文化理论水平低，做教学工作不适合，不需要这样多的老幹部。”“老幹部在教学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尽是骨干，肉少了也做不了事”。他说“党是下边奉迎上面，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并给人民日报写信借口提倡“原则性”，反对所谓“阿谀奉承”。还说“我校幹部政策上有偏见，有些是好幹部(革大的)，有些是不被认为是好幹部(指原四大学的)。”他挑拨说“武院长是管革大来的，钱院长是管四校来的，武对他管的幹部关心，钱是不关心他管的幹部。”他还多次写匿名信给高教部司法部歪曲事实地说：“我院评薪不合理。”此外，杜常常挑拨罗典荣与党和同志间的关系，如罗受到教研组里的同志的批评后，即说：“你要掌握规律，作规律的主人，不要作规律的奴隶，你要象骏马对小狗一样，(指对待同志的批评)。”
他一贯地拒绝党和同志的批评，曾说：党“在工作上看不到我的成绩，反而常受批评。”谁对他有过批评，他就抱成见怀恨在心。1955年杜在玻璃板下写了如下的字条：“对别人给我的委屈要冷静要容忍等”(大意)。55年教研组转达同学对他讲课的一些意见，并要求他改进时他竟说：“我的讲课是相当的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对同学的意见不要大惊小怪，张惶失措，我是完全有把握的。”学生对有些问题听不懂时，他反污蔑“工农学生抽象思维能力低，脑子笨。”
肃反运动一开始，他就消极抗拒说：“我不知道谁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公安局把他逮捕就是了，何必叫我们来搞。”“在学校里搞一个礼拜是不值得的，影响自己写文章。”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后，以罗典荣说：“小心点，当心别叫人家把你当作小耗子给踩出去。”并为胡风分子谢韬辩护说：“不承认谢韬讲课好，就不是实事求是，不是辩证法。”并写出诡辩的公式：
“如果谢韬讲课不好，则他不能当教研室主任，传达经验；(因此)谢韬不能利用地位进行反革命活动，谢韬没有两面派，谢韬不是利用地位。讲课进行反革命活动，对这方面的警惕性是不必要的。”
他还说：“如果反革命分子一点优点没有，我们就不必提出向敌人学习了，”“这个问题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早已解决了”“如果我的说法错了，就得修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就没有普遍意义了。”他还搜集谢韬讲课的反映，拉人支持他的论点。肃反中对杜进行了思想批判，他却极力抵赖，并把自己的反动观点说成是客观主义，教条主义，阶级本能等等，并没有进行深刻批判，肃反后，杜对党组织和同志们怀恨在心，情绪沉闷，企图推翻肃反对他的批判。
杜汝楫在整风中格外“积极”，乘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
在钱端升到处登门拜访并向他谈过肃反问题后，5月18日，即写信给钱，说钱在人民日报上的谈话“火力不足”。5月28日，又主动找钱端升，要钱支持他推翻肃反时对他的批判。据杜自己说，当时钱谈“……肃反就是搞反革命！思想批判超过了范围；”“肃反就是王润几个人搞的，恐你得罪了王润，于是把你搞了。”杜说“你替我提罢！”钱说“你提罢！你提罢！”杜说“你要支持我”，钱表示默许。杜又说：“我来政法学院后，最初党很信任，刘昂对我说过，朋友有多种，你是最可靠的朋友”钱说：“这要揭发!”5月29日，杜又写信给钱，大意谓：昨晚和你谈话使我很感激，只有你了解同情我，我相信肃反对我的批判是王润几个人搞的，我准备提出肃反问题，希望你支持。你出国前，该办的都办，未办的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并要钱向上级领导(市委)反映。杜还六次串连刘裕中，他对刘说：“钱很关心我们的肃反问题，钱认为我院肃反扩大化了，过火了”。“整风中揭露到处有宗派主义，肃反也不会没有宗派主义。”“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罗隆基是你们的副主席，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并说“我是教员中的重点，你是职员中的重点，你有涵养，你很稳重。”当有人对“党棍”这一诬蔑提出批评时，杜对刘说：“其他学校可以提，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其他学校还提系秘书专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提党棍。”杜又挑动罗典荣说：“这一回不怕没有群众，而且钱端升、雷洁琼决心也很大。”“这次如果不把政法学院三害除掉，我就要求调动工作。”“我的发言，事务科的人和同学都叫好。”并叫罗大胆“鸣放”，说“不要怕政治上穿小鞋。”“他们最多在入党问题上卡我们，可是整风以后，入党的大门还说不定是谁把持。”“清华大学××教员这次撤回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说话就不受约束了。”“潘怀、张玉淑都入了党，入党没意思了。”杜还拉罗出来搞工会，并说“今后工会和过去不同了，工会可以监督党和行政，而过去的工会只是党委会的傀儡，别人和赵德洁都这样说。”杜汝楫也鼓动王革“大放大鸣”，杜向王说：“你为什么不放呢？为什么不贴大字报!”“你是政法学院的老人，了解问题比较多。”又说“你的工资为什么评九级，不合理，涂继武还八级哩!”“你的问题差不多了，早就该入党了。”“你的问题搞清以前，和搞清以后还不是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的问题比你还大而不拿出来搞，有的党员的历史问题为什么不拿出来搞？”又挑动肃反对象赵一江说：“和平起义人员不应该斗，肃反有范围”并说：“你的工资不应该和中学比，应该和党员比，和杨荣、涂继武、卢一鹏比。”赵一江在自由讲台讲话后，杜向罗典荣说：“赵一江在自由讲台上揭的很好。”
5月20日杜在书面发言中说：“我们一方面暂且相信我院党员不会打击报复，但同时又要准备穿几双小鞋的勇气，过去革命同志曾经为人民冒过生命危险，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我们连穿几双小鞋的勇气都没有呢？”又说：“讲课出了问题时，对非党员教师是吹毛求疵，对党员教师则轻描淡写，各教研室都是如此。”“对非党同志的看法总不全面，不客观，他们总是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和他们就事论事，不能暂时不翻成分，不翻历史。”“现在大家都揭发宗派主义，从已揭发材料中，知道宗派主义已深入到各个角落。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揭发在吸收党员中的宗派主义。很明显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只会吸收那些唯唯诺诺的人入党，绝不会吸收那些正直的，敢于和宗派主义作斗争的人入党。”同时，杜“号召”说：“希望大家大力揭发。”杜还捏造事实说：“钱端升会动员涂继武自动减薪，他坚决不答应，要是非党员还不给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余叔通曾对我说过，他之所以这样红，就是因为他会吹牛拍马，我看他很有自知之明。”杜还歪曲捏造所谓工农加分问题说：“党员考试不及格时，教务长让教员尽量给及格，刘教务长说，我们对工农学生要宽，这是阶级感情。”“还有这种事，考试前召集党支委，班长讲话，了解表现，按思想情况给分，积极的4分，消极的3分。”杜还到处挑动群众放炮，如他对邹德慈说：“罗典荣的炮响，王革的炮也会响，郑淞生也有炮，你的炮不会响。”
杜对余叔通进行攻击后又访余说：“你们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是受排挤的，我们也看得出来，钱端升的发言不是提到三个方面的党员吗？”“钱端升看大字报时最惊奇的是知识分子党员受了整，为你抱不平，他问我这些批评是不是从老幹部方面来的？”又说“我问钱端升老幹部对余叔通的看法，钱说，坏极了！”“老教授老实说也没有多大本事，将来还不得靠我们这一批。”5月25日杜的发言中，歪曲事实，并以卢一鹏、杨荣、苗顺荣、涂继武四人为例妄图证明“使用与提拔幹部中的宗派主义”，并说“还有一事是否应注意，即上举四人的前三人，都是革大来的党员。”杜还攻击老幹部说：“他(指老幹部)只知道自己过去的经历，觉得知识分子没有打游击没冒险，对革命没功劳，他不知道，冲锋陷阵是一时的勇气，积累知识则要长期的努力，老同志如果知道了钱学森的级别会不会惊讶其级别高呢？我说不高。在科学上费脑筋不亚于打游击!”杜认为老幹部是“功臣自居”，“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我爱人能力虽强，但我给他几级你管不了！”又说“知识分子凭自己的劳动公平交易，何况知识分子也是为人民服务，工人农民生活提高了，一般老同志容易搞通，为什么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就看不惯？”
肃反中党明确提出对杜是思想批判，并作了“反动思想”的结论，整风中张召南同志又代表党委与他谈过，表示杜的结论可以改为“错误思想”，并问他是否需要公开宣布。杜说“不需要了。”但他却故意歪曲事实，一再诬蔑肃反对他的批判是因为他反对高柳城当工会主席，党对他“打击报复”，“没有查出问题，才叫做思想批判。”
在座谈会上，说肃反“歪曲事实，批评过火是有的”，“首先，打的不一定对，当时我是头号重点，反革命嫌疑，全校斗争我。”“这一棍子我还受得住，甚至再来一棍子也还可以。”又说：“我是肃反中被错斗的一个，而且是重点，肃反时在斗争会上给我的批判也是过火的，有的意见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有的意见是颠倒黑白。”“值得注意的是，我对领导的宗派主义作风的批评竟然被当作反动思想来批判，可见其宗派主义之深。”“在肃反斗争以后，我一面担任逻辑学的讲授，一面还在组内被斗争着。不知是不是领导上授意(如果不是授意，至少也是纵容)组内两位同志经常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我。”“我稍有意见就骂我消极怠工，好象把我看成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家一样。”
在工会代表会上污蔑说：“过去的工会是党委会少数人把持下的傀儡，”高柳城当工会主席是“以王润为首的宗派主义者确定的”，“工会未替会员谋福利，如评级和困难补助有贪污”“为了收买赵德洁同志硬给他40元。”(后又更正说，“收买”二字恐怕不是事实，“贪污应改为变相贪污”)在工会代表会上提出九点建议：1、工会“应监督行政和党的工作；”2、“工会脱产幹部应由工会聘任；”3、“工会要保障会员的合法权利；”4、“检查第二届工会选举的错误；”5、“调整人事降级，决定官太太的去留；”6、“检查经费使用问题；”7、“检查肃反工作；”8、“关心工友生活；”9、“要选举敢说话的正直人作基层委员，最好直接选举。”杜并盗用工会小组名义提出“以上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小组就退出工会，在外边进行斗争。”还大肆活动，支持祁文彬之流的坏分子选入工会，说祁是能坚持原则敢说话的正直人，排斥党员选入工会，反对涂继武作工会委员。
钱端升在座谈会上提出“整革大遗风”后，杜汝楫便向刘副院长建议，辩论我院过去办学的道路是否正确？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在争论前后进行了摸底和煽动工作。他了解到郑淞生、霍荫寰等人是有错误看法，有些党员如林华南、余叔通也都“投降”了，因而企图通过争论来否定过去办学成绩，并妄想“来个大民主”把党赶出学校，杜曾对霍荫寰说：“如果四、五、六班学生现在在这里，还不得给来个大民主？”党委会接受杜的“建议”在举行辩论时，杜又提出：“要开就开大的会，要有原四、五、六班学生郑淞生、林华南等人参加，还要有卢一鹏、凌力学等人参加。”在辩论会上，杜对我院1952—54年的工作肆意污蔑说：“那时作大报告、互助组讨论、思想批判，这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教员只给他一些条条，没有说服力。”“思想改造应由自己改造，不应强迫改造。”并说：“一年以前，绝大多数人认为当时是对的，这是否把辩证法变为变戏法。”“领导同志是革大来的，他们沾沾自喜于过去的经验，犯这种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当钱院长、费付教务长和学生提出意见时还不改，反给人家扣帽子。”“1954年后我院才基本改变了这一情况，但这功劳应归于高教部，归功于政法教育会议，归功于苏联专家，我院领导的功劳，就是服从贯彻了上级的命令，但思想上没跟上去。”
杜汝楫在整风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极为猖狂的，他实际上充当了我院右派分子反党战线上的急先锋和前哨指挥。他不但号召大家大力“揭发”，进行煽动点火，而且当我校师生对赵日月提出的“党棍”展开批判时，杜立即呼吁“应该立即停止名词争论，继续揭发宗派主义错误。”
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初，杜汝楫张惶失措，到处打听风声，半夜还找“整风简讯”看，并对人说：“完了，我怕再来第二次肃反。”继而逃避与抗拒批判。在办学方针问题讨论会召开后，“整风简讯”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杜认为：“对我的批评特别，都是用笔名而且摆在第一版，并猜测：“这是来自上面，便不想来讨论，逃避批评。”学校反右斗争正式开始，杜立即企图洗刷自己，开脱责任，给刘副院长写信，揭发了钱端升的一些反动言论，并急于要找赵先和张召南同志说有“重大问题”要谈。但这时杜的基本态度是与党对抗的，据罗典荣说：6月17日杜在参加讨论会前还去罗家说：“垮了，肃反没把我打垮，这次真垮了。四个理论教研室是否在批评我？那些人批评我？有没有党员？”并问罗，是否也批评钱端升、于振鹏？杜还表示：“戴给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打死我也不承认。我就呆在家里，座谈会也不参加了，看把我怎么办？”同时还透露了自杀的念头，想吓唬群众。当日下午他参加了座谈会，余叔通在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之后，他才勉强的揭露了有关钱端升挑动他向党进攻的一些活动，但对钱的揭露并不坚决，一开始就说要“控诉钱端升在政法学院进行的反党活动”紧接着又补充说：“是否反党事实，可以研究。”杜为了洗刷自己，开脱责任，一面高嚷：“我恨死了他(钱端升)，他害了我”一面则说“由于我立场不稳，听了一些话，挑动了我的情绪……由于偶然的机会碰上了他，上了他的当。”以后，在四个理论教研的会议上和自由讲台上经过群众的揭发批判，杜才给自己带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不肯老实的具体交代事实真相，企图蒙混过关。四个理论教研室经多次会议揭发与对证事实，分析批驳他的狡猾抵赖态度，他才开给低头认罪，比较具体地交代和揭露了一些关于他的反动的思想言论和活动，并说：“我这次的确是从得意忘形到原形毕露。”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