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北京政法学院, 梁世通
北京政法学院、梁世通梁世通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是基督教徒。1934年—39年在北京汇文神学院肄业五年，1935年后即到各处传教，此后，又在敌伪和蒋记政权服务多年。在旧北大期间曾因欺压工人调职，因贪污受贿在“三反”时被审查。
梁世通公然说：“我在任何社会都没受过气，解放后倒受了气，解放七八年了，受气也受了七八年。”“我到政法学院受尽了累，不顾生命，不顾家庭地工作着，但没得到领导的温暖，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梁又说：“把话说了别带到棺材里去！”“我信基督教，想升天堂，使‘爱’降到人间，我想共产党使世界人都幸福，但现在我的心情是很不愉快的，总想叫修主任离开这才好呢！”
梁世通说：“中央指示边整边改，大家的火很大，党现在就应叫大家好好的放才对，今天群众看党不是看党的政策及形式，而是看党的实际行动了，大家看不到行动已经对党不信任了，若这样大家不会向党靠拢，党现在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说服。现在有些尸位素餐的人，给人家做媬姆人家都不愿要，但可以在我们学校做幹部，所以今天党不拿出实际具体行动给群众看看，大家是不会服的。党的大门被几个人把持着，现在党内有很多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只许他们革命，不许别人革命”，“他们只是自己享受党的利益而不肯分给别人。过去整了群众几年了，但究竟群众有多大错误呢！”“我如入党也得和这些假洋鬼子斗争到底！”“对申请入党的人一直以历史不清为说法而不接受，请问党委会，一个人的历史十几年还不清吗？党委会的眼光不够远大，把知识分子看成什么样人了，当然老教授说话时很慎重，”“他们说话顾虑多，注意修辞，怕扣上反党联盟的帽子”，“不过我们应该有话就说，人愈不爱听的话愈要说。”梁还说：我校建立初期让老教授们在研究组工作，是“象小学生上课似的并排坐着，不让他们开课，怕散布资产阶级思想。”
梁认为我校思想教育工作“只是提出几个帽子，谁合适就扣上。处里只是同高柳城一道开斗争会来‘整’群众。”“思想领导应当在业务领导中配合进行，不懂业务不钻研业务不做具体工作，而空谈思想领导就是为官僚主义作辩护。”
梁世通挑拨说：“领导上搞教学煞费苦心，一怕教授把资产阶级思想传授给同学，不让他们开课；二怕老幹部讲不好，长年培养；三怕青年非党教员；四怕同学出去掌握不了刀把子，不让他们做政法工作。”“领导对讲稿要批改、检查等，我认为不必要，如果学生怕，领导怕，自己也怕不如不做教学。”
梁在工会黑板报上著文，题为“为官与为师”内称：“院领导的主观主义与老幹部根本不能教书，应滚出去！”“官可委任，而师不能如此，师必须具备学历和教龄，我们这里则不然，则有创举，评定学衔是党委提名群众表决。讲师不知氢气为何物？付教授级的从未登过讲台，也有的讲稿是东拼西凑，黑板上别字连篇。”梁还说：“老幹部没有真才实学，没留过学得过博士，那能博览群书”，“边教边学已经成为不教光学。”并说老幹部“无培养前途，要在12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老幹部上课是“录音机，是广播员，”“上课飘飘然，下课是慌慌然。”
梁说我校任用师资，“强迫他们(老幹部)为人师。”这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的结果了。”
梁世通说：“修主任是官僚、主观、宗派主义的典型，光听汇报。汇报分几等，一种是科长，一种是秘书，一种是党员，修主任是光听科长的，然后再参考党员和秘书的汇报。我们处内有几个汇报专家。”“我们的领导是爱者得其生，恶者得其死。”“看上眼的捧上天，看不上眼的，踩入地”“徐御良在城外也受了不少累，回来就调到伙食科了，在伙食科也不错，可是受了王斌、王义的排斥，因而患了高血压病在家养了好几年了。有些党员最善于汇报，并且给你设个小圈子叫你去跳。”但事实上梁世通也知道徐御良早就有高血压症，且好喝酒。梁还说：“修碎石路时，我正在做挂名秘书的工作，我主张买些中块石子，刘裕中不同意，修主任也不同意，结果碎石路修坏了还叫我做检讨，事实上应该刘裕中、修主任做检讨。还有改轿车时，给了新都80％予付款，叫私商贪污了，以后到司法部对话及做检讨都是我的事，这是不合理的。王寿山说我是检讨专家，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这样的检讨不知起什么作用。”他还说：“修主任对个人利益相结合的事情就比较解决的快，例如宿舍楼修路修炉灶。又如托儿所在城内时就自给自足行政不补助，几乎解散了，後来搬到城外，修主任的小宝上了托儿所，原来两岁半的不收，现在也收了，炊事员也去好的，买玩具也容易了。我们的膳厅终日西晒都没搭天棚，可是托儿所的天棚搭上了，保育员的工资也由公家出了。”事实是自1956年起财政部拨了专款补助托儿所，工作人员的工资也由公家负担，至于二岁半小孩入所也是国家的规定，托儿所搭凉棚也是校产科和工会决定的，至于大膳厅的凉棚是消防队不许盖。所有这些事实梁世通是都知道的。梁世通还说：“食堂吃饭的同志在饭桌上还是常提意见，鸡只是脖子，虾是头，但小灶吃的是好肉，小灶搬搬家有什么不可呢！同时上海有些地方领导和大家一起站队，所以我主张我们学校也可以改。……我们膳食科都给家属做饭了。”“所谓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不用群众一针一线的政策都到那里去了。若以前不是这样，而现在变成这样了是否蜕化了变质了呢？”“修主任官僚主义表现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在花洞子上。要说我们学校处长是抓思想工作，那还不是和高柳城合在一起开斗争会吗？处内的思想教育只有两个，一个是开学总结，一个是放假总结，有一次总结我写了七次都没通过，因为缺点多优点少，後来叫李友冰写是优点多缺点少就通过了，所以也加薪了，有时在总结内摆几个小帽子，拣合适的自己就戴上，有次说了个两面派，大家都检讨过了，但也不知究竟是谁。”
在5月27日座谈会上，梁世通说：“群众在发言中不能有顾虑，若有顾虑就是存在个人主义，只要不犯大错误就不能被开除，至多是不能升级。运动不是绣花，可能说话时就有些过火的，那是没关系的，既然是‘言者无罪’有话就可以说，别在肚子里就要腐烂了，说出来就是不能升级还能减薪吗？给小鞋穿也不要怕，发脾气尽管叫他发，以后整风可以变成经常的了，何时发现有官僚主义，何时就可以说。医务室同志是有苦说不出来，现在把医务室同志看成什么样人了，什么制度也不适用于主任以上的幹部，半夜要人到宿舍去打针、看病也得去，希望医务室同志赶快鸣，因为整风是为党好，我们为什么有话不说呢？”梁又对护士说：“医务人员老没晋级，不光是李大夫汇报的结果，而是领导上有一种思想，认为护士不能比大夫高。别处护士有拿100元的。”但梁又对李大夫说：“咱们工作总到下二点(夜里二点)，领导也不知道，大夫的工资怎么比护士还低呢？”
梁鼓动常锡亮说：“放呀……不要怕。”後来又给常锡亮修改大字报，原稿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和决定工人命运的统制者”，梁改为“把压在工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决定工人阶级命运的统治集团粉碎打垮吧！”
梁还说：“物不平则鸣，院内发扬民主不够，有缺点，有这个机会能使人畅所欲言”又说：“我的意见七天也说不完。”
梁写了“肃清官风”后对周中和和顾祥增说：“这是第一个官，还可以写第二个。”
关于魏宪藩的工资调整，事先征求过梁的意见，梁说加4、5元就行了，後来领导决定加8元，而梁在整风中却说：“魏比我能力还高，他的工资低了。”有意挑拨魏攻击党。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大家对梁世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反驳和批判，他在会上却抵赖说：“我梁世通一向是爱护党的，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不应该这样说呀！”会后三番五次去找当时作记录的同志说：“是记录记错了吧！”但当大家一再对质后，他又想把错误推到客观或别人身上，如说：“我是听说的”，“写为官与为师是受刘裕中的影响，写肃清清官风是总其大成，把总务处的座谈会发言作了归纳，假洋鬼子是听魏宪藩说的”等等，总之，他是用尽心血，想狡辩，抵赖过关。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