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北京政法学院, 林道濂
北京政法学院、林道濂林道濂出身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土改时家庭被斗。他曾参加过三青团。
林于1952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后因肺病休养，55年夏才恢复正常工作，现为本院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教员。
林道濂解放后一直置身于历次运动以外，对运动抱有特殊的反感，他污蔑群众运动就是对别人的问题加以扩大、引伸和捏造。他仇视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气象，颠倒事实地说他家乡福州人民生活很苦。他不愿学习政治理论，反对改造思想，“思想改造是伤人‘自尊心’”，他要党“礼贤下士”。在工作中处处只顾个人得失，捏造事实打击中伤党员同志和其他同志，在生活上追求特殊的物质待遇。党一直对他进行帮助，但他却一直是敌视党，说党侵犯了他的利益，他要反抗。他曾向新来校的某同志说：“要向党作不调和的斗争。”
林道濂的反动本质在整风期间又恶性发展暴露无遗，兹将他的主要罪行归纳如下：
整风运动开始后，林道濂表现得“积极、活跃”。他反对党的和风细雨的整风方针，煽动群众用大民主方式向党进攻。他说：“政法学院缺乏民主传统。”政法学院的整风作法是“明治维新，而不是十月革命”“听到意见越尖锐，心里就舒服。”整风中他去了北大，人大，外交学院等校，对这些学校里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手法和大字报，很为欣赏，他还抄下了最反动的大字报回我院后给刘江梅、蒋恩慈等人念，企图煽动他们向党进攻。他还向其他同志介绍北大有“民主墙”、“真理路”，说搞得“热火朝天”，并对戴克光教授说：“北大搞得很好，政法学院不象搞运动。”
整风中林道濂不仅在营养食堂经常散布挑拨性反党言论，而且运用一切机会来煽动某些人反党。如我院电工老孟，在肃反被斗过，林就趁孟给他修理电灯时煽动“平反”。林认为党委会有“内幕”便压迫党员从内部来攻击党，他说“党员在整风中守口如瓶，不谈党委会的‘内幕’，党员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党性强，立场稳。”又如5月28日林和另一右派分子罗典荣在院座谈会上的联合发言中认为，现在揭发的东西还不多，是因为“群众不了解领导上的问题。”“知道最多最全面的”是“党的领导核心以及接近领导的一些积极分子”。“党委不要关门整风”。“应该主动地在领导同志之间互相揭发‘三害’，将重要的事实在群众中公布”。
林道濂说：“有党委制存在，民主人士就必然有职无权”。他主张“民主治校”，“学术委员会为学校最高决策机关，共产党派一些代表参加”以代党委制。他很赞同光明日报所捏造的复旦大学已取消党委负责制以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的消息，并认为我校也应如此做。林後来交代说，他主张民主治校是“为钱端升等右派分子争权，与党分庭抗礼”，取消党的领导。
林道濂大肆攻击老幹部，他说：“老幹部没有文化”，“不懂装懂”，“靠优待吃饭”。右派分子顾祥增写“儒林内史”诬蔑老幹部时，林认为还不够劲，并对顾说：应更“生动”些。又说“老幹部不学无术，不懂业务，都没有资格称‘儒’，应该改成‘官场现形记’。”他还用造谣诬蔑的手段对前党委书记王润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
林在教研室会上嘲讽鲁直同志说：“要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经验是假的，我又不是反革命，鲁主任整我很有办法，为什么整党，整侯冠儒、徐敬之这批人就没有办法呢？”
林还攻击刘昂同志、崔衍勋同志是“不懂装懂，固步自封”。林还把郭迪同志、张文林同志的合法离婚说成是“陈世美不认前妻。”
林还造谣说：“党内老幹部之间有宗派，以革大为核心，把持学校，刘院长来想施展一下，振作一番，但党委会的那批人反对，曾经借故搞了刘院长一下，因此刘院长现在没有劲了。”“学校就是被党委会那批人，刘昂、徐敬之、王润、郭迪、赵吉贤搞糟了。”
林曾对潘华仿说：“原来我要离开政法学院，对它没有感情，整风以后我找到了原因，你看学校搞得象什么样子。”他认为学校被党和老幹部搞糟了，很同意杨鹤皋等右派分子提出的学校工作错误和缺点是主要的说法。
林极崇拜右派分子钱端升、陶大镛等人，认为学校对钱端升“不尊敬”，钱端升“有职无权”。他认为党对旧法学家的教育改造是“糟塌”老教授，把老教授当“囚犯”当“国民党俘虏”看待。林说“办好学校不是依靠党而是要依靠钱端升这些教授专家。”
林道濂说人事处“是在群众之上，不受群众监督，掌握别人，支配别人的机关。”人事处的幹部是“冷冰冰的面孔。”他又说：“根据王润为首的幹部把幹部分成三等级：第一是只好好工作不提意见，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幹部；第二种幹部是虽然工作好，但是爱提意见，这类幹部是不被喜欢的，一有机会就给扣上帽子；第三种幹部是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这一类当然不在话下)”“第一种幹部最受欢迎，入党入团很容易。”
林道濂很赞同陕西师范学院许师王尊一的反党谬论，即“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林也赞同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的反党谬论，即：“群众有三种，根据我的分析，第一种最多，没有头脑，不能独立思考，只是跟着领导屁股后喊口号，不折不扣地作领导上的应声虫。第二种是极少数，他们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他们对领导什么肉麻的奉承话都能说得出来，领导们也专门喜欢听这种人的话，往往诬良为奸，在每次运动中造成无数冤狱。第三种人是有良心有正义感，却不敢站起来说话。”林曾对人说自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正直”的青年。
林道濂反对党重视幹部的政治条件。他将一篇诬蔑我们幹部政策的大字报从校外抄回来念给刘江梅听，原文是：
“万事都由祖坟定，
昔日曾笑太迷信，
先查历史三十年，
再追祖宗到五代。”
为了达到反对党的人事制度的目的，林道濂在整风中多次说：“我们学校的主要问题是人事问题。”後来由林和周仁(右派分子)共同起草的“工会代表大会的建议”中“主张立即成立有党外人士参加的若干委员会来解决人事机构问题，评级评薪问题，处理肃反等问题。”
林道濂在整风中对右派分子杨鹤皋说：“不要怕打击报复，大胆鸣放”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却宣扬：“大家有顾虑，不敢提意见。”他说：“有一种幹部专门在运动中打击别人，为自己搞政治资本，这种现象在我校很普遍。”又说：“一些教授对我说中国人世故太深，大臣在皇帝宝殿上只能说什么都好，我认为不是世故太深，而是政法学院缺乏民主传统。”“人是感情的动物，不是什么计算机，谁能保证提意见的人不受打击报复。当然他不明显的对你进行报复，只是在工作中和你过不去，给你穿小鞋。”“我主张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保证提意见的人至少在七年八年内不被打击报复。”
林道濂在我院工会代表会上，与右派分子周仁一起把持大会主席团，纵容和策动了钱端升、杜汝楫、钱骅、徐晓华等在大会上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林认为这是“对党的鞭策”，是我院“民主空气正在上升”
在酝酿基层候选人名单时，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同志认为名单中党员太少，并反对把祁文斌、杜汝楫列入基层委员候选人名单，林表示要把教研室的意见反映到大会上去，但在大会上却和周仁等串在一起，积极支持祁、杜当选。
林在认为工会工作没有成绩说这是“由于党委包办代替的结果。”他在许多场合提出工会要有“独立性”。
在工会代表大会上，林最先要大会发表一个“宣言”(后改为“建议”)由林起草。内容如下：
“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在我院已经热烈地开展，民主风气正在上升。中国教育工会北京政法学院工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为了全力帮助我院党组织整风，特此号召全体会员同志们大胆‘鸣’‘放’，消除一切顾虑，揭发我院的‘三害’现象。会员同志们！大胆鸣放吧！我们支持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会员的监督下，任何人企图打击报复是办不到的。
“代表大会注意到近日来我院整风运动发展的情况，认为我院党组织应该立即改变这种对运动估计不足以至陷于被动的状况。因此建议我院党委会本着边整边改进工作的精神，立即成立有党外同志参加的若干委员会(解决人事机构问题、评薪评级评学衔问题、补助费问题、肃反问题以及检查过去工会工作的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群众所提出的问题，以推动整风运动向前发展。”
林道濂对钱端升在整风中发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是完全赞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当群众已经起来揭发和批判钱端升时，林却说：“凭这些事实能说钱端升是右派分子吗？”
林听到周仁攻击刘昂和侯冠儒同志的发言后也很高兴，并鼓励周说：“你知道的事实很多，应该多谈些，我支持你。”在我院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林和周的联系很密切，共同密谋把持主席团，起草“建议”等等。反右斗争，群众批判周仁时，林说：“党委会对周仁是乱搞。”
周仁和陈述庆搞了所谓“官太太”工资表后，林出主意说：要用教员的工资对比才能说明问题。并向他们提供了王淑敏、高宝华、时伟超三个教员的级别薪金。
林与罗典荣的关系也密切。整风期间他们共同商谈过如何在评薪问题上和工会代表会问题上来煽动群众向党进攻，林和罗还互相介绍过反党的大字报内容。当右派分子贴出攻击侯冠儒等人的大字报时，罗对林说：“把他们搞掉。”林、罗在联合发言时说：“政法学院没有民主传统，象卢一鹏、余叔通这些人来揭发，整风才能搞起来。”他们认为当时右派分子的进攻还不够，并企图挑动党员中级领导幹部从党内攻击党。而当群众批判罗典荣时，林道濂又说：“我了解罗典荣、杨鹤皋他们两人，他们很正直，没有问题。”
林道濂和杨鹤皋的关系也密切，杨曾对许显侯说：“我在整风中所有错误的观点林道濂都是同意的。”反右时，群众批判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林却对杨说：“要沉得住气，不要怕反批评。”“不用怕，我们有什么意见还提，象刘裕中所说的穿小鞋问题，只是以后有些不方便，没关系。”林还向杨献策说：“你在大会(反右斗争大会)上不要发言，免得人家说你只批评人家，不批评自己。”
林与校外右派分子也有联系，林与人大右派分子吴家麟接触很多，并常在吴面前散布反党言论和情绪。林曾对吴说：“政法学院老幹部成天比级别，争待遇，靠党龄吃饭。”“领导上不重视老教授，反批评我和老教授接近”，并说：“不评我为讲师，而把刚从行政转到教学的老幹部评为讲师。”值得注意的是，还在1956年9月初，林曾对吴家麟说：“听说人民大学法律系亦合并到政法学院来，政法学院扩大，并改名为北京法学院。你知道吗？”据吴交代说，当时他不相信这话，林却说：“我本来也不相信，但这是听比较权威的人说的，大概不会是造谣。”後来吴在人大交代问题时说：林去年曾谈“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法律系(北大、人大的)要与北京政法学院合并成一个法学院，钱端升当院长，楼邦彦当教务长。”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大家要林道濂检查交代，林竟说别人在打击他，想在运动中捞政治资本，并说再批评他就不参加会了，参加会也不发言，林甚至说“杀了我的头，也找不出问题。”还说：“党委会邀请我们这批人在座谈会上提意见，现在又整我们这批人，我认为党委会是有意识的这样搞我们的。”
後来，当反右斗争进入高潮时，他不得不交代和检查一些问题，但又企图蒙混过关，耍两面手法，在会上一再保证彻底交代，但在会后却与其他右派分子订立‘攻守同盟’，并诬蔑说，“根本不应该搞他”大家揭发批判时，他一面狡赖，一面说：“这是粗暴”，并威胁说：“再这样搞，我就不再教书，要去修表了。”林甚至还扬言要到市委去“告状”，到中央去“控诉。”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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