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北京政法学院, 王革
北京政法学院、王革王革房主出身，长期接受伪满奴化教育。1945年我军解放了长春、吉林地带，王革躲在家里，不愿接受共产党的教育。1946年我军暂由长、吉撤出，王革欣然投靠了国民党，自动参加国民党省训练团的训练，还参加了三青团。王革为了进一步拥蒋反共，于1947年又参加了特务的外围组织，并成为该组织在某单位的负责人，积极进行反动活动。1947年我军再度解放了长春和吉林，王革仍然坚持反共立场，于1948年5月由吉林逃到北京。王革到北京后投靠国民党的幻想未能实现，又看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遂于1948年底抱着投机的目的进入冀东解放区。王革把自己的反动历史全部隐瞒下来，骗取了组织的信任，而且钻进了青年团。
此后王革始终没有清楚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伪装积极，耍两面派。直到1955年肃反时，在群众严肃地斗争和批判下，王革才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反动历史。但事后，王革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和党结下了怨仇，经常暗地发牢骚，散布怨言攻击党，和臭味相投的人串在一起，煽动青年同志的不满情绪，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
王革进攻的目标很集中，那就是针对着党的领导，但他攻击的对象又很广，从党员负责幹部到一般党员，从党委到基层支部，他都攻击到了。他污蔑说党“是少数人专政的团体”，“党独揽天下”，他还在群众中造谣说“党内也有宗派主义、派别斗争，领导幹部不和”，企图在群众中损害党的威信。王革对党的负责幹部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说“刘昂到处宣扬革命历史，谈八路军，这样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严重的。他还污蔑说“有的领导同志玩弄妇女”，他说某党委离婚后又结了婚，这就是“变相娶姨太太”。尤有甚者，他还用无赖手段，威胁说：“由革大来的老幹部的底我全知道，必要时我全都把它揭出来。”
王革企图诬蔑和丑化所有的老幹部，他说“今天看来有些老幹部变质了”，并且在座谈会上公开的说：“现在老幹部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领导而是以山沟农民思想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王革对老幹部是极端鄙视和厌恶的，他认为老幹部土里土气，都是山沟打游击的”，老幹部就是凭老资格吃饭，“凭老资格到处当长、当官，在机关是科、处长，在学校是主任，在军队是团长。”王革攻击老幹部的真实目的是想证明老幹部没有能力，老幹部不懂科学、教育，不能领导教学和学校，是想证明只有“大知识分子才能搞科学”今后“只有知识分子才吃得开”，从而把老幹部挤出学校，取消党对学校的领导。
王革不仅攻击党委和老幹部，而且还攻击党支部的领导和青年党员他说党支部“以党代团的现象很严重”，“团的地位不明确，没发挥团的作用”，企图使团与党分庭抗礼，否定党对团和青年的领导。他还恶毒的说，过去党在团里“老整人”，不许人们自由思想，因此使他“没有感到温暖，而是受压迫”。王革进而通过诬蔑党员的办法来攻击党的发展方针，他把新入党的青年党员都说成是“唯唯诺诺”、“装腔作势”的人，他还造谣说，某些人为了入党入团，连好衣服都不敢穿，话不敢讲。因此他说党“不是把真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而有些人是假积极分子”，×××只是在肃反中肯抄抄写写才入了党”。他挑拨说：党的大门被少数人掌握，建党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关门主义等等。他还在青年群众中煽动，要求把发展党的工作拿到群众中讨论，他甚至恬不知耻的在鸣放期间要挟党立即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否则他就要拿到群众中去讨论！
王革诬蔑说：政法学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严重的，“不把老教授当成人”，“不让他们发表意见，要对他们提高警惕，以免资产阶级思想侵袭”。他还无中生有地说，过去的武副院长，整天只是在忙于应付钱端升。他把老教授与老幹部对比之后说，搞科学的还得“大知识分子”，“国家进入到新文化时期，只有知识分子吃香”，他要求把大部分老幹部都调出学校。王革心目中的统战政策是要把知识分子捧上天，把常撵出学校。”
王革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是“任人唯亲”，“等级层层，幹部分成吃香的和不吃香的”，凡是接近领导的就是红幹部”。他说我院领导看人“重德不重才”，德也只是看称号，是脱离工作来看，因此他说我院是“党员第一，团员第二，群众第三”。他还有意的煽动造谣说，我院对青年幹部不重视，不提拔使用，并说他自己就是被“压在最底层”。他极方支持其他右派分子诬蔑在我院工作的老幹部的爱人是“官太太”，要她们回家去抱小孩，不配在学校工作。他甚至诬蔑一位在我院担任教研室主任职务的女同志，说她连小学都教不了，也要让她转业。
王革对肃反早怀仇恨，趁整风时机，大肆反扑，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他说肃反只不过是“胜看王侯，败者贼，共产党就是要镇压国民党”。他还说肃反被党“搞得乱七八糟”。他还在群众中颠倒是非的说：他的历史早已搞清楚了，为什么肃反还要斗他，“把我的威信都丧失了”，“肃反是对我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他还在座谈会上公开造谣说，在肃反时“党还派了一个党员去监视他”，他说这是“侵犯了他的人身自由”。在攻击了党之后，他就企图把他的历史问题全部翻案，要求给他平反，不然他说：“我和他们拼了，告到中央去”！
在肃反问题上他不仅自己向党反扑，而且还挑动杜汝楫、杨鹤皋、孟崇昆、汪天一等人起来一起反扑，他还向罗典荣造谣说，“肃反时本来也准备搞你，准备会都开过了”，他还极力支持李忠信在黑板报上写攻击肃反的反动文章，而且要他写得具体些，叫他不要怕。他看到许多右派分子都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他就高兴，觉得出了一口“怨气”。
王革在鸣放期间，到处点火、煽动、造谣诬蔑，企图把群众鼓动起来，一举而搞垮党。最初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顾虑重重，这是因为政法学院的问题太严重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继而他就在群众中大肆煽动，他对一个在工资和学衔问题上有意见的同志说：我过去对你没意见，你很有能力，你受了委屈还很乐观，不要有顾虑，有意见大胆提。他对一个较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和党的关系不够好的同志说，党对你就是不重视，党有宗派，就是不相信人，他们党员也不比你强。他把党员都说成是口是心非，阴险夺利的人。他还和一个在肃反时被批判的工友说，你有意见大胆说，不会打碎饭碗。他还有意地去煽动某教授说：你对工资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此外他还和杜汝楫、罗典荣、杨鹤皋、康德琯、汪天一等人接触频繁，互相挑动，在幹部政策、统战政策、办学方针、肃反、党的领导、工资、学衔、培养提拔、发展党……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互相串通向党进攻。他还利用黑板报编辑的身份，到处拉稿子，登出了许多恶意谩骂、诬蔑造谣的攻击党的反动文章，而且还在学生中点火。
鸣放期间，王革自认为是青年的代表，他不仅到处挑拨青年群众，拨弄是非，而且企图在共青团支部内进行破坏活动，以便瓦解团组织。他先以团支委身份要求团对党的发展方针进行“讨论”，来煽动起别人的不满情绪。继而又在团支委会上要求团支部单独组织鸣放，他以青年人有自己的特殊要求为借口，而认为党所领导的座谈会不解决问题。他还要求以团支部的名义出大字报攻击党。他这些阴谋被很快识破而未得逞。
王革看到要想搞垮党，必须从党内打开个缺口，因此他就在座谈会上，公开的威迫党员，要党员叛变和他一起攻击党。他在会上指名说：“卢一鹏、涂继武对领导上的情况很了解，应当放”，他还在会上指着卢一鹏说：“我们都是青年，过去都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过，但是为什么现在对问题看的不突出呢？是有顾虑，还是受岗位限制呢？对于领导上的宗派主义熟视无睹，是否丧失了青年人的锐气了”。经过他的挑动，果然拉上了一些人和他一起向党员开炮，进而攻击党，搞得一时乌烟瘴气。
王革认为马列主义只能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而不应当作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应作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武器。因此他主张政治理论课应改为选修课，甚至可以取消，他说学生们“自己喜欢的课应多搞一些”。他还反对政治理论课用教学大纲，他说这样做就是一个框框，就是“教条主义”。王革还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攻击，他说政治经济学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应修改，光一般化的说不行了，因为“美国的生产力也在发展”，“日本的生产发展速度占世界第一位”，因此他认为对帝国主义应重新给以估价。他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更是采取否定态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不够科学水平，他不仅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基本原则对我国的指导意义，而且认为在讲授社会主义部分时，也不应联系党和国家的政策，否则就是“跟着领导转”，就是“教条”。
王革在攻击了马列主义以后，进而就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苏联还是不民主”，是“个人专断”。他歪曲地宣扬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批判，并且诬蔑说苏联“谁当权谁就有势力，谁要反对领导就是自取灭亡”。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领导者有特权，什么都由领导决定，就连民主制度也是由领导者决定。他说匈牙利事件说明了领导者官僚主义，不民主，人民也会起来推翻政府。
王革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进步，他说在苏联不能培养人才，苏联的法学最落后，苏联在科学技术上也不如美国，美国的轻工业品就是好。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出现不了象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美国出现了不少二十几岁的教授；而苏联、中国就不可能。
王革不仅在经济制度上，而且在政治制度和思想原则上对社会主义也大肆诬蔑。鸣放时期他到处向青年同志传布帝国主义思想，进行反动宣传。
王革公开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青年人不能有个性，对青年人的要求都是“一个框框里出来的”，因此青年人的个性“都被压下去了”。他说在我们这里没有“民主个人主义”的空气，纪律性限制了人，没有出路。他还说青年人应当“敢说、敢道”，应当有自己的作风，必须“解放个性”……。
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王革公然说：政法学院太黑暗，太残暴，应当对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生存权利给以保证。他还对别人说：我们这里不民主，简直是暴力统治。他不只一次地和别人讲，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到美国去也愿意”。王革的真面目在这里是暴露无遗了。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王革表面上故作镇静，暗地里却多方进行掩饰。在批判其他右派分子时，他不仅不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揭发出来，而且极力加以掩护。当点到他名字叫他揭发时，他仍然用不关痛痒的词句轻轻溜过。在群众批判他时，他就用各种办法过关”，他死戴着假面具，在会上会下拉拢人，利诱和威胁人，摸底耍无赖。在大家愤怒的揭发下，他仍然企图开脱自己的罪责，吞吞吐吐不谈实情。在他的材料用大字报公布后，他还到处解说辩护，企图继续蒙蔽不知底细的人。在群众大量地揭发了他的罪行的情况下，他才被迫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言行，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反动本质，却没有很好去分析认识，仅仅在口头上，而且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些所谓检查交代。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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