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北京政法学院, 张景明;, 研究生班整理
北京政法学院、张景明;、研究生班整理右派分子张景明，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贪污，走私，偷钱，污辱媬母。总之道德品质极端恶劣。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几何，及时行乐”，“有奶就是娘，有钱就干。”
解放前他崇拜美国主张中国搞美国式的民主，如中间道路走不成，中国与其送给苏联，不如送之美国，成为美国之一州。
解放后，他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非常敌视，看到工人阶级生活提高就眼红，看到工农同志当领导幹部就敌视，处处找毛病，钻空子。前一时期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显得比较隐蔽；(苏共)“廿大”以后反动气焰开始露头。“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他感到压力小了而趋于活跃，波匈事件中便公开叫嚣，直到整风运动，就公然向党猖狂进攻，继而又抗拒并破坏反右斗争。
1．他把党看成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宗派集团，他说“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内工人不多，党中央更少，党不过是利用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来为实现自己的观点，政治主张而已。”他在座谈波匈事件的小组会上说，“党领导人民建立政府，为人民办事，办好人民就拥护，不好人民就不拥护，不拥护就可搞大民主。”因此，他同意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要党考虑储安平的意见有可取之处，并诬蔑说党员做头儿是没有才能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
他曲解宪法来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他说“宪法规定法院独立，只服从法律，但实践中有些案件是党说了算，法律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经请示彭真、董老或党组就一句话解决了。”他否定学校中的党委制，认为“党委管得太多，以党代政”，“党委应退出学校领导岗位，不学无术的人。应该下台，搞教授治校，大家自由竞争的搞学术。”
2．他说“解放是改朝换代，现在的社会也和封建社会的公侯伯子男一样，也出现了三个等级，党员是一级、团员是一级、群众又是一级，党员是特权人物，好事都给党员占了，他申请入党就是为了取得这个特权。”
3．诬蔑党的领导幹部，他诬蔑人民领袖毛主席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语，说明毛主席也自高自大”，在团小组会上又说“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在天安门召开反对英美侵略埃及大会，当彭真同志讲话时，他对董纬说“你听他念稿子都念得不通。”在我校召开反对英美侵略埃及的会议上，他写了一篇稿子送党支部审查，却又在宿舍说：“拿去给老爷审查去”，他把自己一贯看作是“听差的”。又诬蔑干校的领导同志说：“李头宫味十足，张某文化水平不高，领导无力，写几个大字象(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花一样，徐某待人冷淡，毛头不会讲话，啰也啰不清，只会对着扩大器打哈哈……。这些人只凭老资格吃饭。”
4．诬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歌功颂德”。
5．他反对党的汇报制度，说什么“汇报跟特务打小报告一样”，容易冤枉好人，被汇报人连辩护权都被剥夺了。他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向组织汇报别人的情况，他担任团支委，有时写汇报材料，却故意不写被汇报人的名字，他说积极分子汇报是“拍马屁”，大鸣大放中党员谢国交到他的房间去走了一圈，他就对周围人说，“干吗来了一句话不说，偷偷地听，他来了我就不说”。党团支部为了工作需要，要党员赵景荣与团小组长彭守约调换房间住，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完全同意，而背后却向大家说“这是监视”，在整风中更大肆叫嚣：“这是党的宗派活动。”
6．他将党教育群众，看成是教训，说党员以教育者自居，和党员在一起感到“受拘束”，“不自由”，“被监视”。和党员谈话时，要求对方谈出自己的思想情况和历史以便自己掌握，不然，就认为这是“不平等，交而不流”。
7．诬蔑党的发展工作说“党要的是少说话的老实人，爱说话，爱提意见入党问题解决的就慢。”
1．抗拒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说，“个人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个人主义无法根除，因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徒劳的。”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参加党领导的思想改造，也能进入共产主义。
2．他经常在小组说，“德顶什么用，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德是空洞的口号，干革命还得拿出货色来，强调德就把我卡住了，因为我不是党员。”
3．他说肃反扩大化了，在小组上提出要讨论胡风是否反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央对胡风的问题现在处理不下去，要处理吧，有许多人不同意，会失去人心。不处理吗？又已经摊出来，真是骑虎难下。”
4．“什么劳动光荣不光荣，首长的子女有几个下厂下乡？反正大爷有钱，今年考不取养着住吃，明年再考，没钱人家的子弟没奈何，只得放弃学业。总之参加劳动生产的还不是那些穷小子？”
5．“人民日报不是有闻必录，只报喜不报忧，报导的不及时，不全面”，“我是世界上一个人，有权利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6．“过去你共产党整人就可以粗风暴雨，今天人要整你们就要和风细雨。”
1．“马列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大知识分子，继承了过去的文化遗产创造出来的，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学说，不过被工人阶级接受和利用而已。”他还否定马列主义是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道理，认为苏加诺将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回教真主三是结合起来，引导印尼前进，印尼也在发展着，所以马列主义并非社会发展唯一的方向，他对真理的看法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重复就是真理。”在组内经常说“什么科学不科学，统治阶级说了就算。”并说“法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解释统治阶级的意志，任何法学家都是御用的。”
2．“资本主义今天还没有被历史否定掉，就大有可取之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比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好，因为有刺激推动作用，美国的技术也好，生产水平比苏联高。”“资本主义就业工人生活水平高，我国人民生活苦。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新东西，有的还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譬如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就是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
3．他认为我们的选举制度不民主，还认为联合提名，等额选举是形式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竞选好。波匈事件后，他主张对官僚主义可以采用大民主，他说不改进工作，就是要逼群众上梁山。
1．解放前他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诬蔑毛主席提出的一边倒方针，他认为“蒋介石投美，共产党靠苏联，反正各投一方，中苏团结是互相利用。”
2．苏共“廿大”以后他的反苏言论更加猖狂，他说“美国的东西比苏联好，苏联没有什么好学的，苏联的东西都是教条。”并恶毒的诬蔑苏联说：“自己国家出了问题，一切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什么帝国主义存在啦！资本主义包围啦！……”
3．他诬蔑说，“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列宁也是个人崇拜”，又说“苏联特点是对死人就是臭骂一顿，中国正好相反，检讨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人。”
4．波匈事件后，他对苏联出兵极为反感，在小组会上说：“外国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总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不管什么性质的国家和军队)”他认为苏联是干涉匈牙利的内政，说“苏联的出兵与美国在厄瓜多尔的侵略行为性质一样的。”
5．他对苏联专家一贯抱轻视的态度，他说“听专家讲课是负担。”他对专家讲课极尽诬蔑之能事。又说“鲁涅夫专家不过是个审判员，有什么了不起。”说苏联学者的文章长篇大论是为了稿费……他看了苏联政府召回苏联专家的公报后说：“召回专家倒大可不必，只要这些专家，不要大国主义，不要在这些国家作太上皇就行了。”
整风开始他到处散布说，党没有领导整风的诚意，于是组织几个同学写出一张“党委要向党员开禁”的大字报。挑动党员也要向党进攻。在团小组座谈会上，为了煽动大家对党不满向党进攻，在提意见前，首先声明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有顾虑的，怕以后受到打击报复，要提大家一起提，我可不愿当二楞子，卖命打冲锋，”在提意见中，他经常以哈哈哈，点头，递眼色的方式刺激大家发言，并在会上积极支持错误的言论。会结束时他总要说：“同志们会还要开的，大家回去好好想想。意见一定有的。”他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目的，告诉同学说“人民大学比政法学院自由，放得彻底，他们可以指着党员的鼻子问，你凭什么条件入党的。”又说“北大搞得也好。”整风中读报纸，看整风简讯“特别积极”，对于不尖锐的意见就讽刺说“言不由哀，爱人以德”，对那些恶毒的反党言论，他拍手称快，到处宣扬说：“什么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不是个人主义，漆黑一团，我们过去只看到了表面的荷花，荷花出于污泥而不染，可是刨到根子还不是污泥一团。”侯冠儒同志退出不恰当的补助费，他却诬蔑说：“这不对，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院长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而斗争。”
为右派分子辩护开脱罪责。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谬论发表以后，他认为“这是为民请愿。”同志们对储安平的言论进行批评时，他说“这是堵塞言路。”他赞成葛佩琦关于党和人民分裂的恶毒论调，并说：“葛对党提意见大胆，能施加压力，不过这样的提法太早了一点。”言下之意，葛佩琦的做法露骨了一些，不如他装得巧妙。罗隆基提出平反委员会，他认为“这可真心为民申冤”，对章伯钧要党下台的论调，他说“各民主党派应该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当全院向右派分子展开大讨论时，他说“章文岳不能称为右派，只是思想问题。”
支持张斌生对积极分子陈汉光的诬蔑，在班座谈会上，陈汉光发表了比较客观的意见，张斌生打击说，“陈是宁左勿右，机会主义，假积极。”会后张景明向张斌生说“你今天的发言打出水平。”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2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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