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9 作者：[待确定]
六次小会是交代会，但在我看也是批判会。追查我的反动思想，理清我的反动思想，暴露其反动本质，就是批判。
现在来向大会作补充交代。
主要交代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发展起来的一团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反动的东西，最荒谬的东西。如果说我过去还不敢正视，现在经过同志们在小会上的帮助是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面目。小会的揭露过程已经加深了我自己的初步批判，相信大会的批判一定可以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反动思想，丑恶思想。我有决心回到党的立场上来，给以彻底地批判。我保证在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我是可以坚决抛弃它的。
（一）把党与人民对立，认为党权力太大，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就会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名词是听来的，更确切些，照我自己的想法是“既得权力集团”），一个逐渐会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宗派”，一个逐渐会阻碍社会前进的“盖子”。社会主义可能变质成南斯拉夫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统治。
在权的集中这一点上实际上与帝国主义污蔑我们的极权主义相混为一谈。
理由：
理论上的：
权力说——strong
权力上移说——Nenni（南尼）
阶梯说——Gomulka
信任与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没有正常的监督和制约的途径（实际上是没有我幻想的西方式的民主的途径）。
觉得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问题应解决。
认为权力在手，有可能滥用。用起来也不得了。主要的例子是Stalin（斯大林）完全操纵中央，70％中委搞掉。
农业减产无人能发现吗？
学术思想，金口玉言，别人不能说话。
（二）把党内的民主集中对立起来，把党的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以为这样权力集中的结果必然会产生领袖独裁或者个人崇拜。
理由：Gomulka（哥穆尔卡）的阶梯说。觉得到了Stalin（斯大林）那样，就没有人惹得了他了。
比Gomulka坏，明确推倒了民主集中制。
甚至认为愈正确愈成问题（威信愈高将来愈容易出问题）。
欣赏Tito（铁托）以为个人英雄主义没有什么，不是个人崇拜就好。
对中国党的看法：
胜利后已是既得权力集团，权力已集中到毛主席（凭主席良心）。
已有个人崇拜的风气露头。
中国语文一篇文章
已有个人崇拜的基础。
担心高饶篡夺
希望主席不要把自己的权威转让与人。
要先分散，让后继者不至错误地利用高权力
对八大的意见：
1、就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觉得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高度集中了就很难有高度民主。因此应是不完全集中。
2、群众路线，按政治系统来吸收意见，是否都能归纳得了，有些意见是否放着。
（三）对党的先进性、正义性，发生了动摇和怀疑。认为党不一定的先进的，对外国一些知识分子党员的动摇变节，我的同情多于憎恶。
以为党可能不一定代表人民 同人民对立 同真理对立
党不一定正确，真理不一定在党一面所以需要外部制约把民主绝对化的必然结果
抽掉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
抽掉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改造世界（而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
失去了基本立场如何能理解先进。正义、先进都是有阶级性的。
以民主、以抽象的真、善、美来说，如何能有先进的标准。
（四）对党的绝对领导权发生了怀疑和动摇，要求削弱党的权力，缩减党的领导的范围。觉得党若不是绝对领导就没有宗派主义，党群关系也就会好了。
外部给党的制约与监督。党政工团均可有相当的制约（但还没有深入具体想法）。
党不能领导一切，不可能而且有害，以为党只要管政治，这是资产阶级理解的“超阶级的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政治。不领导一切就是不领导（在社会主义内）
是是非非可争论，把党与真理对立。
1、不要以党代政（这是要求党不联系群众）。不要发号施令。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2、要求党在思想学术问题上要少管。
3、要求学术、言论方面的外来制约。
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这已不是削弱，而是取消党的领导。
想把党变成为政治党——知识分子党——政客党。这将是阶级党。而不是领导党，这是取消主义
（五）对党的前途也发生了怀疑和动摇。
以为加强党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个在我看来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不是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队伍，而是加以制约。
发展党员，我不能是不主张的，但是那是实用主义的。
不要入党，我不会这样讲，甚至自己也不敢这样想。
刘、乐问题因此扭死在这一点上。
但是从思想实质上看，在大风大浪中，在鸣放期间，提出了许多对我们党的怀疑看法，我是有可能进一步动摇的。
我过去思索到的两种看法，只说其肯定面，其实均有另一面。
1、唯入党有前途（1）不应当如此看，（2）确是党被视为宗派了。
2、以前申请入党而现在又骂党（1）这样人不应入党，（2）确是党被认为是升官发财的既得利益集团了。
这种种情绪想法串联起来，在主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酝酿出“可以不一定入党”的情绪的。我过去之所以不敢想，不过是硬压，因此同刘、乐谈话虽然自以为没有明确的目的，事实上是完全可能说出“慎重考虑”那样否定性的话的。
（1）客观外面的形势。
（2）主观说了那么多反党的话。
应当正视这一句话的后果。应当正视谭健提出的问题。向刘家杰同志与党请罪。
我自以为还没有怀疑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但是却在各方面怀疑了今天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我现在给自己的思想下的鉴定是“想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放上一个以个人自由（亦即个人主义）为原则的上层建筑”。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比曹德谦所说“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放上一个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的说法，在措辞上要更为确切些，但是实质上完全一样，其结果也必然会引向资本主义的复辟，当然我原来不是这样认识的，而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才逐渐明确认识了的。
（一）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把集中同民主对立起来。以为完全集中必不能是民主，只能有一部分集中，一部分需要开口。以为权力上移，阶梯形成都是因为强调集中。
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是怀疑
方式是提问题（议会民主为什么不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是听来的）。
实际上是根本否定（1）模糊同议会民主制的差别概念混淆。（2）认为议会民主制更好实际偷换。
我的“大民主、小民主”说，是西方议会民主的翻版，是完全照搬。我的“两条线通天”说，原来是对“群众路线”的发挥，但实质上是牵涉到政治制度，是和议会民主一回事，而且是后者的必然补充。
我的所谓“大民主太少”，应当扩大民主。就是认为应当在议会，在言论界，在学术界允许人去吵吵闹闹。我以为这可以制约党，可以给人民以出气洞，可以防止斯大林式的专权和个人崇拜的错误，看不到这是允许剥削阶级造反，允许出现裴多菲俱乐部，其结果必然是上大街，搞匈牙利事件。
主席批评说，我所设想的坐而论道的大民主，实质上就是他所说的上大街的大民主，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的所谓“小民主太多”，实际上是看不见我们机关、军队、群众团体、国家生活中最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而且企图把它缩小取消，变成死气沉沉的“文官制度”，“官僚衙门”。
这是从根本上以西方议会民主的观念来偷换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把资本主义民主来偷换社会主义民主。
其反动、其荒谬，留待以后批判，请同志们批判。
我对我们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性，表现了极度的无知和怀疑，企图以西方式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来代替它。可以说，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否定是开始于此。
第一，选举制我以为协商候选人，统一选举名单，候选人不与选民直接见面，不竞选，不发表政见是不民主。协商可起一些制约作用，但不够，久之可开操纵之门，不能追求99％。我自己也对与代表无接触有意见，就我所接触，对此有怀疑的还不少，申德诒同志给我大喝了一声，希望再给我狠狠的批判。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是以为是劳模大会，代表是“荣誉”，说话不像是在最高权力机关中行使主权的人，在我看来，口气应在政府之上的样子。不能“学习文件”，而应当“审查文件”发“议论”，提“建议”。以为议员老在政府后面盯着，才算是民主。
2、以为不能追求“全体一致”，从二十大看十九大是假的。最高苏维埃的讨论也可能是假的，大家不敢说二话，野心家就可以操纵。以为应有反对派或者反对者，而且应当是公开的，可以打破迷信，暴露问题。在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依法办事”的原则下，少数的言论仍可以在不违法的原则内发表。理想是有公开的反对派。
3、以为发言不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应当有议程、有提案、有交锋，让人民知道问题何在，是非何在。
4、代表应是政治专家，不是齐白石、梅兰芳，要能议论国家大政。想把代表的广泛性与政治能力结合起来，主张代表脱产时间放长，但实际倾向是政客式的。
我说的“两条线通天”的来源是对“群众路线”的一种发挥与补充，但发展起来就成为必然伴随议会民主而来的补充。这个概念的实质就是要求不要把一切集中到一个机构（党和政府）身上。把专家与群众对立，把党和群众对立，把专家和党对立。
认为在议会、政府、党这一政治的系统之外，还应在言论界、学术界有各种专家发表意见的一条线，这条线实际上是多条线。
包括 学术 新闻—言论
以为学术理论比政策更具长期性，正确的理论可以采纳用于政策。
如 人口问题 房屋问题 农业增产问题
“以吏为师”反对，实际上要求“独立的学术”，以为学习“法令政策”有片面性。
总之是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党领导一切，除了在政治系统（指议会）而外，还要允许社会上有公开的反对的声音，只有触犯刑律才无自由。
新闻自由
一般来说，我过去对我们的新闻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二十大以后，一切怀疑到根本上，以为许多重大的事情，苏联人民不能知道。长远来说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如Stalin（斯大林）问题，农业问题。由此才想到是愚民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教育太多会同法西斯一样”。由此才给小不忍则乱大谋做翻案文章，提出“孰为大，孰为小”，“贪小利，蚀大本”。这在我说来是同我解不开“民主与集中”这一矛盾密切联系着的。我觉得我在新闻上并无特别的细致的意见，不过是把新闻看成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手段，也是一种实现教育（或者在我看思想统制）的手段，既然我把民主同集中，民主同专政对立了起来，这个问题就成为无法解决的了。我把问题提到权力的渊源或者真理的认识上去，正是同我上面所说的把党同群众对立，把党同真理对立完全一致的。我可以说，一直到鸣放时，我在具体的新闻业务方面未产生什么特殊的想法，新闻座谈会之类的消息一般也不引起我的兴趣，我只想一点，是否索性就开放。其实将是追求可说是荒谬的绝对新闻自由。我以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问题能解决的话，我的新闻观点就可以迎刃而解。
（二）我把民主看成不仅是方法而且是目的，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同时解决公有制与民主的问题。否则社会主义要变质。斯大林批判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国家占有一切，谁占有国家”？
我的阶级偏见使我看不见社会主义已经解决了民主的问题，而以为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才算是民主。实际上，我所想象的民主的内涵是把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对立起来。而我所想象的自由又是与必然对立起来的。我不理解民主只是手段只有与社会主义的目的结合起来时才有意义，把民主抽象化、绝对化，实际上所追求的就不是民主而是反民主。
（三）我把民主同专政对立起来。不理解资产阶级的民主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就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形式。
听说：“苏维埃民主制度试验了40年出了问题了”。
“如果革命发生在法国，政治制度可能不如此”。
“所以发生斯大林问题是因为俄国没有民主传统”。——Strong
这是严重的曲解，严重地违反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经验，是一种极反动的思想。实际上，巴黎公社的经验就是否定了这一条的。而我却以为其中有真理，一个劲儿从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上去找碴子。
去年听说，专政是训政（话是上面传来的）
我完全同意，进一步认为既是“训政”，就要“还政于民”。
为何同意训政，因为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人民不能直接控制政府和党。
“还政于民”有什么内容。就是我以上所说的选举制、议会民主、两条线通天，以为这样人民就可以制约、监督党和政府了。
其实（1）这些概念不但是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且内容空虚得很，根本不能体现什么有效的监督。（2）对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丰富内容，我却根本不了解，或者视而不见。
以后再批判
应当说，我所设想的有“民主”的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关于专政的论点，我都有，虽然不那样理论化。
1、专政会变成个人独裁。
2、把专政解释为一种从“纯粹的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一种“统治的状态”，可以依靠大多数。
3、阶级只能统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只有“组织”或“政党”。
4、列宁称之为“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
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打破”少数的反抗，用不着用暴力镇压少数，只要镇压违反民主的行为就够了。
5、歇洛克的“一磅肉”——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6、“有人用暴力来消灭民主的时候”，这个制度就非使用暴力不可。
我所谓专政会专到人民头上，就是这种兜圈子的概念。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这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不是为的消灭民主，而是为的保护民主。如果它要消灭自己最可靠的基础，要消灭伟大的道德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它就简直想自杀了。
列宁：专政的必要条件就是破坏纯粹民主，即破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7、不让被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来代替全民的组织。在我看，国家一直是带有全民性。
在小组会上，有同志问，你要的专政是什么样的专政，我可以说，大体上就是考茨基所描写的这种专政。
有同志问，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曾经感到抵触，现在可以说，如列宁批判考茨基那样，按照我的想法实质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1）对专政的特点作用，过去没有真正的认识。
（2）对专政的长期性没有真正的认识。
反右派后，问过乔冠华，他强调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存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即难以截然划分，专政即应存在，以为解决我一大问题。
（四）企图以法治代替运动。
1、这是幻想——革命时期过早订出过死的法律，对人民是没有好处的。
2、这是反动的——实际上反对运动的做法。实际是反对专政，反对革命，我们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通过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直到这次的反右派斗争进行的。不过，我对过去的运动的成绩还不是完全看不见的，不过是觉得不能长靠运动，希望这次运动成为结束运动的运动。以后应靠法治方是处长之道。以为每几年搞一次运动不是正常的，现在才从无产阶级专政改造全社会进入大同的角度认识到运动的意义。
以后再批判。
专政：暴力——我不要
不要法律——我要刚好相反
所以今天犯这样大的错误，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年来国际上修正主义的影响，所以考虑如此多问题，发展如此反动思想，是因为国际修正主义，出于自己直接体验者少。
（一）二十大
赫鲁晓夫 世界体系 无错
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
议会和平过渡 上面不同意
但还与冷西辩论（赫举中国为例，我也以为可笑），但觉得苏是权威材料多，不是根据原则，而是迷信材料。在Stalin问题上也一样。
此问题后来意共、法共都持异议，只有英共这样的小党倒有人提出无痛分娩法，我看出苏无底，即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
现在看赫提法是一修正主义观点，但我未以之为背景来对自己的口子。
关于美经济危机说法，觉得比过去合理，想研究而未成。
许多人认为赫报告写得不好，不如斯那样逻辑严密，才气奔放。我亦以为然，但又赞成以为不是斯那样金口玉言，有民主风度。
对二十大估计为列宁死后第一次，加上米高扬发言批评苏共党史，批评斯大林，以为斯必有大问题了。
米高扬、卡岗诺维奇、莫洛托夫，发言互有异同，以为是新气象，对肖洛霍夫发言兴趣大，人民日报不登有意见。
（二）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发表
震动极大日夜看各种材料，思想从此向一个方向发展，由量变到质变。
有人说：想入山做和尚
有人说：人类最大的悲剧
有人说：苏维埃民主40年试验失败了都有同感
法捷耶夫自杀引起我猜测，以为是不是同叶遂宁一样，又想起Mayakovsky（马雅可夫斯基）之谜。
觉得：真理在哪里？
千秋谁传信史？
以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同言彪说，以斯为教主的宗教××垮台了（我指的是教条主义，还非社会主义阵营）。
以为：今后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各派争鸣，互有长短了。而各派内部也难像过去那样保持严格一致了。不能再定于一尊了。
以为：这是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体系后必然的现象，正常的现象。
因此：对修正主义不复有警惕了，对马列主义原则不再研究，不再坚持，一味追求“新”思想，不断把马列主义当教条主义否定，到完全滚入修正主义和右派的泥坑。甚至觉得在字面上说修正主义也比教条主义好。还注意敌人的东西，Dulles，Deucker，埃维，法兰西观察家，对苏共内部矛盾的分析以为近乎真实。
欧洲提出了许多问题，真是大翻案。真理报文章出来，其实内容不多，但是当时觉得开口的地方多，扣紧的地方少，以为以后还有文章。一论出来，不够满足，因为文章晚出，有论定的态度，但觉得未回答欧洲党提出的许多问题，觉得还未那样完善，提出三点意见：
1、Stalin（斯大林）的估价。
2、产生问题的原因。
3、改正的办法。
十大关系大受鼓舞，但不满把是非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放在最后，以为这是理论上新的东西，以为这是政治上的稳健，我这时思想上已有制度论、民主不足论等等，不过当未明确形成，故对一论未提这些问题表示不满。
（三）陶里亚蒂文——制度说出来，颇中下怀，以为一论本应赶在头里，特别是欧洲党普遍表示拥护以后。多中心论，不全同意（指中心），但以为正说明共产主义今后各派争鸣了。
（四）波兹南。
开头是以为是有敌人，后来波强调无敌人，从此就看不见敌人、阶级斗争，把一切都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五）苏共中央决议。
解释个人崇拜原因，利用波兹南打了一下陶里亚蒂，又拉法共，很不以为然。以为此决议不但内容不充实，而且文字也很潦草，以为是急就章。
（六）波匈事件后肯定了“民主未解决”，肯定了问题是“民主化”。波同意谢文清估计，以为我们在国内也能看得到，故对中央提意见，如此狂妄，竟以为“高瞻远瞩不够”。哥穆尔卡文，错误的阶梯说，民主化的提法，中央都以为不对，我都同意而不知其非，哥穆尔卡错误地批评过去成就（如农业、煤矿和房屋建筑）中央看出这不对，很危险，我看不出，事实证明中央完全正确。哥现在也已取得经验。“民主化”的错误最近才懂。
波事件后，看法十分右，以为开放“自由民主”可搞出名堂来，今年去波，看到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很忧心，曾汇报，大不以为然；一方面又同谢文清研究，以为可走出一条路来。
反修正主义，同意在反无政府主义的程度上去反。以为肃反在波危险，至于教条主义的危险，是根据谢文清的汇报，说教条主义进行宗派活动，从内部反党搞阴谋更可怕。这个意见我以为值得重视。
（七）匈牙利事件
开头分析有摇摆，是不独我。但仍应强调，我一直到今年一月，对这个事件的群众性的理解都是有偏差的。是强调人民内部的，Stalin，Posnan一直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简单，处理不好也可以发生革命，推翻政权。使我明确了群众反抗，认为自会良性，是民主问题未解决。民主是目的，否则不至于。对法记者文感兴趣，我以为这是当时我从外部内部材料看得出，波匈事件前，两国内部乱糟糟的唯一材料，谢文清和波匈使馆都未反映足够材料。
到匈后，了解了一些情况，认清了有敌人，内因中有外因（敌对阶级），内因（人民）中有外因（阶级敌人）。但我仍然强调人民内部矛盾。以为波匈事件，性质本同，不过由于一是Gomulka（哥穆尔卡），一是Nagi（纳吉）处理不当而已。
同言彪说，同意铁托的描写，不同意其态度，苏出兵同意陶里亚蒂的说法是“痛苦的必要”。
对苏出兵无意见，国际形势我懂得，尼赫鲁都不反对，内部情况我知道，李楠是坐坦克进去的，这是苏军执行的最困难的任务。情形令人感泣。
但总觉得匈是一大悲剧，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共产党的悲剧。归因于拉科西的“残酷而软弱”，“硬而脆”。过去杀拉伊克，一切绷得紧得要命，而二十大以后又束手无策，以往裴多菲俱乐部活动达半年。去匈时，匈人犹奉纳吉为英雄，我以为纳至少是优柔寡断，临阵脱逃。以为他是懦夫，但还未完全看穿其反革命面目。
贯穿波匈事件中的两个看法：
1、强调人民内部矛盾，以为（1）建国十二年了，（2）如此群众性，总□□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求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去看问题。即使知道有敌人，还是强调从这一方面去看。对过去未建立强有力的专政，未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理解。
2、此时已明确“民主化”的看法（从波兰肯定），以为今后一定要民主化。因此对波兰觉得可以走出新路抱有很大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希望（实际上，波兰的修正主义的危险现在尚未过去）。对匈牙利很懊丧，以为本来也可以像波兰那样走出一条新路来，不料来了个上大街，搞成反革命，于是苏军不得不出兵，卡达尔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使一个新的可能的试验没有像波兰那样出现（所以我一贯反对出乱子，上大街）。同时，以为今天匈牙利政权比较硬是不得已，将来还要放，才是出路。其实，这完全不对，卡达尔政府今天走的就是正确的道路，波现在也如此，波匈应走的是加强专政的道路，特别可参考中国经验。我的“民主化”的想法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想法。这看法一直贯穿到中国的整风和反右派。以后再交代。
我无希望共产主义垮台之心，主观上是杞人忧天，以为以后怎么办，对第二个匈牙利很担心，栽跟斗思想很严重，我是以右的思想，想来消除匈牙利事件，来使共产主义“千秋万世”，不知我的想法必然会引起匈牙利事件，必然会使共产主义垮台。
对德捷觉得是压，言彪的“闸门说”是传达，而且不是我传达的。但我是以为有开放民主才行。
东欧是有些压，但是开放的方法是我们这样，而不是我想的资产阶级民主。
（八）对苏南看法：
1、南材料看得的确很少，但是，在各方面给我影响。
（1）党缩小，党少管。
（2）社会力量互相竞争，互相制约。
（3）政府机关非常小，国家消亡论。
（4）直接民主的提法。
（5）铁托的个人特出面临个人崇拜。
（6）较多承认“个人自由”容许很多自由主义。
（7）以为集中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
……
等等，加上去年东欧动荡，南独稳定，我觉得，南的一套颇有道理，而且几乎样样投我所好。觉得斯大林的路走不通，南的道路很可能代表着新的东西。南与兄弟国争吵，我总以为是南的思想影响在东欧兄弟国有“破坏性影响”。我觉得责任不在南，而在其他国家和党的政策不如南有吸引力。“教条主义敌不过修正主义”。
一直以为苏许多措施（如分权）实际是受南影响，以为赫鲁晓夫一方面因为实际政治而缓进，一方面可能更多地采用南做法。我的思想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有国际修正主义做后台，而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它给我提供了新观念以为可如此想，想来想去，还是社会主义（伍修权说南工人执政，社会主义还是真的）。
2、二十大以后初期对苏（赫鲁晓夫）有机会主义的希望。
真理报文章，拿着英文稿找王飞研究，以为有深意。听说苏还要贬低Stalin（斯大林），以为还有内情，还有文章。
苏共决议后对苏失望，以为Khrushchev（赫鲁晓夫）没有新的理论创造，做事也无准头。
说人在三棵树中间迷失了方向，看他也找不到什么方向。
对苏不尊敬了。
对中国党有民族主义情绪，希望而且以为毛主席一定会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理论、新方向，即共产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际。实际上主席是有发展，不过我是合乎我修正主义口味的才满意，不合的就不接受，而且一个劲儿顺着我的方向想，结果当然对人不满，对中国党也不满了。
我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民主——说穿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
我的修正主义是最坏的修正主义，重读哥穆尔卡、陶里亚蒂文，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立场是明确的，而我已完全滚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泥坑中。
3、苏南之争：
以为“教条主义不敌修正主义”。
以为争论态度苏有缺点（上面有说法）。
文章未用是太多未看，并非因为结论。
内参问题：
以为工作要求与个人积极性一致，又爱好评，未想检查。是想以内参，收罗各种问题来影响中央，我主观上是要引起中央注意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来解答，我对有一些问题是不赞同（如“无痛分娩法”），但认为也应反映，大部分是认为有道理，要重新估价（如他对贫困化）。我的指导思想是做反面文章。
所以在陶文，在匈牙利事件以后，认为一论不满足，就是以为中央未看到欧洲已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我是希望中央也会像我一样多采纳，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为这才是“发展马列主义”，根本不以为中央是看到了，而且已提出了答案，不过是我“顽固不化”。
文章大半不是我能直接组织或核对的，因不掌握材料，偏颇较大的是（曹？）文，但当时客观上是从上面听到美共内部分裂的指示，要求找材料，我以为搞工人日报是唯一的办法，不论大材料小材料都要用，未看是否有派别端倪。但是我的指导思想是要反映反面文章给中央看。
最简单地说，我既反对整风，又反对反右派。
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以为我所想望一年的局面（理论与制度的变化）要出来了。以为中央步调加速，甚至自己都跟不上了。把自己当时听来的片言只语都按照自己的思想贯穿起来，来做机会主义的了解。思想在过去的基础上急速右倾。4月初以后，报上的右派言论给我影响极大，许多认为是正确，许多认为是有道理。觉得我们社会内的问题真多，真严重，值得好好研究。
对“人民内部矛盾”兴趣达到狂热的程度。
90％ 最大的毒草 卫道者，伪君子
条件反射 阶级立场根本没有了。
［边注］同意那些言论，人家的言论都没有我多，我同意的是材料。
（1）党群关系（2）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3）运动伤人 人情淡薄（4）思想改造不解决问题（5）庸人政治 不管不如少管*（6）社会学 政治设计院 章乃器 很多
以林希翎为历史好、成分好，认为是典型人民内部矛盾。以为中央会收服她，（当然不是想的现在这样）。听人说此人是奇女子，我也以为是人才（不以为是敌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批人中间有人才，我以为是要收服她。阶级感情大是大非都没了，还有什么阶级感情。
提前整风，开头是反对的，因为这样多问题还来搞运动，是不是会乱了。我以为会乱。希望缓进，慢慢放透，想不通为什么搞运动。情绪一度下降。和风细雨是赞成，理解为三个阶段论。（1）和风细雨地研究。（2）自上而下的慢慢改革。（3）收效。后来以为要开风气，加上党委制，确以为要如此变，希望成为结束运动的运动。进一步动摇，写文章、谈话都是在这一段最热烈。
等看到形势严重，马寅初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柯庆施话出来，又警惕，乱议已止，但是不满为何“要搞运动，要内外夹攻”，现在怎么办，因此实际上是反对。
反右派：既觉得不得不反，对章罗到邹震都觉得如此看，又觉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是不是“又是一条腿走路”。
（一）不以为是敌我矛盾，以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以为搞运动就搞得不能和风细雨的说服，又变成狂风暴雨的打回去，新理论试验未能如愿，更觉得不该搞运动。
（二）同意觉得为了政治不能不如此干，也只有如此干，但又觉得会失去人心。右派不服，中派跟不上，左派亦狐疑（自以为是左派）。
根本点，一切右派分子，不论其出发点如何，思路如何，都不了解党和人民的联系，党和工农的力量，我也是完全一样的。
（三）觉得“理论与制度”的新局面冲跑了。
两阵狂风暴雨把我所想像的和风细雨后的大好局面冲跑了，甚至今后可能更□，觉得很失望。政协刚开得有点新意思，人大又是一场斗争了。但是仍以为我所想的是对的，甚至自以为是符合中央精神的。以为这次整风是被迫改变了方向，但问题仍在（我的所谓民主问题）等形势转变还是要提出来（我的一套还是正确的），因此在初期曾说过，将来还要重新来过的话（陈昌谦的话是右派思想谁都有吧，你不是赞成叶笃义，我说是吗？后陈记得我说，看吧，一年后要重作估论）。我当时是有此想法，狂风暴雨顶了回去，问题还在，将来还得解决，我不以为自己是右派，不以为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因此也不以为当时的大右派在思想上是错误的，而只以为他们在政治上是错的。当时揭露都在政治阴谋方面。分不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以为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出了敌我矛盾，先解决，将来问题还要照人民内部矛盾办。
对主席文章，觉得重点有变化，抵触。
（四）觉得欧洲党对中国有许多期待，结果原来还是一场大斗争，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也没有什么新鲜，不过是苏联的体现，我初不以为然，后来以为是如此，后来证实多次失望，以为赫鲁晓夫也看出原来如此。不了解全民大辩论的伟大意义（当时也还未如此提），只有十足的机会主义了解。
总而言之，与中央方针完全相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
思想上的背弃党的原则，发展到政治上的反党。
1、写了文章
2、说了话
性质是什么？不但是自己怀疑，而且使人怀疑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来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从内部来瓦解党和革命工作者的队伍。
过去感情上扭着，不能自以为反党，有同志也说李慎之怎么会反党，还自以为对党忠心耿耿，现在看我的一整套思想，矛头指向何方，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思想上过去是只敢承认“有错误”不敢承认有“罪”，现在看到自己是在“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折不扣的罪。
结果是什么？我过去以为不过是走火，而且以为国际部条件好也烧不起火。
现在应看到火，而且已烧起了火。
鼓舞了曹德谦。支持了乐清。影响了刘家杰。影响了丁德润。人家本无问题，被我在脑子里钉上一个问题，中毒于无形，圈子不小，散布更广。
《新闻业务》上的文章亦已引起了混乱。
以为找人谈没有什么，同刘家杰说四五个人就是如此想，以为同梁再冰、万光谈不算，现在看一样都是反党。去年向主席提意见，就是反党意见。
可能还有许多同志受我影响，我现在不够清楚，请大家尖锐揭发，让我看到自己的罪越清楚，我越能对自己深恶痛绝，我就越能改造自己。请大家狠狠地批判，可以说不是六次大会的揭露，我无论如何（思索）也不会看清自己的真面目是那样丑恶的。
我的矛盾：动机与效果主观与客观思想与行动
现在看没有矛盾，对自己有些蒙蔽，如梁走在路上碰到谈一通，找曹也有偶然，乐清也不是我找他，就以为没有什么，其实心底里是要贩卖自己这一套。
主观上是要放，放的东西是要烧党的领导专政，如何不是放火。
“坐而论道”，变而不乱：我到底要求什么，当然希望人家来赞成我的这一套，谈我的这一套。人家不谈，我好像无所谓，但还是有点失望，如果人家都如此来谈了，国际部岂不要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我纵使不想上大街，人家要上，我拦得住吗？到那时我还能辞祸首之责吗？
慢慢放透是什么？是完全巩固资产阶级阵地。
“自上而下”：我不是决策者，我要是决策者，或者决策者听了我的话，真办起来（不用办什么议会民主一套，只要办我这已经肯定的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这一套），是不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自上而下有什么好，更坏。现在右派分子要自下而上，被自上而下压掉了。照我（索性），自上而下都成纳吉了。
“不做纳吉”：不过是在小问题上不做纳吉，实际上在根本问题上就是纳吉。
3、反右派和我
开头只有上面一套，议论不联系自己。后来理论思想是批判越来越多，就感到自己不妙了。
曾彦修震了一下，很同情，但觉得他是率部投降，是纳吉与我不一样，后来才渐感紧张。
在领导小组中，开头还不右倾，对对外部认为不能搞邹震感到很气愤。但斗争深入就越来越右倾。
7月中到7月底。恐惧
觉得揪出来是完了。
觉得鱼龙混杂，我是对的。
思想是有变化，觉得党错到我错有一过程。
觉得我对党是好的，为何整到我头上。
7月底开始写检查。多是为自己辩护，不自觉是错的。
经8月初与穆之、冷西谈话后，渐有转变。
决心不逃避错误，砍头亦要回来，不能自觉反党，与党对抗。当肥料当教员，消除影响，低头认罪的决心是有的。
但认识转变极缓慢。
因一年来实际上已背弃马列主义，无共同语言，读列宁批判考茨基书，都觉得对不上眼，死拉住斯大林的错误以为自己想得有道理。
读书先在理论上扭再在感情上扭
大会、小会才使自己认识自己
现在要做彻底批判，请大家狠狠地批判
*此件是随手写就的草稿。
*疑为“少管不如不管”之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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