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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文联委员扩大会议上韩秋夫等开始作自我检查 与会同志要求他们进一步认识错误

日期:1957-6-29 作者:[待确定]

【本报西宁讯】省文联通讯组报道:在26日省文联继续召开的委员扩大会议上,韩秋夫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重新做了检查;剧谱、王立道送来了书面发言;沈鹏飞、罗昌栋、杨瑞泽,对上次会上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会同志,对韩秋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继续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要求他再进一步地深入检查。

韩秋夫承认自己写的两篇文章是右派言论,是毒草。

韩秋夫说:“这几天,在同志们帮助下,清理了从前的立场、观点、方法,除共鸣分子外,致以衷心感谢。同志们铁面无私的同志式批评,把我从悬崖上拉了回来,不然,我将走向毁灭。这和我从前所追求的‘温暖’、‘友谊’,有着千差万别。”

韩秋夫说:“我感到会议对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分析的逻辑性、尖锐性刺伤着我,在具体的事实面前,在全国范围内对右派分子的憎恨和反驳面前,我开始了思想斗争。有些问题,理性上早已经接受下来,就是感性上还有些通不过。表面上看,好像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实际上自己的空虚,自己知道。在压力和感化之下,从根本上怀疑了自己,立场、观点的根本方向摆错了。这两篇文章,是我的立场、世界观的浮雕,通过它,能看到我内心世界是什么?”

接着,韩秋夫分别就他的人生观,对新社会的看法、对党的认识、对美学的观点、对为什么要进行人身攻击,自由结社办刊物等问题,作了一些检查。在谈到人生观问题时,他说:他在旧社会最崇拜一位德国作家约翰·伯尔的一句话:“没有个性自由,就没有世界的伟大。”个性至上,个性就是一切,和我倔强性格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破坏性的动力!他又说,他曾认为“如果中国这次革命是伟大的,那就应该是解放个性。既然个性自由要高于一切,这次革命也就应该是千千万万贾宝玉、林黛玉的解放的革命。”还说,过去领导上对他这一点进行批判时,他不以为然,认为“你们还不懂得世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在谈到对美学的观点时,他说:“搞创作,多半是从个人趣味出发,不是考虑为工农兵服务和服从于当前政治利益。我特别喜欢强调主观随意性,这就有了唯心论……‘人性论’。”在谈到他从北京开会回来,想把《青海湖》办成自由结社的刊物时,他说:“听了北京会上些片面发言,自己还信心十足的认为可以走向企业化。那时想‘别的刊物不敢说的话,我们敢说,让外地看看,我们刊物办的大胆。’后来,程秀山主任批评我传达会议精神不全面,一看这样不成,我就和剧谱说,干脆自己办个刊物,起名叫《夜莺之友》,如果不能什么都讲时,就办成抒情诗刊,不管它当前政治运动如何,按我们的意思办下去。后来,因纸张没办法,所以只好罢休。办刊物的斗争,实质上也是用符合自己意志的方向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作斗争。

最后,他给自己下了这样结论:(1)不要党的领导和损害团结;(2)破坏民主集中制,提倡没有党领导的自由;(3)这是右派的言论,可能没有章伯钧那么严重,但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党,还是十分反动的。按毛主席报告中的6项标准来衡量的话,我的文章是毒草。

剧谱、王立道对自己以前的发言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

剧谱、王立道在他们的书面发言中,都对他们以前的发言作了一些解释和自我批评。剧谱的书面发言共分4个部分:一、为什么要支持韩秋夫的错误言论?二、为什么撤回我的全部意见?三、韩秋夫的自由结社问题;四、韩秋夫否定一切。在后两个问题上,剧谱联系事实,对韩秋夫的一些错误观点作了分析和批判。

王立道书面发言的题目是:“结束糊涂仗,重新开始攻右。”在这篇发言里,王立道在谈到他前一次为什么不赞成“围剿”韩秋夫的问题时说:“那时候,我被他第一篇文章中一些虚构的个人遭遇的事实蒙住了眼睛,看不清他的思想的实质。因此,我站在了糊涂的立场上说:我反对他的观点,同情他的遭遇。”接着,王立道分析了韩秋夫的两篇文章的思想实质。(剧谱、王立道的书面发言拟另文发表)。

沈鹏飞承认他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代替了思想斗争。

沈鹏飞说:通过批判韩秋夫的文章,我有了认识。他的第一篇文章,我比较关心。看后引起共鸣。我认为他是指个人,不是指社会。我认为“痛苦”和“眼泪”在个别人身上是存在的,大家对这点进行批判,我认为是教条主义,粉饰矛盾。经过这么多批判我明确了,我是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跟党走?我肯定跟党走。我的错误,就是感到自己阶级敏感性不强。看不出韩秋夫言论的错误。我不应片面的强调韩秋夫的“外在力量”,韩秋夫的思想有这些东西,经过“外在”,他就原形毕露。我庇护了这些,把韩秋夫的内在错误缩小,扩大了外在,扩大了程主任的缺点。程主任和韩秋夫的界限,程主任坚持党的立场,韩秋夫不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两人不能妥协,除非有一人放弃立场,我们党不能向韩秋夫思想投降。我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代替了思想斗争,我认为我是好心肠。

我的错误思想方法问题:我曾说一个人的思想是客观存在,不能把自己思想强加在别人身上。既然允许存在,为什么叫人家思想在一个圈里打转转,这就替右派言论打了“烟幕弹”。没认识到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虽然允许存在,不能说一个人有两种论点存在。唯心主义存在,唯物主义也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占统治地位。如都存在,等于放弃了我们的阵地。我的论点,等于说章伯钧、储安平也不要批判了。反动言论就要反击。这些言论,肯定不能让存在。持反动言论者放弃立场,就团结,不放弃就斗争到底。以上说明自己思想改造不深刻,需要继续改造。

杨瑞泽承认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韩秋夫有共鸣之处

青海日报记者杨瑞泽同志说: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对我是个教育,慢慢地认识到我的思想感情和韩秋夫有共鸣之处。我准备好好检查一下。现在想到的是:

一、对自由结社的看法和王立道是一致的,当时没认识到韩秋夫所提到的自由结社的两个前提:一个是否定《青海湖》;一个是由于程秀山同志有缺点,而韩秋夫把责任归到党委委派主编上来。开始时我以为这是学术问题,现在才认识到这是为谁服务,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

二、登《皮鞭底下打不出好人来》的经过:那时我负责报道文联整风的情况。从文联整风材料中看来,对知识分子改造存在粗暴的态度,准备和韩秋夫、剧谱、孙舒勇3人谈谈,以后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搞成综合报道。来文联后,首先见到韩秋夫,与韩秋夫谈过,但以什么形式报道,成了问题,因不了解韩秋夫的情况。后来领导决定由韩秋夫自己写文章发表。

由采访开始,我同情韩秋夫,既然是“孤掌难鸣”,韩秋夫有错误,也不应掩盖领导上的错误。韩秋夫的文章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不能说是社会情况。经同志们对证事实以后,我才认识到韩秋夫对新旧社会的区别是模糊的。以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来理解生活,这是不正确的。

三、我参加了全国期刊编辑会议,在会议上有各种说法,——自由结社、民主选举等,我按个人的口味接受下来了。我和韩秋夫在这点上,是共鸣的。

我同意王立道对韩秋夫的批判:韩秋夫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罗昌栋为自己的发言解释和辩护

劳改局罗昌栋说:那天我发言后,下午有人给我提了意见,有些我接受,有些我不接受。

现在我认识到在韩秋夫未改变立场以前,可以不称同志。过去我给王浩提意见,正说明我幼稚。

我没有说批判韩秋夫是幼稚,我没那样说。我并不反对批判韩秋夫。有人说我的发言对会场是威胁,我不同意。

对国务院秘书长的发言我理解得不够,对韩秋夫的看法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从韩秋夫检讨中我认识到有问题,应看实质,不能从表面上看。我开始认识程秀山时印象很好。看到韩秋夫的第一篇文章后,我觉得看人不可从表面看,原来程秀山这样粗暴。韩秋夫的第二篇文章,我大部份同意,只不同意取消党的领导。看到王立道的发言后,我认为韩秋夫是对的。请领导写信介绍我来参加这个会,看看到底谁对。我曾看到过文汇报采访流沙河的消息,我同情流沙河,觉得四川文联不对。所以我觉得会场上,不应对韩秋夫的批评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现在看起来,我的修养很差,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在作怪。看问题存在着教条主义,以后要从实际出发。

张勇、王庚生、赵复认为韩秋夫的要求是一切都要服从自己

省劳改局文工团张勇、王庚生、赵复在联合发言中说:韩秋夫追求的根本要求是“自我”,他在旧社会就是追求“自我”。你说你在旧社会有痛苦,但你的痛苦跟劳动人民的痛苦不一样。你对今天的社会是敌对、仇恨,抱打击的态度,想推翻党的领导,推翻一切,树立自己。但是我们绝不允许你推翻党的领导,这就是你不满的根本原因。你利用你的文章使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形成一股力量,使“《青海湖》应该脱离附庸地位”,这就是向党进攻的明显的例子。

他们分析韩秋夫的方案说:韩秋夫的第一个方案是取消党对刊物的领导,如果第一个目的达不到,就用折中方案来“削弱党的领导。”说韩秋夫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目的在于要实现自己反工人阶级立场的意志。他们批判韩秋夫关于“诗都是美好的”的说法说:“不能光看形式,要看内容,内容好的才算美。胡风分子及一切敌人诬蔑我们的诗都说是美好的吗?你这种看法是没有工人阶级的立场的。”你提出“冷酷、阴谋——就是形象化的语言。但文章是被一定动机支配的。形象语言引人进入思维的路程。你的形象语言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说成是‘皮鞭子’,形象的结果叫人感觉到仿佛程秀山拿着皮鞭子恶狠狠地打你,而且打的流‘眼泪’。这会起什么作用?”

他们批判说:“韩秋夫要求的人情,实质上是‘温情’,真正的人情如托尔斯泰说过的就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绝不是掉同情泪,而是指给人民方向,给人民以力量,跟人民一道斗争。程秀山指出过你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帮你改正错误这就是最大的人情。”

王庚生在补充发言中说:“韩秋夫如果继续怀着个人意志自由要求客观,他的‘痛苦’和‘眼泪’将继续存在。要没有‘痛苦’和‘眼泪’必须放弃错误立场。”

程秀山认为党能领导艺术

程秀山说,韩秋夫今天的检查,在有的地方还认识得不深刻:

(1)个性解放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矛盾在什么地方,如何解决?为什么会产生对立?如果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是一致的。和劳动人民对立的立场是什么立场?

(2)感情问题:韩秋夫在这个问题上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感情还是有界限的,周扬说这个标准有3个,首先看是否能鼓舞人向上的;第二是增强团结的;第三能否帮助我们和工农兵相结合。感情不是抽象的,希望韩秋夫再划一划这界限。

(3)艺术特征:好像韩秋夫从报社到文联是保卫艺术特征的,我们是在提倡公式化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艺术特征是手段,为了更好的为政治服务。韩秋夫认为艺术特征是目的,实质是为艺术而艺术。

韩秋夫说党对文艺应谦虚些,不懂不要装懂,让我们回忆一下毛主席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说共产党不懂文艺吗?

程秀山说,早在1942年毛主席就提出了反对文艺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即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你说党应谦虚些的根据是什么呢?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也是说明我们党的无知吗?你所说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还是为别的阶级服务的自由?

韩秋夫在没改变立场以前,报社的程远、贺源、青海师范专科学校的熊序俊是同情韩秋夫,韩秋夫向前进了一步,和旧日朋友会慢慢破裂,和党和同志们的感情还没有那么亲近,因此韩秋夫要有一个时期的苦闷。解决这一矛盾有两个办法:一是韩秋夫退回到昨天的立场,一是回到党的立场上。如果韩秋夫现在没有勇气帮助程远等人,但迟早他们还是要跟着党走的。这是人民决定的。不走会被历史唾弃,韩秋夫把没露头的要说出来,应帮助这些人共同进步,为社会主义服务。

支持韩秋夫的人应该深刻检查自己

广播电台崔贵戌说,韩秋夫就是趁整风向党进攻。韩秋夫的论点和储安平、葛佩琦一样。有必要检查立场。

他接着批评王立道的书面发言说:“18日的报上的王立道的发言认为:《皮鞭底下打不出好人来》的标题没错,而且很好,说‘痛苦’‘眼泪’是事实俱在。我认为韩秋夫如果立场不转变,眼泪还要流。为什么王立道认为是事实?个人痛苦能说成是社会的吗?局部能夸大到整体吗?王立道身为新闻记者应懂真实。如把北京小胡同拍下来就是我们的首都,这是特务、资产阶级追求的。

张勇说:“对王立道的书面发言表示欢迎,但要问问他:为什么来开会?是分清是非?还是制造是非?为什么又要中途‘逃走’?”

程秀山说:王立道在参加了省委宣传部和文教部召开的座谈会回来的路上,怂恿剧谱向法院去告,对这个问题王立道没谈。他这样做不知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不知告谁。杨瑞泽自认为同情右派分子的言论,并进行了检查,这是好的。但对全国期刊会议的精神,认识很模糊。请回忆一下我上次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沈鹏飞发言中说我们应允许唯心主义存在。是的,但我们认为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爱祖国。要根据这个条件检查沈鹏飞对韩秋夫文章的看法。韩秋夫自己检查了对新社会有不满,这和允许唯心主义存在,有什么共同之点?

何兆玺说:沈鹏飞说韩秋夫的文章没有储安平的言论影响大,实际上是为韩秋夫打烟幕弹,应该检查。王立道应该检查为什么支持韩秋夫?台湾的蒋帮报刊和通讯社说我们的反右派斗争是“围剿运动”,而王立道也这样说,为什么这样不谋而合。王庚生说:王立道的检查没接触到他第一次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

张勇说:在报上看了罗昌栋的发言,我们劳改局文工团的同志很愤慨,大家叫我代表反对罗昌栋的发言。问你(指罗)这次来参加文联座谈会的动机是什么?劳改局冯百丰说党不应批判右派分子,罗昌栋积极维护冯百丰的论点,这种言论在劳改局不能树立,他们就想藉讨论韩秋夫的文章到这里来树立,这就是你来开会的目的。

王庚生补充张勇的发言说:罗昌栋说他的思想受韩秋夫影响,我说他不是受韩秋夫影响,是他自己的思想本来就存在着问题。他来的目的就是支援韩秋夫。

罗昌栋今天否定了上次发言中的一些主要说法。郭世清、张冠玉、邵华、何兆玺等都当场提出了反驳。郭世清说:“罗昌栋不承认他上次说我们批判韩秋夫是幼稚,不承认对会议有威胁。我记的很清楚,他是说我们批判韩秋夫是幼稚,他是对会议有威胁。他说劳改局对待犯人都是说服教育,为什么对韩秋夫不讲理。意思说我们对韩秋夫不如对犯人。但我认为从开会直到今天我们对韩秋夫一直是说理的。”

王藻说:有些人说他自己受了韩秋夫的影响,这就把责任全推在韩秋夫的身上,那些受影响的人,应当检查,为什么别的人不能受影响呢?

孙舒勇说:剧谱同志认识了错误,但他的检查,很少牵扯到自己,光批判韩秋夫,剧谱还应揭露自己,检查自己。

来源:《青海日报》195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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