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12 作者：贵阳师范学院, 符仁方
贵阳师范学院、符仁方两个多月来, 在党和人民的恩威并施的教育下, 以及自己残酷的思想斗争, 但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对我的毒害很深, 到八月中旬才认识到我的思想问题严重, 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醒悟。 在九月廿一日又经过同志们对我进行和风细雨的帮助, 更使我感到党和同志们对我的温暖, 真是感激不尽。 我深刻地体会到无产阶级的真诚和伟大, 对我这样的人, 不仅未办我的罪, 反而继续让我在人民的讲台上作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 依然享受过去一样比工农大众要优厚得多的待遇。 象这种治病救人, 与人为善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是历史上任何朝代和任何资产阶级的政党所绝不会有的事。 假若我还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还算得是一个人么所以我在这里要诚恳地向人民承认我的罪行。
由于我思想上存在着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就在我的灵魂深处埋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毒根。
过去我之所以对解放抱着热情, 不过是从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的主观幻想出发, 想在人民的新中国可以大捞一把, 认为共产党将要重用我这样的人,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而实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所作" 三不朽" 来" 立德" " 立功" " 立言" 。 但解放后, 我的野心和客观情况完全对立; 因而就仇恨党, 仇恨社会主义; 对党的措施, 尤其是人事, 行政方面, 大有抵触。 所以我从参加革命之日起, 就流露过我的一些不满情绪; 不过最猖狂的表现是在整风和鸣放期中。 我的反党手法是挂羊头卖狗肉; 当面赞成, 背地捣乱; 抽象肯定, 具体否定; 对于党的组织表示靠拢, 甚至有过两次书面的入党申请, 并对一般的党团员表示好感, 对一般工农羣众和工农老干部也表示接近, 但对于我认为我所追求的名位有矛盾的具体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和党的一些具体措施, 我就反对, 我就专找这些党团员的缺点对他们进行攻击。
我采用历代政治野心家所谓的" 清君侧" 的办法来打击个别的和我个人主义的利害有冲突的党员同志, 表面上看来我是拥护党, 我敢于向党员提意见, 而实际上就是在攻击党。 我就利用整风的机会。 在老教师座谈会上, 用" 党员万能" " 领导万能" " 抽象政治" " 具体政治" 等恶毒字眼, 来攻击周应培同志, 用" 党法无边" 的恶毒字眼来攻击向佛音同志。 这事实上就是通过具体的党员来概括一般的党员, 就在逼党要改变用人行政制度, 才好让我这样的右派分子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可以进一步实现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恶幻想, 以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我还在宣传会议小组会上, 在教师中, 在学生中, 对周应培同志进行中伤和诽谤; 我还鼓动教师在座谈会上提他的意见, 又捏造说他和一封匿名信有关, 说他在搞宗派, 要想推翻院领导; 又捏造说他支持" 发委会" 的活动和转移学生对三大主义斗争的注意力, 简单一句话我就是要从四方面来对他进行攻击, 要把他整臭, 整垮。 我认为只有他臭了他垮了, 我才能吃香, 我才能上台。 所以我在老教师座谈会上右派分子符仁方在这次检讨中交代和认识了一些问题, 我们把就公开伸出手来向党要" 还我河山" ; 就是要把心理学教研组恢复过来, 使我作心理学教研组的领导。
我对向佛音同志的攻击也不放松, 比如支持右派分子李世雄对她的攻击; 我向一个老教师污蔑她是" 戴笠" 等。 这是我的右派罪行之一。
其次我因为对党仇恨, 所以我对一切右派言论心中都感到舒服, 而对词句缓和以及保卫党的事业的发言, 我就认为是教条主义, 是卫道者发言; 甚至当我私人亲耳听到和看到右派分子向我发表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言论时, 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 采取义愤的斥责态度, 而是在口头上反对, 在内心里佩服他们的直爽和勇气。 这就说明我是爱听这些话的。 因为他们代我发泄了反党的情绪, 可是我也向组织上反映他们的这种反动言论。 然而这种作法, 不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 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 怕他们出问题, 而自己遭受连累。 这样我虽干了反党之实, 而无反党之名。 我对待一个教师和一个学生的反动言论, 就是采取的这种态度。 当我看见人民日报的" 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 我并不接受警告来检查自己的右派言论, 反责怪人民日报是在代表教条主义的利益说话, 心中还蠢想毛主席出来讲话, 以扭转这个局面。 当我看见贵州日报一篇揭露右派分子要搞类似匈牙利的武装暴乱的文章时, 我就认为那篇文章有些杀气腾腾, 认为反右派不必这样小题大做, 并向一些人说了。 当我院反右派运动高潮的前夕, 也就是我参加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以前, 我自己是完全站在右派一边, 感到自危。 当我看到某位青年教师在院刊上对我的批评后, 我就大发脾气, 认为是宗派主义要整我, 是教条主义在作怪。 当张汝舟的" 三化" 谬论被政治课教研组的大字报批驳时, 我就认为政治课教研组是教条主义。 当许多右派和无知的青年学生对政治课教研组进行围攻时, 我反而感到快意, 认为这是青年人爱真理的正义行动。 这就是我对待右派和左派言论的基本态度, 也可以看出我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 用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态度来向党进攻。 这是我的右派罪行之二。
第三, 我总是从个人利害来对待一切问题。 当我听到了正式广播出来的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后, 因为措词比以前听来的传达报告要肯定些, 要明确些, 并指出来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个标准, 我就想到会对我这样曾经发表过右派言论的人不利。 我就认为毛主席这篇文章是受了苏联的影响, 而且我也向一些人说了。 这种想法和说法, 就是对我们人民领袖的不尊敬; 而且有害于中苏人民的团结。 这是我的右派罪行之三。
第四, 我因为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 因此也就要反苏, 不满意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 当我在报上看见右派分子龙云发表的反苏谬论, 说什么抗美援朝时我国向苏联的贷款可以不还, 他的意思似乎认为我们是为了苏联才抗美援朝的。 我又回忆起在北京听来的关于传达高饶事件的报告中, 高岗曾诬蔑过周总理对抗美援朝不积极, 说什么在讨论抗美援朝问题时,周总理还装了病。 我又根据去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 提到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中苏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又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帝国主义的造谣, 说什么抗美援朝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
第五, 我因为个人的名位思想没有得到满足, 就留恋过去, 想我国的教育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赞成取消师范学院的独立设置, 恢复到抗战前在大学里设立教育学院的做法, 也就是综合性大学师范化。 我认为这样一来, 我们教心理学的人就可以集中起来, 成立一个心理学系, 或合成一个教育系, 那我们就有专业学生, 有了基本的学生队伍; 而且还可以开设更专门的科目, 就不象现在这样, 只是为各系开课, 而不受到别人的重视。 这是反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 我曾经利用人民讲坛, 以百家争鸣和联系实际为借口, 放出了这种毒素, 曾迷惑了一部分青年学生, 这是我的右派罪行之五。
第六, 我曾经向民盟的同志说过, 民盟要有革命性, 我就参加; 又说民盟要做领导高级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的工作。 我说这种话的目的就是暗暗地鼓功民盟向党分庭抗礼, 要夺取党对文教事业的领导。 我一个盟外人士说这样的话, 不是在挑拨盟和党的关系是什么呢我的用意就是由于仇恨党, 仇恨无产阶级专政, 希望党变成象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一样, 各个政党可以平起平坐, 一个上去一个下来, 将来我加入了民主党派, 就可以大捞一把。 这就是想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 这是我的右派罪行之六。
第七, 我在老教师座谈会上谈到师院行政管理要符合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我所谓的民主。 就是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有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的用意; 我所谓的科学, 就是要内行来领导外行, 或者以内行来作外行的顾问和参谋, 要体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精神, 这在实质上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 要资本主义的教育行政制度在人民的高等学校里复辟。 这是我的右派罪行之七。
第八, 我卖弄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身分, 在老教师座谈会上, 夸夸其谈, 以表示愿意奉陪关监来鼓动人们鸣放; 并处处为对师院不满的一些老教师( 其实就是为自己) 出气, 鸣不平, 批评评级制度, 升等制度以及科学研究的办法等, 好借此争取人心, 好得到人们的拥护。 因此, 居然就有右派分子来向我靠拢。 比如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所谓学者张汝舟, 就下顾过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当我在老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及在贵州日报社编辑部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上了报以后, 我自己更鸣的得意忘形起来, 我所教的学生来看我的就骤然多了
第九, 我要取得向上爬的机会, 必须要取得院领导对我的信任, 因院领导曾经在今年春向我谈过要我们搞青年心理学的研究工作问题, 我对这方面的问题, 本来是感兴趣的, 当我们心理学会召开的一个小型中学青年心理问题的座谈会后, 我主观上感到那个会开得好; 认为一般中学教师是盼望我们能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的。 我就向康院长吹嘘了这个会的情况, 并毛遂自荐地要搞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希望得到党和行政领导的支持。 康院长曾经问我关于人力的安排问题, 我说我无权决定, 要由领导决定; 我又说我想写出关于这方面的计划来。 康院长说可以把这个计划在科学研究集刊上发表。 但我这套作法,
第十一, 我在上课的教室里, 在走道上, 也卖弄了我参加宣传工作会谈的身分, 鼓动学生大鸣大放, 借此散布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毒素。 说什么整风和鸣放是思想上的革命运动, 鼓励青年对现实不满, 要大胆提意见, 我又以吹嘘所谓羣众心理学为借口, 说什么搞运动要分析研究羣众心理, 象" 发委会" 的搞法, 名不正, 言不顺, 必然是事不成, 而且拿一个话筒到食堂去要老师签名, 老师不是小孩子, 绝不这样简单; 应该要进行个别访问, 要听听老师的意见和呼声, 才能把老师发动起来, 师生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应该集中精力来揭露在三大主义影响下对教师的不合理的待遇, 我又说什么整三大主义的主力是学校的教职员, 其次是三四年级学生。 而一二年级学生根本不知道学校里的情况, 我说, 如果学生和老师一道来揭发三大主义的毛病, 或者是学生会能查看到教职员们的发言纪录, 就能弄清楚我院的基本问题所在, 如此来反三大主义, 这力量就大了。 我又在反三大主义的烟幕下, 尽量挑拨党羣关系, 我说共产党在地下的时候和民主人士血肉相连, 等到革命胜利后, 许多党员同志就高高在上, 把这些民主人士一脚踢开了。 我说这话的意思, 是在想作自我吹嘘。 我就是用这种手法来鼓动学生对党的不满, 以便让学生相信我们这样的人, 只有把党和党员搞臭了, 我这样的人就可以吃香起来, 就可以有很多和很高的地位让我来选择, 这样我就可以进一步来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人民的梦想了。 这是我的右派罪行之十一。
此外, 我在思想上的仇恨党更是穷凶极恶。 当我在1955年 回院后, 我没有作领导, 心中已经感到不快, 但无法和周应培同志比政治条件。 可是1956年 秋, 周应培同志升任了副教务长, 而心理学教研组又不独立出来, 又提拔了一个离校不久, 而又是刚入党的青年同志作副主任, 似乎是有意在挡住我这个自命为" 有能力而又进步" 的人的路去作领导工作, 我就想到, 难道非党团员不能作领导吗这不是好象蒙古人统治汉人的治法, 不管行与不行, 只要是个蒙古人就可以作领导吗这种想法的灵魂深处不是要想象汉人赶蒙古人那样把党赶下台是什么呢这种思想已经露了反革命的根苗。 真是危险万分! 我也曾根据我个人的名位的上升进度作解放前后的对比, 在思想上认为今不如昔。 这不是在想蒋王朝复辟是什么呢可以说是认贼作父, 这也可以说是我的右派罪行之十二。
我生长在一个从店员出身( 高祖父曾祖父就是) 而世代营商的一个中下资产阶级的庸俗的小市民家庭( 我的祖父是有小量土地又兼商而主要是搞文牍工作的知识份子, 我父亲一辈, 除么叔是个小职员外, 都是学徒和店员, 而且从抗日战争起这个家庭被日机轰炸后, 已经没落, 现在都成为无产者了) , 从小就受着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市侩作风的习染, 加上后来, 我长时期受资本主义的教育, 并到美帝国主义国家去留学, 更牢固地形成了我这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典型性格。 我为了个人名位, 可以六亲不认, 可以对妻室儿女无情。 又由于我早年( 五岁) 丧母, 家庭较穷, 而且在大家庭里受到了一些歧视, 又感受到社会上贫富的不平现象, 使我对现实不满, 因此又产生和发展了我的个人主义的幻想, 其实也就是想摆脱穷困, 而要走上统治阶级的地位。 我曾经拒绝家庭要我作商店学徒的打算, 也曾经拒绝家庭要我在大学毕业后去为我那个要没落的家庭去养家活口, 而是很困难地在朋友帮助下(在大学时) , 在工读情况下( 指在大学毕业后在研究院以及留学时) , 一步一步地升学, 从私塾, 中学, 大学, 研究院以及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因而就发展了我自信心很强, 崇尚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处处想坐首席, 想占上风, 我甚至有个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想学希特勒, 想学陆里, 想以军治国, 想自搞一套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案, 要改造现实, 使无论贫穷的子女有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认为人世间的不平, 就由于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这当然是资产阶级贯用的欺骗劳动人民的口号, 完全是唯心论的说法, 而且就是要巩固私有的剥削制度。 我还有过知识分子救国, 教育救国的蠢想, 虽然我和党有过接触, 但不相信党, 而是反党之道而行, 就是要自己搞一套维护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路线, 要从" 学而伏则仕" 的道路逐渐爬上去, 以实现我所谓的理想, 但就是我这样反动的人, 在蒋介石王朝还是不得志的, 所以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起( 黔南事变后) , 也就是在有作亡国奴的危险的威胁下, 我开始关心时局, 分析时势, 就想在毛主席的联合政府的号召下, 来进行政治投机, 我想过" 政治民主化" " 经济工农化" " 教育科学化" 的口号, 想搞民主教育运动, 要成立自创的" 中国新教育社" 来向全国铺开, 但旧政协失败了, 而象我们这样本来反动而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的人, 还被当时的反动派从伪国立中央大学一脚踢了出来, 一切计划就完全破产。 不久, 我考上所谓自费留学考试(可以取得高价外汇, 在物价飞涨, 伪币贬值的情况下, 汇率总是不变, 因而在一些同乡的帮助下, 就很容易买得外汇, 却等于公费留学) , 就去留学了。 在美帝留学的时期中, 我滋长着一种强烈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思想 (这种思想就是极端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思想, 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东西) , 我拥护国内的解放事业, 但不一定赞成马克思主义, 不一定赞成一边倒的以苏联为首的外交路线, 我曾经在一篇作业" 杜威和马克思的思想的比较" 一文里就说, 杜威是进步的, 不过马克思比杜威更进步一些, 但马克思还不及我国孔子进步, 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
我总认为我们祖国的一切都比外国好, 我也向美国人宣传过, 中国近百年来之糟, 就由于受了外国人的影响, 假若外国不干涉我们, 中国人自己是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我也曾有过" 最好斯大林跟着毛泽东走" 的想法, 我这种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解放后通过西南革大的思想改造及抗美援朝运动的学习, 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但并未彻底消除。 后来我在北京师大学习, 在和苏联专家亲切的接触下, 感到他的国际主义的精神的伟大, 他们比我们有些同志还尊重我国的文化传统, 这是我在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盛气凌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中所丝毫觉察不到的气氛( 他们总是在书上在口头上把我国人看成劣等民族, 甚至有的当面就对我们中国学生摆出一付帝国主义分子的面孔) 但我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遗毒, 还没有被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一下消净, 总不大同意一些人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一步一步地跟着苏联学习, 而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是留声机式的硬搬, 我总要想自搞一套所谓新的东西, 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是这样, 因而在思想上就带着一种接近于修正主义的阴影, 可见我是多么需要一种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啊!
我在回国前还有这样一种想法: 认为中国的命运就在共产党的手上, 认为中国的改朝换代, 在历史上有过二十几次, 开始时新的朝代总比旧的朝代要好些, 我也曾对人作过类似的宣传, 并说国民党之糟之坏, 是肯定的, 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至于共产党好不好呢, 我们不知道, 但总有一个可能好的机会。 我也曾想过, 我愿意为建设新中国出力, 假若共产党不用我, 我愿意作个强国的奉公守法的公民; 又想过我绝对支持共产党, 他错的我也认为是对的( 其实, 现在检查起来, 就是无原则的捧, 拍的奴才思想, 是对封建王朝的态度) , 我当时认为假若中囯共产党再不把中国搞好, 处在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时代, 我们民族就要亡国灭种。 这一系列的是是而非的想法, 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的共产党。 我所谓的爱国, 就是爱资产阶级的国, 也就是在爱自己的名位。 这在实质上就是想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故这种思想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 就不能不是完全暴露出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原形了。
我自己对政治是有野心的, 但想从社会名流的身分爬上政治舞台, 这就是资产阶级所走的政治路线。 因而我在回国时就想过要作民族资产阶级, 自己要想去办实业, 去办学校, 想从这些事业中取得政治资本, 学旧中国的张伯龄及一些大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 以为这样我就珍贵, 就不有求于人, 至于作学者作教授, 那是最后一着。 当然这些思想完全是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想法, 是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敌对的。
我还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英雄思想, 把自己看成天下第一, 总希望领导别人, 而不愿意被别人领导, 我曾经在回国轮上作过唐吉轲德先生式的幻想, 认为我能反抗走学徒的命运, 曾经焦虑过怕有失业饿饭的危险, 而现在居然留学归国, 并看到中国的前途和我应该走的政治方向, 可见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地伟大, 真能比上一颗原子弹那样的威力。 我曾经自我陶醉地想过我可以作一个教育行政专家和具有国际声誉的学者, 假若我能作教育部长, 我一定干得很好。 这完全是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发展到了疯狂的境地。 解放后八年来, 我在党的信任和培养下, 学到了许多东西, 然而从未对自己的丑恶开火, 并未认真地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 没有把我这个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进行过比较严格的批判, 反而贴上一个落后标签, 叫做所谓" 进步包袱" 就把我这颗狼子野心紧紧地包住了八年, 我总自封自己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和人才。 而只是由于官僚主义对我的压抑才不得志。 我自封自己是真金不怕火烧, 我将来必有发达之日。 一直当同志们把我当作右派分子后, 我还没有放弃我上述的错误想法, 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的关键是向人民低头认罪。
由于立场站错了, 我也曾经为八年来我的名位思想得不到满足而苦恼过, 总是想方设法, 来改善这种状况, 我要申请入党, 就是想满足我的名位思想, 以为入了党就吃得开就可以作大事。 我也考虑到人们对我的意见, 有的同志说, 我的毛病是由于嘴快, 还有的同志说, 我不能与党团员作对, 因为组织上不会听我的话而是要听他们的话的, 但我并不相信这些同志的话, 认为我绝不向党团员们低头, 党团员有错误我一定要提他们的意见, 我要敢说敢为,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当然完全是伪装。 当我在北师大时一个老同学说: "你要想入党就应该和基层的党组织关系搞好" , 我接受了她的意见, 但由于我的根本立场问题没有解决, 回院后又和教研组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关系弄翻了( 应该说是我脱离了教研组的党的基层组织, 和她站在对立的地位) , 我就更感到我的入党没有希望, 不能从这方面努力去满足我的名位思想, 因此对党就更为仇恨, 就转过头来想搞什么著书立说的" 一本书主义" , 只要先专后红, 党自然就会请我入党。 又当" 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 的政策提出来以后, 我就索性不想入党, 而要搞民主党派, 又想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分来向党要地位。 在整风和鸣放期中, 以为有机会就向党进攻, 以为我这一下就可以实现和党分庭抗礼, 平起平坐来实现我和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想了, 因而就彻底暴露出了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丑恶嘴脸。 我凭良心说, 贵阳师院的党组织和院领导以及贵州省委待我非常优厚, 就是我攻击的周应培同志和向佛音同志对我也不坏, 就是我不满意的评级的问题和教研组的领导地位的问题, 也并不是对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害; 而且我就在宣传会议的小组会上声明过我愿响应毛主席说高级干部十年不加薪的号召, 我也向人事处的负责同志表示过, 我愿意永不升级永不作领导的话, 这虽然是我的气话, 然而也看出我的这种极端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 并不在乎五级和六级的问题, 也不在乎心理学教研组的领导的问题, 而是有更大的野心, 要争取领导的支持和羣众的信任, 不过希望以五级的付教授和心理学教研组的领导地位作基地, 以便逐步追求更高的名位, 最后实现我的所谓三不朽的极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幻想。
假若这次不是在党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伟大的政策的号召下, 以及在大鸣大放的气温下, 我的丑恶的思想面貌是不会完全表现出来的; 假若不是在反右派斗争的伟大的英明的政策指导下党和人民羣众抓住了我这个丑恶的思想本质, 狠狠地打, 狠狠地追, 我自己是认识不出来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极端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 假若让我这种极端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隐藏下来甚至发展下去, 将来我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的毒害真是不堪设想。 我很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奶便认娘和认贼作父的出卖党, 出卖社会主义, 出卖人民的逆贼。 我想丁, 陈, 冯集团, 高, 饶集团以及甚至张国焘贝利亚等所犯的错误, 我是可能会要犯的。
昨天听了党委书记黄辅忠同志的报告后, 在我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震动。 根据黄书记的指示, 可以自动地作补充检讨, 所以我补充检讨如下:
我对于写信给人事处转党委再转省委这件事, 最初我并不认为是在翻案, 是在控诉党委, 我只认为我是和教研组的基层党组织和教研组的羣众之间的对抗, 所以我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作过了检讨。 听了黄书记的报告后, 最初还想去向黄书记解释, 但又怕犯错误, 经过了整夜失眠的思想斗争后, 才认识到黄书记的说法完全正确, 并认识了我的错误, 我应该主动地向我们的党和同志们检讨。
我恨我自己真是不可救药, 我的机会主义的思想真象蛇一样来毒害自己, 它将会带我自绝于人民, 进入死亡的深渊里去。 今后我必须老老实实地彻底认真投降, 否定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覌点方法, 坚决接受党对我的改造, 才可能变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否则, 将没有前途, 将会自寻死路。 我的第五次检讨所列罪行都是事突, 但承认是很勉我是多么一件危险的事。
现在党和人民挽救了我, 我认识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解决了我一直没有解决的一切思想问题, 今后我必须首先要否定自以为是的一切, 要从头学起, 从新做人, 要坚决否定这个" 自我中心" 的" 我" 要处处想到广大的工农劳动羣众; 我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 否定和摧毁我的资产阶级立场; 我今后一定要而且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要按着党的指示办事, 要以毛主席指出的六项标准作为我今后思想言行和作科学研究的方向。 但如何才能使这些言词不致落空呢那就是要一刻儿不能离开党, 要坚决在党首先是在基层的党组织领导下, 在羣众的监督下, 坚决改造自己, 而且不能有一时的放松, 要作长期的, 艰苦的思想改造的准备, 我希望党今后能多多地对我提出严格的要求, 我愿意参加一些体力劳动, 也争取能到农村和工厂去向广大的工农羣众学习。 最后我感谢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医治了我这个快要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强的, 确有点不甘心认输, 所以当我念过后, 并没有得到通过, 反而还受到一些同志们对我的严格的批评, 感到受了压力, 心中更是不服气。 一时的错误思想就涌上心头, 认为我是受了委屈, 曾想写信给省委书记; 但知道会闹大祸, 所以就不敢写了。 这就说明我在思想深处就在想翻案。 我本来还是想把思想集中起来写我的检讨, 又怕羣众通不过, 我曾到党委办公室去找黄书记没有找着, 心中真是烦燥不安。 当星期四晚上方铁政同志来拿检讨时, 我就表现了心中极度不安, 和他说了一些情况, 因为他要开会, 就未谈下去了, 我的思想还是平静不下来, 就去找附近住的人事处副处长杨绍成同志, 他又不在, 心中慌乱极了, 感到我这样下去怎么办呢什么时候可以通过呢所以在无可奈何下, 就写了那封信送去, 他还未在家。
第二天清早, 我去看他, 并带了留在我家里的第三四次检讨和中央教育部为北师大进修班事复我的一封回信, 我是想党委能研究我这些东西, 说明我是一贯敢向上级提意见的, 希望上级党能了解教研组的同志们是在故意和我为难; 希望领导能从速研究我的问题, 作出结论, 我愿到农村去工作, 去考验, 这就说明一方面我不服气, 我不肯认输; 一方面说明我是在向党进攻, 想诬蔑党对待右派分子的政策。 因为党一再说明对右派分子并不一定办罪, 为什么我要想到农村去受管制劳改呢另外我提的两点材料, 就是在钻教研组的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空子, 以为这样一来党委就会更深入检查我的问题, 在我主覌上认为就可以翻案。 当我去教研组作检讨时, 我已经认识了我的这种作法的错误作了检讨; 但还是把带去的从贵州日报上的那篇文章的二十五项材料, 拿了出来对证, 企图证明我是受寃枉, 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作法。 我确实是犯了希图控告党委和想翻案的最大错误, 我后悔莫及, 但经过这一波折更露出了我的反党的机会主义的原形。 同志们和我自己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点。 这就使我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监督下, 更能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些。
最后, 我自己想到的, 再揭发一点材料。 就是在鸣放中当物理系一年级学生卫洪臣等来说要我讲师范学院综合大学化的问题时, 我认为我不是搞教育的, 去讲这个题目很不合适。 我就为他们出了主意, 我说: " 你们最好去找教育课教研组教育学方面的老师, 你们要个别访问, 取得他们的支持, 你们的座谈会才能开得好" 。 虽然他们没有照着我这办法去做, 他们送来了请教研组派人去作报告的信, 我就转送给教研组去了, 这不是我在指使学生搞运动是什么以后在任何时候, 当我想起我的反党言行时, 我将主动地向党揭发。
最后, 我表示我要真心缴械投降, 低头认罪, 一定要接受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监督。 我要决心否定自己的一切错误的覌点和想法, 我要跟着党走, 跟着同志们走, 从新学起, 从头做人; 更希望同志们时时对我进行严格的监督, 当一发现我有错误时, 就及时对我进行严格批评, 免我再犯更大的错误。 我还要保证今后我的一切思想问题, 首先要向我们的基层党组织见面, 绝不再搞无组织无纪律的任何行动。 我要保证继续为党为社会主义老实工作下去, 希望在一定时期后, 能从速摘掉右派分子这个帽子。 最后希望同志们对我进行严格的教育和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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