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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晓晞同志的错误思想的一些材料

日期:1957-10-25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按:刘晓晞志是普通班第七支部学员。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他在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暴露了一系列的错误言论。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刘晓晞的错误是严重的,故决定将他的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批判。)

一、攻击党、诬蔑毛主席、毁谤高级干部

(1)认为“中国党内也有个人崇拜”,要“破除迷信”

他认为我们党内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程度,已经“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认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他并说:“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前,我有这种思想,我想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个人崇拜思想。”

在入学考试的论文上,他也写着:“破除迷信。不要对杰出革命领导人物盲目崇拜。”“迷信革命领袖,……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党来说,就是要在党的工作顺利的时候,作出了工作成绩的时候,防止党员特别是革命领袖骄傲自满,脱离群众。

今年春,他读过普列哈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又产生对领袖人物的看法和感想。便对小组的一个同志说:“当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本领不一定样样超过别人,但他能使比他本领大的人,甘为他利用。”继而举出刘邦不如韩信,刘备不如诸葛亮、赵云,宋江不如吴用,林冲等,评述了一番,他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人民领袖,“只要有一套权术,就能统治起来”。

“六、八”社论以前的一次小组会上,座谈检查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有的同志表示,看了北大大字报真着急,不知下一步该怎样,但相信中央是有办法的,他就乘机说:“思想不要那么简单!不能盲目相信!”

(2)不能“迷信革命理论”

他在入学论文中,对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进行了恶意的歪曲。他写道:“不能把革命理论当做万应灵药。”“迷信革命理论,都是违背马列主义的。”这说明他实际上对马列主义是动摇的。

(3)诬蔑毛主席

他向小组同志不只一次的说:“有些问题都是主席一个人挺着腰板硬搞起来的,不是主席搞,别人就不一定搞的起来,他想搞什么,就能搞起什么来。”“比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问题,是主席硬搞起来的。以后反胡风,接着搞成全面的肃反运动。这都是主席硬搞起来的。”他的言下之意是主席主观的制造运动,想搞什么,就搞什么。

他认为党和毛主席,只能领导社会改造运动,不能领导生产。他狂妄地认为“1956年主席领导生产是失败了”。他说:“我还想,主席领导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可以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今天领导生产,就不能想快就快了。社会改造运动可以发动群众,领导生产就不行了。例如,种棉花,你想收一千斤,就不一定收到一千斤,工业上也是这样,有物质条件、科学技术的限制,生铁、纱布,都是一样。这是从1956年初看到主席想大搞,而1956年底又缩小,我想到主席在领导生产上受了限制。”

他认为主席有好大喜功的“错误”。他说:“主席讲他有过好大喜功,一个领导人,这是很大的问题。影响是不小的。”又说:“主席是领导人也有错误缺点,但不能随便检讨,因为怕在国际国内有影响。”

9月21日小组会上,同志们问他:你说主席有错误不能检讨,影响国际国内是什么意思?他说:“想到匈牙利事变,像拉科西、格罗,一个人犯了错误,要影响国际国内,不能检讨。”又认为主席如果随便检讨,中国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由此看来,主席有错误也是不能检讨的。

他认为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责任是毛主席的。他说:“农业合作化冒进了,那么大的事情,不是主席谁敢当家!”同志们问他为什么要把错误加在主席身上?他说:“是有替邓老抱不平的意思,也有原谅自己右倾思想的意思。”

他造谣诬蔑毛主席是耍阴谋手段的人物,曲解主席提出的鸣放政策是耍手段。他在七月的一次小组会上说:“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批评了人民日报,现在看来表扬这些报纸是有企图的。”

他还诬蔑毛主席是个粗暴“可怕的人”。把主席对人民日报编委的批评和指示,诬蔑为“主席过去骂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现在又骂是死人办报”。甚至还造谣说:“乔木同志见了主席也很害怕。”

今年六月间,当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他马上对同志们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工的报告,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两个口号,没有提出阶级性的问题,现在又增加上了。“一个人的聪明是有限的。”又说:“因为外国同志批评没有阶级观点,所以主席才加上去了。”别人问他是那国同志批评的?他说:“是我猜想的。”

(4)毁谤高级干部

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在徐盈屋内说:“中央有些部长都有女秘书,是做为培养对象,女的也不结婚,专等部长离婚或爱人死了后结婚。”又有一次说:“有些高级干部的女儿不结婚,专门等着大干部离婚或爱人死了后结婚,好坐小汽车享福。”

5月10日报纸注销左叶事件的消息,有人问刘看到没有?他说:“看了,左叶是混蛋,大混蛋,混蛋有的是。”

二、怀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

他认为党在前年公布胡风的三批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胡风是个反革命”。

6月30日,他和小组同志们一起,从北大看大字报回来,有人谈刘奇弟写的胡风问题的大字报,是向党恶毒地攻击。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刘奇弟写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为了证实刘奇弟说的是对的,他就造谣举例说:“人民日报社袁水拍参加胡风专案小组,把胡风的一切著作,一页一页的审查了一年,并未发现什么东西。”

他还说:“胡风问题长期未予公布,因而引起群众不满。”

后来他为自己辩解:“袁水拍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是指没有发现特务材料,与台湾、美国联系等。”因而,就怀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

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的政策

①在5月中旬一次分组酝酿整风指示的会上,他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当时有人不同意这种错误的说法,他就反问道:“怎么不是呢?你说怎么产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②他认为党的政策,有时冒进,有时后退,摇摆不定,他说:1953年好,1954年紧,1956增资,生活较好,1957年又减薪,调高物价,生活比较艰苦,我即认为政策是左右摇摆。

③他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冒进了。他说:看到某些地区死了一部分牲口,还有些人反对,就认为合作化冒进了。

四、坚持右派的错误论点,为右派分子进行辩护

(1)坚持反右派斗争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用人民内部的方法处理

7月13日小组会上,他说:“反右派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现在仍让他们留在人民内部,叫他们做官,不能说是敌我矛盾。”多次辩论后,他仍坚持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带有敌我性质,但还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同时又认为:“右派分子过去是人民,现在是人民,将来承认错误还是人民,最后不交代即不是人民。”经过辩论后仍说:“是人民又不是人民。”“从政治上说他们不是人民,从法律上说他们是人民。现在是决定他们是不是人民的阶段,处在变化的边沿。”

他还说:“我觉得右派还有两面性,应当承认他的两面性。”“少数骨干分子只有一面性,大多数还是有两面性。”“说有两面性比说只有一面性,更合实际情况,更科学些。”“只说有一面性,只有消极的一面性,那就是说右派分子没有孤立分化的可能。”

他对右派情况的分析是把右派“分成三种人,一些人是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

他认为反右派斗争应“用团结——斗争——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因为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解决方法,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

(2)主张“同人办报”,赞扬旧报人的作风

他认为我国现在也可以允许“同人办报”,“交汇报、新民晚报、就是‘同人办报’”。“只要拥护社会主义,也可以同人办报”。“同人办报也可以和我们党报唱对台戏”。

他赞扬新民晚报办得好,特别欣赏和羡慕赵超构办报的作风。他说:“赵超构上午在家看报,打电话,布置联系,十二点钟就跑到茶馆一坐喝起茶来。回来写一篇评论,晚上报就出来了。”

(3)称颂右派分子,为右派分子辩护

他很赞赏右派分子李景汉的反动文章“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认为李的调查研究很好,并介绍给别人看。并说,我们党对李安排使用不当。

他对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也很感兴趣,也积极介绍给别人看。

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提到葛佩琦的反动谬论,认为十分恶毒,并表示极为愤恨。他却说:“葛佩琦的发言是有根据的呀!有群众的呀!”“是看不到我们的成绩,看不到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

在右派分子林希翎的丑恶面目被彻底揭露后,他还在7月13日小组会上说:“林希翎是被蒙蔽的。”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斤斤计较级别

他长期以来,想当一个文艺家,对做新闻工作是不满意的,总想跳出去。

他对自己的级别不满,他曾攻击领导评级的干部,说某些十级半的干部能升级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是领导评级工作的。又攻击人民日报某负责同志“写文章还可以,领导不行”,“又不了解干部”,进而诬蔑“人民日报人多,效率低,不能发挥干部的积极作用,积压人材”。“在人民日报蹩脚的人,调出去后就能独当一面”。

他在今年六月间,想到自己可能留在党校工作时,就想起他的级别来了。他了解了一下党校干部很清苦,三年二年不提级的情况,便不顾中央的指示,仍向报社提出提级的问题。他幻想提级后再转到党校来,结果未达到目的,就更对报社不满。

9月23日小组会上,他还说:“现在我还觉得,我是要争取提一级,没有错误。”同时他又得出结论:“谁争得厉害,提得就快。”认为自己过去没有争,感到后悔。因而他认为“这次调动工作,就考虑应该争一下了”。

他常与组内同志讲“宁为鸡头,毋为牛后”一类不满现在职务的话。今年机构调整,干部下放时,他想到省里搞记者站,但因为他妻子不同意,“鸡头”的幻想,又未实现。

六、在运动中的态度

①不满意党对右派的反击。他认为“六、八”社论“来势凶凶,是否收得太早了,这么一围剿,他们就不敢讲话了”。小组里的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次日他以访问“连襟”的事实,藉以证明“围剿”过早,放的不够。

②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时,他散布消极情绪,涣散大家的斗志。9月初有一同志谈到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会有人早退席的事,他就乘机说:“机关里反右派斗争就是那样,不像我们党校天天专门反右派,你们不要太理想了。”

③他认为党校与其它机关反右派斗争掌握标准不一致,掌握松了就可能过关,掌握紧了就可能搞成右派,暗示党校掌握紧了。还说报社一个同志“在人民日报检讨一下就过关了,要在党校还不搞成右派”!

④他认为反右派是肃反的继续,肃反还有事实可查,这次反右派斗争,却不同于肃反,是从思想上分清是非,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说不清楚,不好办。

⑤在小组讨论问题时,他总是说自己的论点都是完全正确的。如对他的错误论点提出讨论时,他就说别人对他的论点发生了误会。有时还为自己的错误论点进行抵赖狡辩,说自己“原来没有那么讲过”。有时经过大家对证和查对记录,他还矢口否认说:“我没有那么讲,是记录记的不清楚。”

7月13日开小组会时,会前他叫组长一定要请支部书记参加,又反复叮嘱记录同志要记清楚。他的言下之意是小组同志水平低,不能辩别是非,怕误会了他的论点。

⑥当他的错误受到尖锐批判后,一般的总是不愿作自我检查,总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检讨是好作,可是我的意见,如果是对的,检讨后岂不是又错了。”并造谣说:“×同志曾作过这样一件事,他本来讲对了,可是别人说不对,他马上就作了检讨。后来,又说原来的说法是对的,最后他又作了错误检讨的检讨。”以这类的话来拒绝进行自我批评。

⑦他对小组同志批判他的错误,思想上常有抵触,极不服气,甚至采取以讽刺、嘲笑的错误态度对待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开始就声明说:“我再发表点右派言论吧!我是喜欢发表右派言论的。”在又一次小组会上,他攻击别的同志说:“我们小组也有带括号的左派。”又一次说:“你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我是孟什维克,少数派。”

附注:刘晓晞,男,41岁,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9月入党,来校前任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副主任。1950年土改时,父亲被镇压,他因丧失立场,曾受当众警告处分。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3期,195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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