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25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第三班第二支部, 方, 德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第三班第二支部、方、德（注：方德，男，44岁，四川乐至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分，学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曾任记者，皖西日报副社长，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等职。来校前任新华总社政治组组长。）
我出身于没落地主家庭，受过资产阶级中等教育，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位思想。入党后没有很好接受党的教育改造，以致发展到居功骄横、狂妄自大，具体的党组织触动了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时就心怀不满。特别是五三年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遭到两次打击后，就对具体的党组织极端不满，自由主义十分严重，革命人生观发生动摇，政治衰退，以致在这次伟大的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运动中丧失立场，犯下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反右派斗争中一度与右派分子尤力结成攻守同盟，向党猖狂进攻。经过党的积极抢救，极为耐心的教育，才从毁灭中把我挽救出来，获得新的生命。
现在将我在这次运动中犯下的严重政治罪行作出检查交代，向党请罪，重新作人。
（一）在反右派斗争中和右派分子尤力结成攻守同盟问题。
七月上旬末尾大组会展开反右派斗争，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叫嚣和我的在副主席副总理岗位上添设民主人士的反动政治观点时，我就站在和同志们对立立场，怀疑为什么把储安平的反党叫嚣和我的问题“扭在一起”，大为不满。不但对同志们的批判教育听不进去，反而向同志们展开恶毒进攻。否曲事实地矢口否认受储安平的反动影响；并在会上阻止持有部分相同的政治错误的张光同志向党开始低头认错，破坏运动向前发展。在斗争中与同意并支持我这一错误的右派分子尤力结成反党的攻守同盟。迅速接受了他对党支部领导同志的恣意攻击和蛊惑煽动。我就完全错误地认为大组领导（支部领导）在搞“储安平、张光、方德”“党天下、副总理、副主席”这个公式，又要在我历史土挂糊涂帐了。讨论批判第一天结束时，我伪善地让右派分子尤力发言，用他的嘴为我的政治错误辩护。在尤力继续鼓动煽惑下，第二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没落阶级的蛮横态烃完全暴露出来，谈话时站起来拍桌子诬蔑同志们用斗地主的办法不让我发言，要求申述反动政治观点的“论据”多并把它系统化，向党反扑、挑战。会后，继续接受右派分子尤力的煽动和献策：所谓“纠正党的错误”多“记录下来将来检查大组领导时和‘这个领导集团’算帐”。于是，我从两个方面展开反党活动，超越支部向领导小组同志提出所谓堵住会议的“倾向性”；同时搜集“料”来“证实”自己的政治错误与储安平的反党叫嚣无关，企图逃避对这一政治错误的清算。在校党委对这一问题采取坚决态度和同志们大力积极抢救下，才开始低头认错。正当深入检查自己犯下的严重政治错误，内心斗争十分紧张激烈之际，右派分子尤力却大量散布对党不信任和恐怖言论，所谓“追个没完”，“文字的东西给人家抓住了”，“一个贪污分子承认了没有贪污的部分，年轻轻就害肺病死了”等等。自己感到这种反动影响很危险，只有紧紧依靠党这一条路；但是向领导同志谈时半吞半吐，以致思想一度栽了觔斗，要收包袱，逃避清算，向党迂回作战，企图滑过关去。经过展开空前激烈斗争之后，才最后把我从十分危险的境地抢救出来，挣脱了右派分子尤力的反动影响，回到党的立场来清算自己。
但在再进一步清算中又出现两种不老实情现。第四次是就事论事，戴大帽子，对自己思想没有深入发掘，第五次是躺在政治错误之上，对自己所犯错误性质及其严重性在态度上极不明朗，止于思想的来龙去脉的调查。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和敌人结成攻守同盟，阻挠破坏运动，性质是十分反动和十分严重的。
（二）在副主席副总理问题上，当储安平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进攻时，就向敌人这边靠拢一步，认为我国有各民主党派存在，为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为和平解放台湾，在副主席岗位上放个把民主人士，既反对敌人瓜分政权，又抽掉了敌人进攻的底火。
我这个主张和敌人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最终要求上结合起来了。就其在斗争中的猖狂性，和给副主席、修改宪法等等方面比敌人大有过之。照我这个主张作去，恰好给敌人夺取政权安下了一块最便当的踏脚石。
在立场和敌人接近以后，所以在六八、七一、七三三篇社论发出很久进入反右派斗争时，还坚持错误，在斗争中最后和敌人一道结成攻守同盟，一口咬定与储安平反动叫嚣无关，矢口否认谈过的“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有各民主党派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但态度蛮横，而且把以往充满右倾政治错误的零散反动观点集中系统化，向党展开攻击。认为这样作是在国家政权领导岗位上贯彻党与非党联盟，有利于团结全国人民，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解放台湾，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有同志质问增设副主席就得修改宪法，我认为把“一改为二”也可以；并把苏联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修改宪法的事实歪曲起来掩护自己的反动政治观点。并且向同志们挑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只有、这样一个专法，党与非党联盟是否有些方面不能贯撤。”
党与非党联盟是在消灭阶级以后的苏联才是正确的，目前我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国划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领导阶级通过其先锋队来实现领导。首先表现在革命根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问题上。只有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从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政治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团结。否则，那就是个大欺骗。只有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消灭阶级，才能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平解放台湾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我们越巩固越强大，敌人才能越分化越动摇。只有这样才能影响那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有远见的领导人向左转而更加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的主张恰好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它反映了我近几年来由于政治衰退无视我国政治生活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事实。对我们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发生怀疑，要使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政权形式倒退到民主革命阶段去。从而就在立场上和后果上和敌人一致，背叛了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利益。所以在实际上是支持了敌人。
（三）写墙报从党内进攻新华社党组织的干部政策，为敌人作了小伙计。
五月五日，经由国内部支部整风工作组给支部刊物“马达”写了一篇墙报，用向前支部书记提意见的形式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攻击前支书。还写了一篇征求给我提意见的短文。在敌人向党进攻中我从党校回去写这两个东西，客观上支持了敌人，对一切与党存在距离和对党不满的人是一种煽动。
在这里着重交代其中四件事：一，前国内部编辑毛树华由于品质极端恶劣，被开除团籍、解雇回家。新华社党组织把情况通知上海组织，安排他经商，因经营不善而自杀。这次敌人把这件事揑造成“毛树华被开除团籍解雇回家，夫妻双双跳江自杀。”我就信而不疑，武断地认为是没有给予生活出路造成这个死人事件；并恶毒地指责这是“罪恶”。二，一九五四年我刚到总社工作，碰上提拔干部，没有提我。我对被提拔的干部中有几个不服气，也包括前支书在内。其中一个在肃反时向他姘头出卖党的秘密被清除出党，一个腐化堕落留觉察看。党将这个处理结果在国内部公布过。我把这两件事搬出来质问：“这以前证明了什么，这以后又证明了什么？”剥开来就是指责新华社党组织在提拔干部问题上有错误，赤裸裸地进攻党的干部政策。三，调动一个干部去青海，前支书提出动员他不去，就开除他的团籍。我认为支持少数民族是艰苦光荣的岗位，指出了这是错误时，他当时承认了。这件事写成后又把它涂掉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党内秘密，这只能说是进攻中的偶一回头；但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作出了可耻的叛徒行为。四，我把由于前支书工作疏漏没有给军事组一个非党同志发业务文件这件事提高到政策思想问题加以指责，在党与非党同志之间是一种挑拨。
犯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名位未得满足而对党不满，其次是我把没有给军事组非党同志发业务文件这件事反映到冷西那里，前支书二话不说就训开了：“屁大一个事也反映到冷西那里”，感到大伤面子，不满在怀。因此，当我读到复刊号大量攻击前支书作风粗暴生硬等以及国内部副主任的复刊词号召提意见，就壮了向党进攻的胆子。紧接着读到毛树华夫妻双双跳江自杀和方德同志在开除毛树华的大会上大骂知识分子时，就把对党极端不满和私人积怨一齐勾引出来，完全站在敌人一边，相信敌人这一揑造，并武断地扭到党的头上说是不给生活出路多：而且对敌人挑拨党与非党关系的恶毒煽动不加回击，反而怀疑自己是否过火。
毛树华问题是这一反党事件的引子。这个新社会的叛徒自杀是与党毫不相干的。叛党腐化堕落分子应该由其本人负责。我把它们都扭到党的身上，指责处理和提拔干部问题上有错误，完全否定党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善始善终，完全否定党在执行干部政策中的成绩和正确性。把支书已经承认错误的事件和把工作疏漏提到政策思想来横加指责。把这些不成问题的事情一齐搬出来攻击党、攻击同志，进行挑拨煽动。这完全为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利所迷，堕落到毁灭自己充当敌人煽火加油的小伙计的可耻境地。
（四）怀疑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处理的正确性，为高饶叫屈，为敌人夺取党的领导地位在党内做应声虫。
在大鸣大放中提出“高岗行为很坏，自杀叛党，是他自绝于党，饶漱石是否还可以留在党内处理？”“张国寿过去组织伪中央，党要他北上他要南下，党要他东进他要西进，使多少同志牺牲了。犯了这样大的罪过，逃到武汉党还争取他，要他回来。饶漱石和强国焘比起来好像重一些。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为叛徒高饶叫屈，怀疑中央四中全会对高饶反党联盟处理的正确性，认为可以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是在敌人进攻党的领导权时发生的，跟着右派一齐叫唤，在党内支持了右派，做了敌人的应声虫。敌人是以为高饶翻案做幌子，企图在党内外煽起对中央英明领导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动摇党内团结，以动摇全国人民对中央的绝对信任。从政治上纠合党内不坚定的分子起来和他们一道反对英明的中央，以达到夺取党的领导地位，实现其复辟阴谋。高饶反党联盟公开前后，正是我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遭受连续打击时期，革命人生观发生动摇，政治情绪大大低落，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兴趣不大，长期没有想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受到打击，对自己的看法也必然错误，反动的阶级情绪也必然增长。从而看待高饶时首先抛开了反党联盟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这个敌我的生死斗争。在我眼里高饶之差是高岗生活腐烂透顶和自杀叛党，饶漱石比他好些；另一方面，把张国焘抓来为饶漱石辩护，这样一来就完全抛弃了政治原则的敌我界线。自己已处于立场动摇敌我不分的地位；看自己是资格老、有功劳。反映在高饶反党联盟这个问题上就抛弃政治原则，觉得资格老、功劳大，犯错误——不管什么错误都可以原谅。我对高岗的腐烂自杀是恨的，这种恨正是原来没落阶级的阶级情绪，所以，对篡夺党的领导这个亡党亡头亡国这个狠毒阴谋反而原谅起来。因而，对高岗的恨是自欺欺人的奇谈。叛徒饶漱石可以留在党内处理，一个翻了案，当然高岗也可以翻案了。高饶不论其资格多么老，过去功劳多么大，不能作为阴谋叛党叛国滔天罪行的补偿物。叛徒和犯一般错误是两个不同质的问题。对叛徒同情，对中央怀疑，立场已转到敌人方面去了，在政治上就不能不是附和敌人了，不能不是敌人的应声虫。
（五）不满高级干部跳舞，怀疑他们的道德品质，附和敌人进攻。
右派为夺取党的领导地位，恶毒地攻击党的高级干部“腐化了”同时散布谣言，曲解对参加北京饭店跳舞的男女青年学生的政治审查，说成是“跳舞也要送相片去经过选择”。我站在没落的阶级立场去看这个问题，把一个正当的文娱生活看成有些理短；担心会出现改组家庭，干脆搞到西花厅这类地方去，让各部门负责同志带上爱人和机关干部一起跳舞，既不会改组家庭，又不给敌人口实。
我对跳舞这件事已经产生不满情绪，我在一九五○年春进入重庆碰上个别同志和女学生跳舞出现改组家庭的事情，遗弃共患难同生死的女同志。我把这种个别现象强加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的身上，怀疑他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把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跳舞这件事诬蔑为阴沉不正之气。
正当组内同志对高级干部生活持有错误看法的时候，我就把这种不满的错误看法提出来。阴沉不正之气是什么呢？是反映了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和它的反动阶级情绪。跳舞，正当的文娱生活，有什么理短呢？是敌人说出了自己那种没落阶级的话才有理短的感觉，此外，就不能说明别的。
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是在党的伟大领袖和英明中央直接教导下，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有着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同志，是我们的模范。我在敌人进攻面前去怀疑这些同志，在事实上就承认了敌人的攻击是有道理的。
我在谈这个问题时不敢公开跳舞地址就是北京饭店，致使个别同志怀疑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有什么地下舞厅，产生了这种极有害的政治后果，客观上达到了敌人所需要的政治目的——对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怀疑。
如果按照我主张的那样做去，对敌人进攻退让，不但是阻止不了敌人的进攻，相反给了敌人进攻的更多口实。
（六）反右派斗争中的几种错误。
正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政治上的衰退，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因而在敌人用政治武器向党猖狂进攻时就站不起来，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敌人越来越接近。对敌人的政治进攻表现出各色各样的可耻的投降态度，对党的反击则表现各色各样的怀疑。解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
敬爱的领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我就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所以当敌人大小头目一个个出场向党展开尖锐的进攻时，就看不出这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复辟阴谋活动，看不见这是一场严重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更没有想过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反动理论时，认为这是瓜分政权的反动理论；看到章乃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差别论，认为这是当代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理论。至于理论为一定政治目的服务，就没有去想它了。至于储安平、葛佩琦、林希翎这类敌人公开的打手出场，都看成是他们的言论反动、个人思想反动。总之，看成是个人问题，看不见是阶级斗争。
在北大听了林希翎那样猖獗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时，一面恨她对党和党的领袖的横加诬蔑。群众当场揭穿她制造谣言心里也一时痛快；但后来听人说青年报把她搞得过火因而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也就怀疑可能搞得过火。看到内蒙古采访仆空记这篇点火文章时，也感到气味不对，但又怀疑党委宣传部可能有缺点。总之，对敌人的进攻不是明朗地起来对敌人战斗，而是给党先挂上一笔账。斗争的锋芒不是敌人而是党。所谓对敌人的恨也不是阶级的恨，自然就成为诚恳的谎话了。
不但如此，当听到一个同志转述左叶事件，就不加思索地信以为真，说该通通。为敌人从新闻战线上展开进攻而可耻地喝采。敌人骂我们不学无术，要我们让出位子来，就立即想到“对呀！这么多年自己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东西，身为‘共产党员’，总想为人类办点好事多但能力和岗位总是不相称，还是让出位子给有能力的‘同志’去干，就现有本钱我去教书倒还可以。”但事实是怎样呢？当向党讨地位时却又把自己看得那么有能力，而在敌人进攻时对敌人又那么没有本钱。完全否定党对自己长期教养的结果；把位子拱手交给敌人。
敌人已经组织起他们的阶级队伍，葛佩琦已公开出来动员反动的阶级力量起来屠杀共产党员时；敌人已经发出恐吓信件来威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群众，维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帅时，党发出“六八”社论这个警号，我还持怀疑态度，认为像滚石压鸡蛋，太重了，可能影响鸣放。把敌人的恐吓信看作是小小的特务捣乱，不值得用社论这样一个庄严的形式，用短论或编辑评论就成了。把敌人的主帅和战将之间的关系连不起来。因为这封恐吓信是骂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群众，颂扬敌人。卢郁文是好人，谭惕吾是坏蛋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就提不到敌我斗争两个阵营这个高使来看问题。当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治言论已经把全国政治空气弄得乌烟瘴气，如果不压死敌人，那么大大小小的匈牙利事件就会出现。党英明及时地指出来，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党已明确指出右派多但总是看不见。所谓影响鸣放，就是包括了党还没有指名的那些右派分子也让他们再鸣再放。我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为敌人救驾求饶，掩护敌人向党继续进攻。对党的庄严警告发生动摇。
（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没落情绪。
由于人生观发生动摇，对党的事业缺乏热爱，偶一接触到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抵触的事物就看不见成绩，一看到“缺点”——实际上与个人主义冲突的东西，就歪曲夸大起来，加以攻击。
一次下班赶着去医药公司给娃娃买药，刚到服务员就关门（当时医药公司比别的公司关门都早）。她要我去公私合营商店去买，我很生气，我说“我们的命不能交给资本家”。一次饭后到颐和园新华书店买书，书没选好服务员催着要关门，心里就不舒服。理发先挂号还到时候要等候，我就三几个月理一次。送娃娃给老百姓托养，晚饭后散步就可以去看看，后来改成民办公助的正规托儿所之后，要按规定时间接送，怪蹩扭。手工业合作化以后，作衣服“涨价”，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小市民就苦了。”于是就发牢骚说：“像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是少一点好。”今年春耕紧张季节，看到肖家河中心合作商店四个工作人员，早上六点四十开门，晚上七点四十关门。每天早上都有二十几个主妇买芝麻酱，他们心挂两头，吵嚷不休。我想为什么不像根据地那样送货上门？于是就大发牢骚说：“像这样的社会主义老子不要！”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社会主义越向前发展，和自己的剥削阶级意织冲突就越大，也就越别扭。赤裸裸的冲突不去讲它，这里只抽出“和生产冲尖”“站在群众利益文场”好听词句掩盖下的两件事来谈。“手工业合作化以后生产效率提高了；但是涨价了”，一切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里是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报酬，手工业者抛弃其私有财产进入社会主义，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原则得到他们应有的报酬，和资产阶级为剥削得更多而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质的东西。我不是为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获得胜利而欢呼，而是站在钱袋子一边悲叹。其次，小市民是不是苦了？随着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生产在飞速前进，全国人民生活在逐步改善，支付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小市民当然也毫不例外。苦，在这里就成为毫无根据的东西。所谓站在群众利益立场来讲话，实际上就是站在资产阶级钱袋子之上来反对工人阶级。所谓和生产时间冲突，党领导的一切服务性行业就是为了利于生产这个目的。而且不断克服与这个目的相冲突的各种矛盾前进着，千百万件事实都在证明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件新鲜事物一开始不能要求像想像的那样毫无矛盾。省家河中心商店是我们这个社会才建立起来的，它不仅使农民免于剥削；而且给了农民更多的方便，这些方便就是为了利于生产。如何更利于生产这是工作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不是不要这种社会主义。不要这种免于剥削利于生产的社会主义，那么站在农民一边就成为欺骗农民的鬼话。
（八）马、卡、莫事件我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一是用看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政党；其二是由于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怀疑进而对苏联党的离心倾向。
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我对高饶反党联盟所持的同样错误看法。也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立场、无原则以及资格老、功劳大等等原谅情绪相抵触的具体反映。
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我把赫鲁晓夫同志和我们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在处理内外事务相比就在几个方面对他发生怀疑。他的秘密报告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说成那样，而且火气很大；和平转变理论提出引起许多国家兄弟党思想紊乱；在处理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于是逐渐怀疑他的成熟程度。而莫洛托夫在我印象中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信任的老活动家。我印象中赫鲁晓夫和奠洛托夫恰好两种相反的印象。对苏共中央从来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事情却像晴天霹雳这样来了。
我听了苏共中央关于马、卡、莫反党集团的决议后，觉得把他们说得毫无是处，什么都反了。特别是说他们反对和平、反对开荒、反对改善人民生活就十分抵触，仅仅反和平一点按照斯大林同志所宣布的就要当战犯来惩办，可能的情况是开除、撤职、杀头。我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同志搞陷害，这是螳螂吃螳螂那样不尽人情。后来又听说刊载我党中央电报时把第一句删去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在人民中搞欺骗。用搞同志的办法来强调和平，那么敌人就会强调战争。等到我们必须用武力解放台湾时，他也许可能为和平让步，我们迅速掌握原子能，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单干了。
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来看待这件事情，必然对苏共中央领导同志间的原则斗争看做无原则的宗派斗争，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站到小集团一边来鸣不平，把原则斗争看成像资产阶级政党内部为了私利的斗争那样互相残害。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和进行活动的。决议、路线都是阶级的集体意志的集中表现。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的。反党集团改变党的决议、路线，首先就已犯了根本性的反党错误。我把这场严肃的原则斗争看作资产阶级政党那样谁得势就排挤谁，谁得势就像螳螂吃螳螂那样吃掉谁，这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来看待赫鲁晓夫同志，对他个人发生怀疑而把这种怀疑夸大起来，以为他会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实际上是对苏共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怀疑，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苏联的离心倾向。这是敌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和苏联党的亲密无间的团结是关系着人类命运的大事，我们和苏联党存在离心倾向只有导致人类不可想像的灾难，这是和国际主义原则完全背离的。
由于入党就带来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脑子里只有一个空洞的党的概念。至于具体的领导关系——党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就不承认了。当其具体领导同志触及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时就反起来了。
从我参加学生运动开始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调人民日报之前，直接领导同志都没有更换。他在我眼里是兄长和弟弟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没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出勤归来就像回到了小安乐窝。个人主义也没有触动过。
在党的长期教养下，由不能工作到勉强能应付工作。随着报面上条条多、块块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就滋长起来，居功骄傲也从此开始。哪里的具体领导同志触及到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在哪里反领导，大体上可以分作如下三个阶段：
（一）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是带着“带过采、有功劳、有能力。这样一个功臣包袱去人民日报的。领导关系变了，安乐窝也没了。分配跑本市，发表机会好，脑袋就大起来。一次从敌区出勤回来，突然感到家里冷冰冰的，就借着同领导同志争执写稿地点发泄出来。他说我反党，我就拍着桌子顶他：“你就是党么？”事情结束后，我犯下反领导的错误反而认为“胜利”了。反领导也就从此开始。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活动天地越来越广阔，发表机会越来越多，把自己也越看越大。这就“委屈”不得、招惹不得。前线政治部主任批评我为了请假回后方治眼的自私目的说：“共产党的事情，愿作就作嘛！”就暗自赌气“把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证明我对党的事业是‘忠实’的”。宣传部长误以为我把别人的文章拿去添上自己的名字，就要他称称方德的骨头有多重。编辑改错了自己的稿子就叫他用他的名字发表。记者团长由于政治思想和业务问题，就认为他领导不了自己，拆他的台，赶他回去。一九四九年四兵团分社社长决定要我向香港资产阶级进步报纸发稿，在执行中不把稿件交所在团党委审查就外发了。错误地认为你是团级干部我也是团级干部，外发稿和部队本身无关，送审是走过场。不是把自己的一切严格地放在具体的党组织领导之下；同时也不把这件事报告总分社负责同志。自己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错误不承认，反而责难分社社长：“我坚决执行了决定又说我无组织无纪律。”在十三军工作借了钱不及时还，后来军宣传部长说：“方德丢了一笔滥帐。”我把这个坚持原则坚持制度的批评认为是侮辱自己刮秋风揩干油，大丢面子；并且责难部队在供给问题上把我们当干儿子看待。
（二）进军西藏这一阶段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发展时期。
在原来的居功骄傲目无领导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张牌：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自动’请求入藏，二野把我的底稿拿去出了两本小册子。这就把党性压得抬不起头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脑子里的地盘越来越大，共产主义在脑子里的地盘越来越小，犯错误也就越来越严重。
一九五○年七月回总分社请示有关宗教和打击帝国主义的宣传策略问题，赶上整风。领导已发觉我思想问题严重，要我参加整风。当时虽然发觉自己满身是刺；但并没有提高到党员与党之间的具体组织关系上来，因而总觉得“是在自己”“非在别人”，我只是工作方式方法而已。问题没解决就匆匆忙忙走了。
单干时期反领导是个人对组织，当党交给自己一个小单位就闹本位主义、闹独立性，就用组织来对抗党的领导了。这时期内已发展到居功骄横、目无领导、自由主义、狂妄自大的十分严重的程度。
在处理自己小单位和军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上，不是把这个小单位作为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是看作上级组织的派出单位。一方面垄断地情资料向上邀功，另一方面又要向军党组织讨名位，把与党毫不相干但与卑鄙名位相联的事情强加在党的头上，诸如对记者的供给、请客吃饭、参加会议、扣发内参等都归结为党委的不是。对军宣传部长兼社长夏川同志不是放在党与党员之间的具体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上，而是放在平级地位上。进军途中他要分社支援摄影组，我并不好好向他汇报分社存在的具体困难，取得他的谅解，而是当面指责他偏听偏信。自己犯了错误还认为是他在逼自己，因此一度想离开队伍打游击也要到拉萨去，来摆脱具体领导。把十八支社置于为记者组服务的发稿关系上，因而分工合作仿得很差。特别是在前方师直，眼看宣传科出小册子有困难，不立即放下自己的小册子和停止记者整训，集中力量去支援他们，而是要他们来服从个人自私的利益，说我写好了你们抄吧！我把这支部队的英雄事迹据为己有作为满足个人卑鄙私欲的本钱。结果造成他们赶工我也赶工的局面，自己写的东西里出现政治上的客观主义，行文也是我作记者以来最草率的一次。对读者极不负责，简直像一本原始资料，却反而埋怨上级不看重自己的劳动，压得太久才转给报纸。
进军结束以后，开门就和直接领导的宣传部长发生关系，因而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了。但是在我眼里的领导关系是上级，把分社看成是没娘的孩子，对分社置于一个科的位置和一些与党毫不相干的事情强加在党的头上，把党组织看得漆黑一团，把分社工作看得没有前途。就这样和党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立起来。
首先碰上的是分社能否存在的电台问题。一九五一年七月再进军前夕，给上级的信中说：“为了党的工作，我量力而为、尽力而为，鞠躬尽瘁。”这是对工作已经失去信心的表露。到拉萨后军党委拨给二十瓩台要我逐渐过渡到直接和总分社联络，我预感到终有一天军台会停发新闻报的。这部能收不能发的台使我悲观失望，五二年元旦这天把记者布置出去采写新闻后，我迎着大风沙到郊外散步去摆脱这种死亡情绪。一月十日合并到工委，赵慎应同志反映范明同志想掌握住他带的刘善本那部台便于和西北局联络，但是军里想要这部台。过了两个多月，军参谋长突然通知第二天就停发新闻报，我错误地判断为这是把分社夹在中间来搞山头斗争，从而使我作出用上级组织压当地组织的决定，实际上就是背靠上级组织来反当地组织。军里后来虽然答应继续发报，但要我付款。我认为我一文莫名，财贸系统也在军台发报，他们有钱，这样作是难为人过份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由于运输极端困难，军的器材已奇缺到快要和军事系统断绝联络的程度，帝国主义分子武装叛乱正在醇酿时期，张经武同志出任书记，统一集中物资的使用，克服了当时及尔后的困难局面，七一成立了国营电讯局，由于当时物资没有保证，成立消息我都不敢发。党是在逐步克服重重困难下勉为其难地为分社渡过各个时期的难关。军党委在极度困难条件下拨给分社较强的技术干部和电台，希望能减轻军台负担，在分社遭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时仍然用军台支援了分社。五月以后，军区搞正规化，对分社发报就不能不考虑到支付问题。由于我在思想上把领导关系放在后方的总分社，离开了当地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关系，当然就看不见解决问题的前途，也看不见工作前途，也只好在悲观失望中过日子。
其次是经费问题：两个工委合并交替时节，干部冬装一时没有着落，军队和党委机关的供给关系没闹好，同时物资确实也有困难，几次交涉不成，他们执行的同志烦，我也烦，认为这是在过“讨要生活”。宣传都要我搞每月笔墨纸张预算，也很厌烦，也表示同样看法。五月财政都要分社成立独立会计单位，恰好投合了个人欲望，这就不顾整体利益和政治影响，把主要应办的事在两个月里都办了，还自诩为有魄力。当时就总的方面来说，党在财政上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抛出大洋已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直接反映到政治上来这样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当时和印度的经济斗争来看，印度在套取大洋解决他们卢比贬值的困难，在这个斗争中也是对党不利的。因此，高度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就宣传部本身来说，除新华社以外还有文工团和报社，我这样作就显得特别突出了。虽然分社活动中确实有些特殊需要，但还不可能使人达到体谅的程度。当时，阿乐部长为维护总体利益和解决部内矛盾，成立总会计来加以控制是正确的。我却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认为“宣传部在经费问题上吃大锅饭”，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给闹麻烦！”大为不满。
第三个问题是党委领导问题，这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位观念冲突最尖锐的问题。如前边所说，我把对记者的供给问题、请客吃饭、参加会议、扣发特种资料的内参等等事情归结到国华同志对分社和对个人的看法上去，认为把分社置于一个科的地位不得解决是他在党委会内意见不一致所造成的。当然国华同志有他对部队支社的传统看法，阿乐部长是第一次作宣传工作，他也只能按照部队老作法来领导分社。问题的解决是需要自己的工作和等待时机。我经不起谣言就采取错误的消极对抗态度。二月我曾向总分社作了报告，也托赵慎应同志向总分社做了口头汇报，看来以后逐渐让我参加工作会议，了解各地分工委情况，提出与工作直接有关的两次要求都完满解决，事实上是在逐渐解决问题当中。但是我认为有关分社问题的会议、有关中央的指示文件毫无预闻，这就把已在逐渐解决的问题全盘否定，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参加会议背上出冷汗，阅读地方报后面注了“告方德同志”“转知方德同志”字样就很不高兴。这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大伤面子的事情。自己既不作实际工作去争取彻底解决问题，又企图强求满足个人欲望。总之，在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眼里党横竖都不是。
特别在涉及分社和私利问题上，反映异常强烈。思想上已积累了很多不满情绪，它集中发泄在党委书记张经武同志利宣传部长阿乐同志身上。首先是调干问题。当时分社干部比其他部门宣传干部要整齐一些，军区和党委的宣传部都望着分社，我索性一个不放。军夏部长说方德你是属狗×的光进不出，我说现在分社是国家机关了，我也没办法。阿乐部长要调整一个去党报，就总的情况来讲是对的，调林田我认为是顺手干部舍不得，调郗平我认为会扩大分社内外的山头情绪。总之是不给。在和阿乐同志相持情形下就抬出中央组织部和总社关于新华社干部问题的联合决定，说我负不了责。指责和质问他：“我是共产党员，这里党组织作出决定与中央和上级社有冲突时我执行哪一个？”后来听海稜谈陈赓同志调穆欣同志作秘书曾向西南局作了检讨，我更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不久阿乐同志要调新华社的枪，我更加蛮横无理地拍桌子指责他不顾记者死活。并听信支书挑拨，真以为阿乐同志是拿新华社的枪去买私人情，错误地去怀疑他的品质。更有过之的是，工委组织部对上级社发来有关我级别的参考电报发生误解。把这种误解告诉分社的一个记者，“伤了”自己的面子；以及工委秘书长在执行供给分社地方情况的决定中的实际问题，在我向张经武同志辞行时对这两件事备加指责。极端狂妄地说：为了改善生活我劳动。我闭着眼睛写一本东西够我很长时间改善生活。又说：到今天为止，我读分工委来报还是处在非法状态。不但把党委摆在极为难堪的地位，而且盛凌其上了。
（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时期。
我在西藏犯了上述一系列的反领导的严重错误，反而自认为进藏有功，在那里“坚持原则斗争”，在那里受尽了一肚子“委屈”，把分社没有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一股脑儿推到党委头上。当时是以“委屈”的功臣回总社请令的。解决问题的令箭尚未到手而工委组宣两部指出我存在严重缺点的电报却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受到严重打击就动摇，就要到工厂学技术和机器打交道，把具体的党组织看得不如机器。
我不但不回头检查错误使自己健康起来，反而抱着打官司的态度把组宣两部置于被控告地位。在解决这个问题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时，却向组宣两部步步催迈，得不到任何回答时就捕风捉影。这年九月我得到张经武同志为总社派台支援西藏工委党报这件事发脾气，说方德又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把好事也当成我的罪恶，似乎我在他眼里是个“恶之欲其死的干部”。今天细想起来派台去的两分电报是我起草的，在头一份电报内没有明确提出派台是没有别的目的，当时我也没有以个人身份从旁说明理由，引起这一误解应完全由我负责。当时我找不到最终原因，后来知道这份电报是宣传部副部长汤化陶同志起草的，于是就把他以往处理总分社和我与业务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及他处理干部问题都联系起来，认为他在电台上蒙蔽了党委张经武同志，他在搞可疑的陷害。我把个别事件歪曲夸大起来攻击组宣两部在搞宗派斗争。抓住这些与自己犯错误毫不相干的事情大叫“委屈”，推托自己犯下十分严重的反领导罪行。
由于对具体党组织的对立不满，对西藏组宣两部已发展到顶点的程度，革命人生观发生了动摇，因而看问题就更加走样了。一九五四年总社确定我搞国内部时事组，摸索一些经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我认为是由于在西藏犯了罪才叫我搞送往迎来。把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看作是“惩罚”。碰上提级没提自己就认为是被“西藏问题压件了”。对提拔一批优秀干部的解释也感到是一种刺激。对这个不服气，对那个不服气，就不反过来看看自己已堕落到什么程度了。看到新华社党组织比自己年轻的同志送党校学习，就认为新华社党组织不管自己，发牢骚说自己是“苦命干部”。自己干脆不和新华社党组织谈这个问题，直接写信去找张际春同志，说什么“别人学习学习再学习，我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怨气冲天。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考党校没有被录取，站在维护党的利益的立场来看，那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就极为动摇、悲观愤懑不满新华社党组织达到极点。愤懑地说：“关于西藏问题如果冷西不作结论老子就不上班。”革命人生观已动摇到要不干工作的程度。正当这个时候，海稜又叫我去问血液阳性反映是直接接触才有可能，我感到党内同志之间为什么弄成这样不信任，我既伤心又气愤，瞪着眼回答他：“那里革命也不是我方德一个人”。我并不从各人是根据各人生活常识范围来提问题，认为是枉人太甚。于是进而对西藏工委和新华社党组织认为没有是非。住不成学校拼将老命干就得了。党我之间就划了界线，“上班为党工作，下班为我学习。”当党的生活和个人学习发生冲突时，思想上就别扭。为避免西藏问题冒头，就用工作学习两头卡死的办法去“解决”。自己也常常想我是党从旧社会把我拯救出来的，但是西藏这个党内问题大有无日了结的悲观情绪。这种和党两条心的状况很痛苦，斗争很剧烈，精神有时失常。卑鄙的个人主义打算也就多而且露骨了。攻击海稜同志是官僚主义不了解干部，只会使用奴才不会使用人才，不了解干部去翻翻过去的报纸。好像自己是多么优秀多么有才能和作过多么了不起的工作一样，却不看看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堕落到何等卑劣的地步，自己写东西越来越不像样的程度。而且公开向他讨起地位来，说什么我作记者时的通讯员都当处长了。
对西藏工委宣传部副部长汤化陶同志则是“此恨难消”。有能力写小说时笔下饶不了他。总之，对具体领导同志触及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卑鄙的深处时，就要准备用尽知识分子能够用上的武器——嘴巴和笔杆来进行斗争。
这样恶性发展的结果，就铸成此生难以补偿的严重政治错误。
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
祖父是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假面具伪装起来统治家族、统治哥老会的恶霸头子。
父亲是他统治哥老会的助手。一九二五年以后连年灾祸，家庭迅速没落，父亲转化为流氓，母亲带我回乡种地。
我是个独生子，幼年时代在家里是个宠儿，在社会上是个小少爷。受封建教育和会门影响时间长，在这个基础之上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形成我追求名位追求个人事业的严重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名位思想。
在旧社会里想做个有名有利又清高的科学家和烫金博士。这个幻想彻底破灭，家庭也彻底破产之后，求生存的社会条件都失去之后才在党的拯救下找到饭吃，才在党的教育下转向革命。我参加革命就带着找饭吃、找职业、找出路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目的而来的。
一九三九年在白区工作一年，一九四○年转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入党。我进入根据地那天起，党就给了我出乎意外的满足。后来党为我选择了新闻工作这个革命职业也使我出乎意外的满足。党长期教养，使得我逐渐有了应付工作的能力，就居功骄傲，忘记了党给予我的一切，忘记了党教导我的共产党员是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一个平凡的战士。党要我做一个极平凡的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却要我做个名利双收出人头地的“人物”。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就和党存在着分歧。在长期革命中没有很好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又没有很好警惕，工作流动性很大，给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作记者工作好像是党内的单干户，生产工具就是一支笔，劳动的成果就是笔尖子下面那一点点东西。生产东西多一点，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我脑子用占的位置就少一点。对党和人民就也越来越不认识，对自己呢倒是资格老、有功劳、有能力……总之一丝一毫也认识得清清楚楚；至于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却越来越糊涂了。忘本、反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也就在这个和党的基本之点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分歧也就是共产主义和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分歧。
我是怎样看待我的过去的呢？我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尺度来衡量我的过去的。当我“觉悟”起来革命的时候，我毁掉了家，毁掉了旧社会和我之间的一切，经过白区斗争考验，一直在艰苦地区工作，负过伤、资格老、有功劳、有能力，我是忠实于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的“好干部”。似乎是个党之骄子，我无听畏惧。一九五○年以前，一帆风顺，没有受过批评和处分，当然也没有自我批评和警惕。总之，作过一点点好事都背起来；但是犯了错误都是别人不对，也就是具体领导同志不对，坏事都一点一点挂在党的账上。好像革命日子越长所受的“委屈”越多越大，党应该清洗自己的“委屈”账；负过伤、资格老、有功劳、有能力，党对自己有偿不完的名利债。这就使自己经常处于和具体组织、具体领导同志对立的状态中。反领导也越来越猖獗，自由主义也越来越严重。别人不敢干的我敢干，别人不敢说的我敢说。只要触犯了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反，只要不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尺寸的就不分场合乱说乱道，甚至像老爷骂街，老子长老子短，而且自诩是像秦之太史、晋之董狐那样有骨头。听到右派分子尤力揑造赵守攻同志如何使他的秘书身体搞垮了，我就同情说“人总得要有个生理界线”。这把党的领导同志诋毁成为资本家使用工人那样对待干部。在拉萨西藏临时工委住，听到阮科长说管理员每顿给他怀孕的老婆发一个萝卜，马上就大声地当着群众说：“最好的办法是把这类大肚子女同志拖出去枪毙了，那是多简便省事啊！”把党对待同志中有缺点就诋毁为受虐待到枪毙不如。对待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持的同样态度，没落的剥削阶级情绪如此惊人地突出。
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位观念和党冲突时就尖锐对立起来。“名记者”还未到手时党要我作行政工作，就说“谁对长之类感兴趣，我是对他用脚踢的！”可是不得不做行政工作时，就马上向党讨待遇、讨地位。甚至公开向党伸手。
工作做得多一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党讨债的资本也雄厚一点，始而居功骄傲，终则居功骄横、目无组织、自由主义、狂妄自大……等等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样一个接一个钻出来了，以致弄到很难收拾的十分危险的境地。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一九五三年遭到第一次打击时，革命人生现就发生动摇，要去和机器打交道，厌烦直接领导关系。一九五五年受到第二次打击时，就更进一步动摇要不干工作。和具体的党组织划界线，认为没有是非，极端不满。和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政治热情大为衰退，对革命事业越来越淡漠。对高饶反党联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与全党、全国人民生死命运攸关的大事大不如以往那么关心，政治上思想上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脑子里一步紧一步地复辟，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态度越来越和敌人接近。政治观点、思想感情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特别当敌人越厉害的时候自己也就动摇得越厉害。在那一个问题上和党对立得越尖锐，那么就在那一个问题上和敌人站在一起向党进攻，墙报事件就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中批判得尖锐的时候，就和右派分子尤力一起结成攻守同盟。在斗争中对现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发生怀疑，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处理怀疑，对高级干部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怀疑，对敌人进攻中的种种错误政治态度，对马卡莫事件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错误都暴露出敌对阶级相同或近似的政治立场、思想感情。
事实这样无情地证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然反党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越向前发展冲突就越来越尖锐。也证明了它是怎样把自己一步一步引导到毁灭的道路上去的，客观的事实它并不由自己的主观愿望去作结论，问题如此简单。但是，戴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它时，问题却又那样难以捉摸而又复杂了。
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诱使自己长期反领导、和党长期对立。他一天一天把我推到和敌对阶级更加接近的地位，和党一天一天远离。立场、观点、方法、思想感情都暴露出和党处于对立地位。使党的事业在我身上经常遭到了一些损失。在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把我推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绝路上去，犯下了种种可耻的罪行，教训是沉痛的，难忘的。
我在党的积极大力抢救下获得了新的生命，我在这个起点上坚决从新作人。在未来的实践中加强理论学习，加强实际锻炼来继续改造自己，以我未结束的生命努力为党工作，做个平凡的战士，来洗涤以往的罪过。
我将愉快地迎接任何处分和考验。
1957年10月25日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