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26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按：高朗是我校普通班第二十三支部学员，现年五十四岁，家庭出身商业资本家，本人成份职员。1939年入党，来校前任对外贸易部财务会计局副局长，11级。
高朗在鸣放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荒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前后虽经小组、支部，联支大会连续三个多月的揭发与批判，他始终坚持错误，不作真实检讨，采取了傲慢对抗、狡辩抵赖、诬蔑同志，歪曲运动等极其恶劣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他反党、反领导的党内恶霸的真面目。
高朗这些错误论点和反党行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根深蒂固的阶级、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入党前长期过着寄生的剥削生活；入党后表现不好，历次运动中思想右倾；在对外贸易部工作期间，藐视领导、打击同志、欺上压下、不服党管；来校后运动中这种反党面目又有了新的发展。
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高朗的这些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现将他的错误材料印发，供全校讨论批判。）
（一）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高朗认为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一直往下贯，下面干部只能盲目服从，不能有任何异议。鸣放中他首先提出：“中央意图能一直贯彻到底，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对敌人作战时，严格服从领导，另一方面，独立思考、为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非常差。”他说这是“把对敌斗争的方式用于现在”；同时他又把斯大林后期所犯错误与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等同起来，相提并论，强调：“斯大林为什么犯那样错误呢？就是他的意图能一直贯彻下去，没有人敢提异议。”在一次检讨中辩驳时又解释说：“可能是说斯大林集中过多是犯错误原因之一。”同时讲到我们中央也是“集权过多”。
对于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他在鸣放时期摘录了报纸上的一些右倾言论为其错误论点作根据。他认为现在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中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但“目前我国教条主义更危险，因为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吓唬人”。他又说：“目前党的领导不利于科学争论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主要是人的问题，如果党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那么党决不能领导科学。”
高朗认为我们的教条主义也表现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方面，并诬蔑苏联专家硬搬其本国经验，强加于人。他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对的，但究竟什么是先进经验，没有人去研究过。苏联专家不去研究中国情况，往往硬搬。上级同志对下级同志提的不同意见，就认为是不尊重专家意见，支持专家硬搬。”
（二）否定党对业务工作和科学技术的领导
鸣放中谈到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时，高朗强调这是由于“各级领导不熟悉业务所致”。
他首先认为：“中央一向强调业务不够，从几个重要档、指示都可以看到，如八大决议。少奇同志的报告也只说了四个字：‘钻研业务’。”
他认为我们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发生问题，就是因为不懂业务。他说：“领导同志对业务不熟悉，是造成教条主义的原因之一。不但党外人士对我们有隔阂，党内同志也有很多意见。”明显地可以看出他认为这正是使党与党外人士中间形成沟墙，党内领导者脱离广大党员群众的原因。
他作了多年的财会工作，但他认为：“党对财会工作的政治领导是失败的，因为没有把财会工作搞好，而且显得特别乱，跟不上其它部门。”
他对我们党内由领导到一般党员从事业务工作的评论是“上面讲原则，讲原则不懂得作”，而一般党员也都是“不熟悉业务，以运动代替业务，以口号群众路线代替业务”。这是对党领导业务工作的一种极其反动的诬蔑，对党能否领导国家建设工作的根本的否定。
关于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问题，他也根本否认科学技术工作走群众路线所获得的成就。他认为过去的技术革新运动是错误的，失败的。他说：“对业务问题的作法和搞运动一样，如技术革新运动，就是用群众运动搞科学技术工作。”他认为：“科学技术发动群众就不行。”
（三）否定历次运动的成绩及其必要性
高朗认为过去的政治运动搞糟了，坏作用太大，搞运动又搅乱了业务工作，不应再搞运动了。
他说：“血的教训太多，过去的运动究竟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呢？很难说。”对一些地区的三反运动，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上海浙江财务部门三反时打的老虎，90％都是假的。”
高朗认为：“搞几次运动后，反革命是有肃清出来，党团员威信提高，但党也因此脱离群众倾向严重，党员骄气因此而生。”
他还认为：“每次运动都混乱了财会制度，打乱业务计划。”“财会工作技术性大，业务需要不断连续，一有停顿，往往花加倍时间也弥补不上，所以财会工作与重大的政治运动间的矛盾是比其它业务工作来得明显。”
因此，他提出：“过去的事过去了，中央是否以后不要搞运动了。”
（四）主张用资产阶级法制代替运动
高朗主张用资产阶级法制来代替运动。他在鸣放提纲中即清清楚楚地写着：“依靠运动不是办法”，“以运动代替业务，以口号、群众路线代替业务”是不行的，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建立长期制度、法治”。在小组内鸣放时，他也提出同样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应该强调法制工作。”他认为过去党领导与发动群众搞运动的办法现在根本行不通了，公然提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中央以运动打天下，用这种方式能否治天下？”
（五）诬蔑党的干部和干部政策
高朗否认我们党提拔干部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他诬蔑说：“只要能体会领导意图能拍马屁的干部，都能提升；敢于独立思考真正做工作、积极负责的干部受到打击！”他认为“党内没有会计人才，而又不知道重用会计人才”。
他总结我们党内一般同志的思想方法是：“宁左勿右的阶级观点；教条主义找根据；个人崇拜，盲目听从上级意见。”
高朗这种反动思想由他的笔记里摘录的一些右派言论中也可明显地看出来。如：“上级错了，说是辩证法，下级错了，无话可说”，“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心情深处，像一潭积水”，“群众产生了敢怒而不敢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党员抱着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等，高朗都异常欣赏。
（六）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作辩护
5月底，当右派分子向党大肆进攻时，小组同志看了北大大字报以后，都非常气愤，认为应给这些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这时高朗却若无其事，他不把右派分子的言行，看做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反而认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应该是允许的。他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与在我们国家中资产阶级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行为等同看待。他说：“在帝国主义园家里，还允许共产党说话，还可以提反面意见，英国还有海德公园，北大有自由论坛那怕什么？”在6月10日小组座谈人民日报六、八社论时，他又说：“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相互为用，这次运动中，不能否认与我们本身缺点有关，整风中我们的缺点已被利用。”
（一）不执行领导决定
（1）高朗不执行领导指示，不关心国家任务，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1955年国家规定的外贸部上缴利润任务指针，高朗以任务过重不能完成为理由，拒绝执行外贸部领导的指示，不作认真研究和核算，挖掘潜力，积极设法，努力完成国家任务，相反地采取保守的消极等待的对抗态度，坚决要求减低指标。当处、科长经过精打细算提出可以完成任务的意见时，他又批评说：“这是单纯任务观点，对部长斗争不够。”当任务确定后，执行过程高朗因思想不通，不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检查，部长指名要高朗亲自下公司检查时，高则抗拒不去。
（2）顽固保守、自以为是、抗拒苏联先进经验。对苏联专家1955年提出的改进财会制度，虽然该部副部长多次督促他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实施方案，但高朗却始终拒绝列入工作计划加以研究，并狂妄地向副部长提出书面意见说：“……某同志阿附你的意见，要于年底年初百忙中放弃急事不管，而去搞基本制度，除了不懂制度问题的复杂性而外，则是和我作难而已。”当副部长对他的书面意见进行批评并转交支部讨论时，他说副部长“是一种超越组织的行动”。在局务会议进行讨论时，他认为“局务会议应讨论原则问题，不应该提这个具体问题（指苏联专家建议），不讨论了，宣布散会”。在党支部会上提出讨论时，高朗蛮不讲理，说：“苏联先进经验没有什么可学。”虽经同志们再三帮助，仍毫无效果。
（3）外贸部党组决定调财会局干部×××到计划局工作，高因×××在很多问题上附和他的意见，就强调其熟悉业务，拒绝调出。后党组又决定调一个十三级党员干部到财会局工作时，高又强调其不熟悉业务，拒绝调入。
（二）自视特殊，把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不接受党的监督
高朗在党的会议上民主作风非常差，自己有错误很少检讨，对他进行教育，收效不大。他时常在会上拍桌子瞪眼，甚至暴跳，在外贸部都很有名。对于支部大会讨论问题，常说“你们支部怎么样”，俨然以自己居于支部领导之上的口气提问题。
党支部在一九五六年进行工作总结时，检查财会局行政工作的缺点，其中着重检查了高的错误，他很不满意，在支部总结后面批示了如下意见：“此总结稿……歪曲事实，推卸责任，纸上马列主义，实际无非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如此来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恰是破坏行政任务的完成，如此来搞团结工作恰恰是破坏团结，请仔细研究修正。”
当高拒绝党组调出干部时，翻过来又强制党支部讨论，要以支部名义提出不能调出的意见和理由，企图借此进一步对抗党组的决定。支部不同意他的意见，未加讨论，他大为不满，认为“支部没有起到保证行政任务完成的作用”。
高朗一贯不重视政治工作，认为自己懂技术，自封为专家，公开声称：“财会工作技术性强，光靠政治是不行的。”对于党的工作他却没有兴趣，一九五三年他担任支部书记，但很少过问支部工作，公开要求换掉支书职务，党委开会他委托别人代理出席，因他不重视政治思想领导，致使财会局政治空气稀薄，死气沉沉，被称为“老头局”。
（三）藐视领导、恶霸作风
（1）狂妄自大，瞧不起领导。高朗认为外贸部领导不懂业务，在部里对部长都瞧不起，他曾说：“×副部长不懂业务，我就对他不满。”他在笔记中写道：“上面讲原则，讲原则不懂得作，管具体的懂得作，是财会局工作搞不好的原因，我想从上级领导同志，局长、副局长或者去学一下记帐，好像去劳动，倒是个搞好工作的好办法。”
今年外贸部召开全国财会会议时，高狂妄地说：“我不回去看他们这次会怎么开法！”他在工作中往往出尔反尔，说了不算。×副部长说：高说话经常不算数，与他谈问题，要就是会同党委书记一同谈，要就是写在纸上，作为凭据。
（2）打击同级同志，抬高自己。一九五二年他调任外贸部财会局第一副局长时，一到职就想压服原来的副局长，闹不团结，他在第一天就职讲话时即说：“领导上要我到财会局任第一副局长（没有局长），我想有×××同志的协助，是会把财会工作搞好的”。后来他和×××闹不团结，经常吵架，他曾追问×副局长：“你承认不承认我是第一副局长，第一副局长有没有最后决定权，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威信？”高对另一新提拔的×副局长，也不断加以攻击，他说×副局长改进财务表格，是钻苏联先进经验的空子，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说：有些人看风使舵，想向上爬，是野心家（喑指×副局长）。
（3）不接受批评，蛮横无理，家长式领导。高有极端个人主义，心胸狭窄，怀疑心重，对他的工作不能讲缺点。一九五五年×部长要他亲下公司检查利润完成情形，他抗拒不去，却派一位处长去，该处长回来时，除汇报检查情况外，并反映了公司对财会局的意见，高大发雷霆说：“我要你去检查工作，怎么反检查起局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十四级的处长？”
在学校展开反右倾思想以后，小组里同志们都纷纷就鸣放中一些右倾情绪进行检查时，高朗对自己的错误却不作任何检查和交代，反而偷偷摸摸地修改了三次小组记录，企图掩盖自己的错误，当大家质问他时，他竟诬蔑同志们说：“你们都改，我也改。”（实际别人并没有改）
当小组决定批判高朗的错误论点时，他大发脾气，拒绝检讨，声色俱厉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十一级的干部还能说出这些话吗？”还谩骂小组长说：“上级任务下来了，向你要右派，你自己怕当右派，才布置把我当典型，真正岂有此理！”
在支部大会上，同志们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时，他抱着极不耐烦的对抗态度。不遵守会场秩序，不时地伸懒腰、打呵欠，发出轻蔑的嘘声和冷笑声，甚至打断别人发言，提出反问，公然辩驳。小组长发言时，他说：“看！小组长训话了，小组长向我进攻了。”另外一个同志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后，休息时，高朗走到她面前，傲慢无理地挖苦说：“我很欣赏你的发言艺术，不愧为老解放区搞运动出身。”
当领导小组的同志和他谈话，希望他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过社会主义关时，高怒气冲冲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又不是资本家，有什么社会主义关可过？”有一次支委开会时，他突然闯进去，气势汹汹地说：“我没有错误，我不要过关，我不是资本家，又没有资本家亲戚，为什么非要我检讨不可？”
八月十七日最后一次支部大会上，他在拒绝检讨后，发出了向党进攻的三点声明：第一、大家提的意见与我思想距离很远，我今天不作检讨；第二、我的态度不好，为了态度接受党的处分，调工作、撤职、降级都可以；第三、我目前在学习中发生的问题，是工作中发生问题的反映。怎样做好财会工作，这个问题，光靠部的行政领导解决不了，请中央考虑！说到这里他极端狂妄地大声对校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同志！给我记上，往上反映。”
当校党委决定把高朗的问题提到联支大会上继续深入批判时，领导小组同志又找他谈话，高朗表示不同意这种作法，并恶毒地诬蔑运动说：“群众的意见就是跟着领导走，你们说往东，大家就跟着往东，你们说往西，大家就跟着往西。不要这样作吧。……”
（二）百般狡辩，强词夺理，随说随翻，反复无常
高朗对自己说了的话，当面否认，甚至为了抵赖，不惜诬蔑同志嫁祸于人。他在检讨鸣放中的错误论点时，对“中央以后是否不要搞运动了”一语，开始解释是从财会工作免受损失的角度出发的，后经大家追问又无中生有地说：“小组同志在鸣放时都说中央有缺点，我为了维护中央利益，所以反问大家，照你们这样说中央以后就不搞运动了吗？”对于“血的教训太多”一语，最初说是指“历代王朝得天下后要进行镇压”，后又改口说是：“反革命杀害我们的干部很多，所以要镇压。”最后又说是指：“我们工作中的教训，是一个常用的名词。”
高朗狡辩时，有三个挡箭牌：一个是自己由财会工作出发，好心好意；第二个是宁波口音，大家听不懂；第三是发言出于临时感触，没有思想准备。
根据检查高朗的笔记的结果，证明他在鸣放期间摘录了不少右派言论横加标注，在小组会前写有简单的发言纲要，思想上早有准备了。但当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却矢口否认说鸣放时并无准备，是脱口而出，是受到支部书记和同志们启发的。尤其对于有否发言提纲，坚不承认，硬说：“我没有鸣放提纲，要有，开除我的党籍。”当小组长把提纲念给他听，又给他看了笔记本时，他说：“这是我零碎写上去的，也许是小组会上的一些感觉记上去的。”对于摘录的一些右派言论，也是在把他的笔记公开摆出对证时，他才理屈词穷，无法狡赖，承认是对他的思想“有所感触，总是对它有兴趣吧”。但后来又讲：“我不见得完全同意，有些话摘下来是为了批判。”
对其全部错误，八月二十七日联支大会中，在大家尖锐的批判下，他知道混不过去了，曾一度表示：“是我错了，我完全承认错误，再不推翻了。”但当支部要他写检讨时，他却又说：“检讨，检讨，要我做什么俭讨！”“承认错误要实事求是，我若承认了就不实事求是。”“大家都抓对我不利的话，有利的却不谈。”最后说：“我高朗的话都是错的，大家都反对我，有口也难分辩。”
（三）掩盖真实错误，鼓吹自己高明
高朗在检讨中多次用自我吹嘘来掩盖和粉饰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他在检讨反右派斗争期间的立场时吹嘘说：“我最大的优点是立场坚定，理论水平高，如果这两点都没有，我还能工作吗？”对自己的错误论点认为：“我除鸣放外，没有什么错误。”“我的错误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的，都有研究的价值。”在“检查”历史根源时，他自吹说：“我从五四运动第二年就接受了新思想。大革命时期为党作了外围工作，思想觉悟较早。参加革命后，为党做地下工作，经过复杂环境的考验，比从革命队伍中生长起来的干部能经得起风浪。”当另一同志指责他应好好追根，不要吹牛时，他说：“我吹什么牛？你比我晚一个时代，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的处境就和巴金写的‘家’一样。”（暗示他是“家”中的老三）
他对自己的错误根源都归结为：“出身清高、孤独，财会工作技术性大养成的孤僻，和大家生活合不来。”他解释说：“说得好听一点呢，是大知识分子学者的风度，说得难听一点呢，是好高骛远书呆子习气。”
（四）千方百计对抗到底
在七月三十日的检讨会上，他说：“我已检讨了不少错误，你们还说我不检讨。这是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眼光高，气魄大，像有钱人对穷人要钱一样。我这个穷小子只有这么一点钱，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在另一次支部大会上检讨时，他恶毒地进攻同志们说：“大家说错，我也说错，大家说对我也说对，这就没错了。”“我自己在思想上没错，可能在讲话上有错，在讲话上没错，可能在情调上有错，一句话可能有正确与错误两方面的解释。可能有左与右的认识。主观上认为没有错，客观上看起来就有错。”
在七月三十日检讨中说：“我这次在党校学习，教训很深，认识到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一切，你没有群众路线，正确的意见全被人家曲解，你主观上认为正确，人家不同意，你又有什么办法？”小组同志说他态度不好，高朗说：“完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态度就好了吗？我在北方不好工作，还是回南方去吧！”
小组同志启发他如何写检讨时，高朗说：“我写好也讲不好，你具体告诉我怎样写法，最好让老×给我写个检讨提纲来。 高朗这种恶劣态度一直坚持到最后。在为十月九日最后一次联支大会写的书面检讨里，高朗的态度仍未转变，避重就轻，不接触思想实际。对鸣放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右派观点，拒不交代和检讨。只以一些“对运动的厌倦情绪”、“单纯业务制度技术观点”、“清高孤独作风”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旁观者立场”等一般词句相搪塞，根本没有触及到他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反动本质。在大会上答复同志们质问时态度仍不老实，嘻嘻哈哈，若无其事，毫无沉痛表示。
高朗对其错误已作了最后的打算，他认为最多不过是开除党籍。在一次联支大会开会前，他即说过：“就是这样吧，随党怎样处理。开除党籍，也得给我吃饭吧！我还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靠我吃饭呢！”
总之，由上述可以看到高朗已决心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完全拒绝党对他的挽救与改造。
高朗出身在一个商业资本家的家庭，其家庭还保存一部分地租剥削。他在这样的剥削阶级的家庭中生活了二十四年。他二十四岁时和长兄分家，分得三干五百元家财，存入其兄的钱庄内；其妻随嫁又带来一千元，存入其岳父经营的裕丰猪行内收取利息；另外还有十多亩田出租，与兄轮流收租，每年平均收租谷五百至一千斤（据其堂兄讲每年可收1200——1500斤）。这种依靠剥削生活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31年（高二十七岁时）。1931年他离家到汉口，在他姐丈的商店内管帐。他姐丈经常在外购料及办理货运，店内业务实际由他姐姐和他负责，达时他不只是一个较高职员，同时起着资本家代理人的作用。他不仅取得较高薪水；还分到红利。1938年因战争关系该店无法经营暂停营业，高才离汉口回家。高朗历次填表时只写家庭出身商人，与事实是不完全符合的。
高朗在1939年秋入党。入党时动机是非常不纯的。1949年的自传材料自称：“对旧婚姻不满，是我不惜牺牲加入革命的动机之一。”1954年自传中称“……后来旧的社会关系愈来愈疏隔，生活非依靠组织不可，形成强迫与自愿相结合。而不满旧的婚姻，缺乏家庭乐趣，是不惜为革命牺牲的原因之一。”在1955年交代和他小姨子的关系材料中写到：“因为这恋爱（按：指高与其小姨子感情关系）无法解决，以及侄女自杀是促进我思想积极走向革命个人方面的主要动力。”
由此可见，高朗入党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也不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是为了个人婚姻和生活问题。入党后一个时期，工作态度消极，执行党的任务不坚决，对党起的作用不大。
（1）解放前华东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时，高朗丧失立场，同情地主，诬蔑当地党委执行土改政策过左。在一个材料上他说：“土改中最不满意的是下级执行政策左，对党不负责任。”他对当地农会要求商行不要给予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富农饭食的意见，表示不满。他又认为，本机关招待所对扫地出门之地主家属不加招待，实非团结干部之道。并认为负责人有宁左毋右的思想。
（2）三反运动时高朗在华东贸易部财会处工作，同样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他强调材料不足，怕打错了动摇群众情绪，怕以后负责任。强调本处不直接接触财务，旧人员多，只能从历史、社会关系着手，甚难确定重点，怕牵涉过去，以后如何结束，如何工作。他的这种右倾思想是与他的手脚不干净又不坦白交代有很大关系。
（3）他对肃反运动也是态度消极，怕负责任。事后又完全否定财会局肃反运动的成绩。排斗争对象时，他不满于把他自己认为“叮当响”的干部（指一些留用的业务人员）列为重点。事实上，后来从中查出来两个历史反革命分子。
他是财会局五人小组长，但许多上报材料他都不愿意盖章。有一个干部处分结论，上级批回时，他才无奈补行签字。明显地表现出他怕负责任。
肃反运动结束后，他公开攻击肃反运动。他说：“肃反运动毫无成绩，是支部书记搞的。”“你说肃反有成绩，查出了几个特务？”
高朗过去曾交代过：1944年，在浙东解放区任古窑浦办事处主任时，有过三次贪污行为。一次是在浙东币与伪币兑换差价小进行舞弊，另一次是贪污卖牛款，共值米三、四石。1945年左右在三北工作时又虚报敌伪袭击损失，从中私吞二石多米。1946年在东台浙东连络处时，又贪污过一石多米。三查后曾有一次以自己的小金戒指私自换取了公家的大金戒指。高朗对这些贪污行为，三反时没有交代，一直隐瞒到1955年才向组织坦白。但交代时并未真正认识其错误的严重性，只说他的贪污是出于生活困难。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7期，195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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