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27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刘德焜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刘德焜(刘德焜，男，38岁，江苏丰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1938年3月参加工作，同年6月入党。曾任县委委员、民运部长，行署干部科长，宁波市委组织部长、秘书长，来校前任宁波市委书记，入学后会任普通班第二十支部支部书记。)
（按：刘德焜同志是普通班第二十支部学员。他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期间，发表了很多错误的言论。校党委和领导小组认为刘德焜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决定将有关他的错误思想的材料印发给全校学员讨论批判。）
（一）他说：这次运动也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后期打虎的结果，浙江省有90％是假虎，使群众对运动成绩的认识有了怀疑，难以说服。（6月3日向中央提意见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他还说：这毛病是出在对情况估计有偏差，由上而下规定打虎数字，要求过急，限期发动，打不出老虎来就撤职。限期发动是强迫命令，提到思想上就是主现主义。中央将刘青山、张子善、宋德贵的典型当作了一般，产生了扩大化。（6月3日小组会上的发言及发言提纲）
（二）他说：打虎的方法实际下是逼、供、信。大会套小会的斗争方法，实行典型扣、压，给以示范，这实际上是大规模的逼、供、信。（同上）
（三）他认为三反在党内思想准备不够，并质问道：为什么不在党内多作些思想准备工作呢？（同上）他曾几次说：听别人说“三反运动是毛主席用鞭子赶上战场的。”在7月下旬的一次支委会上，他还说：这就不符合群众路线。
（一）他说：第一批肃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重复了三反的错误。（发言提纲）
（二）他说：肃反运动对情况的估计有扩大化，由于潘、杨事件，胡风集团，又把典型当作了一般。5％，大胆怀疑，改组党，改组政府。（6月3日小组会发言及发言提纲）
他在9月16日支部大会上的自我检讨中说：中央下达肃反指示后，自己对肃反运动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机关已经过清理中层，工厂企业已经过民主改革，知识分子已经过思想改造，有反革命也不多了。
（三）他说：当时规定5％的数字是不够科学的，实际上反革命不到1％，这个情况估计是主观的，不合乎实际的。5％不是控制数，而是反革命数，对敌情估计不够科学。（6月3日、7月10日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四）他说：第一批肃反，批判右倾无边无沿，凭着群众热情去斗，硬压，错斗了很多人，斗的面宽，使知识分子伤了心，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墙和沟；现在知识分子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6月3日小组会的发言及发言提纲）
（五）他说：开始斗争方法，以斗争为主，调查材料为辅，一月搞好。隔离方法，对法制不合适。（发言提纲）
（六）他说：只笼统说全国搞出八万个反革命是不够的，是哪些方面？是新的还是老的？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斗争面有多少？结果如何？各地不好估计。他还说：光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什么条件下成绩是基本的？什么条件下成绩不是基本的？界限如何划？中央应作具体的、全面的总结。（6月3日小组会上的发言及发言提纲）他又说：学校里搞出的反革命更少，对大学的知识分子的肃反应加以总结，如清华。（同上）
（七）他在小组里曾讲过：在大学里搞肃反运动，斗争面宽，搞出的反革命更少，伤了许多人，学生们不满，这样搞法不—定必要，不用这个方法也可以搞出来。
他在7月26日的检讨中说：这次肃反搞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多是历史的，现行的很少，而且多是清理中层时露头的，不用那个方法进一步查对，也可以搞出来。
（八）他说：对胡风问题，适当时期应公审，公开材料，说一审必杀是不对的，如康泽不审，材料群众也知道。具该杀也杀嘛，不杀也可说服的，他比许多不杀的人罪恶要小些吧！他还说：胡风案件，群众要求公布，为什么不公布？不公布如何向群众解释？不公布老压着是否合乎宪法？（6月3日小组会的发言及发言提纲）
8月26日他在支部大会上检讨时说：他曾认为三批材料是不足以说服人的。
9月16日他在支部大会上检讨时说：右派分子提出胡风押了二年为什么不公审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理屈”。
10月23日他书面交代说：三批材料只能说明胡风是文艺反革命，不同于五类反革命。
（一）他说：许多问题光怨下边，如说国民党作风、知识分子问题紧张、肃反，中央缺少自我批评，对几次运动，中央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责任是什么。（6月3日小组会上的发言及发言提纲）
（二）他认为主席处理案件火气太大，不冷静。并且在6月3小组会的发言中说：三反时武汉纪凯夫事件使干部被压；新三反中对前华东交通部长黄逸峯的处理，现在看来，实际上黄是官僚主义，处分过重。他还认为毛主席对于华东美术学院江丰问题的批判，对下边同志的压力不小。
（三）他在10月18日支部大会后交代问题时说：他认为党中央缺乏集体领导，认为毛主席独断专行。他说：他感到毛主席对三反运动的领导太不稳，感到毛主席在1955年下半年提反右倾太绝对，没有分寸，不稳重。他还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他觉得中国什么都学苏联，也受了影响，中国党也有个人崇拜。（上述提法，在他未交代前已有本校一学员揭发过，他还向这个学员讲过：他认为毛主席骄傲。）
他在九月间和支委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黄逸峯等案件的处理，“还不是主席说了算。”
（四）他在右派进攻下，认为中央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领导又犯了错误。他说：我认为中央对这次整风运动又是要求过急，限期发动，又要重复三反错误。另外，二十支部莫珊同志揭发：在杨尚昆同志来校报告时，刘德焜向他说：“现在要中央检讨还不到时候。”
（一）他说：前年和去年上半年反右倾，什么都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当然是对的，但结果我看是冒进了，提出多、好，省、快四字，结果冒了。去年上马，今年下马下马是难的。去年是不是多了一点？为什么多了？经验教训是什么？多用了钱，物资紧张，市场紧张，许多工程中途停下来，浪费很大。他还说：市场紧张，政治上损失也不轻；今年的闹事，与去年的上马、下马有关系。（6月3日小组会上的发言及发言提纲）
（二）有一同志曾说：“1956年冒进与主席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有关。”刘德焜也同意这一错误意见。
他在5月18日给校党委提意见时，认为高级党校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如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啃“资本论”，离现实问题远，费力很大，收获不足，是教条主义。他还说：“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东西，离现实太远。
（一）同情党外右派的反动言论。他除同情“肃反扩大化”、“不公审胡风不合乎宪法”、“肃反斗争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墙和沟”等反动谬论外，并同意“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谬论。有一次，当小组同志正在议论不同意“教授治校”时，他一本正经地歪曲毛主席的话说：“听说毛主席同意取消学校党委制。”十月上旬支委和小组的同志同他谈话时，他说他也“同意取消学校党委制”。
（二）在小组里宣读“儒林内史”。在五月底的一个上午，他在小组里宣读了刊登在“内部参考”上的北大大字报“儒林内史”四段，他很欣赏这篇东西，并说：这是正面东西，对整风有帮助，写的很好。
（三）在党外右派向党进攻期间，刘德焜在小组里宣传林希翎、谭天荣等人的动态，他并说：林希翎讲话的内容虽然是错误的，但驳倒不容易。在刘德焜的言谈中流露出，这些青年人懂得事情多，能讲话，也敢大胆提问题，发表意见。
（一）对中央决定党校学员留下进行整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有抵触情绪。在校党委召集的传达、讨论中央这一指示的支委联席会议土，有一个支部书记发言说：中央既叫我们提意见，又要留下来整我们。他对这个错误意见表示同意，并说：“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
他认为学校所整理的“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数据”第一号不符合整个思想情况，这样整理是否为“科学抽象”？把这当作我们的思想情况是不对的，这是思想的错误部分，不是整个思想。（7月15日小组自我检讨）其实，这个资料中有许多条错误意见就是他提出的。
侯副校长在全校支书、小组长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十五支部王晓天的错误思想的材料，散会后，刘德焜不满地说侯副校长“那是什么态度”？
（二）对校党委和领导小组的指示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阻碍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在开始讨论第一号参考数据时，校党委提出以主席报告及其它文件为武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针，而他则强调联系思想是为了领会文件，并故意说应把第一号参考数据中的问题看作是存在的事实，而不应归于个人。开始反右倾思想后，他当时身为支书，但对校党委和领导小组的许多重要指示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对其它支委提出的抓重点人、研究小组重点等问题，也是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阻碍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不但不积极地领导反右斗争，反而散布支部、小组没有重点、没有什么问题的气氛。他常说：我们支部没有什么严重问题，都是一般右倾思想情绪。他在支委会上故意把自己的问题说成只是一点右倾情绪。他对领导小组提出的要深入检查的意见表示不满，认为领导小组一再督促他进行自我检查是故意和他“为难”。他对自己的问题一直采取回避和掩盖的态度，能拖就拖，能赖就赖，虽在领导小组和支委的督促下在小组进行了几次检讨，但都是避重就轻，极不深刻，企图拖延时间，蒙混过关。
（三）进行非组织活动，阻碍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当支委会明确地把他作为重点提出以后，他表现有顾虑，不老实，利用一个和他接近、思想上有些问题的同志（原为支委后被改选掉了），向小组探听情况，进行摸底，以图应付。在改选个别支部委员前后，他进行了非组织活动，擅自将支委会开会的情况告诉了那个原为支委、后被改选掉了的同志，以示拉拢。
他为了拉拢他所在小组的小组长，还将支委会酝酿新选支委候选人时某支委不同意该人当候选人的情况告诉小组长，并加歪曲说：他建议该人当候选人，就是领导小组不同意。在支委分工的问题上，他也玩弄两面手法，不积极贯彻执行领导小组的建议，妄图控制支部领导，阻挠反右派斗争的深入。他还对上述那个原为支委、后被改选掉了的同志说：“大家还要我揭发你呢！有什么可以揭发的呢？还能出鸣放的范围吗！”接着就对这个同志说：“我对你没有什么揭发的。”暗示这个同志也不要对他进行揭发。他在小组里也进行了一些不正常的活动，阻碍小组另外两个思想上有问题的同志进行深入检查，他曾对其中一个同志说：如你承认了对总路线有抵触，就是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同时用手在空中比划着右派二字（意指会成为右派）。他还会威胁这个同志说：“把我打成右派，也得把你打成右派。”他还歪曲支委会的决议，挑拨小组同志间的关系。
（四）他曾多次在党的档上找根据，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并拉拢个别思想上有问题的同志，争取同情。如他曾向这些同志讲：自己向党提意见是合乎党章规定的。又向别人说：我向中央提意见是经过考虑的，在写发言提纲时也考虑到这是不是反党，但认为自己意见是正确的，有代表性，我才提了。
（五）由消极抵抗到公开对抗。在十月十八日下午的支部大会上，他作了第四次交代，这次交代不但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反而比第三次倒退了。他竭力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妄图蒙混过关。他的这种恶劣态度，引起了全支部的同志的不满，大家在十九日下午的支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揭穿了他的政治面貌。但他对这次支部大会仍然采取了对抗的态度，他虽然手上拿着钢笔和本子，但对同志们的发言却很少记录。当天晚上，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叫他来谈话，他的态度很坏，支部书记问他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他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指手划脚、蛮横无理地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们看吧！”说完便走，临出门时，支部书记对他说：“你应该知道，今天晚上是支委同你谈话！”但他仍一声不响地走了。至此，他对党组织的态度，已由消极抵抗发展到了公开对抗的地步。第二天领导小组同志同他个别谈话，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才交代了一些问题。
附注：据他在9月16日支部大会上检讨说：他家系在1950年进行土改的，处理较宽，幸亏是在全国解放后进行土改，若是在1947年，也可能被扫地出门了。他又说过：1947年好多地主当还乡团，也是由于我们的政策过左造成的。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8期，195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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