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27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会军在大鸣大放期间，歪曲和污蔑“沈阳市委在使用干部上有宗派主义”，“任人
会军不仅诬蔑沈阳市委在执行干部政策上有问题，而且进一步攻击、并企图修改全党的干部政策。他诬蔑党对“干部评级的标准，没有统一的东西”。他说：“有人争这个东西，也可以说是个人义，但不争也不一定完全合理。”他揑造我党识别干部仅是“从级别上看货量的高低”，他举例说：中央级的干部，从级别上看很高了，可是也有犯错误的，如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再如山东分局向明等。所以他说：“以级别来衡量干部的好坏，那是扯蛋。”“职位、级别不能决定智慧、真理。”“不能因人悮话，因话悮事。”他攻击党在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时说：“德才标准，没有统一的东西，‘德’是什么？有好几种解释，执行时各人有各人的标准。”他提出：“沈阳市就是这样，所谓干部的‘德’就是人出亦云。因此，在地区和小组鸣放会议上，他反复地向党中央提出了要求修改党的干部政策的四条建议：
第一条：“建议中央明确规定德才标准。政治觉悟高低、思想意识好坏、组织性、纪律性的强弱，都要有规定。”（注）他说：应该规定，凡是“敢提意见”，“敢吵、敢顶、敢抗上”，“敢于逆水行舟”，“不屈服，不怕掉脑袋的”，都应当看成是好干部。那些对觉对人民忠诚，服从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干部，都被他称为“唯唯诺诺，人云亦云，上呼下应”的人，应一律贬之为“德薄”的坏干部。
第二条：曾军根据他对“德才”标准的解释，“建议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查几个地方、几个部门对干部政策的执行情况”。他主张“对那些唯唯诺诺的人，硬要批评；多对敢于坚持意见（这里所谓坚持意见是坚持抗土的意见）的人要提拔”。中央“应总结一下提拔干部的工作，哪些是该提拔的，哪些是不该提拔的”，“对那些吹嘘拍马人云亦云、上呼下应的人”，“就要降下来”。
第三条：曾军为了实施他的“德才”标准，他进一步提出：“建议中央今后应规定，各级党组织领导人，不得随便给人扣反党、不尊重党和骄傲自满的帽子”，当小组同志们质问他是指个别组织还是指全党时，他很激愤的说：“我就是指的整个党的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他说：“1942年在部队工作时，常常有人因不同意党委书记的话，就被认为不尊重党，反党，这是不对的。”他还说：“今天党内的黑暗面是正直者罚。”
第四条：他建议中央，“为了防止宗派主义，任入唯亲，要改善了解干部的方法：①听组织的反映；②最根本的一条，是在—个重要问题的讨论时作记录，以便事后考察哪个干部是正确的；③到干部执行政策的地方去了解。”他并且进一步提出今后考察干部，提拔干部“不能单纯的听党组织上讲”。
当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曾军认为时机已到，利用大鸣大放机会，揑造与歪曲若干历史事实，企图推翻党组织由于他历史上屡犯错误而给他的批评和处分。诽谤和诬蔑给他的批评和处分是不正确的，吹嘘他自己“一贯正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有“先见之明”。他称中央组织部参加会议的同志是‘十五贯’一剧中的“况钟下乡”，认为这是申诉“委屈”、全面翻案的好机会，因而他在地区鸣放会议上就：上攻击沈阳市委是“因人取事”，说：“1952年副食品紧张，当时让我搞这个问题，我调查研究了好长时期，搞出了一个方案，让市委讨论，但焦（当时市长）不满意，不同意方案中提出的生产发展满足不了人民生活需要的着法和解决的措施。又说：“市委指示我到中央开会，哪些要讲，哪些不要讲。我就对陈鹤轩（当时财委主任）讲，让我去，栽就不能不讲自己的意见，不然另派别人去，后来还是让我去了。并吹嘘说：“结果证明我的方案和毛主席对会议的批示精神是一致的，并没错误。”因此，他喊冤说：“开会回来后，支部却把我斗了一阵，叫我检讨，说我态度不好。”
根据调查：沈阳市委在讨论副食品供应方案时，主要是对材料中过低估计沈阳市处，理副食品工作的成绩，及方案中不切合实际的部分，提出需要加以修改。会军在会上没有表示反对，但会后对市委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意见，感到不满，并说：“我不能去说我不同意的意见。”拒绝前往北京开会。领导上当时便指出，他这是违抗组织决议的行为。当时会期已到，不能另派别人，但他仍拒绝不去。直到组织上提出，如当日不去参加会议，将以纪律论处时，他才勉强参加会议。回来以后，财委支部对他这种违抗组织、不执行决议的行为，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了批评，并责成会军写出书面检讨。但会军在会上既未作洁刻检讨，又拒不交出书面检讨。会军所说的主席的批示和他的意见一样，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吹嘘。
2.他说：“去年选市人委机关党代表时，机关提我作候选人，我提意见不当，支部书记就说我污蔑党，并开会斗我，叫我作了检讨。”据调查：1956年3月，支委会提会军为支部出席市人委机关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之一，在选举前就已把登记表送给他，但他迟迟不填，也未说明原因。支委会征求他的意见，他声称：“我这个样子，连作一个共产党员都成问题，那能当代表候选人呢？”
当时支部书记说了句：“会军同志，你这样态使不对，表面上你好象谦虚，实际上是对党的污蔑！”于是会军便向支部大会控告支部书记。以后在支委扩大会议上对会军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会军未作深刻检讨；并声称：如果省委以下的党委都同意支部书记的看法的话，他将告到中央。后因工作较忙和已经确定他到党校学习，才算暂时了结。
3．他说：“抗美援朝时动员布置防空，在市委讨论当中，我会提意见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打起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一样的，一般防空根本不解决问题。”又说：“何侠（当时市委副书记）听了我的和话，就说我是恐美病，恐慌情绪，以后马上派人去，把我调走了。”又申寃说：后来历男（公安局副局长）从朝鲜回来，他的说法和我是一样的，也不是恐美了。”
事实是：“在一次市的防空会上，他除发表以上错误言论外，主要是反对市委提出的防空措施，而主张“物资迁走，人口疏散”，实际反映了一种恐慌情绪，因此何侠同志批评他有“恐美病”是正确的。根据调查，他听说：“历男同志和他的说法一样”，纯属歪曲，捏造。
4．他在地区鸣放会议上提出：“关于领导方法问题，1942年我在南口打游击时，提出政治教育工作要‘从部队中来到部队中去’”。（后来在联组会上，他又说：当时还提出：在干部教育上采用（突破一人，推广全连、全团’‘（在一定时期，中心工作，不得超过三个的问题）“政委不同意，说党还没有采取过这个办法。我说，象现在这个样子是打不了胜仗的，后来被政委知道了。”“领导上打击我，罚我站，斗争我。以后找便要求调动工作，但到新单位后，才知道已给了我警告处分。我不服，要求重新讨论，结果又把我整了一下，要捆我。到底还是给了我警告处分。”“以后（1943年）中央领导方法决定公布了，栽拿着去找政委说：我提了不行，现在中央也提出了，看你执行不执行！”
据有关同志证明：“会军过去受过处分属实，处分的原因是：对抗组织，目无组织违反纪律等等。关于领导方法问题，会军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口号。”
同时他还提出：“1946—47年，冀热察在土改中，搞扫地出门：分地主、富农浮财，杀人，把地、富的妻子和女儿也分了。我反对这种作法，结果斗争我，把我的枪也下了，但后来到底还是纠正了，证明了谁是正确的。”
会军污蔑“沈阳市委领导上的民主集中制有问题”，攻击“市委是因入取事，听意见不看问题本身，而是从人出发，先看是什么人”。他攻击“沈阳市委爱说优点，不爱说缺点是一贯的”，“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坏的已成习惯性”。他说：“一对党委书记提意见，就是不尊重党，能这样说吗？能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吗？沈阳市委有这样情况，应该批判，不然发扬民主会受影响。”他还提出了许多事实加以歪曲，攻击党的领导。例如：
他把某同志写的“辽阳县镇反经验总结”说成是“东北局的指示”，并污蔑沈阳市委不执行。在鸣放会议上他说：“我反对市委的决定”，而主张“坚持执行东北指示的四条”。并说后来市委接受了他的意见，将市委已发出的指示收回了。还说：市委对他却非常冷淡。又说：以后公安局（金声）又搞了一个“洗点”运动，沈阳日报还发表了社论。他以攻击“洗点”运动来攻击党的组织。（按：1951年11月10日“沈阳市委关于市郊充分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彻底改造政权的工作指示。是根据东北局指示及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决议，结合沈阳郊区实陈情况提出来的，是正确的。“洗点”动运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会军在鸣放会议上扩大沈阳市“三反”运动中的缺点，污蔑市委传播打人的经验说：“李文博（市委处长）在下面用打人的办法打出了老虎，史立德（市委秘书长）马上调回去传播经验。”并说：“我下去时，一个被打的工程师找我谈，把衣服解开给我看，身上被打的发青，我一看真不象话了。”
在动员志愿援朝青年防空时，他攻击领导说：“市委决定叫区委与团市委分别动员，我提议区委统一搞，黄老头（当时的市委书记）不同意，以后搞不好了，又改为区委统一动员。”他说他“在会上，当场就项黄欧东。说：开始是你说的，现在还是你说的。”并以此在鸣放会议上宣扬他是“敢抗上”的“好干部”。
小组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根源时，他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通过人为的。有些是属于官僚主义，有些属于无知识。我看就是把官僚主义杀光，也不能解决问题。”在学校留下整风学习后，他污蔑我党“有些问题，国民党如此”。我们党也是如此”。他举例说：“待人接物，少数领导人有严重的缺点，作风不好，注意个人生活，讲究自己等。”
他认为五月二十八日彭真同志来校作的报告当中也有错误。他说：“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样的提法是错误的，革命胜利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他还利用鸣放机会大肆歪曲和诬蔑党的民主生活。会军在工作岗位上经常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忽视政治工作。他攻击沈阳市人委党委书记张云，因张批评他不做党的工作。他质问说：“计划工作（市人委计委会的工作）不是党的工作吗？能说只是组织工作和党务工作才是党的工作吗？怎能给人下这样的结论？”他还捏造说：“在农委工作时，就先后发现大青和高坎，提出叮作典型培养。后来市委知道了，也派人下去，结果把这作为市委的发现了”。以之明目张胆地向党组织进攻。1953年沈阳市农委拟选苏简同志为出席市党代表的代表，他不同意，而拒绝参加支部大会去看电影。他对党内民主会有这样的解释：他“对是级提出的意思，无论对与不对，只要一提出来，上级就应采纳执行纳执行”否则就是不民主。
会军不仅恶毒地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诬蔑党的组织和领导，歪曲党的民主生活，利用鸣放时机，向党全面翻案，而且还作了长远的反党计划，例如，他在写完“学习哲学思想总结”后，对几位同志说：“我学习回去后，一年不讲话，不提反面意见，到那时谁若是说我会军进步啦，我就说操你娘！”
会军，男，三十七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工10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入党。入校前任沈阳市物资供应局副局长。
会军的狂妄自大，目无组织，在党内“横冲直撞”，攻击领导，对抗组织的行为，从他的历史上看来是一贯的。1940年在平北挺进军九团工作时就不满意团长和政委，他说：“我早知道共产党有你们这些人，我就不来丁。”1943年在挺进军八团任宣教干事时，与团政委对抗，政委要他作半年宣教工作总结，要他写通知，他都拒不执行。政委曾罚过他立正，给过他警告处分。1943年在挺进军十团工作时，关于提高党委职权问题，他对十团及十二分区政治部不满。1947年在怀来县八区任区委书记时，因修改税务问题，与县委书记大吵并说县委主观，不会执行政策，因而被下枪。1947年送他到冀热察党校学习时，小组给他作的鉴定是：“严重的英雄主义地比观念，老子天下第一，错误是别人的，功绩是自己的，企图自杀脱党，抓住党的一点缺点进行公开反党是一贯的严重的，嫉妬傲上……1943年党曾给予警告处分，自己不但没有克服，而反党事实更加严重………。”1950年在沈阳北市区任区委副书记时，区委书记让他在中苏友好会议上讲话，他即对区委书记发火，说区书是“谬论”。
对于曾军历史上这些攻击领导、对抗组织的行为，当时的党政领导都曾进行过种种批评和教育。他不但毫无悔改，而且还借此次整风大鸣大放的机会“喊冤”，“全面翻案”。进一步对我党的干部政策、民主制度、组织领导、党的生活等，进行恶毒攻击和污蔑。由此可见，曾军的反党言行不但是一贯的，而且是屡教不改的。
曾军在鸣放时期表现特别活跃，“敢说、敢讲”。当学校决定留下整风时，他突然表现消极沉默，不大发表意见。在讨论学校发下的八个问题时，表现草率过关，影响组长职责。进入检查右倾思想时，他没有什么自我检查和批评。当指出他的错误严重和看了地区鸣放会议记录时，仍坚持“一贯正确”的论调，否认记录中的主要事实。经批判后，口头上承认错误，但避重就轻，把具体情节抽象化，把大事大非问越简单化，把一些无关重要的事情复杂化，重要的事实却矢口抵赖，想蒙混过关。再经同志们谈话、批评，在第二次检讨时承认记录基本是正确的，但空戴帽子，没有接触思想，没有主动暴露一件错误事实。近两个月以来，支部和小组同志们为了挽救他，对他进行了反复的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他虽然也承认了一些反党事实，但对一些错误事实，仍采取不老实态度，企图大事化小，诡辩抵赖。
××××
注：曾军在小组鸣放会议上向中央建议发言提纲，其中第四条写着：“进一步明确德、才，政治觉悟高低（中央早已明确）思想意识好坏、组织性纪律性强弱—和干部评级的统一标准—现在是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标准”。会军在鸣放时并未提到“中央早已明确”。但既然认为中央早已明确，又建议中央应明确、统一规定“德才”（包括干部评级）标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39期，1957年10月27日。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