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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阳县“中右”分子--高元让的小组批斗会实录

日期:1957-10-29 作者:[待确定]

【反右中不仅批斗“右派”和“极右”的文章帽子、棍子满天飞,对“准右派”——“中右”的批判也大抵如此。从南阳党校副校长位置上离休的高元让老先生,保有当年的小组批斗会记录】

第一次批判会

时间:1957年10月29日 地点:宣传部会议室

参加会议的人员:讲师团全体人员和宣传部几位科长

领导:高元让,你划为中右后是不是有一种侥幸过关思想,认为自己的身份确定了,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到此为止了?

高:没有,我有自知之明,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又受过9年封建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深感自己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怎敢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领导:真的没有?

高: 真的没有。

领导:没有就好。高元让,你明白组织上为啥把你从西峡农村召回,参加今天的这个小组批判会吗?

高: 不明白。

领导:真的不明白?

高: 是的!

领导:高元让!我老实告诉你,叫你回来是让你接受组织上新一轮审查的,这次审查叫“反右的第三阶段”,也叫“深挖右派”阶段,所有的“中右”分子都是这一次的“深挖”对象,对此不知你有啥想法?

高:有啥问题交代啥问题,力争一次性坦白检查过关。

领导:你不要糊弄党和人民,正告你高元让!组织和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也知道省里包庇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潘复生已经靠边站了,你们的大靠山没有了,望你丢掉幻想,彻底坦白交代问题。

高:我确实在大鸣大放中犯有错误,不!应该叫罪行。关于这一点,9月以来我多次在反省检查中坦白交代过,这里不想再一一重复。挖着心窝说,一个多月来,我思想深处确有“想不通”到“想通了”的自我转变过程。开始也曾感到很委屈,觉得仅仅因两张大字报中个别措辞不当就否定我十来年参加革命后的一贯表现,是以偏概全,抓着一点,不及其余,新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错误地认为自1949年3月参加革命以来,无论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合作化等各项中心工作中,本人都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反右开始在批判南阳第一个右派刘耀南的过程中,绞尽了脑汁,昼夜奋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把其批判的口服心服,多次受到孙鼎副书记的肯定和表扬。1951年2月我就加入了共产党,26岁就成了南阳地委讲师团的副团长,在我们的家族中多少代中也没有出过像我这样的副县级干部,共产党对我的知遇之恩如同再造,这如果不是世界观发生的根本转变,地委是不会委任我为讲师团副团长重任的。

至于那两张错误大字报的问题,虽然口头上承认是反党行为,但内心深处总认为当时的出发点确确实实是“响应党的号召”帮着党整风的,是被动鸣放的,对因之就成为中右的组织处理一是意想不到,二是接受不了。不过,这些错误思想很快就消失了,逐渐改变为,这看似坏事,其实是好事。想通以后在农村这段时间里用干重活和忘我工作的行动来改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以上是我这一个多月来思想改造情况的汇报,也算初步的坦白交代吧?

领导或批判者:是的!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对你的反映还真是不错的。这很可能是你的伪装和假积极蒙蔽了他们,你不要为此就翘尾巴。我们今天要说的问题是,对于乘大鸣大放之机恶毒攻击党之事,你总欺骗我们说,自己的出发点确实是想帮着党整风的,果真如此吗?大家都知道,历史反革命兼极右分子葛清轩在地委科局长会议上,大放毒素,把党的粮食政策和地委领导们都说的一塌糊涂的时候,是谁在地委机关中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葛清轩的大字报?是你高元让!谁在众人面前一次又一次地称赞葛清轩的发言尖锐、有力度?是你高元让!张用璋的反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后,是谁看的遍数最多,还是你高元让!可见,你早就和右派分子们如出一辙,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对此,你为什么一直不敢痛快淋漓地承认,避重就轻呢?

高:你们说是我的思想深处有问题,称赞了葛清轩、张用璋的大字报,这可以查一查当时的会议记录和地委整风简报,看一看孙电如和孙鼎两个地委副书记,当时有没有称赞表扬诸如葛清轩、张用璋这些鸣放积极分子的话?挖着心窝说,我当时也不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而已。

领导或批判者:你怎能和地委领导相比?领导那是叫“引蛇出洞”,或者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你则是误判了形势,原形毕露,所以你必须从思想根源上寻找原因!

高; 记得前几天我就这样地坦白交代过,可是你们总是说不彻底、以至于我无所适从,不知道咋说好了。

领导或批判者:想当初,也就是你那张反党大字报出笼的时候,赵玉岐、王廷爎和你是何等的得意忘形呀!在饭堂里,在座谈会上,在办公室里,都是你争先恐后地发言提意见,还有那张“叶公好龙而又怕龙” 恶毒攻击地委领导的大字报,也是出自你的毒手吧?

高: 准确地说是由我执笔,具体内容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出来的。

批判者:一派胡言!明明是你、赵玉奇和王廷燎你们仨人的“杰作”,与讲师团别的人何干?

高: 我没有推诿,你们说我是主谋就是主谋吧?这件事当时全团26个人都清楚,你们也清楚。

批判者:你高元让还想抵赖是不是?是想让我们帮助你修理修理态度是不是?

高:我没有抵赖,或许我记不清了,确切地说我在这张大字报上也动了一番心思,有点哗众取宠。

领导或批判者: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高元让对党有意见,有在西峡没有得到提拔的诱因。你内心深处一定认为,西峡县委机关的干部队伍中,论文化程度和写作能力,自己当是出类拔萃的。可论政治进步,几个大老粗干部却超过了你,因而由怨气、不服气到对党不满:还有你爱人和你推荐的张静波的入党问题也没有解决,更增加了你对党组织的不满情绪,是也不是?

高:你们这样对我“诛心”,让我无话可说,因为以上问题也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我要说的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本身就刻下了很深的阶级烙印;又出生在旧社会,长期受封建传统文化的毒害,自知脱胎换骨的任务很重,从不奢望升官发财,出人头地。所以,你们说的我对党记仇,伺机报复的事情,打死我也难以接受。

领导或批判者:你是光承认犯罪的具体事实,不承认驱使犯罪的思想动机,这好像是反右以来右派分子们的共同伎俩。不过,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两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可是铁证如山,不说个清楚,休想过关!

第二次小组批判会

时间:1957年11月23日 地点:地委宣传部会议室

参加人员:讲师团全体人员和宣传部几位科长。

领导:今天这个小组批判会还是老题目,就是要高元让彻底坦白交代炮制毒草大字报的过程和思想动机。会议的开法是,先让高元让自己坦白交代,然后大家可根据坦白情况,主要看其态度的诚恳度,有的放矢性地进行发言批判。为了开好今天的批判会,除要求高元让按照事先给组织上反复表态的那样,诚恳交代所有的犯罪事实外,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定要遵守会场纪律,听从会议安排,在高元让坦白交代时,不要乱插话和乱发言,更不要动辄就高呼口号,也不要采取罚站、用手按头等变相体罚的做法,要知道我们是教育干部的地委讲师团,在这方面要为人师表,不能跟基层单位的斗法一个档次。能遵循这一点吗?

全体与会者:能!

领导:大家表态的不错,相信这次能够真正做到。下边责成高元让继续坦白交代问题。

高: 我今天检查的题目是,“大鸣大放中所犯错误的自我检查”,第一个问题是,错误事实或者说罪恶事实。

在“讲师团一言难尽”的大字报中,有一句刁难地委领导“烤焦砖”的话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吗?”现在看来,地委领导们说的没错,确实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本人由于政治学习没有跟上,孤陋寡闻,闹出了鲁班门口耍大刀的笑话。高:第二个问题是,批评地委领导“吃中灶,搞特殊化”。“完全撤销中灶”是我提出来的,这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头脑里作怪的表现,反动透顶。其目的是妄想通过取消“中灶”,搞垮出生入死,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干部们的身体,以达到削弱共产党领导的罪恶目的。

领导:不要光扣帽子,要坦白交代实质性问题。

高:“鸣放督战队”质问讲师团后,我和赵玉岐、王廷爎交换对中灶的看法时,王廷爎和赵玉岐先是主张保留中灶,而后又对现在吃中灶中的混乱状况提出“抗议”,情绪很激动动。他俩说,如果仅副地级以上的领导们可以享受中灶的话,那处级干部只能在大伙上吃饭,不是副地厅级干以上的干部即使他们的夫人们也不能享受。现在不要说不少处级、副处级干部经常混到中灶上吃饭,就连领导干部的保姆、通讯员都经常在中灶上吃饭,这太不像话了。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说,既然革命时期实行的是官兵平等,师长以下的首长都不吃小灶,现在革命胜利了,还应该继续发扬官兵一致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传统,据此地委应主动取消中灶。我的取消中灶的意见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笼的。后来孙鼎副书记说,取消中灶的事情不急,地委还要看一看外专区,请示一下省委再定。王廷燎认为这是缓兵之计,便说孙鼎副书记“强奸了民意”,我改成了“不执行机关代表大会做出的取消中灶的决议,应该深刻检查”,措辞虽然温和一些,真实意图还是要取消中灶。

领导或批判者:同志们,大家看到了吧?在中灶问题上,高元让是多么的狡猾、阴险和恶毒,连右派赵玉岐、王廷爎都主张保留中灶,可他却坚决要取消中灶。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高元让内心深处比他们更仇视新社会和执政党,把地委领导们本应该享受的生活待遇也当作特殊化来看待,当作“三大主义”来声讨。在高元让看来,地委领导们各方面都应该跟他一个样子,最好工资也比他低,吃穿住都回到解放前穷苦人都揭不开锅的生活水平上,他这个地主崽子才心安理得,才能实现心理上的平衡。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透过现象看实质,高元让等人反对吃中灶只是个伎俩和幌子,其实质是从小处入手以达到搞垮南阳地委的罪恶目的,大家说是不是呀?(是的!与会者一致发声)。

高 :第三个问题是,“讲师团一言难尽”的反动大字报也是我炮制的。大字报中“问君能有几多难,日日夜夜说不完”,“又叫马儿跑,又不让马儿来吃草”,“没娘的孩子难处多”,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尚有勇气培养费尔巴哈,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也曾有重视培养思想家的事情,而地委却不重视培养理论教员”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反动言论,我不仅是赞同者,更是始作佣者。

高;我坦白的第四个问题是,我在大鸣大放时期进行了哪些反党活动?

1、我在讲师团主持工作的副团长赵玉岐指示下,组织召开了只有王廷燎、魏楚模我们3人参加的“搜集鸣放材料准备会”,并对已经确定为毒草的大字报具体内容起了重要的参谋和敲定作用。

2、我在孙鼎副书记主持召开的“鼓励大鸣大放座谈会”上,让孙鼎副书记转话给林晓,说林晓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处理人民矛盾总方针”的说法是错误的,很不慎重;还说德国资产阶级尚有勇气培养费尔巴哈,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也曾有重视培养思想家的事情,南阳地委却不重视培养自己的理论教员。这是钻牛角尖,讥笑地委书记不懂装懂,不学无术,刻意丑化党的领导!

3、我不仅亲自到街上买纸笔和墨水,主笔写了“一言难尽”和强烈要求“取消中灶”两篇十分反动的大字报,还对讲师团其他同志,如朱天顺与宣传部马采凡合写的“谈稳重”等火药味浓的大字报点评说:“炸弹”,“击中要害”!

4、站在反党的立场上,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如,有的同志提出:“理论教员提意见时应该客观、全面,不要抓着一点,不仅其余”,这本是提请我们防止偏激的铮铮之言,可我却把它当作“泼向鸣放提意见者的冷水”,抵触整风的“冷嘲热讽”。记得我在会上为此强调说,整风就是要给党提意见的,而不是让大家为党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还说过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找不得了的话;还说过,专署秘书主任葛清轩不愧是参加革命20年的老同志,在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上有高度的一致性;说税务局揭发徐河济副部长爱人虐待前妻孩子的事情问题严重,根子还在徐河济这个现代陈世美身上,地委组织部对其带病提拔重用,应负失察之责;说专署科长们尖锐批评地委、专署领导们在吃药方面“很不自觉”,大搞特殊化等,我也曾表示出了赞同和支持。

由于高元让“挖着心窝子的深刻检查”,领导说啥就是啥,这一次终于过关了,中右的身份没有晋级,从他身上见证了逆来顺受哲学在反右中的成功运用。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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