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0 作者：广西师范学院, 黄现璠
广西师范学院、黄现璠在农工民主党市委召开的中小学教师会上他曾说：一个人入了党(中共)猫也变成虎。
黄现璠看了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省因灾造成农民大量逃荒和死亡事件给予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在报上发表后说：“你看了报纸没有？这真岂有此理，就这样撤职了事，真是官官相护”。
6月5日晚上当被右派分子所掌握的鸣委会被多数同学否决后，他质问人事处处长说“你们党团员不说话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说话，越说越糟”，在历史系教工鸣放会上说：“骂你们(指党团员)祖宗三代、党团员也不要讲话”。
在师院农工民主党支部会上他说：“无能的人虚心也没有用，能力强的人自高自大我也服气”。
鸣放中在历史系教工座谈会上他表示反对党团员向组织会报，他说；“我在图书馆工作讲了一句话，第二天院领导就知道。”
6月9日的院务会议上的发言：“……我有说明，孙恩远要学生注意我，是注意我的政治言论，而非教学问题，如果一个全国人民代表被注意和被监视又有什么区别呢？党相信我，学院不相信我，为什么”？
黄在田东县对人说：“田东县四个正付县长都是共产党员，这种情况不正常，难以进行工作”。“要求增加党外人士当付县长”。
6月5日在学生“自由鸣放”大会上，他发言说：“某些农村中不识字的党员做校长，农村中和县委的党员好象皇帝一样。……把共产党员当成万能论是不对的，只可说某些方面认识不同而已”，黄对人说：“乡下的党支书都是山霸王，山高皇帝远，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黄经常把领导说成是“老爷”把上级指示说成是“皇朝圣旨”又常说“上面动动咀，下面跑死狗腿”。
他对人说“有些人入了党团、自以为了不起、他们以为可以靠党吃饭，可以不靠民族。我就靠民族，我对他们党团员恨透了”。
黄曾说：“省民委付主任梁华新还不是打游击出身的”他认为这样的同志不能作领导。
黄在田东县曾三次以上问该县付县长是否读过初中当他知道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时，他便冷笑地对她说：“大学生的县长领会问题才快呀！我看你要学习，学习”。并讽刺她说：“你文化低，不要当付县长了，要大学程度的党外人士来当县长”。
黄在田东找该县付县长说：“我是僮族、又是人民代表、我对你很关怀，你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你现在却不过是个付县长，真是大材小用，别人提拔可快呀”！企图挑拨老干部对党的不满。
黄到隆林各族自治县视察时，开始硬要该县省人大代表黄爱莲跟他一块去，后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说：“共产党员就是这号人，文化低，无工作能力，有什么用”？到百色时，知道百色县人委一个秘书是僮族，就想要他帮忙一下工作，后知那秘书是党员就不要他了。
1957年6月6日与史本同学说：和他工作的党员秘书什么也一懂是多余的。黄说：“打游击的革命干部对於业务领导不熟悉”。攻击梁院长说：“连我的脚板都不如”。
黄现璠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研究，他经常在同志们中间打击民委的威信，说民委不懂业务，不能领导调查组的工作。
6月11日师院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黄说：“我视察过田阳等县，这几个县的校长都是初中水平，什么也不懂，领导很薄弱、有一个中学校长看见一个学生看“关关雎鸠”他还责骂学生还看这种落后反动的东西。有些县里的中学处於三不管状态，问县委，他们说管不了。这也是实在的，初中水平的县委书记，怎么能领导大学毕业生，有的县委委派校长，没有经过县人民委员会，这是否好，这个制度是不好”。
曾说我院的三个领导同志都是“打出来”的(意即大老粗、不学无术)。
党是党，学校是学校，学校不能为党委所包办代替，他曾对田东第一中学校长说：“百色地区(特别是百色县)党委随便委派教师，这是严重的党政不分，党包办了一切，你们田东是否有此现象，要揭发出来，我到中央去驳他们。”
6月11号师院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上造谣说：学校的党委制问题，值得考虑研究。毛主席在首都与各民主党派人士谈话时也谈及此事。
6月11号师院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非党员作(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长、有职、有责、有权问题、现在一般说：非党人士作负责人的都是傀儡，全国都是如此，我们要做到有职、有责、有权、如农院孙院长说，人事我没管，经费我没管、只管科研，昨天我到农院、他们说孙院长要派一架车到桂林接农业部一个干部，但非经陈副院长(党员)批准不可。
在百色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说：“三反、五反、以后政府工作人员不一定变好了”在隆林沙梁区他分别找三位付区长谈话，开口就说他们是有职无权的，还说“这些我见多了，很多地方的区委都是山大王”。黄在百色视察当秘书介绍，一个民主人士的付县长和妇联主任和他谈话时黄摇摇头说：“不要他们他们只会歌功颂德”。
1957年、6月6日对史本二同学说我“解放前国民党的时候还是当教授还是吃饭，现在我还是当教授还是吃饭，你共产党不来我还不是有饭吃”！他恶毒地攻击党不信任他，说“刚解放不信任还有话可说，为什么现在七、八年了还不信任呢”？
他非常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在农民主党中，一贯主张组织大发展，主张“遍地开花”
并曾气愤的说：“如果中共党员今天认为民主党派仍是老样子，他就根本不能团结我们”他积极籍彻了章伯钧的“遍地开花，发展落后”的方针，并说他所以这样做是(1)觉得农工人少没有势力、(2)党发展大了就没人敢欺侮了”。
他在师院作了两次关於民族问题的报告时，“你有你的地方，我有我的地方，如不成立僮族自治区，僮族人民不给你通过他的地区怎么办”？又说：“僮族地区有丰富的矿产，他不给你开又怎么办”？没有我们少数民族的合作、你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再则、汉人以前席地而坐你们现在坐的凳子，都是我们僮族人民首先制造出来的。据说棉花是首先在僮族地区种植的、后来才传到汉族地区去”。黄就据此得出结论，“没有我们少数民族，汉人连裤子也没有穿”、今年二月，广西日报约他就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发表意见写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用很大的分量，从秦汉讲起，详征博引、突出地论证广西是僮族首先开发出来的。
有一次黄现璠到广西天等县去时，他说：少数民族地区大，物产丰富，少数民族有文化广西铁路大部分是在僮族地区，我们不让你汉族通车也行，如果汉族不尊重少数民族、走路也困难，我们僮族大学教授也有几个，大学生也不少。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僮族自治区之前、他说：“要是不成立自治区、我们不给他们开矿开车，看他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这里所谓“我们”是指僮族，所谓“他们”是指汉族。)
他常对人说：“广西只有一个省长是僮族人，其余的付省长全是汉人，由汉族包办了，这象什么话？”因而就说：“什么机关民族化，还不是汉人在搞的”。
黄对广西僮族自治州党委书记冯寿天同志(汉族)非常仇恨，据黄自己说：“冯寿天同志曾讲了这么一句话：汉族干部能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就叫做机关民族化。因此黄非常恨他。他曾说：“大民族主义比地方民族主义还要不好”。
登载僮族自治区改为桂西僮族自治州的事，用小小的标题，极为简略的报导，这是该报没有把我们僮族放在眼里的具体表现，我们僮族对此非常愤慨，”又说：“汉族开口闭口帮助少数民族，我听了帮助二字就不舒服，我在中央某次会议上就反对帮助的说法。”
黄在田东县直属机关干部和学生的集会上他说到师范学院教务长作关於普选的报告，他对报告中的“汉族要照顾少数民族”当场予以驳斥，要教务长马上停止报告，他说：“用不着你们照顾我们，我们少数民族过去和现在都不需要你们的照顾，没有你们的照顾我们也一样地存在。”
黄曾说：“冯寿天作为州委、高级干部，但对什么是机关民族化都不知道。”冯说：“成立了自治州，就是有汉族干部在里面工作，这都是机关民族化了”。你们看好笑不好笑，简直是谬论，所以你们不要以为高级干部了不起，我就看不起他。我信的只是党中央。
历史系成立少数民族研究室时，领导上要配备一些助手给他他就强调一定要少数民族，尤其是僮族的人来当。并说：“一定要绝对服从他才要。”
还说：“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才能体会民族政策。”
黄到百色视察时、在干部中公开说：百色地区工委主任×××不行，没有文化，如不是僮族那能当上主任？又说付州长，省民委付主委×××没有能力领导，应彻换掉。
3、挑拨僮族和党及汉族之间的关系。
他说：“全国都解放了，只有我们僮族还未翻身。我们600多万僮族的生死命运抓在几个汉族干部手里，僮族自治州非誓死力争不可。”
“黄说过去少数民族都被压迫今天还被压迫”。又说：“汉族子弟读书是提高文化，僮族子弟读书，不仅要提高文化，还要争取政治翻身”。
黄到田阳视察时，曾公开地对那里的干部和学生说：“我们少数民族的生活还很苦，没有饭吃他们(指汉族)不管”。“你们的祖宗流了多少眼泪，你们懂吗？所以大家要争气，要向汉族讨还血债”。“你们现在太老实了，不象我过去那样，你们不晓得，现在你们读书，除了提高民族文化外，还要争取民族政治自由。黄到天等县视察时，在干部大会上公开演讲说：“南下干部不尊重本地干部，不让他们再在僮族地区工作”。“我自己体会，有我们自己的人来负责我们本民族的工作就做得很好，外边来的就不行，语言不通有什么用”？黄在大新县对当地僮族干部说：“今后县委书记都全部由僮族来当了，汉族的通通要他们回去”。
此外，他还认为所有的汉族干部都有大民族主义思想，”并说：“你们人多，举手通过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讲”？
黄在大新曾对人说：“现在是我们发言的时候了，今天你们不说难道还要别人骑在我们头上吗”？“你是僮族要争气，汉族同志不会真心帮助我们的”。“我青年时代在中学读书回来，组织我那里的青年结个青年社，团结起来反抗汉族的压迫，谁敢欺侮我们，我们就同他干、告状、你们这些青年人，虽然读过大学，实在没有一些政治头脑……”。
黄曾对广西日报一编辑说：“告诉你的领导他们掌握僮族命运已不久了”到大新时，曾对该县僮族干部说：“你们看；你们县现在还给汉族人当银行行长，难道僮族没有人能当上。？你们应该闹、怕什么？”
僮族地区地广物丰，矿产多，但政府没有在这里办工厂，光在这里取材料、原料、不给少数民族利益。
桂西僮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没经过大家就决定，没有民主，黄对广西民族学院研究室主任也很不满，因他是汉族，硬说他不行，未掌握什么资料，说不上研究。
黄到各地视察后又造谣说：“政府不供应粮食给僅族唱歌圩用。”他以替僮族“告状”后“激昂”的说：“看看我黄代表，说得到就做得到。”黄曾说：
“汉人欺侮各少数民族太甚了”“少数民族落后是汉族人所作所为……的等，有一次在课堂上怒气冲冲地这样说“汉人把少数民族看作犬牛”，其实汉族人又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懒汉、无赖汉、光混汉、汉奸”。“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曾说过汉族是畜牲，现在我们少数民族也是看不起汉族的”“我们少数民族首先要把财政权拿过来，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黄曾对人说：“我到中央开人大，周总理问我对桂西僮族自治州有何意见，我说意见很多，最大的就是财政不民主，于是周总理才同意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又说“如今后不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你们可以问我要：我黄现璠讲得到，做得到”。“桂西僮族自治区所以改为自治州，是由於省委书记陈漫远是汉人，不关心僮族的结果，而别的领导同志怕讲了话会受处分，只有我向周总理告了一状，中央才打算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1955年从自治州调几个僮族干部到省里当厅局长时，黄也谈他到中央告状得来的。黄还曾对某教授说：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时，他可能当上付主席至少也当上僮族大学校长。
黄在人代会上承认“如果中国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人家要我当广西僮族自治区的主席我当不当呢？当然还是当的”。“企图使僮族人民脱离汉族，脱离党的领导，成一个独立王国，我认为塘中无鱼虾子贵，从中捞一把”
黄对人说：“我们僮族人不只六百几万，钦州北部还有十几万，贵州的布依族就是僮族，把这些部分划归广西，广西僮族就更多了，成立自治区的理由就更充分了”。
5、在鸣放高潮中组织民族联谊会，向党进攻。
师院鸣放时期，黄在师院组织少数民族联谊会，向党进攻当学校未马上批准成立时，表示非常不满，气冲冲说：“先成立起来再说，又不违反宪法，有事我完全负责”有人提出在少数民族联谊筹委里分为联络，事务，文化三个组，黄坚持把事务组改为生活福利组，并说：“福利方面应当有一个讲得话，毫不客气，敢于对领导提意见的人负责，这样少数民族的福利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同时也才能表现民族的自豪感。黄还说：“广西师院大汉族主义严重，广西僮族多，但无僮族大学，学生会一定最少要有一个付主席是僮族”。
1957年6月6日上午他特别抽出一节课的时间与史本二同学谈所谓鸣放问题，他说现在有些经济制度已经不适用了，必须改变，在6月5日院务会议上黄现璠的发言说：“这不仅是整风问题而且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大前提应该放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存在的问题不但是个别党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问题。图书馆派了一个秘书去，教务长不知道，个别人的问题不是这次运动所能完全解决，因为人什么时候都有个毛病……”。6月7日历史系师生鸣放大会上，黄谈到有人贴大字报要某些团委“滚蛋”不满班长由学校指定，由党团员担任时，他说：“你叫他人滚，但他制度不滚，又在那儿，那还不是没有用吗”？
6月11日在中共师院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发言说，“第一，师院人事处，人事科的问题值得注意，现在人事处全是党员，去年提升了一批科长都是党员干部多，党外很少，我们对党员提意见，权在他手上，他报复，如何办好，这不好好考虑，墙如何拆？沟如何填？据我了解，广西三所高校的党员院长的爱人都是人事科长，这几乎是个公式，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同学要求档案公开，他们说这是，生死簿，要求公开当然不完全恰当，但有许多结论性的东西应给他本人看，否则是不能说服人心的。有的同学说：我们快毕业了，如果由你几个团员随便作秘密鉴定，这不是塞死人吗？听说这次呈报一批科级干部名单，但省委没有批下来。如熊深昨天谈及此事难过的流下泪来，梁院长昨天虽然说党员也不能看，但党员不看问题不大。”
在一次农工市委开会以前，黄提到如今的人事制度问题，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6月6日夜在农工师院支部大会上说：“人事制度不取消，我就不提意见，”并说：省里李任仁要写信中央，要求取消人事制度，他表示要签名，说这次去北京还要找李任仁。
主张人事制度必须改组人事科里必须有民主党派及其他群众参加。人事处应由各民主党派组成他说：“我主张改变人事制度……并说它是宗派主义根子，……说“人滚制度不滚”不能拆墙。……并曾做一个提案向全国人代会提出(后打消)……”
黄在英山中学找肃反对象了解情况后，就指责党员付校长说：你们学校肃反是斗争多，解决问题少。
在鸣放时期，一次在大礼堂旁边，有些同学对黄说：“你应该报告中央，农民很苦。”黄说：“我很清楚，我视察了许多地方，有的社一个劳动日只有很少的钱”。
在石墨乡视察时，黄找一贯对党不满的分子了解粮食统购统销情况，听了他们的话就指责党支书说：“你们粮食供应不象话，太少了人不够吃，人家怎样搞生产？想害死人吗？”
黄现璠到扶绥县渠旧镇和当地干部谈话时曾说：“如果说农业合作化好，农民生活为什么这样苦？统购统销好，为什么农村还有人啼哭？”到大新三区和农民谈话时也说：“现在合作化有什么好，国民党时我们可以做生意，可以放债那不好吗”？
黄到大新县时，在一次老人座谈会上黄问老人黄克林，黄克仁说：“你们说共产党好吗”？两位老人都说共产党好，黄则质问说：“你们说共产党好，叫你们参加高级社，田地被他们抓走了，你们一年辛辛苦苦种来的粮食，共产党只给你们四百七十斤，其余统购征购去了，国民党时代任由你们做生意大捞银钱，现在共产党都把市场包下来了，到处有供销社，把农民做生意的门路都封起来了，你们一年就穷到头，在国民党时代有钱可以放债，一本两利，现在你们想要债也没有地方要你们说共产党好，到底好在那里”？结果挑起一些群众对党不满，甚至有的社员要求退社。
他对56年级同学讲课时，讲到少数民族由奴隶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时，他便说：“用历史唯物主义套不上去”又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念”
又曾说：“读书总比体力劳动好，如种地挖土等，读书没有什么辛苦”他还常说：“读书人是讲良心的”。
55年分配到西北的毕业生临出发前向他辞行时，他对这些同学说：“西北干部少，你们要好好搞，将来可以作大官。”
1953年，黄现璠担任史专一中国历史文选，油印一份中国历代帝王世系表给学生，这个表是解放前某书店印的旧表。黄现璠把它原封不动的照印，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起至中华民国止。末后并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去。
来源：《广西师院右派言论汇编第一辑》(中共广西师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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