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0 作者：广西师范学院, 林焕平
广西师范学院、林焕平他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说：
“本省文艺界的内部矛盾也是很尖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严重的宗派主义对戏剧艺术的摧残和伤害。
一两年来，观众越来越感到省内的桂剧、话剧、粤剧、京剧，进步很慢，其中桂剧进步之慢，尤为显著。戏剧艺术为什么这样落后呢？根据最近陆续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省文化局秦似付局长为首的宗派主义对於艺术力量的摧残和伤害所致。省文化局对全省的戏剧工作缺乏明确的政策领导和思想领导，造成全省桂剧艺术的停顿状态。对粤剧则几乎是放弃了领导，全省艺人想进步而无法进步，这是当前艺人最普遍的苦闷。在桂剧艺术团里，宗派主义者拉拢一些人，打击另一些人，使有些导演无法工作；使有些演员几年来几乎无戏可演，使不只一个的有名演员被压得想自杀，并且扼杀了不少脚本。对话剧团也有同样的情况，使该团陷于支离破碎的窘境。省内的艺术人才本来比较少，可是有许多位有一定艺术修养的干部，都先后被打击得意气消沉。宗派主义者又不准批评，认为对他有意见，就是反革命。又认为争鸣只限于学术性的问题，不准牵涉个人问题。于是近几年来，文艺界许多人都敢怒而不敢言，有冤无处诉，到这一次中揭发出来。文艺界同志认为这个盖子不揭开、不解决，文艺事业是无法前进的。
2、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软弱无力
这也是艺术界一个普遍的感觉。大家认为文艺处对文艺工作有一定的支持。是热心的。问题是文艺处本身的政策水平不高、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文学还稍注意一些、做了一些工作，有一定成绩。对桂剧、粤剧、音乐、美术、简直就不重视。桂北有十四个桂剧团、桂剧该怎样提高？向那里发展？文艺处极少研究。桂南也有十三四个粤剧团，文艺处就简直不大注意。全省音乐工作和美术工作。文艺处从未加以好好组织和领导。南宁是省会所在，从来就极少举行音乐演奏会和美术展览会。至培养人才，更谈不到了。如少数民族文艺的挖掘、整理、创作，重视很不够。在省内的文艺思想斗争中，文艺处往往无主见。摇摆不定。是非不明。对省文联的领导，一方面是积极有力的支持不够，—面又管得过多，使文联的负责人难于发挥，而文艺处的软弱无力，又正是反映出省委对于全省文艺事业重视得不够。缺乏积极的支持和领导。
3、省文联的领导很薄弱。不健全，远远地落后于群众的要求，省文联在文学方面，做出一些成绩、过去办“广西文艺”，现在办“洒江”，有一定影响，也培养了若干青年作者，但存在问题还很多。
首先是省文联的负责同志对文联工作甚少过问；其次是省文联内部不团结。干部苦闷至於悲观，想走。却如终解决不了。内部思想领导。几乎等於没有。有许多文艺工作，本来省文联应该和省文化局密切配合来做的，至少在文艺思想和业务辅导上，文联应负些责任。可是一因领导思想不明确，再因省文联负责人和省文化局领导之间也不够融洽，这两个机关极少工作上联系。同时，文联的组织机构也不健全，主要机构之一的创作委员会，只由一位患肺病的同志在管，象在做庙祝一样。音乐、戏剧、美术三部未建立起来，对全省的这三个部门的工作。等於放弃了领导。内部的工作制度和会议会报制度，也未建立起来。工作计划性很薄弱。对各市的工作，从来甚少指示。对全省业余创作，亦未善尽应有的辅导。我来省里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之前，路过柳州，参加过两个小型座谈会，大家知道我是省文联负责人之一，就向省文联提了许多意见，其中甚至有人说省文联是“浪费国家资财”。这虽未免过火，但省文联的工作的确没有做好。我是省文联负责之一，我也应该负责，只好面向群众道歉和检讨。
总之，当前全省文艺工作的关键问题在於克服和清除宗派主义与加强和改进领导，并积极作几个协会分会的筹备工作。只有如此，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繁荣本省文学艺术事业”。
又说：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我想对科学研究问题论几句话。
在科学研究上，也表现出领导和被领导的相当明显的矛盾。
由於中共广西省委会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对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思想上重视得不够。因而省里各个高等学校和中学的领导对开展科学研究也就重视得不够。广西日报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在这方面也未善尽它应尽的责任。同一个作者的著作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只印一两千册，在省外的出版社，则印三五万册。整个省内缺乏学术空气。各校对於开展科学研究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辩证关系，似乎认识不足，把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无形中是压抑了科学研究。广西师范学院上两个年度的仪器设备经费上缴给国家；这个年度科学研究工作稍为开展些了，向省里要科学研究经费，却不给，农学院的教授在做科学研究，领导却不了解，反而指责教师说：你们说忙，忙什么？通通不够工作量。科学院拨款给医学院一教授进行科学研究，由於各种困难和阻碍三年尚未完成，领导说是“招谣撞骗”。去年“摩尔根遗传学会”举行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讨论会，广西却未派一人参加。不少县市教育当局把个别教师花稍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就强调指责为普遍的偏向，妨碍了中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梧州市的医生用心学业务，中共梧州市委宣传部长却批评他们单纯技术观点。而有一个医院的院长给三个病人开刀就死了三个人，却满不在乎。
这种情况的产生，和领导的不熟悉业务也有关系。首先省委对於科学研究和文教事业的业务，就有加强学习的必要。
以各个高等学校来说，党政领导和教师之间的不易按近，业务知识的悬殊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三句不离本行，不同行，共同语言就少。学校党政领导努力学习业务的固然有，但爱闲聊、好玩往往打麻将、打卜克打通宵，浪费宝贵时间的也大不乏人。因为不懂业务，就不易体会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顾颉刚到广西来，有关方面向一间高等学校建议，可否请顾先生去做报告，该校负责人说：顾颉刚？他是什么？我不认识他，不请来作报告就算了。后来有教师告诉他：顾颉刚之五·四时代有名的历史作家。那位领导说：五·四时代的人太老了，算了吧。这样，我们能奢望他们真正在思想上重视科学研究吗？
毛主席曾屡次号召我们钻研不熟悉的业务，三年五年钻下去，从外行变为内行。我想，这该是我们的座右铭。”
在去年五月桂林市青年业余创作工作者会议上，林焕平继文化局长作了总结之后就说：“只有省文联创作小组才能领导创作。”
他在市文联说：“郭其中(按：市文化局长、党员)，既不能唱，又不能写、不能画、他不能领导文艺界。”
他曾对人说：“桂林市文化局和桂林专署是违反政策的，官僚主义严重，”又说：“你们的意见，我已经向上面反映啦！市文化局不敢不给解决，市文联快成立了，那时所有的职业及业余剧团，都归文联管。过去市文化局乱管是错误的，今后他们最多是辅导一下艺人的政治学习和剧团的行政工作。”
他曾对人说：“桂林市的党员60％以上不懂政策，文化局的危机到了，你们要出力。”
他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党领导的前广西大学，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把西大办得一团糟。对党提过意见，党还不肯改进。例如西大曾有一年多的时期内，连个专职教务长都没有。”
林焕平曾说过：“我们广西师院的三个院长，都是高高在上，没有一个是领导教学工作的。”
林焕平曾说：“党对知识分子是光使用，不培养”又说：党对积极分子是背后批判，对落后群众是不理睬；党政领导不接近群众，如像天女下凡一样。”
他在去年省政协大会发言说：“例如广西师院的工资改革，由於省里既不深入了解师院的真实情况，又未对省内各高等学校的工资改革作适当的平衡，只是教条地抓住一个死的指标，就使师院的工资改革发生了较大的偏差。一位四十年教龄，曾做过八年专科学校校长，古典文学专家的老教授，只被评为四级，有两位教授，一位副教授，两位讲师都评不到各该级的最低薪。有些教师应该评高一级甚至两级的都为指标所限，被拉了下来。本来已经偏低的师院教授们的工资，这样一来，比起其他省市的，就更加显得偏低了。也低于农学院和医学院。在师院的工资改革中是体现不出重视高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同时，工资改革是从四月开始的，而在四月份以后，师院从中学调来了六十多位优秀教师，他们是由原校评工资而又摆在师院的“指标”之内，这也是不合理的。这些都不符合工资政策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的。虽说工资改革是逐步的求其合理，教师们也不会计较工资的多少。但有可能作适当的调剂与平衡而作得较为合理，却因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弄成偏差，就难怪一件欢天喜地的好事情，只换来了不少人的沈默。”
他在广西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说：“宗派情绪，在有些机关里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学校的工资改革中，有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说：是根据革命经历来评级的。也有领导干部有恩赐观点和平均主义的思想。这是与中央根据教学成绩、工作成绩和学术水平的指示不相符的。还有对非党干部不够信任的情况，如有机关的领导人对有经验的秘书不够信任，却叫刚在学校毕业的团员女哇哇干部代自己签署公文；有付职的党员领导干部对正职的非党领导干部不够尊重，甚至把他当傀儡；也有对党员提拔得比较快，对非党干部提拔得比较慢的现象。………”
他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说：
“自从去年初提出知识分子问题，跟着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有很大改进。今天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拥护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都是爱国主义者。工作是肯干的但这并不是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斗争的恐惧情绪还有残留。隔膜还是存在的。有教授说，旧知识分子象有失掉爹娘之感，总是挨整，因而不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主人，很象只有党团员才是新社会的主人似的，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缺乏共同的语言，彼此之间的生活硬化。所以产生这么一道墙。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不够，靠拢党的主动性不够，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於党方面。这有两方面的表现：
其一是某些党员的严重宗派主义情绪。他们总是以为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你们坐享天下。有人就这样对知识分子干部说：“我可以不给你饭吃”。也有人这样说：旧知识分子有一股旧社会的臭味儿。更有人说：工资改革是根据革命经历的。他们总是以阶级出身来和知识分子划清界线，认为你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的人，总是有问题的。因此他们就总是只看到知识分子的缺点，看不到知识分子的专长和进步，并且是用显微镜来看知识分子的缺点。某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就把中小学教师当奴仆来支使。党员吃饭同桌，打麻将同台，看电影排排坐，嘻嘻哈哈有说有笑。碰到知识分子只是点点头，有的连头都不点。有些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士可辱，不可杀(这是把古语调转来)；阿谀者爱之，多提意见者恶之。”这就使有些知识分子感到很象生活在冰窖里。
其二是某些党政领导的粗暴和压制的态度，使知识分子感到难以忍受的苦痛。理论不必多谈，且举几件事实：
进修学院从医学院调去一位十几岁的女医士，热情积极，屡次向学校交涉多要一间房间，想把医务室搞得更合理。人事科一干部对她说，房子不能给。她生气了，冲口而出说：不给，我就罢工。这一下可不得了，学校开了两次职工大会批评她，说她什么立场有问题……。弄得她哭了几天几晚。
去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进修学院为照顾老师时间，给老师送饭吃，今年增产节约，减少工友，不送了。个别教师有点不高兴，领导就在大会公开批评教师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地主阶级思想，缺乏劳动观点。
师范学院辞退一位教师，写了一封不封口的退职书交给这位教师，里面说某某同志水平低，不适於在高等学校教书。这从一方面看来是对国家负责，另一方面却把这位教师的前途毁了。人是发展的呀。
知识分子虽然有缺点，但缺点已不断地在克服和减少中。他们的总的倾向走向进步。一般说，他们并不想升官发财，只希望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和较充分的时间，从事研究，把自己的力量更多地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并不希望“三顾茅卢”，但望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帮助，多一些人情，多一些温暖，如此而已。
以上所说的话，有些同志听了脸孔可能会红一下，古语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的领导相信不会以为这是废话！”
他在教授座谈谈上发言说：“去年工资改革我一直不满意，我当时在上海作了一些了解，曾写信回来提了些意见，我回来以后还提了许多意见。这次工资改革最大的缺点就是教授的工资很低。……我自己的很不满意。我要到处疾呼，工资低有个明显的对比，梁宗岱去年中大请他任教，是二级系主任，假如他来师院，他是几级呢？”“我爱人是大学一年级，在越南中学当过几年事务主任，工龄十几年，来前陈亮说可到附中任总务主任，但到现在仍给她一个办事员的名义。去年评工资时还有人说她的工资高，其实如她去广州起码80元。”
他在语文、历史、外语组教授座谈会上发言说：“院系调整时，我本不想在广西，后感到因工作需要，党对我的信任等等留下来了。第一天，黄副院长找我谈及商研不做系主任，要我到院部来工作，后我到武汉(听苏联专家报告)去了，第一批筹委我没有在内，如说我没有情绪就是假的。当时我想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因1951年写了一本书被批评，想写多一点东西，所以提出不做系主任，后因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师院来说，问心何愧？特别是人不在，工作变了。这是对我自尊心的打击。”
林焕平说：“杨××，饶××两位教授的死实在是由於领导很不关心，对他们照顾不够。长此以往，一年要死一位教授。”
他对×××老师说：“对你能不能提升讲师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大意见。主要是你们自己人(按：指当时党支书)不赞成。”
他对×××老师说：“你的工资我本想提高一些的，但领导上和别人通不过。”
他又对人说：“李×老师的工资实在偏低了”。但他又对党支部的同志说：“学生对李老师的教学意见很多。提高他的工资，其他老师就会有意见。”
林焕平在省宣传会议结束后，即以宣传会议中民盟临时支部主委的身份，用总结民盟临时支部经验的形式，提出了三条反党纲领：
“(一)要结合每一件具体工作，贯彻“互相监督”的方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变过去对党的依赖思想，即总是按照党的意图办事。
(二)象宣传工作会议这样大的事，民主党派最好团结起来进行工作力量就更大些。这次大会虽然联合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但在会议之前，大家并没有很好商量如何在会议中起作用问题，也没有成立组织机构，力量是很分散，要不然，民主党派在这次会议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作为一个政党，我们的政治敏感性还太差。本来这样第一次有党外人士参加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会议，早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十分重视。”
省委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省民盟召开盟组织出席会议的高级会员开会，会上林焕平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执行，似乎画蛇添足、装装花样……省委(指中共省委)是贯彻不够的，民盟作为助手应该放，猛一些，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多联系，研究问题，搜集情况，分别发言，小组讨论中(指省委宣传会议一小组)多贯彻联系实际，发言表示我们盟有分量。……”
在组织路线、组织方针问题上，林焕平认为“对组织路线的掌握从省委到市委都有错误，提“积极稳步”不妥当，加“稳步”两字上去是自作聪明。”
四月初民盟中央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章罗方针。当这方针在桂林市民盟传达时，有人提出难於全部贯激，林焕平就说：“必须百份之百的贯激执行，否则便不革命，民盟的招牌最好取下来。”
他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这次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邀请不少党外同志参加，共同研讨省内人民内部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十分令人兴奋。陈漫远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放，并且说不给讲话，不给发表，不给场所，就没有人的世界。这说得很好。人民日报社论说，只有把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揭露出来，才能够使我们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我想，这该是我们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现在，我根据这样的精神，代表本省文艺界，谈谈放和鸣的问题，主要是揭发广西日报总编辑姚天纵同志对贯澈这个方针的阻挠。
我们认为今天广西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整风运动中，领导是号召放的，但放的决心不够大。大家认为国内许多省市都轰轰烈烈放起来了，鸣起来了。而广西省则似“春风吹不过昆仑关”，整个省落后於国内的形势。
由於领导放的决心不够大，群众还顾虑重重，甚至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说：“省委书记未开口，我们莫先开口”。有民主党派想搞个座谈会，还有好心肠的先生劝告说：别急躁，为了你们，还是慢一点搞好。群众有许多怕：一怕水平低，讲错话；二怕被记上一笔帐；三怕影响评薪和升级；四怕写出文章无处发表等等。领导上又缺乏具体措施使群众相信是放。最突出的事例是“广西日报”的态度。它是党报，过去对於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尽过很多力量，也有很大成绩，这是肯定的。但在放和鸣的问题上，却存在着较严重的缺点。省文联於五月三日举行过一次关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群众揭露的秦似同志的严重错误和文化艺术界的其它矛盾，当场有人说：如果广西日报敢将今天的座谈纪录登出来，那就证明领导是真放。结果连消息都未登一条。这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这样重要，该报事先既未做过舆论准备的工作，开会时也未发一篇社论。开会过了一周，除开幕式外，一切丰富多彩的内容都未报导。在群众的催促之下，到二十一日起才开始报道一些消息。有代表说，广西日报有篇幅登载吃狗肉的文章，却无篇幅登载放和鸣的报导。今年以来，除转载人民日报社论以外，广西日报从未结合本省情况发过一篇放和鸣的社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该报担负着很重大的任务。可是它没有尽到它的责任。我们认为为广西日报解释是没有必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各方面人士提出许多很尖锐的批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登了。上海揭发出具体机关和具体人的问题，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它的领导，文汇报也都登了。我们党报为什么这样地落后於形势？推其原因，首先在於广西日报的领导思想落后於形势的发展。该报总编辑姚天纵同志的思想就是代表，在文艺界第一小组上，有几位同志反映，广西日报的记者以代表资格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姚天纵同志也只许他们来学习。姚天纵同志曾说，毛主席批评陈其通等的文章，他到现在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到现在思想还是不通呢？难道毛主席的批评还会是错误的吗？由於他的“思想不通”，与陈其通同论调的文章倒登了两篇。姚天纵同志又主张不要向党外人士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报告和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会，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并且邀请了各方面的许多非党人士参加，才做这两个报告的，他并且还指示各省市都要这样做，今后都要这样做。姚天纵同志为什么反对这样做呢？姚天纵同志又说文汇报这样地揭露人民内部矛盾是惟恐天下不乱。听说(当然只是听说)毛主席表扬了文汇报，而我们的姚同志却偏偏批评文汇报呢？姚天纵同志的这些话是违反党中央的政策的。我们当初很怀疑，难道我们省的党报的总编辑姚天纵同志竟是这样的水平吗？然而，事情还不止於此。据广西日报记者于二十日在文艺界第一个小组上揭露，当出席宣传会议的广西日报记者们向姚天纵同志会报各小组对广西日报所提意见后，他竟勃然大怒地骂道：这简直是乌龟王八蛋！这简直是想拆共产党的台！？在会议中，不但文艺界几个小组，其他各界各小组也有许多代表都向广西日报提了意见，是不是所有提过意见的人都是乌龟王八蛋呢？到会全体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我们都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精神，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地提意见的，姚天纵同志为什么污蔑大家是想拆共产党的台？姚天纵这样一说，还有谁敢讲一句话呢？这难道和党的政策，和整风的精神是相符合吗？这到底是姚天纵同志在拆党的台呢？还是到会全体同志拆党的台呢？姚天纵同志污蔑我们为乌龟王八蛋的话被揭发以后他曾经威胁传出这句话来的编辑，企图抵赖不了的。还有广西日报六七位记者编辑同志(其中也有党员同志)和小组记录为证。我们要问姚天纵同志，到底知不知道是谁邀请我们大家来开会的？是谁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大家放和鸣的？党领导人民翻了身，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了。骂人民是阿斗，用国民党的作风来对代人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文艺界的同志听到了姚天纵同志对我们的污蔑以后，非常愤慨，认为这不仅是侮辱了文艺界，侮辱了参加宣传作工会议的同志们，也侮辱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已将事件经过联名书面向党中央和省委报告，并分发各报。我们文艺界同志们要求姚天纵同志在大会上当众道歉，并保证不对社内记者采取报覆行为；同时希望省委对此事件作严肃的处理。
广西日报的领导对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竟抵触得这样严重，而省委也没有及时的发现，於以严格批判，造成对党的事业的损失。我们觉得省委对这也应负部分的责任。我们认为这也正是反映出省委的领导思想落后于形势。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不是属於毛主席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之内。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肯定北京和上海的放和鸣的经验是好的。我很佩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有魄力，深入群众，公开向群众说：有墙把墙推倒，有沟把沟填平。上海放得好，鸣得响，得到表扬，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一番话，我是受文艺界同志们的委托来大会揭发的，上下的几个问题，因无时间，作为我个人的书面发言。”
林在省宣传会议工作期间，捏造内部消息，说毛主席对文汇报非常赏尝，对人民日报非常不满，并批评人民日报不应把“教育者先受教育”社论放在“关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前面。林又说：共产党中央是要放的，就是地方党委不敢放。
来源：《广西师院右派言论汇编第一辑》(中共广西师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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