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1 作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八支部, 张宗麟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八支部、张宗麟（注：张宗鳞，男，59岁，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等工作。1942年到解放区，先后任延安大学教育系系主任，北方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高教司、高教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等职务。来校前任高教部计划司司长。张宗麟1927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不久，因“四·一二”事变脱党。1946年5月在延安重新入党。）
1．关于毛主席不拟联任下届政府主席问题。今年5月间，小组讨论主席给黄炎培、陈叔通的信，提出不拟联任下届政府主席，并适当修改宪法条文问题。我说：“主席真英明，比斯大林英明，对全世界影响甚大，不然，将会变斯大林。”又说：“华盛顿当时做美国终身总统不成问题，但他提出宪法中规定，总统连选只得连任一次，所以他功成退隐。苏联宪法规定，主席连选得连任，这是斯大林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当时小组有的同志批评我这种思想危险，我不接受，和他吵开了。
我为什么会发出这样反动言论？（1）我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一直没有改变过来。我认为一国元首，不但不应传之子孙，而且不应终身担任。苏联宪法规定主席连选得连任，我国宪法也这样规定。这样，主席当选后，实际是终身元首。去年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报告以后，对于斯大林晚年杀那么多不应杀的同志，我不从党中央两次“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所指出的“斯大林只是思想方法错误”的方面着想。反而认为他是品质问题，是专断、独裁，是暴君，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好比中国的朱元璋。认为苏联连选得连任的宪法，对他的晚年错误是有影响的。因而毛主席这次提出不拟联任，比斯大林英明，比之于华盛顿了。这种思想是极反动的。我们的政府是党领导的，毛主席不任政府主席，仍任党的主席，仍然领导全国，不是功成退隐。党中央所以同意毛主席不拟联任政府主席，是为着可以减少主席许多事务，可以更集中精力研究全国和全世界的重大问题，是更负责，不是功成退隐、不领导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了。至于宪法，正如列宁所说“宪法是从阶级斗争发展中，随着阶级矛盾成熟程度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应由任何固定的宪法来限制，更不允许引用资产阶级宪法的条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我恰恰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动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制，引用资产阶级的宪法条文，来攻击苏联和我国的宪法，而且认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方法不民主等等。这种反动思想的实质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复辟、实行轮流执政铺平道路的反动思想。（2）我对主席已经不是完全相信了。从前读沁园春咏雪，觉得有“帝王气”，后经范文澜同志解释才得到思想解决。今年年初又读赠柳亚子的诗，比柳为严子陵，我想到主席自比刘秀了。还有前年主席批评邓老农业合作化路线（邓老于54年来高教部报告，大意说合作化主要条件是技术问题，我认为很对），我想过主席只凭各省报告，能够比邓老更熟悉农村情况吗？又，自从主席批评农业合作化保守以后，去年确有不少事件“冒进”了。例如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招生确实多了。又看到电报和报纸登载合作化中若干缺点（如散社退社等），我也认为是“冒进”了。所以我想到主席提出不拟联任，到很及时。实际认为主席若再联任下去，将变为斯大林晚年。这是攻击主席，要主席下台的反动思想。（3）同样，我认为党中央和同志们对主席有个人崇拜。前年主席批评保守，说像小脚女人走路，结果，全国到处引用。我起草1956年高教计划，招生数比55年增加一倍，上级还批评保守，而具体困难很多，如学生来源、基建、经费等等都有很大困难。去年秋季，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件。又，去年在电报和报纸上看到合作化的缺点，也算在个人崇拜的帐上。我曾经想过，这样下去，我党将变为斯大林晚年的联共党，将会促成主席变为斯大林晚年。这是攻击党中央的反动思想。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动思想实质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党和党中央直至主席，要主席下台，为资产阶级复辟、实行轮流执政铺平道路，这与资产阶级右派言论完全一样。
2．关于国务院设十二个副总理和机关高等学校设若干副职问题。小组谈到薄一波同志任副总理（日子忘了）。我问：“国务院有几个副总理？”同志说：“十二个。”我说：“干么要这么多副总理？当部长主任不是一个样吗？”在此以前，我还说过，“大区撤销后，中央和各省的机构扩大了，层次也多了，副职也加多了，高等学校副职也加多了。面儿既广，层次又多，大概因为大区撤销后，要安插大批头头和干部”。
这种反动思想的实质是：（1）用资产阶级政党安插私人的看法来看我们的党，把我党看成为资产阶级争权夺利和安插私人调和政党内部矛盾的资产阶级政党。我完全没有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党中央正确领导外，必须有很多最优秀的、无限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日夜辛勤，忘我地工作”去着想。国务院副总理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执行中央的决定和政策的具体领导者和执行者。中央各机关各省市和各高等学校的党员副职，也大都如是。我竟抹煞了具体事实，恶毒地攻击党和党的领导同志。（2）机关和学校的党外副职，也是多数胜任的，即使有极少数不胜任，也是为着党的统战政策，不是安插。我竟攻击这个重要政策。（3）副职还有接替老年负责同志和为着新事业培养领导同志的作用。这是培养高级负责同志最重要的措施，我也否定了。
否定国务院、机关和高等学校增设副职的积极意义，诬蔑为资产阶级政党安插私人的行为，其实质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是攻击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
3．关于辱骂解放军军官和党的领导同志，诬蔑高级干部生活开始腐化问题。（1）全国解放后，解放军逐渐正规化了，军官工资比一般干部工资略高，这本来是每个人民所欣喜的。我却以为不如从前八路军官兵同甘苦了；我仅仅在北京后门和北海附近看到解放军的几幢高楼，便认为不如八路军与人民同甘苦了。又，我在编1953年全国教育计划时，看到军队小学经费平均数比普通小学经费平均数多得很多（近百倍），我曾经向财政部提过意见。这些话我都在党校谈过。最严重的是：去年冬又我因风湿症去同仁堂买虎骨酒，看到几个军官带着爱人在买人参。我回校时对小组几个同志很气愤地说：“解放军不如八路军艰苦朴素了。这样发展下去，人民起来要革命，我也要革命。”（小组同志记得说“……人民起来要革命，人民不革命，我也要革命”。）我竟把可爱的解放军当成革命的对象了。革解放军的命，即是革党的命，即是革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这完全是反革命。（9）全国解放以来，国民经济逐年提高了，人民生活也逐年改善了，干部生活也当然有所改善，而我却以为个别同志偶尔谈衣着食用是腐化的开端。我又认为高干的工资加供给制残余是剥削了劳动人民生产的价值，减少了生产的投资。有时看到百货大楼、大馆子、大戏院门前停着一排排小汽车，很有反感。这些事，我有时也在小组里谈的。最严重的是：小组谈节约问题时，有的同志谈到黄敬同志在天津时期的生活铺张，来北京后仍然铺张。我接着说：“这种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简直是男盗女娼。”我竟用骂敌人的话，骂党的负责同志了。
上述几件事的反动性质是很明显的。而我在小组检讨时说，是偏激情绪；在支部检讨时说，是平均主义；前几天我还想到由于我的生活没有提高多少，而从前和我差不多或低于我的同志，生活大大提高了，我因妒嫉而发出那些“口不择言”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都不是主要思想。主要思想是敌视党和解放军，这种反动思想与前几条罪行是一脉相承的。抓住同志们任何一件小事，夸大、歪曲，不从正面去看，直至诬蔑、用恶言恶语谩骂，直至要革命，这种反动情绪与思想，已经发展到可怕的程度，可以与“打倒共产党”的反革命口号划个等号，所以不是偏激、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一般思想问题。
4．关于轻视工农干部，重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轻政治重技术的问题。（1）去年小组谈合并机构、精简干部时，我说，“有的机关为着照顾爱人关系，弄得有些单位尽是女干部，她们工作效率低，真像个娘娘庙，应该精简”。有的同志说：“只有女干部如此吗？”我说：男的也有，那么就叫罗汉堂吧，也该精简。”又，去年张文奇同志（本支出）和我谈起钢铁学院四个处长，有三个是首长的爱人，不懂业务等话，我在小组里也谈了。（2）我在去年11月文汇报发表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问题”里，提到人事工作者不了解学术成就的艰苦性。又，平时在小组里谈到以前高等学校老教授不受尊重，例如看晚会，行政人员坐前排，教授坐后排，甚至没有座位。又，今年4、5月间（日子忘了），阶级异己分子徐盈来我房谈人事工作，我插言“右派分子说我们人事工作者缺乏人情味，值得我们注意”。（3）在鸣放初期，我在小组里说：“在知识分子会议以前，党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些地方做得过火了，伤了感情。我估计这次鸣放中，有的知识分子，不会再说话了。如北京师大邱椿是个反动教授，因为那次整了他一下，估计这次他不会说话了。”又，我在去年9月在人民日报和去年11月在文汇报发表的两篇文章里，都强调办高等学校要依靠老教授，因为他们有学问有经验有技术，我都没有提出首先要社会主义改造。又，今年5月间，党校征求学员意见，我建议学员编班可以按业务性质和文化程度，对党校缺乏老教师，认为必要时可以聘请党外学者来讲课。还猜想党校在聘请教师方面可能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见“实事求是”67期）。此外，我平时与知识分子好像容易搞熟，例如对徐盈（关于徐盈材料，我已写了，交支部），但对工农干部，不那么容易搞熟。（4）对青年学生，经常鼓励他们先搞好业务，不大支持他们多管政治。对自己的子女就是这样教育（我为着他们升学事托过熟的同志）。又，对高教部5月间发表的今后派选留学生要纠正过去过分重视政治的偏向的谈话，我认为很解决问题（此事人民日报社论已有批评，高教部也发表了检讨）。
我为什么对干部问题会发出这许多荒谬的言论？首先是个立场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干部，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德才兼备的标准来看干部。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十一年了，但未经彻底改造，所以处处对旧知识分子表同情，认为他们应该受重视当然包括我在内，也应该受重视。从这样的反动立场来看问题，当然只看到旧知识分子的优点，看不到他们的缺点和反动的一面；同样的只看到工农干部文化低、业务不熟悉和工作效率低，看不到他们优良的政治品质、培养前途和培养的必要性了，更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工农干部，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于轻政治重技术，也是立场问题，先专后红，其实质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这是完全为个人打算的“有了本事，自然有人来请教”的资产阶级学本领的反动立场。所以我在这类问题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反动的言论。其次，倘若照我的荒谬意见办去，那么党在政权机关、高等学校和人事工作部门，全部撤出，其结果必然取消党对各种事业的具体领导，高等学校取消政治课，旧知识分子可以不要改造，最后必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国家性质。这些恶果，正是右派分子所期望的，也是他们攻击我党最尖锐的矛头。我竟荒谬到如此地步。
5．关于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7月下旬，小组讨论整风学习资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时，我先说了高教部去年暑假前讨论高等学校实行党组制还是党委制的讨论情况后，接着我说，“我认为高等学校不能实行党委制”。同志们问：“那么党如何领导高等学校？”我说：“上有市委，中有党组，下有支部（党委），就是党的领导。”我又说：“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系统不是一个，若实行党委制，高教部如何领导校长？”我还借着毛主席于4月底对高教部负责同志和少数教授们的谈话，曾经提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值得考虑的话为理由。我还说：“以前有不少高等学校，有二个党员负责干部，就闹不团结，党委制也解决不了这类问题。”此外，我还主张高教部应该比现在更信任校长（1月里写的“关于高等学校校长的二个问题”，未发表，稿送高教部部长看过，现已将稿交支部）。
高等学校不实行党委制，必然实行校长制或校长制下的党组制。前者必然会产生教授治校或校务委员会治校，后者虽有党组，但党组书记仍然在校长之下工作，党组不能与支部发生直接关系，这样，党的领导即缺乏力量，不够具体，而且校长如不同意党组意见，党组书记不能直接执行党的决定。所以二者都是削弱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动思想？首先是与我历来反对党化教育，反对用训练党员方式训练师范生（见1936年出版的生活教育论文集学园制的乡村师范）的反动思想有关联的。我在延大、北方大学与支部书记的关系总是搞不好，也是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在支配着。这个反动思想的根子，一直没有挖掉。其次，是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思想有关。我曾经说过，范长江如何能领导科学规划，张劲夫只能领导科学院党务和一般院务，不能领导科学研究。因此，一接触实际问题，把党章51条丢在一边，又歪曲党章59、60条，并曲解了毛主席的话，拿出我的一贯的反动主张来了。至于谈到党员干部不团结问题，更是诬蔑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右派分子正在叫嚣党退出高等学校、教授治校等反动言论。而我的反动言论，正与他们异曲同工。
6．关于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问题。我从1927年脱党以后，开始相信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我在某些问题上比陶行知还站得更右些。具体表现在我写的“乡村教育经验谈”“怎样办乡村师范”二书，以及其他有关乡村教育和儿童教育的若干书和文章。我虽然于1946年入党了，但感情一直寄托在陶行知身上。1948年检讨中，还称他为“教主”。1952年写检讨时（发表于人民教育的），我仍不同意有些同志批评他的教育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只同意批评他是小资产阶级的。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作过有关教育思想的自我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当然不可能批评陶行知，当然看不见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的根子。今年6月间，人民教育为了纪念陶行知逝世十一周年纪念，约我写“关于陶行知先生，”发表于该刊七月号。该文表面上提出为着整理中国近代教育家的思想（原稿开头还提到蔡元培，编者删去了），而实质上是企图否定党对陶行知提倡武训精神和他是观念论者的批判，同时也企图在若干问题上为陶行知辩护，从而抬高自己。我基本同意柳运光同志对我的批判。现在我作简单的自我批判，将来再详细批判。此事我已向支部书记徐咏之同志谈过。
该文首先是企图否定党批评陶行知提倡武训精神，周扬同志在“电影武训传批判”里，虽然提到武训不能和陶行知相提并论，但更重要的是批判陶行知教育学说中有不少观念论的因素，他所以赞扬武训，正是这种思想上弱点表现之一。我断章取义地引用了陶行知不能与武训相提并论的一点，肯定了陶行知的提倡武训精神，因时代不同，目的不同，对革命有利等等，而且认为批评陶行知提倡武训精神是粗暴的棍子（原文从略）。我为什么会这样荒谬呢？陶行知在1920年左右提倡平民教育时期，即提倡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直至1946年逝世，一直不变。我在“乡村教育经验谈”里也颂扬武训精神。虽然经过1951年党批判电影武训传，我的思想里仍然坚持着过去的反动思想，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所以这次又爆发了。其次，陶行知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实质是实用主义，而我在该文中引用极不恰当的例子，认为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其实，他所说的“行”，仍然属于个人经验的范畴，不是唯物论的。他所说的“行与知的关系”，也不是辩证的。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模糊了教育为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也否定了教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所以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在政治活动方面不是杜威的翻板，而教育思想仍然属于杜威实用主义的范畴。此外，我还不恰当地比陶行知为孙中山，把他的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说成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把他提倡的五生论说是与目前党提出的节育意义相仿等等，所以该文是一篇反党文章。
该文还起了点火作用。例如邓初民立即在7月25日光明日报根据该文所提各点，颂扬陶行知。所以我估计该文一定迷惑了不少读者。所以我的罪孽是很重大的。
7．关于1956年写的自传中，企图推翻1951年教育部党总支给我的当众警告处分决定的问题。因为我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思想作风，1951年10月，教育部党总支，经过上级党委批准，给我当众警告处分。我对那次处分，思想上一直没有搞通，因而在1956年自传中写到这一段，不是自我检讨，而是挑剔和夸大钱俊瑞郝之初同志的某些缺点，把自己粉饰得好像没有错误，同时还强调了当时一些无关重要的组织手续（原文不重引），我还说把这些事向组织交代清楚，实际是向组织诉苦，企图翻案。
我的这种行为，是诬蔑当时党的领导同志，诬蔑当时上级党委，坚持错误，不接受党的教育，是非常恶劣的行为，是党所不允许的。首先不认识自己错误，反而认为是受了委屈，对当时党的领导同志不满，长期耿耿于怀，发展为对组织不满，发展到今天，堕落为反党。其次，我入党以后，仍然用旧社会个人对个人的眼光来看组织的领导同志。处处和他较量才能，才能强的或于我有利的，我便服从，倘若发现有一些缺点，或于我不利的，我便表示不服从。抓他的小缺点，闹无原则纠纷，直至对抗（我在党校小组里也是这样的）。不服从党的领导同志即不服从党的具体领导，也就是不服从党的领导，是没有党性的行为。自私自利，骄傲自大，个人高于组织，必然发展为反党，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其三，我不择场合地说钱俊瑞同志的怪话，在家里说，在党校也说，对从前教育部同组织的同志也说，这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而是长期记恨领导同志，毁谤他，亦即毁谤党。其四，我自从受处分后，1952年调计划司，认为党不信任我了，个人无前途了，内心产生消极情绪，发展到去年入党校前，向高教部组织提出毕业后打算教书去，并整理几十年来的教育经验，这是对党负气的表示。
关于自传中除了上述错误外，还有一些错误，支部通知我将来在适当时期，把这些部分重写，我同意重写。
8．关于对儿女的不良影响问题。我现在还有四个儿女，在北京的有一女一儿。女儿张沪已出嫁，不住在一起，在北京日报工作。儿子张闽，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任总支委员。他们在这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受我的影响是原因之一。张沪不大爱谈政治，所以我对她只是一般影响，如支持她考大学，曾经托北京市委，如我在家里说钱俊瑞同志怪话，如谈高等教育政策（她有一个时期是做高教记者的）等等。张闽爱谈政治等问题，所以对他影响较大。我们得到双方组织同意，于9月8、9两天，谈了两次情况。总起来有五个方面：一是批评清华大学骄傲自大，且涉及蒋南翔同志；二是谈钱俊瑞同志的关系，谈韩川写小品文讥讽周扬同志，以及谈薄一波同志宠爱女儿等事；三是经常嘱咐他要搞好业务，少管政治活动，否则两头抓，学不好；四是谈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也涉及大鸣大放中应该先让他们争鸣。还有，对清华大学教学改革争论的意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等；五是谈国际问题，他在学校党委只听到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个大概，回家问我，我就说得比较多，而且批评了斯大林，这不但是泄密，也给他一个不良印象。又谈到南斯拉夫对我党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们不同意我党批评他们是修正主义，所以没发表这段话，也谈过我对波、匈事件的错误原因的看法，也谈过对苏联专家的错误看法等等。总起来，他认为我是一个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事物的看法，还是用旧的观点来看的多，所以对他帮助不大。
我在1942年离家时，他们年龄都很小，只有十岁左右，是在党的培养中长大的（他们入党都比较早）。都是纯洁的青年。自从来北京以后，受了我的不良影响，他们不是更坚强更纯洁，而是逐渐变坏了。他们这次犯错误，虽然不是完全由于我的缘故，而我对他们的不良影响，也是原因之一。我对不起党，对不起青年儿女，我很痛心。
9．其他。此外对若干有关政策的问题，我听到或在报上看到，就乱发表意见。例如，去年在报上看到苹果收购价格低，生猪收购价格低，就说商业利润太大，剪刀差太大，有妨工农联盟。又如对姚依林同志的报告，只谈生产不足，不谈商业经营中的问题，认为不全面。又如看到自由市场开放后，买东西方便了，后来取消了，又不方便了，认为不妥当。又如今春支部读电报，读到淮安（？）农民生活苦，农民说县委书记一双皮鞋，抵得一个农民一年收入，我说，“这样苦，农民那得不闹事。”（当时也读了某地农民闹事的电）。又是如对党报只发表胡风三批材料，我也说过，“不知内情者，容易误会不够反革命”。又如，说过6．8人民日报社论有副作用，因为卢郁文是汤恩伯的财政厅长。又说过，周扬同志对记者谈话，有收的意思。又，对整风问题，徐盈来我房谈，谁来整我们，我说“我们算是地煞星，布天罡星来整”。又，对计委前几年工作不满，我在1955年写过小品文（未发表，已交支部）。又如，今年清华大学右派分子钱伟长发表有关教学改革的谬论，有些教授驳他（都在报上发表）。张闽问我：“谁的意见对？”我说：“都有些对，都有些不对。”其实我何尝懂得工学院的教学改革呢？这样问答，给青年人一个极模糊的印象。等等。
这些事例，说明我抓住一点半点，夸大为全面，或者实际无知，强以为知，妄加评论，处处流露出对党不满。这些问题，都是属于大是大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明一个党员对党的关系、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问题，是政治立场和态度问题，若与上述一系列我的罪行联系起来看，便可以说明即使在一言半语中，也处处和党站得很远，甚至站在对立面了。
上述一系列的罪行，证明我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是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我入党十一年了，党教育我很久了，向我敲过警钟，给我警告处分，但在我的思想里一直没有接受党的教育。我原封不动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上，在一系列带根本性问题上，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党中央和主席，诬蔑斯大林，称颂华盛顿，赞扬资产阶级民主制，攻击无产阶级民主制，诽谤谩骂党的领导同志、高级干部和解放军军官，把我党看成为争权夺利安插高位的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的政党，轻视工农干部，要把他们精简出政权机关和高等学校，不要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不要党具体领导高等学校。这种种罪行的实质，都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复辟铺平道路。其次，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宣扬实用主义教育，诬蔑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企图否定党对陶行知提倡武训精神及其他不正确思想的批判；对51年受处分，心怀不满，仇视党和党的领导同志，企图翻案，这更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其他，轻政治、重技术，乱说乱道等等，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完全同意同志们对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批判。
1．我出身地主阶级，长期受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在大学读书时期（1921——1925），正是买办阶级学者提倡美帝国主义反动思想头子杜威的实用主义最盛的时代，我是学教育的，所以中毒极深。大学毕业后，在旧社会上层生活和工作几十年，所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根深蒂固的。
2．我于1927年4月初在杭州加入共产党，十来天后，发生“四·一二”事变，我无耻地脱了党，回到原来的阶级阵营，跟陶行知办乡村教育。这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为地主富农服务的乡村教育，其方式方法是美国式加中国式的—套，正如柳运光同志批判我在“乡村教育经验谈”里所写的情况。
九一八以后，直至参加救亡工作，我仍然不了解谁领导抗日、中国革命要由谁来领导、以及中国革命将把中国改革成为怎样的新中国等问题。所以既反对蒋介石不抗日，也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党抗日与革命。把共产党、国民党和救国会三者并列，实际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这样的反动的政治观点，存在很久，直至进根据地，还是这样。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一无所知，只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宣传的影响，苏联是一党专政，不民主，不自由。把一小撮资产阶级压迫大多数人民的假民主认为是民主与自由，反而把大多数人民的民主与自由，认为不民主不自由。
1942年是背着二个臭包袱进根据地的：一个是救国会的小头目，又一个是自认为“教育专家”。看到根据地没有救国会、没有生活教育市场，以及实行三三制等，都不满。又加上感觉到不被党“重用”，更加不满了。因而在延安几年，不好好学习与工作，自暴自弃。
1945年双十协定后，看到中国前途虽然还有一场剧烈的斗争，但胜利一定属于共产党，因而请求入党。入党动机下面还要谈，总的说来是不纯的，是跟着共产党走，下半辈子有依靠。入党后，没有抛弃原来的立场观点，个人与组织关系一贯没有摆得正确，强调个人，经常与党的领导同志闹别扭。这样，党必然要教育我，直至1951年给我警告处分。我依然不觉悟，反而认为是打击我。1952年调计划司工作，认为党不信任我了，对党更为不满。这样一直发展，直至今天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党内右派分子。
3．我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权位思想和骄傲自大。在这次学习中，我把几十年来的工作和丑恶思想、入党动机的不纯和入党后个人与组织关系一贯没有摆得正确的事实，摊开来回忆了一下，我认识到我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特别是自私自利、权位思想和骄傲自大，是犯反党罪行的根源之一。
我在1927年以前，一心只想读书做研究工作，亦即是往上爬的思想。1927年脱党，回到原来的阶级阵营，已经够可耻了。参加陶行知的事业，在我的思想深处，还有极丑恶的一面，就是生活教育和乡村教育，当时都是“新鲜货”，我先参加了，可以站得住脚了。所以从1927——1937年，我的工作和著作，没有跳出生活教育一步，有些地方比陶行知还站得更右些。对满力涛（即刘季平）王洞若等和陶行知争辩，我认为只是空谈。没有想到他们正是站在党的立场，从理论上和事业上帮助他进步。1936年起跟着陶行知干救亡运动了，这本来是应该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干救亡运动，更是好事情。但我的思想里又有丑恶的一面，我一直在救亡阵线的上层混，俨然以小头目自居，和党分庭抗礼。1942年上海党救我进根据地，我背了二个臭包袱，“小头目”和“教育专家。估计一定吃得开。哪知从新四军到延安，既无救国会，而从前生活教育社的人，又都不理我从前的一套教育主张，我也不便向他们开口，党对我虽然很优待，但不“重用”我。在延安住了几个月，看看不对头，于是向林老和少奇同志提出要去找陶行知。因为少奇同志不同意，走不成。1944年任延大教育系副主任，更觉不对头了。于是埋怨这个那个，和不少同志吵吵闹闹，牢骚满腹，不好好学习与工作，原因是达不到个人主义的要求。
1945年底请求入党，动机是不纯的。首先考虑到中国革命虽然还有一场恶战，但胜利一定属于共产党，入党后，跟着党走，可以依靠党过后半辈子。把加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这样严肃的事，仅仅作为个人依靠，而不是无条件地献身给党，这是一。其次，我当时向周恩来同志提过，如不能入党，那么让我去找陶行知，继续搞民主运动，这是脚踏两头船的想法。其三，后来组织批准我入党了，我很高兴。接着派我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我更高兴，因为个人欲望达到了。倘若受到批评或达不到欲望，必定抱怨。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到北大不久，情况变了，支书还是监督，（当时我的党籍不公开）院长还是不能全权行事，“又要用我，又要防我”，于是与张华中王自申等同志吵开了。这已经可以说明，身为党员，不与党站在一条线上了。
1949年入北京初期，还很高兴。后来组织教育部，因为当不上办公厅主任，又遇到几次批评，1951年又受到警告处分，于是大为不满了，记恨当时领导同志钱俊瑞，说怪话，找岔子，已经发展到和组织对立了。1952年调计划司，更觉得组织不信任我了，于是产生消极思想：“年岁已经到把了，何必再这样争气，不如找个清静工作，度过晚年吧！”实质上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到对党负气的地步了。
我又很骄傲自大，甚至到狂妄的程度。平时动不动就发脾气，不论谁，碰上我不高兴，就发一顿脾气。又极不虚心，倚老卖老，固执己见，不接受别人批评，也不自我批评。在组织生活中，经常和同志吵闹，引起无原则纠纷，（特别在党校一年，发展得更严重）对某些问题，只要是我稍稍熟悉，便目空一切。有的问题，我只懂得皮毛，也妄加评论，如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中国历史分阶段问题，有时我也说上一两句。而我自己究竟有多少学问呢？既不踏实，又搞得很杂，所写的书和文章，多半是拾人牙慧，或是一孔之见。几十年来，一无所成，而还沾沾自喜，以为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实际经验，其实都是古董铺里的赝品。对新中国的学校教育，既缺乏实际经验，又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修养。听到别人恭维，还以为真的是“教育专家”了。总之，我的作风，是骄傲自大，好奉承，拒绝批评，有时还倒打一耙。这种资产阶级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作风，是堕落为党内右派分子的根源之一。
正如安子文同志所说，“党内右派分子，都是具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右派分子正是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我原来的阶级本能，产生了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又不接受党的教育和自我改造，所以发展到成为党内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在学校宣布整风的开始几天，我的认识是极不足的。认为一言半语，谁也说过。所以打算像去年写哲学学习总结那样来检查知识分子问题。后来小组点到名了，有些吃重了，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后，更觉得问题严重了，心情很沉重。但还想谈谈问题，可以过关。所以在小组扩大会上和支部大会上的检讨，是解释多，检讨少，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自从支部大会批判、领导小组个别的和全组的谈话、以及高教部杨秀峯同志谈话后，我开始摊开几十年来的工作与思想，但仍然是就事论事，罗列事实，提不到原则高度，而且认为是政治性的思想问题。后来又经过支部大会继续批判和个别同志谈话，我才写出片儿会上的发言稿。片儿会以后，我的罪行的性质已经很明确了，但对某些问题，仍然想不通，又经过个别同志和支部书记的分析帮助，写出检讨书的初稿，又仍然是夹风夹雨的写，问题仍提得不够明确。又经过支部书记和小组长谈话，才写成今天的检讨书。总之，我的进步是极慢的。虽然经过同志们无数次的帮助、分析和批判，而我的认识水平还是那么低。不过我已经确切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立场、观点和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倘若不挖掉，不但不配再做共产党员，连做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也不够格了。所以我决心一层一层的挖下去，继续不断的挖，继续不断地防止余根未尽、死灰复燃。将来我还想批判我的旧著作，在那里—定还可以挖出不少坏东西来。
其次，我从这次学习中，深深体会到党挽救一个犯了反党罪行的党员，真是十分耐心，仁至义尽，确是治病救人。我自从检查自己的罪行以来，虽然没有更多了解党对别的犯错误的同志的教育情况，但从若干次批判大会和党对我的教育来看，已经体会到党校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反出了一批党内右派分子，批判了不少同志的错误思想，既教育了当事的同志，又教育了全校同志。在作法上，既严肃，又耐心细致，层层深入，剥笋入心，这是我历来运动中所很少看到的。
最后，我向党诚实地表示：我决心接受改造，决心自我改造，低头认罪，请求处分，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服务。
1957.11.1
---- 原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195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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